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給敬而遠詩的人】詩人有多驕傲，就有多謙卑——訪黃燦然
文｜陳芷盈
許鞍華的《詩》，黃燦然看了兩次。
黃燦然說，曾有人為他拍攝紀錄片，錄影帶寄來後，他從未打開。後來他受邀出席映後談，卻缺席了放映會，只因「詩人最怕看到自己在銀幕出現，好恐怖。」這次他拍許鞍華的《詩》，初看同樣驚嚇，後來放飛自我豁出去，首映那天他在觀眾席，突然覺得可抽離地觀看這套為詩而拍的紀錄片。問及接拍原因，他輕描淡寫地說：「沒甚麼，拍就拍。許鞍華是有點不同，她是一個藝術家。」
黃燦然沒有為拍攝做任何準備，他自言做甚麼也好，最重要是自然。在《詩》裡，他經濟流亡移居深圳，生活樸素，幾乎深居簡出，一條褲修修補補又穿上，書卻堆滿房屋每一角。這天一大早，他穿著同一條褲，從深圳坐火車來港，完成大半天訪問，留下幾根煙頭，又匆匆回去。黃燦然把所有心力和時間留給詩，因為詩，使他既謙卑又驕傲。
詩從來不在一時一刻
《詩》裡黃燦然說，「我知道我是詩人時已不在世上，這是真正的現實。」許鞍華於是說，「你在追逐永不能追逐的東西。」
但又有甚麼辦法呢？詩人的追求是超世的，所以黃燦然活在地上，比一個凡人更平凡，卻以文字創造詩的國度。黃燦然說，詩人謙卑，因為詩人是最下層的「窮人」。「無論擁有甚麼身份，你寫詩也無人理睬。而且，詩人的精神再高，也只是一個凡身，他必須要從底層感受人生，沒有這個基礎，詩就失去立足點。一個清醒的詩人，更會知道自己甚麼也不是，因為歷代偉大的詩人太多了。」然而詩人也驕傲，因為詩人同時是最頂級的「富人」。「很多人到人生頂峰才意識到的東西，詩人早就知道、感覺到了。當周圍的人看不起詩人時，詩人卻把他們看得透徹，並早早站在他們拼搏半生後才去追求的方向，回過頭望向他們。詩人就是知道得太多，所以才同時有些謙卑又有些驕傲。」
詩人判斷自己的詩作時亦如是，黃燦然笑道對自己的作品「又肯定又否定又肯定又否定」。他解釋，人在不同時期的精神向度與爆發力都不一樣，「我80年代的詩較簡單樸實，到90年代我對語言的密度、激烈度、張力等要求都比較高，也較實驗性。00年後，人到中年，我又回歸樸實，寫得客觀一點，不再集中於個人。」因此，評價詩作的好壞是非常複雜又拉扯的過程。黃燦然近日整理舊作編選詩集，便抽走了一些作品，又新增了一些。「最近我發現不少未被輯錄成集的詩，原來寫得很好，但當時我自覺寫得差，甚至沒有拿出來發表，反而一些已被發表或被視為代表作的詩，如今一看就覺得：哇！咁乞人憎！真係面目可憎。所以我經常跟年輕人說，千萬不要丟掉你的詩，刪改過後，都要將底本留下，因為我們對一首詩的評價不過是一時一地的想法，或是受到當時的觀念或美學追求影響。」
故黃燦然鼓勵詩人肯定自己的作品。「別人說你的詩壞，你可以不理，但別人說你的詩好，你就不可以不理。舉例說，你把作品給朋友看，但大家讀詩品味不一，你又怎能相信他的意見？相反，有時候我看不出自己作品的好，朋友卻讚不絕口，我的詩作〈杜甫〉與〈中國詩人〉就是例子。」說到這裡，黃燦然流露出一臉可惜的表情，「很多年輕人，明明早期寫得一手好詩，但因為虛榮追求他人讚賞，結果適得其反，失去了自己最原創的東西。原創性對詩而言很重要，那種真摯有時候好到超越評價，若用技巧分析是很幼稚的。」
以詩神之名發聲的凡人
黃燦然再三強調詩人的「凡人性」，「詩應包含人的七情六慾、好壞正邪，隨著詩人心情或狀態變化，自然對世界有不同反應，可能上一首詩是讚美，下一首卻在譴責世界。詩人並不代表某一種風向，不應用某種道德或美學觀點過濾或審查自己。」話至此，黃燦然又講得神秘，「詩人只是代詩神發聲而已，你怎麼可以過濾祂呢？你有甚麼理由？難道你自殘嗎？」故黃燦然認為，詩人的感受越多，甚至自身的衝突越多就越好。
詩的誕生往往不由自主。黃燦然說，「我也不知道下一首詩在哪裡，但到臨時就很厲害，你會放下一切，不能自控地寫，覺得自己是超人一樣，何止驕傲，簡直是通神。但當詩神離開了，你又變成一個廢物，多衝擊的東西也無法描述出來，連謙卑的機會都沒有。」說畢他哈哈大笑，大呼「好慘」。如〈致大海〉一詩，黃燦然足足寫了五年，當時正值他人生最忙碌、壓力最大的時期，一個意象醞釀了，往往要很久才能成詩，但他又笑言「這種狀態也很好，有時來得太快，神授的禮物太多，又不會去珍惜。」
