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最近我在游历的途中，和各个领域各个立场的朋友有一些交流。这些朋友基本都读过我今年写的两篇文章，《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和《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他们对其中的思路很感兴趣：自由派的朋友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我所说的左翼青年，而左翼的朋友希望听听我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具体构想。基于这个情况，我想把我从2015年来的一系列想法整理一下，让所有朋友知道我的问题意识，也方便各方进行准确的评论。

几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标准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我现在认识的一些朋友来说，“学院派”、“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这三者都是让人厌恶的，但在那时，这个身份确实让我感到自豪。我在《大猫，以及一个时代的结束》里写过，一直到我去中青院讲课的2012年，我都相信学院派的自由主义在未来中国的变革之中会有一席之地。后来中国发生的事情，赵思乐在《她们的征途》里有详细的描写，尽管那时的我对行动派所做的事没有全面关注，但我也知道709律师的被捕以及《慈善法》的出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机缘巧合，在我2015年6月写完悼念大猫的文章，7月端传媒就成立了。当时在中国评论组里担任编辑的邹思聪向我约稿，我写了那篇很不成熟的《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尝试将我对政治哲学和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用于对现实政治的分析。然而转折点是我在上面发表的第二篇，《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我已经想不起是什么促使我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很可能是对阿伦特和共和主义的阅读。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议超出我的预料，林垚兄还特意写了一篇《也谈“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对我进行系统的反驳。现在回过头去看，《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在论述上并不严谨，也有不少让人误会的表达，但和我近两年所做的事，在理念上基本是一致的。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当时已经注意到两个比自由主义者更有活力的、有可能构成强大反对力量的群体：女权主义者和基督徒。

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抓，引发巨大的声援浪潮。我也开始了解到“青年女权行动派”所做的事，比如郑楚然发动“占领男厕”，赵思乐就收容教育制度状告广东省公安厅，秋白就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等。从这些事件中，我隐隐然感到这些新一代的女性行动者对公正问题有着比自由派更敏感的触角，更愿意为此付出行动，也更会捕捉公众的眼球。在另一边，我结识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其中对我比较有影响的是多伦多大学的张军老师，他和我在同一个政治哲学群里，并且私下也乐意和我分享一些政治哲学的思考。有一次他在群里说，基督徒为了信仰，连舍身喂虎都不怕，试问一下，自由派有这样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吗？这个反问对我的震撼非常大。

我当时已经开始觉得，自由主义按照以往的路线走下去是没有希望了，所以需要重建“政治反对的主体”（这个说法最早来自韩乾）。以往的路线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发表在端传媒的第三篇）中提到的“渐进改良主义”：一方面，推动政府建立法治和完成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实现民间的自我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建构，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这一条路线背后，有着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同筹划；

“首先，在哲学上，引入伯克的‘法国大革命论’、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引入不一定是有意为之，这些思想家也并不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告别革命论者将他们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组合在一起，却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别革命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自由’和‘建构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政治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理性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

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走向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走向宪政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分子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根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告别革命论者还研究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亨廷顿本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几个公式，说政治动乱程度与社会动员程度成正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为佐证。”

后来，我在《中国伯林学》和《大陆自由派在台湾》系列里又对此进行了补充论述：九十年代的自由保守主义，看似高歌猛进，节节胜利，实际上却在某个程度上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思想的全面保守化铺垫了道路；他们里面的某些人，也在实际立场上转向了保守甚至反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中所举的两个思想界的例子，是甘阳和姚中秋（秋风），因为他们最好地体现了从自由保守主义走向文化－政治保守主义的曲折心路，且这一心路与国家的整体意识形态转型是暗合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方面要对自由保守主义与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另一方面，我也在探索新的政治反对力量的来源，以及将之激发、动员与联合起来的方式。

2016年我写了许多篇政治哲学的文章，《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和《施派的危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限度》属于第一个方面的努力，其余的都属于第二个方面的尝试。这一年，我一度对基督教有相当高的了解热情，因为基督教徒的数量、组织性和精神力量，都让自由派相形见绌（我相信刘仲敬皈依基督教和这一点是有关的）。《自由主义者的“心力”》的主题是悼念江绪林老师，但却是基于张军老师的追问写出来的。江绪林老师认为，自由派应当从各种传统与价值之中获取力量，我对这一点深表认同，但他对政治抗争的消极态度让我感到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后面我十分认同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十九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对于维持社会整体的道德纽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我依然没有考虑过基督徒可以作为自由派政治上的盟友，因为江绪林老师的想法并不是个例：基督徒中普遍存在一种反政治的态度。

2016年，我也继续留意其他自由派的活动。贾葭兄来了深圳，办了一个公众号和一家移民公司，公开举起“早发早移”的大旗。我对移民这件事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评价，只是我觉得移民是中产阶级的出路，不是自由主义的出路。川普获胜之后，自由派内部的分裂也让我感到失望，尤其是一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自由派，期待川普能重整世界秩序，或至少重新将美国带回“山巅之城”的时代。年中我和赵思乐见了一面，向她了解行动派和NGO的状况。上一代的自由派行动者（基本都在牢里）培养起来的苗子，相对而言，已经不那么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于所谓的“整体方案”有一种排斥的态度，或者说，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去政治化”的倾向。尽管我认为做公益在道德上高于移民，且我承认做NGO的人也并没有任何义务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依然感到惆怅。

