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我說」專欄2022年回顧

我們從2022年初開始邀請新二代書寫尋找自我認同的經驗，作者們大多是大學生或社會新鮮人，從自身成長經驗出發，反思身份、多元、文化差異等重要面向。透過這篇回顧，我們希望能更用心地回覆作者們的創作，並且提供簡單的索引，讓讀者們能夠從文章連結到自身關注的議題。

｜新二代「聽我說」專欄的誕生｜

我們從2022年初開始邀請新二代撰寫自身的成長經驗與身份認同，至今陸續累積十餘篇。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聽我說專欄作者們不斷回應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對外來者的偏見，尤其打破片面與單調的刻畫，不管是過去對於新住民家庭的弱勢想像，或是新南向政策下對新二代的期待與要求，每一篇都展現尋找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首先在面對身份認同時，作者們都傳遞一件重要訊息：身份認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與他人互動過程中，被迫需要面對自己的成長背景、親緣關係，有時甚至是外貌長相，進而反思這些特質為何與人不同（關於認同的形成，Yen Le Espiritu剖析亞裔美國人經驗可以提供許多啟發）。劉曉星十分具體地點出求學階段如何被迫面對自己和同學的差異，因為2000年代對於新住民家庭教育的焦慮，教育政策直接在二代貼上弱勢的標籤，而各式各樣的檢測量表都不斷提醒新住民家庭如何與別人不同。然而被移民政策或他人貼上標籤是一回事，回應標籤的方式有千百種，如同Rita提到不斷想要證明，證明自己的成就與能耐，拆解刻板印象。

正因為身份源自於血緣、家庭、家鄉，因此尋找認同也意味著梳理自己與其他人、其他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探索新二代身份時，Lý Xì Dầu與李宣如都強調認同不是一座孤島，而是牽動著自己與母親、家族之間的經歷。雖然新二代已經逐漸能夠以母親的東南亞家鄉為傲，然而異鄉人的身份卻曾經為母親帶來異樣的眼光。從Xì Dầu與宣如的筆下可以發現，明明是相似的身份特質，卻會因為時空背景、世代差異而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也就是說認同會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擁有資源多寡而呈現不同的樣貌。此外，認同不是單純從過去經歷中尋找自我，而是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對話，像是寓羢不斷學習Tagalog，甚至和母親開啟關於異文化的對話，使得兩人的關係更為靠近。

換句話說，認同是流動的，既沒有絕對，也沒有唯一。Yky提到，以前覺得自己是越南人，但隨著台灣時間久，也更加坦然面對自己的不同背景。有趣的是，Yky用了混種這個概念來形容自己，而其他專欄作者們也在尋找認同中拾起不同的詞彙，像是混血、兩個文化。這其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混」意味著橋接兩個不同元素，難道台灣的爸爸與東南亞的媽媽留著不同的血液，屬於不同的種族，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嗎？偉翔的文章談到媽媽來自越南華人家庭，，大歷史下離散難以用國族血脈解釋。這題其實隱藏著幾個敏感而複雜的議題，一方面種族或族群等概念都沒有絕對的分類標準，往往是政策、政治、經濟等因素合理化不同分類方式（有興趣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社會學家Omi與Winant有關種族形成的研究），尤其是台灣自90年代以來不斷區別待遇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工，進而加深台灣人與東南亞移民工之間的分野；另一方面，台灣至今缺乏機會好好檢視主流社會與移民社群之間的關係，以至於混血和混種雖然合理化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分野，卻也是新二代訴說自身經歷的重要表達方式。然而在血緣和親屬關係以外，也有其他因素影響認同的形成，甚至影響能否取得他人的認可。Nhi提到小時候被外婆當成台灣人，沒有當成自己人，因而下定決心學好越南語，獲得阿姨的肯定，讓Nhi更有信心說出自己同時是台灣人也是越南人。比起單純的血緣或親屬關係，語言掌握對於許多新二代認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當今強調多元包容的脈絡下，面對這些身份認同時，究竟該看見差異，還是強調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同呢？像是婕容覺得新二代的普通又正常，而慧君卻在成長過程中被他人以異樣眼光對待，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如同前述，同一個身份標籤在每一個人身上承載著不同的經歷與情緒，而說出這些經驗既是希望能夠得到肯定與重視，但同時也能夠以平常心相互理解。到底一樣還是不一樣的焦慮其實也烘托出目前多元論述的一大問題：他者的差異往往都還是服膺於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管是新南向將新二代所具備的語言文化特質當成行動招牌，或是強調新住民的異鄉人身份以彰顯台灣的多元文化，這些論述方式都不斷將文化差異給塞進同一模板，甚至當作商品來販賣（關於差異性如何商品化，必須大力推薦bell hooks的系列作品），進而忽略差異所伴隨的權力關係。正因為主流社會賦予差異性不同的價值，有些差異受到推崇，有些則難以獲得認可，像是依靜提到，相比於東南亞的新二代而言，擁有中國背景的新二代更難陳述自身的認同，因為這觸碰到了敏感的國族問題，已經超越當今台灣多元文化論述所能接受的範疇。