《奇蹟集》是黃燦然第一本通神寫的詩集。那時他抑鬱症初癒，從纏繞多年的陰影走出來，但感幸運至極，「所有詩觀、人生觀都拋到一旁，寫出來的都不屬於自己的頭腦，就像手被誰控制著寫成。」第二次通神則跨越兩年，黃燦然自言從未試過，「首先是19年6月寫到8、9月，寫了百多首，然後一直等，到2020年11月又寫到2、3月，然後許鞍華就來拍攝。」在這種無所不能的狀態下，黃燦然隨便想到幾個字就能成詩，他坦言或許跟整個社會環境及時代氣氛有關，是累積成形的憤怒。黃燦然在香港時從事新聞翻譯工作，他自言「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政治經濟、國際形勢一直很關心，但以往這些東西從不入詩，唯獨這次沒來由地把它們納入詩裡。」或者這就是黃燦然計劃在香港出版完整的《詩合集Ⅰ》及《詩合集 II 》的原因。
還未發揮價值的香港詩
但黃燦然也清楚知道，詩人與時代是錯開的。「當社會大事或自然災害發生時，其震撼程度往往超出語言，有時連詩人也無法表述；也因距離太近，對讀者而言就像報導一樣無趣，反而經過沉澱的東西才能引起共鳴，真正的詩就是如此。」他接二連三舉了幾個例子，如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多年前寫下〈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本來寂寂無聞，直到911事件發生，詩作在《紐約客》上發表後隨即引起轟動；又說奧登（W.H. Auden）的〈1939年9月1日〉寫於二戰發生期間，如今正是時候再讀。「詩真正產生社會或政治作用時，詩人已不知到哪裡去了。像布萊希特幾十年前寫的詩作，現在很多人都說呼應當下，然而當年根本沒有人讀布萊希特的詩，因為他大部分詩作都沒有發表。」在《詩》裡，廖偉棠引用的布萊希特，正出自於黃燦然的翻譯。
黃燦然又緊接著說下去，期間一直沒有點起香煙。他說，「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洪業，少年時代不懂欣賞杜甫，直到日本侵華後才明白杜甫的偉大；《一滴淚》的翻譯家巫寧坤，也是在歷經文革後才看懂杜甫。事實上，當時他根本讀不到可以表達內心的作品，那個年代的作家詩人連表達的機會都沒有。所以說，詩的作用真是很奇怪，可能你現在寫的只是細微、不經意的事，但幾十年後它卻會發生社會意義，包括香港詩人的詩，到現在還沒有真正發揮它的價值，它要慢慢經過時間淘汰，還有一些詩人被經典化，才會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讓人慢慢注目，隔了幾代人後，才演變成精神遺產。」一口氣說到這裡，黃燦然才稍微放慢語速，「不過詩人可能也不太明白這些，他也不會考慮自己在做甚麼，只知道要寫，然後到了某個時候，下一代又會繼續寫下去。」
詩是唯一的精神歸屬
在《詩》裡，兩位詩人黃燦然與廖偉棠都已搬離香港。本土詩人在他方，或非詩人本願，黃燦然卻笑言只掛念香港一間茶餐廳的咖啡，不無諷刺。「移居深圳是很現實的考量，一是解除經濟壓力，讓我有大量時間去做翻譯；二是我本來就在鄉村山水間長大，這種回歸對我而言很重要；三是我一直在大陸成長受教育，但我已幾十年沒有真正在這地生活，我很想知道它究竟是甚麼，所以我才搬到一個小小的地方，那麼很細微的變化，我也能感受到。」
當問到黃燦然可有甚麼歸屬，他先說，離開了故鄉就再沒有家。想了想又再說，「我也不知道，有人說漢語是我的家，我只知道我大部分的詩都在香港寫，四本詩集在香港，兩本在深圳的一條小村、一個小島。我的生活是流放的，但無論如何，我確實是曾在一些地方，前所未有地寫了當地人都不會寫的東西。我不認為詩人需要執著於一個身分，但一些地方性的東西是應該珍惜的。寫本土的東西可能沒有那麼顯眼，但如果它有這個價值，詩人就要讓它顯現，這就是詩人應該做的事。」他稍頓，又笑了笑說，「如果真有甚麼歸屬感，那我的精神歸屬都是詩，沒有其他了。聽起來可能很飄渺、很可憐，但又覺得很榮幸，就跟剛才說的驕傲與謙虛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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