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为武器的历史

习近平家族有自己的精神谱系。它基于“红色血缘”----那些家庭的父辈曾是建立共和国的成员之一。这些家族中的部分人成为了批评者，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体制的先天性缺陷。另一些人比如习近平家族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更接近权力中心。不但反对批评共产党，他们还变得十分警惕，尊重、保护党的传统，并要继续发扬传统----就是把历史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

和那些出版《星火》杂志的年轻人一样，习近平家族也来自中国的西北。他们曾是陕西省的富裕地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长在二十世纪早期，因为中国的处境而变得激进。他十五岁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团体而入狱数月。狱中他秘密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了军阀的部队并成为军官。

四年后，也就是1932年，他来到陕北，这里极度贫困，地形崎岖，所以成为共产党最成功的根据地。在这里习仲勋卷入了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它成为党控制历史的样板，在几十年后发展为一场席卷了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葬送了习仲勋成为党的最高层领导的机会，也影响到他的儿子对历史如何书写的看法----历史是有力而危险的工具，可以成就事业，也可能摧毁人生。

1932年习仲勋开始在陕北工作，那里是当时共产党占据的地盘之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计划剿灭这些根据地。包括党的中央领导层所在的南部根据地，也包括剿灭党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政府军的进攻把党的干部和军队赶得到处逃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国最崎岖复杂的地区撤退逃跑。这被称为长征，大约有五千里的行程蜿蜒曲折，部队也从十万多人缩减为八千人。如果不是在陕北的山区找到了庇护，这支军队可能全军覆没。

陕北根据地的首领是颇具个人色彩的当地人刘志丹。他在中国最精英的黄埔军校受训。然后他回到家乡为共产党的革命而战斗。埃德加斯诺在共产主义早期运动的传记《红星照耀中国》里，对刘志丹有这样的描写：“现代罗宾汉，有着山民对富人与生俱来的仇恨；在泥腿子们看来他象征了未来，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眼中，他就是从天而降的灾星。”（注1）

刘志丹曾经深得人心，是成功的领导人，但那时快要被赶下台了。因为彼时党内派系林立，到处是山头。有一个派系对刘志丹不满，指责他太不守规矩，不光招募穷人参军，还招收各个阶层的成员入伍。他还主张在山区打游击战，而不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作战。这些党内的对手得到上海最高层党组织的支持。他们抓住刘志丹，还有习仲勋，高岗等其他负责人，并对他们的老部下进行了清洗。几百人被逮捕，很多人被草草处决了。当三人被关在监狱时，能听到外面挖坑的声音。守卫告诉他们要把他们一起活埋。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救了三个人的命。毛在长征溃败的途中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并指责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层----这是这些人在反对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毛也许把拯救这三人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因为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域也的确需要当地的盟友。毛泽东对他们本土适应能力也表示赞赏。他在党内的对手坚持正统的共产主义理念，也就是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动员工人无产阶级，而毛和被囚禁的三人一致，认为农村才是党最丰厚的土壤。作为新上任的党魁，他让抓捕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的官员靠边站，并发出指令：“停止行刑！无罪释放。”

毛泽东精于算计，狡猾的使用自己的支持。三个人的档案上仍旧留下了被党内处分过的污点。这意味着他们要仰仗毛的恩赐才能幸存。毛曾经救过他们，但也可以再次毁灭他们。这也让他们称为更有价值的盟友，因为他们会不惜一切取悦毛。

刘志丹被要求带着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部队去执行危险的任务。1936年，也许是为了在战场上得到救赎，他在一次毫无希望的东进战役中死去。死人是没有威胁的，刘志丹被奉为烈士。毛泽东任命高岗作为地区的领导，习仲勋是他的副手。

也有人反对这些任命。一些本地官员抱怨说，习仲勋和高岗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无法胜任领导岗位。毛泽东于是借助历史的力量来保住他们的位置。1942年，他召集了所有高层领导的会议，议题就是如何撰写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官方历史。这一版本的历史展示习仲勋、高岗（和刘志丹烈士）如何执行了正确的党制定的路线， 所以他们的对手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历史可以巩固他们的位置。