到底該如何影響主流論述也超越了本篇回顧文章的能力，但比起遠大的目標而言，這一系列的文章提供更簡單而深刻的反思：我們能否更直接面對身份認同的討論，而不是習慣性地陷入回覆套路，打開更多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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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回覆的時候，也可以花更長的時間反思｜

夏末的時候，我參加了一場新二代留聲機的聚會。那天開場時大家圍坐在一起，以一個年份回想當時的點點滴滴，拼湊和遷移有關的記憶。當時間軸來到2000年代時，參與活動的新二代憶起上幼稚園、上小學的經驗，怎麼回應學校老師和同學對於母親東南亞身份的疑惑，一到暑假便開始籌備回外公外婆家的長途旅行。

作為一個台灣人，頓時覺得自己2000年代的經驗不足掛齒，不外乎就是學校和家裡兩點一線的奔波，煩惱著未來要做什麼，卻從未對自己到底是哪國人感到困惑。聚會當下有些慌張地說自己想不起來，負責主持的夏曉鵑老師輕聲說沒關係，讓我得以暫時放下內心的惶恐，卻也不斷思索如何面對這種無處安放的感受。

事後我想起研究所同學Amy，在一次有關族群與種族的討論課堂上，許多非裔與拉丁美洲裔的同學們剖析自己在美國生活的經驗，而作為一個亞洲來的國際學生，我聽了相當有共鳴，對於不公平的待遇也義憤填膺。Amy是我在所上的好朋友，她來自德拉瓦州的白人家庭，那天討論課Amy異常的安靜，下課後她告訴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回應同學們的經驗，倒不是她不了解種族主義或族群階層化的脈絡，而是任何回應都顯得不太妥當，因為她終究帶著白人的特權在社會走跳。我當下感到有些詫異，討論內容怎麼會給Amy帶來如此強烈的自我審查？

在新二代聚會上，我突然理解Amy的困窘，那種說什麼話都不對的侷促感。我回想那天和Amy對話的當下，的確比起她跳進討論中開始高談自己的觀點，我更感謝她花時間好好一起聆聽。之所以串連起這兩個經驗，不是為了類比新二代和美國一觸即發的族群議題，而是想要以自身經驗為出發點，好好面對聆聽他者經驗時的困惑、無所是從的感受。不管是新二代述說成長經歷，還是族群或性別少數提供自身觀點，過程中都必須與主流價值角力，甚至挑戰生活中的常規，這勢必會讓主流價值下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適。

與其急著給予回應或是消除內心的不快，或許更需要梳理困惑，甚至花時間和自己的偏見相處，當然這不是特別容易的事情。這與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息息相關：特權不單是擁有多少金錢或權力，更是包括生活中不需要面對的障礙，像是不會因為外貌、膚色、打扮方式被貼上標籤，不需要思考母親的異鄉身份，更不會因為母親的身份在學校與職場被質疑。在聆聽他人的身份認同與經驗時，意識到自身的特權也是重要的一步，包括自身的家庭、社經背景、性別等因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特權不是絕對的，而是根據所處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像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到了異國他鄉，勢必也需要面對自身與他人的不同。意識到特權不是為了盤點自己有多少特權，更不是和他人較勁，而是了解自己從何而來，不再一味地要求別人和自己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