矫情的印度知识分子

 胡明亮按：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底，当时还没有读过《不顾诸神》，不知道印度有着世界上最严苛的劳动法，还有低效的司法系统。这篇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现象由于印度人民党的莫迪上台而有了一些改观，电子组装加工业在印度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企业纷纷奔赴印度淘金，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大家纷纷把印度看做下一个中国来预估印度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都不愿错过这个世界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十亿级别的互联网市场。现在的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个有着良好政绩的务实政治家，在大力推动印度的改革，莫迪最大的任务破除阻碍制造业发展的那些障碍，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废除管制措施。他能否成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刚上大学的时候在一本文摘杂志上读到一篇<<令中国知识分子惭秽的印度知识分子>>，摘自2003年的<<上海文学>>。文中描述的印度知识分子在城市里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却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像苦行僧般地到农村去做义工，几十年如一日地扶持弱势群体。比如文中的N律师，“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他的老婆则极力阻止中国客人购买工厂化生产的精致印度民族服装，要求他们买农民手工制作的土布民族服饰。另一位S教授“他从来只用国产货”，“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这样的精神当然令人感动，但当发现他们的行为中包含着浓浓的反市场、反工业化的情绪时，让人感到不是滋味。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的行为很难说只是做样子、博名声，长时间的坚持必定有内心坚定的信念支撑。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的真诚，我说他们矫情不是指责他们虚伪不真诚，而是在于—无论他们意识到与否—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强化了印度的不平等(也就是强化了他们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是对他们甘地式奉献精神的深深嘲讽。

  印度知识分子的左倾不是一天两天了。用杜赞奇的话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印度是殖民地，其现代化是英国强加给印度的，因此印度知识分子对西化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破坏印度的社会结构，相反英印政府的建立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得到了强化。原居社会上层的婆罗门因接受新式教育而成为英印政府的公务员和包税人(所谓的柴明达尔制)。其他种性的人则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婆罗门接受的新式教育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们大都选择人文社会学科，鲜少有人选择就读理工科。这导致英国在印度建设近代工业时要从英国招募工程师。独立后印度的高等教育也不平衡，选择理工科的学生远少于人文艺术学科。原因在于婆罗门出身的大学生一心想着进入政府公共部门任职，而不屑于去做“劳其筋骨”的工程师，做这样的工作似乎有损婆罗门的尊严。

  独立后印度制定了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走上了议会民主制的道路，经济上却选择了苏式计划经济。从此印度经济的发展经历了45年所谓的“印度式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不到3%)，直到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后才渐有起色。为什么印度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如此之低？将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拉美对比，可知印度经济简直比拉美还拉美。拉美各国民粹主义与重商主义相混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的经济管制、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将经济资源投注在高技术重工业行业，教育上轻基础教育重高等教育)或多或少的被各国军政府所终止，期间各国还搞过一些自由化改革。印度则在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如果印度的计划经济搞得好，那么它的经济也不会至于如此糟糕。然而印度受民主制度的掣肘决策拖延不决，政府行政效率又极低(只要看看印度低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知道印度政府的无能了)，印度的计划经济非常失败。最近印度国防部购买一批枪支弹药，因国产质量太差而实行国际招标采购，其国有企业之差可以想见。而就是这样差劲的国有企业，国大党内部高层还有人认为公共部门是印度经济的发动机。（印度国大党议员马尼？尚卡尔？艾亚尔“印度的发动机不是私人企业”http：//www.infzm.com/content/84429）

  今天印度的经济结构极度畸形，制造业极其落后而软件业高度发达。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上却强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重要的是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机会截然不同。受过高等教育的婆罗门精英垄断了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雇员以及律师、教授这样的稳定而高薪职位。独立前就存在的私营企业主则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管制，因垄断利润而发展壮大。身处社会底层的低种性阶层虽然获得了政党为收买选票而推出的微薄补贴(就是这些补贴，最大的受益者还往往还不是农民这样的社会最底层，而是经济状况还不错的城市居民)，但他们却没有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制造业的发展，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发挥比较优势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大批农村贫民学会工业社会中的生存技能和知识将农民转变为市民，积累资金与社会资本继续向上发展成为企业家，为下一代提供更重要的生活条件与教育条件。在此基础上，因技术累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产业升级能成就规模庞大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而印度当前的发展模式则将底层社会隔绝在现代社会之外，却依靠精英教育为上层社会培养了大批西化精英。

  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由谁制定的？是印度的知识分子制定的。印度虽然实行多党选举制，但选出来的议员和官员大都是社会上层的婆罗门，因为这些地方精英控制着其所在地的选民。国大党的成员就基本上是印度上层的知识分子，都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党的高层都有着高学历。

  长期掌控印度政权的国大党，其权力一直掌握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手里。尼赫鲁死后，其女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英迪拉遇刺后其原本不打算从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出任总理。7年后，拉吉夫.甘地也遇刺身亡，国大党立即推举其意大利裔遗孀索菲亚.甘地为国大党主席。次年，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本应出任总理索菲亚.甘地因考虑到自己的意大利人身份而选择了放弃，但她一直占据国大党主席一职，掌握着国大党的核心权力，并且还在培养自己的女儿普里扬卡？甘地作为接班人。其权力世袭的程度在自称共和国的国家中，大概只有北朝鲜可以比拟。然而就这样一个在党内搞封建世袭制的政党却打着追求社会公平、平等的旗号，长期在国际左翼话语体系的包装下实行反市场化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这不很讽刺吗？更讽刺的是，他们被自己为下层民众服务的苦心孤诣所感动不已，他们的政策却恰恰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贫困。

  政治上的家族世袭与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往往相伴而生，经济上的民粹主义支撑了家族政治的延续，而世家出身的政治人物则继承传统的经济政策。此种情况并不是印度所独有的，而是在不少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除印度外，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等国莫不如此，只是在这两方面各个国家的程度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