这一年过后，我也开始怀疑所谓的“政治化”，是不是我自己在痴人说梦，因为我目之所及，完全看不到“政治化”的可能性。“渐进改良主义”一直有一个说法，即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一环。因为当中产阶级物质上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大的满足，他们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比如参与政治），他们也会意识到，只有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这种意识会使得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许多海外的中国研究，已经揭示这一预设对中国是不适用的。我自己也观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大部分可以满足于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如果他们有进一步的需要，他们会去寻求宗教的慰籍（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基督教也逐渐失去信心，因为对于大部分基督徒来说，与其说他们会为了信仰自由而起来抗争，不如说基督教本身就是他们从现实抽离出来的一个避难所），或者千方百计地移民出去。中产阶级的上层，就更加“反动”了，他们不仅极其满足于现状，而且还希望权力部门实行各种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止阶层流动。我不否认中产阶级里面有一些，因为受过自由主义的启蒙，或出于天然的正义感，或自身的利益受到权力的侵犯，而对权力抱有强烈的警惕心，但总体来说，指望中产阶级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主体，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所以2017年，我孜孜不倦地对“中产阶级幻想”进行批判，不仅批判对中产阶级所抱有的幻想，也批判中产阶级自身所抱有的幻想。我写了三篇跟“不婚主义”有关的文章，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现实的一个缩影，而不像我一些朋友所说，是一个可以从痛苦现实中得到休憩的港湾：婚前双方互相开出的条件，体现了这个社会对阶层和性别的全部偏见；双方结合的动机，也大多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考虑；就连那些被誉为“模范婚姻”的男女，也无非是利用婚姻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传承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不婚主义者”在中国社会遭到全方面的蔑视和压迫：他们受到来自父母、同事、朋友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有些甚至被迫自杀；各级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来阻止他们不婚，或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就连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也会认为不婚会造成生育率低下，使得社会老龄化加快，使得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十九大以后，我写了一篇对未来趋势的分析文章，广为传播。我预感政府对日常生活的管控将会变得更加严厉，也认为中产阶级偏安一隅的美好日子将难以持续。我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悲观，不仅因为里面愈演愈烈的阶层固化，而且还因为当局对教育所实行的控制，将越来越无孔不入：中产阶级的孩子，将经由红色教育和国学教育的洗礼，被培养成党国的接班人，而不是什么“自由的个体”；中国政府通过限制国际教育和资金外流，给中产阶级的孩子出国读书制造障碍；在海外留学生之中，铁杆国家主义者的比例也在逐渐提高，这和当局的某些安排和渗透不无关系。我想向那些中产阶级的朋友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真的愿意让自己的后代活在这样的环境吗？如果不愿意，你们能做点什么？

暑假的时候，我通过公众号的后台，和一些读者交流，发现里面有一些人十分有想法，于是我加了一部分读者，并在他们的要求下，创建了“加缪讲座”。这些读者里面，比较突出的都不属于社会的主流群体：有左翼自由主义倾向的海外留学生、对学术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学人、不相信法律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律师、公益从业人员、女权主义者、LGBT和不婚主义者。总的来说，是一群对哲学、政治、文学和艺术依旧怀有理想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年龄层的人。除了继续整理中国当代思想的脉络，以及对国家主义和既往的自由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将我的读者的一些心声表达出来，也是我这一阶段的一个写作重心。

“八青年”事件的出现，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转折点。第一波的声援，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关注太多。我只是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转发声援的信息，还有一些左翼的朋友对此事进行积极的评论。引起我关注的是张云帆的声明，那是在他自己已经得到释放，而其他几位依然被追逃期间发出来的。他虽然是个“毛左”，但在声明里面并没有使用太多文革的语言，甚至，他还提到了“宪法”，提到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个人觉得，这是他在公共发声中的一种审慎或妥协，为的是争取比毛左更广泛的反对力量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张云帆在声明里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反国家主义倾向，一种并非向当局求饶、也不是向他们“劝谏”的坚定姿态。这个让我相信，新一代的毛左和老毛左有着某些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或许可以开拓某种联合的空间。这就是《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的由来。

文章出来以后，有一位左翼的朋友找到我说，你对政治有一种很好的感觉，可是你为什么要坚持做一个自由派呢？我说，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这个标签现在还重要吗？你们有一些学院左派的朋友，一边在激进左翼的圈子大谈卢卡奇、葛兰西、巴迪欧和齐泽克，另一边借着当局那件破破烂烂的、但还没撕下的马克思主义外衣，两头吃两头套利。这样的左派，还没有学院自由派有骨气呢。你扪心自问，这样的人少吗？

后来我给陶崇园的姐姐募捐时，秋火为我辩护，用到的词是“政治德性”。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一个人的“政治德性”，确实比他所属的派别，更能代表他的本质。下一篇文章，我就想重点讲讲我所认识的左翼青年的理念，以及他们的“政治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