习仲勋和高岗可以充当马前卒，毛泽东利用他们为自己赢得更多。和之前党的领导者们不同，毛泽东几乎没有接受正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从未去莫斯科这个共产主义的诞生之地。他也没有追随正统共产主义的理论，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大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像高岗和习仲勋这样的角色，正好可以用来证明毛的理论，一个更加草根的共产主义，而他们的对手就被嘲讽为脱离实际的外国经验。

毛泽东在长征中获取了党的领导权，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许多人仍旧在质疑他。他们并不相信毛泽东关于动员农民阶级的理论是原创的----刘志丹在自己的山区运动中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也不相信这办法可以长期奏效。毛泽东也没有被共产国际认可为资深领导人，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机构。也就是说，他虽然实际上是党魁，但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和合法性。

许多共产国际看好的候选人也都在延安，他们随时都准备取毛泽东而代之。为了镇压这些潜在对手，毛泽东需要一个关于共产党的权威历史叙事，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完整故事。这个叙事会展示早期莫斯科领导阶段的错误，更要宣扬他的领导阶段的英明和正确。可是编撰这样的历史有些冒险。所以毛决定从重写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开始着手。如果得手，再逐步扩大战果。

西北根据地的分歧被不着痕迹的概括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习仲勋和高岗被誉为坚持了“正确的路线”，而上海帮则是坚持着“错误的路线”----将导致共产党的灭顶之灾。那些追随错误战略的同志不仅仅是好心犯错的个人，而是恶魔。按照毛泽东的西北根据地历史，这些人“人格可鄙”“骇人听闻”，（注5）“准备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党内野心家”。这些中伤诽谤之词通过党的决议传达作为背书。这个决议让这些观点具备了法律效力，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历史版本。

毛泽东眼里的世界非黑即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兄弟情谊。这种虚张声势的人身攻击成为毛处理党史决议的模板，也成为沿用至今的党内清除异己的模式。它是尖锐并令人不适的，不过这次习仲勋站在成功者一边。

毛泽东接着就启动了更大的项目，目标是他真正担忧的典型人物：38岁但经验丰富的党的前领导人王明。王明代表着毛泽东所憎恶的一切。他曾于二十年代去莫斯科在革命圣地学习四年。他精通俄语，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俄文名字，并作为俄共代表在中国的翻译。他曾经在莫斯科建立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短暂回国工作后，他再次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1937年，共产国际派遣王明回到毛泽东的司令部延安，试图引导这个党。

除开这些光环，王明对毛泽东并没有实质性威胁。他六年前在中国的短暂停留是一场灾难----他曾经被捕入狱，获释是因为国民党从未听说过此人。他也没有展示过真正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他在延安被崇拜是因为博学并有长期海外工作经验。但在毛泽东看来，王明是主要对手。王明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写了几篇文章针对王明（注6），王明则对毛大加赞誉，试图避免引发强权者的怒火，风波暂时平息了。

1942年，毛泽东再次发起攻击，一场名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清洗。这是对毛的对手们的精准打击，目标是王明但卷入了好几千人。

官方说法，整风运动是为了帮助党员打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扎实基础。这个理由很能站得住脚，因为许多刚来延安的同志对于共产主义和党在过去二十年的斗争知之甚少。党建立了学校来教导艺术家、少数民族、妇女、科学家和党的干部。这些学校传达的关键信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直到今天，整风运动在中国仍然被描绘成巨大的成功（注7）----事实上的中国式复兴之路的转折点。在官方的叙事中，各路人马汇聚到延安成为一个统一意志的政党，接着就打赢了二战，打败了国民党，带领中国走向振兴。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清洗。很多艺术家和作家是因为战乱而投奔延安寻找乌托邦圣地，现在他们必须和党步调一致。毛泽东的讲话定下了文艺活动的基本规则，今天依然有效：所以的艺术最终都不能脱离政治，必须为党和国家服务。

毛泽东然后对准了真正的目标：党的领导层。大部分党的领导包括王明，都已发表文章或讲话歌颂毛泽东。但毛希望他们发自内心的接受他的观点，一板一眼、亦步亦趋的叙述钦定的党史。毛希望他们不仅要俯首称臣，还要按照他的思想来生活和呼吸。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党的调查员在毛泽东指挥下打倒或挽救党员干部。他们创造了新词命名这个过程：“办学习班”也就是孤立和打击不同政见者；“批斗会”用来批评继续顽抗的个人；“自我批评”就是实质上的自白和忏悔，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想的；最终的目标：“思想改造”、（注8）

