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性别实验室：女性解放同跨性别女性主义的今天

性别实验室：女性解放和跨女性主义现状

文：D-M Withers

**一般情况下，本文中的性译自sex，性态译自sexuality，性别译自gender。例如，transgender译为跨性别，transsexual为跨性态

2018年，南方女权档案 (Feminist Archive South)获得了英国政府平等办(UK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的资助，以供其在整个西南英格兰的社区各地点举办活动。该计划使不同代际的人都得以同女性主义过去振奋人心的历史产生联系。[1] 自我认同为女性者及非二元性别者都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但这一点激怒了所谓的“性别批判论女性主义者”，她们拒绝了“性”可以被“性别”所吸纳的主张，声称改变一个人出生时被委任的性别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Posie Parker——一个以自己是反跨密探而洋洋得意的人，近来其臭名在开始于国际上远播[2]——她参加了一个同TIGER（Teaching Individuals Gender Equality & Respect）合作的讲习班，TIGER是一家总部位于布里斯托的非营利性合作机构，它同学校和青年组织合作以应对性别不平等问题。[3]Parker以化名注册登录，而她到现场后，即向工坊主持人挑衅性地大喊大叫，指责ta们仇视女性。她继而在整个活动中不时审问所有出席者，并在离开时撕毁了参与者所做的创意作品。那天晚上，有人向Youtube上传了一个视频，在其中，Parker亲自讲述她所经历的活动。很快就有超过27000人看过了这个视频，评论帖子排得不可计数，并且许多评论者被她的行为逗乐了，把她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视为某种饭后娱乐。

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反跨情感的展现，特别是那些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人表现出来的反跨之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性别者在女性主义中的位置堪称艰难，而女性主义通常是通过对女性是什么和女性是谁的界限的决断加以充满焦虑的治安性督治来表达的。然而，跨性别者早已通过不同的途径而被编织进了所有旨在重塑身体、机构、幻想、法律、文化、时间和空间的物质性根本规则的女性主义介入的构造当中。我的论点是，英国女性解放运动[4]的行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遗产，就英国的“性别批判论”女性主义者如何大肆表达其关于女性主义为何以及女性主义者是谁的那些论点而言，可悲而又不负责任地缺席了。她们以狂热而又常常残酷的表达，拾人牙慧地复读那些使她们得以立身的女性主义知识基础，却又同时公开否认和抵赖这些知识。跨性别行动者及其盟友也经常忽视同女解运行动者的斗争结成潜在联盟的可能性。鉴于女解运的形象本身就始终与各种跨性别体验有着不可消减的距离，而且还是内在与之敌对的，因而这可能也说得通。即便如此，要将这一点归于女解运的激进主义本身还是不公平的。女解运的激进主义为大多数女性主义（包括跨性别女性主义话语）创造了概念的和活生生的思想实践素材，我们至今受其荫泽，故而必须为这场社会运动正名。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别样的对女性主义理论和行动历史的公众理解：它要为其在女解运中的行动基础正位，并说明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跨性别政治纠缠在一起了。我在这里说得有些谨慎，因为我知道，当我们不一定总能通过那些显然是共享的概念性或政治性语言来建立联盟时，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间进行对话是非常危险的。女解运的性别政治无法无缝地投映到当代跨性别的斗争中，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当代跨性别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仍为女解运的遗产，特别是该运动如何为那些一出生就被指定为“女性”的人创造了得以重新发明其具体的、心理的存在的有意义的、支持性的环境。通过对何为“女性”的问题加以扩展，该运动所创造的实验性的社交环境改变了日常生活中何为女子男子、何为女孩男孩的含义。[5]在这个领域，女解运使得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性别变得清晰可辨，从而为性的转变（跨性别形成，双关语）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因此，尽管人们受驱力驱动，亟于发掘和理清排跨或反跨的女性主义的历史遗产，但是问些有关女性行动主义和知识的历史的其他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女性的解放如何为当今的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条件？以及关于跨性态和间性态的医学化观念又是如何影响了70年代早期的女性主义知识的发展？