巨大的压力让参加运动的个人不可能靠喊几句口号就轻松过关。被盯上的干部每天的活动都有人监视。他们的日记本被没收。他们没日没夜的被持续折磨，要求自我忏悔洗清自己。自我批评的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足够诚恳，通常是承认最隐秘的私生活错误，通常是在紧张到情绪崩溃之后。

洗脑这个词可能太夸张，许多幸存者之后对这个运动都持批评态度。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造出一个重生者，他会全心全意追随毛泽东。如果将来你三心二意，那么你写下的大量检讨书就会被发掘出来作为摧毁你的武器----这正是许多延安整风运动受害者们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五年后的文革期间再次被迫害。

运动真正启动是1943年底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发动了对王明的全面批判。毛的信徒们控诉王明叛变并勾结国民党，荒诞不经无需证明的指控，特别适合泼脏水诽谤人格。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也出现在批斗会讲台上，她泪水涟涟看着毛泽东，质问他怎么会允许这些野蛮的中伤。（注9）毛泽东面无表情，之后就禁止王明和孟庆树继续参加会议。关键并非要修理王明，而是借他展示毛的权威。如果毛泽东可以对共产国际的模范生为所欲为，那他就可以拿捏任何其他人。

王明和莫斯科的关系密切，所以他和妻子可以轻松过关，尤其当苏共的高级官员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求他宽大处理。王明被迫当众检讨，然后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线。1956年，他和孟庆树去莫斯科养病，从此再没回到中国。

其他人可没那么幸运。有干部的妻子在审查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审问而死于“精神错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大部分都被波及，包括未来的总理周恩来。他1943年刚到延安，看完一系列会议纪要，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写了一堆卑躬屈膝的检讨书，并小心翼翼地跟着毛泽东亦步亦趋。周恩来灵巧的身段让他每次都幸存，并成为毛泽东最有才华和最驯良的代理人。

毛泽东在1945年用党的决议给这次清洗运动结尾。在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类似的决议出现了三次。第二次是几十年后，毛泽东已经死了，邓小平要宣告自己的权力。最后一次是2021年习近平为了连任正名。每一次的决议都描绘了一幅卡通电影式的历史来为新的统治者增加合法性。

毛泽东的历史决议是第一份，所以成了一个模板。对这份决议的解读尤为关键。这个文件没有对毛泽东的地位和重要性含糊其辞，而是着重强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原则，而“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了这些欧洲思想家的理论和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实际。为了强调这一点，它不需要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文件在第一段就说明“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他“英明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决议文件长的令人痛苦----英文翻译版本长达五十页，包括五页密集的尾注----还包括会议纪要，这一阶段年度会议上讨论的逐字稿。毛泽东的原话是他“不辞辛劳的下了很多功夫”（注12），校阅审定七易其稿。

当决议最终在1945年8月通过，它就成了毛泽东的护身符。在他最后三十年的生命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犯下了无数可怕的错误，包括战争、饥荒和混乱。其间他多次因为这些决定受到攻击。但他总能利用党在历史上做出的决议来证明，共产党的历史是由他这样的胜利者来书写的。用一位传记作家的的话来说，就是“魔咒”。（注11，注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年后成立，习仲勋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他被提拔成为副总理，带着第二任妻子和全家搬到了北京。他有三个孩子，包括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就在那一年，习仲勋卷入了新朝的第一轮大清洗。

习仲勋在西北根据地的战友高岗（注14），曾经一度是毛泽东最亲密的私交。在陕北受到广泛赞颂，他曾动员士兵和各个行业来支持共产党军队。1949年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高岗就站在他身后。之后高岗担负了支援朝鲜战争后勤物流的职责，并和苏联和北韩联系密切。然后他负责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成为五位封疆大吏之一。（习仲勋也是其中一人，负责西北局。）

1953年早期，这些地方首脑们奉招进京，准备在新组建的中央政府担任要职。高岗掌管实权部门国家计委，习仲勋则领导中宣部。高岗是毛泽东新的宫廷阴谋的棋子：打击深得人心的党的领导人刘少奇。