性别和跨性别形成-转变

女解运创建了某种社会背景，这类背景重塑了女性的本质。作为一项社会运动，它不断地激起“反对自然法则”的反叛。[6]其本体论和政治遗产正是Dimitris Papadopoulos称为“行动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典例，即“将本体论与实践论的综合贯穿始终”。Papadopoulos在Experimental Practice中将行动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不稳定的[并且]充满了不连续和断裂”。在这一理解下，“物质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外在的或仅仅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而是作为改变的过程。”[7] 我们对女解运的理解从根本上缺失了——无论是为学院女性主义理论的高墙还是为推特的狂吠般的记录所援用的那类理解——我们不知道，女解运是如何促进女性物质存在的实质转变的。这种转变性的行动为社会装置和我们如今称之为“性别”的长期以来一直颇为棘手的这一活动场(playground)创造了形式。它开辟了社会法律的、文化的和精神的领域，以探索女性可能偏离“自然”并“改变日常存在的本体论条件”的潜在选择(alternatives)。[8] 

之所以可以进行这样的社会工程(engineering)，是因为该运动受到某种新型的概念性和技术科学性的自由的影响，这一自由意在进行跨越“自然”和“养育(nurture)”的边界的实验。《英语牛津词典》将“性别”一词的当代用法归功于英国社会学家Ann Oakley于1972年出版Sex, Gender and Society一事，我们发现在此，女性解放的历史和跨性别生活的交缠最为亲密。在2012年的一次口述史采访中， Oakley回顾了她如何将精神病学概念的“性别”，适用于解释跨性态和间性态者的精神的具体的经历：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家的经验[我改写了'性别'这一术语]，ta们的接待对象是各种认为自己实际上是男性的女性以及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女性的男性，还有那些生来就有各类生理的间性态状况的人，当然，我的意思你明白。Ta们，那些精神科医生，已经意识到，人们必须在生物逻辑提供的男女如何以身体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以及文化所提供的男女应该如何以观念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之间，作出区分。[9] 

人们常常忽略了Oakley对试图克服跨性态欲望的特殊历史和医学化建构的挪用。她在1972年写道，对间性态和跨性态的社会医学现象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认识生物逻辑(biology)和社会化养育所起的相对作用：有众多的方法可以阐明有关性差别起源的争论。首先，也许是最惊人的发现，没有阴茎的男孩可能成为‘正常’男性：有阴茎而没有子宫的女孩可能成为‘正常’女性。” [10]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他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呼应了她的概念进步，声称跨性态女性“是影响所有女性生活的惊人进程的实例，”是“性别可塑性”的物质证明，并且“能为社会变革议程正名”。 [11]

要理解当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演变，必须认真对待跨性别问题的中心性。对跨性别者的医学化理解影响了女解运。这种逻辑奠定了该运动会去研究男女之间日常生活何以产生差异的根源；它证明了归属与活生生的体验间的不和谐，生物逻辑不必是某种宿命，相反，存在可以通过培养而得以受造——以及再受造。女解运通过其社会机构来传播跨性别。尽管它未曾明确界定其行动者的主张，但这种政治形式曾于那一质疑并实际上克服了性的限度的历史性序幕中“有力地在场过”。[12] 