刘少奇并非毛泽东的直接对手，和十年前的王明类似，他在党内很有威望。他也是一名资深党员，甚至还写过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和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见有分歧。毛泽东想要大干快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刘少奇则倾向于稳健、分步有序的前进，类似苏联的五年计划，逐步建立重工业和基础设施。

毛泽东最终在1966年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并让他死在了监禁中。不过现在毛泽东只是想拖一下刘少奇的后腿。他鼓动高岗批评刘少奇，攻击刘的一个代理人。高岗猜错了心思，以为毛泽东想要干掉刘少奇，所以他发动了对刘少奇副手的全面进攻。如果刘少奇的副手不忠于革命，那刘少奇自然也就一样。

高岗的攻击引起了反噬。刘少奇是党内最忠诚的官员之一，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质疑。毛泽东意识到这个运动已经失败所以很快他就抛弃了高岗。

高岗被迫写了冗长的检讨，习仲勋作为他的战友和副手来监督他----毛泽东通过这样的战略部署让习仲勋认识到，他自己也朝不保夕。急于证明自己的忠诚，习仲勋非常严肃的告诉高岗，他必须承认自己煽动了“篡党夺权的阴谋”。高岗意识到承认这个罪名等于给自己判处死刑。他服从了指示，然后试图触电自杀。失败后他又搞到了一瓶安眠药。1954年8月16日晚，在和妻子谈话后，他服药自杀。

习仲勋直面好友的做法让他多活了几年。1956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最后惹祸的是一部历史小说。

1950年代晚期，习仲勋在陕西的恩师、杰出的游击战士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告诉习仲勋她要写一部大伯哥的小说。（译者注：作者误以为李建彤是刘志丹儿媳，已更正）她请求他的帮助，然而习仲勋拒绝了，解释说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李建彤并没有放弃，而是找了很多老乡给习仲勋施加影响。刘志丹是党的烈士，他早已离世，也从未反对过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决议中给他戴上了烈士的桂冠。写这样的人物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吧？习仲勋最后不情愿的同意了。

三卷本的《刘志丹》在1962年出版后，仅凭摘录的片段，就被立刻封禁了。虽然小说是献给共产党的烈士----没有任何攻击毛泽东或任何对历史决议的质疑----但书中关于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讨论，被认为替已经倒台的高岗涂脂抹粉，也给所有高岗周围的人增添光彩，包括习仲勋。

习仲勋受到严厉批判。他不得不承认用小说替自己吹嘘。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整个清洗运动波及人数令人震惊，两万多人受到牵连，大多数都是老革命根据地的。1965年，习仲勋被迫写了检讨书，被贬到华中一家拖拉机厂担任副厂长。文革一年后就开始了，习仲勋被关押起来。他的家人被拆散，一个女儿自杀。习近平被送到陕西农村当了农民。习仲勋直到1978年才复出，他的事业被历史颠覆了。

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邓小平通过政变在1978年重掌大权，是时候再通过一个新的历史决议了。第一个决议给毛泽东加冕，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的集大成者。但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贫穷落后。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让几乎五千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其中四千五百万在大饥荒中死去，还有几百万是在各种各样不间断的运动中：斗地主、打右派、文革。中国那少数受教育的群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前三十年饱受创伤。

即便对于未被灾难波及的人群来说，毛时代的失败也显而易见。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被关进了监狱，从人民公社到自给自足，他的大部分经济政策被废除。党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也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对外开放欢迎外国投资者，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

这样的转变得有个说法，但又不能说毛时代是一个失败。毕竟毛泽东还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纪念堂和巨幅画像仍在统治天安门广场。唯一能自圆其说的办法就是一个新版的历史，既能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一切的原因，又不让党太过难堪。所以邓小平承担了新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不但加强对权力的掌控，还能定下未来几十年的基调。

理解这些决议的重要性需要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层面。理论上的民主制度，是让社会通过宪法和法律实现法制，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是否通过相关法律。中国可不一样，用前中国政府顾问吴国光的话说，共产党治国是“文献政治”。（注15）

意思是一群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权力掌握者，如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通过提交文件来宣示权威，而其他人则必须表示接受。这可以是由党控制的人大通过相关法律，然后成为加诸大众的规则。更常见的是，尤其针对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概念，通常是通告、决议和白皮书。起草和审订这些文件要花很长时间，也有很多政治妥协，但结果是党内大多数派别达成了某种共识。一旦正式发布，这些文件就成为领导人治理国家的路标。

这正是邓小平在1981年的目标。（注16）他试图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一个历史决议施加于党，决议如同宪法或原则声明，说明共产党如何走到现在，又如何塑造未来。它和毛泽东在1945年的决议类似，但对邓小平要更复杂一点。毛彼时已成为绝对领导人，清洗了所有潜在对手。邓小平还得一边应付那些仍旧支持毛泽东和那些明显反对他的人，一边开启新的时代。

邓小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这个报告，他有三个明确的指示：毛泽东仍旧是值得尊敬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要对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放下之前的争议党才能继续前进。

初稿起草完成后，邓小平大怒，认为对毛泽东晚年的冒进笔墨过多。包括发动红卫兵，清除党内同僚，扶植江青上台。政府中的每一个人都亲历了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很多人深受其害，所以这一版初稿很难淡化这些批评意见。事实上，1980年夏天的北京，这些观点深入人心，甚至有谣言认为一场去毛泽东化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邓小平要挽救毛泽东的地位。邓小平自己的儿子也在文革时被推下--或者跳下--大学楼房，留下终身残疾。邓小平自己也被清洗和羞辱。但他力主为了党的未来必须赦免毛泽东。苏联可以去斯大林化而无损他们建国者列宁的名誉，而毛泽东是列宁和斯大林一体化的人物。党需要继承毛泽东的一些核心元素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否则，如果承认国父带领国家走向一个又一个灾难，党的统治合法性何在？

为了平息谣言，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采访（注17）。她向邓小平提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比如为何所有的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毛泽东的妻子和其他三个同伙----谁推动了文革中那些激进的政策？毛泽东是否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邓小平轻巧的招架她的提问，反复重申将会出现在决议中的标准答案：“他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1980年9月，新版的文件稿得到邓小平的批准，被下发给全国四千多高级干部讨论。接着是五千六百名代表的第二轮审议，提出了超过一千多条意见。

讨论热火朝天，许多人反对邓小平和稀泥的立场。许多人对决议中对大饥荒的评论表示愤怒，把大饥荒轻描淡写为“给国家和任命带来严重的损失。”许多干部二十年前就在那些省份，亲历了大饥荒的残酷。他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这是一场造成千万人丧生的灾难。还有许多人评论对毛泽东的评价令人费解、毫无逻辑也看不懂。

最后，邓小平只能增加对毛泽东和他挑选的继承人华国锋的批判。但他守住了不搞全面批判的底线。他曾对亲近的伙伴说：“抹黑毛泽东同志.........就意味着抹黑我们党和国家。”（注18）

这份决议为邓小平的主要目标奠定了基础：强化对权力掌控。1981年6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份决议。全会还对党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靠边站，邓小平选中的胡耀邦成为领导人，邓小平自己控制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父亲也在新时代复出。1962年被边缘化后，直到1978年习仲勋才重返政治舞台。邓小平让他去南方充当经济改革的先锋，这场改革很快便席卷全国。历史决议通过后，邓小平把习仲勋召回中央----习仲勋在几乎二十年后终于回到了首都权力中心。

习仲勋长期休眠意味着他的年龄已经不适合继续走上更加核心的位置。在北京换了几次位子后，习仲勋在1988年退休，这年他七十五岁。退下来后，他成为党的守护神，以更诚实的态度对待党充满争议的过去。比如他非常支持特立独行的著名历史杂志《炎黄春秋》。该杂志常年发表各种文章，质疑解放军宣传的各种英雄和壮举，毛泽东身边被清洗的伙伴写的回忆录，曝光农村地区失误的政策。习仲勋赞成这样直面历史，为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的不错。”多年来，杂志一直把题词印在封面上，作为对抗审查的盾牌。

那个时代催生了中国地下历史最优秀的作品，包括至今仍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对毛泽东延安时期最铁面无私的揭露，作者是被迫害的历史学家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