确实，女性解放派使用“性别”一词主要是要强调社会条件作用的压迫性方面，而不是要突出“性别”的解放潜力。发表于1974年的Gay Preston的插画图示对性别社会化中的暴力提出了惊人的批判。[13]在插画的开头，一名男-女孩(原文为a boy and girl)待在一个打开的盒子里，随着孩子(原文为children)的成长，盒子逐渐变成棺材。在这些插图中，时不时能看见那些公示了性别刻板印象之僵化的常见论断：“只有娘娘腔才玩洋娃娃”和“女孩不爬树”。棺材太小，无法容纳成年人的身体，人物(figures)被挤进了与ta们的身体不相匹配的空间：“你的头发太长了，看起来像个女孩”，“你最后不过能当个老女佣”。棺材上的最后一个钉子是婚姻： Adrienne Rich后来称其为“强制异性恋”的宏大制度；以空然无物、却又被钉死了的棺材为代表的社会死亡。对于许多女性解放派来说，正是这种性别必须被摧毁。性别刻板印象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令人发指的。因此，如果“性别批判论”女性主义者对“性别”这词表示恶心，这完全可能是她们从那一历史性时刻就开始的宿醉，当时，性别等同于否定的条件限制。她们称，“我们希望摆脱性别这个词”，从不赋予其以社会实体。这种做法是要忽视某个重要事实：女解运恰恰为“性别”赋予了新生和新意义。在该运动的上下文中，“性别”成了某种可塑造的属性。它不仅仅是不再那么僵死；它还变得更宽广了。这种社会化的扩张将“性”拉进了一个对话过程，从而重新构造了其外形和实体。

女性解放的实践

英国女解运建立在实验性、寓意性的“生活方式”政治(lifestyle politics)的基础之上，该政治质疑的是，跳出父权制限度之外，“女性”又该意味着什么。“文化女性主义”也是影响了女解运政治框架发展的众多趋势之一：它从美国舶来的一种女性主义，旨在创造一种“女性文化”。在美国，“女性文化”同仅限女性(women-only)的活动相关联，比如女性音乐节、女性唱片公司、女性、乐队、女性信用合作社和女性出版社，还和语言、电影、时尚、音乐和心灵的美学理论相关。[14] 这些理念通过音乐产品和美国女解运内生产的其他类型的“商品”而传播到英国，而更重要的途径则是通过那些访问过美国并受到女性自己的自组织、自治和自我赋权的例子的启发的英国个人行动家来传播。[15]

Sophie Lewis一直追随着历史学家Alice Echols的脚步，她在最近指出，“文化女性主义”代表的是美国激进女权主义中的“偏执妄想派系”，这种激进女权主义在美国引发了恐跨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Lewis还暗示，这一影响在英国也被同质地再现了。[16]她写道，“排跨女权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英国，当时文化女性主义属于反核抗议团体中的女同-分离派，分离派自视为反父权制科学的‘女性主义抵抗’的一部分，她们一致地反对核武器、试管婴儿和男跨女(mtf)跨性态手术”。[17]然而，Lewis对排跨女权的划期和定位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在英国引起这一现象的历史条件。在英国女解运中，文化女性主义更讲究实际而非意识形态，更讲究实用主义而非偏执妄想。它是女性建立“女性不会受压迫的别样社会的一种手段；在住房网络、农场、生意，音乐[原文为busic，疑错词]、艺术和治疗的介入都是朝着女性夺权方向迈出的一步步”。[18] 

关于“女性文化”的念头有助于创造新的社会环境——实验性社会实验室——其中，女性被塑造成不可逆的新形态。当女性学会了如何修理音响系统，修理故障的汽车发动机，探究架子鼓的轮廓或修补管道时，其性就难以（也永远不可能）同“性别”相孤立开：各种力的场都被注入其他方面并受其调节，通过对技术和实践的接触来扩大女性性的“可能”。此类活动对于构建女性解放的物质力量至关重要，并且可以用以解释Cynthia Cockburn的作品，因为这类活动利用女性专用网络、空间政治和技术而在个人和集体的基础上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19] 从女解运的性别实验室流传出来的身体生活的外-压(ex-pression)表达是社会雕塑性[20]的举动，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物质性地根植在了女性主义的效果、肌体、社交性、欲望和生活世界中，也铭遍了广大社会”。[21]对女性身体的再教育和再训练——使人们得以探索别样的存在形式——实现于女解运内部，实现于其物质性政治之中。仅限女性的空间的建设——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顺性别、跨性别女性”范畴分别，但当时的空间并没有这样的特征——为实验注入更多强度。仅限女性的空间使参与者能够培育和转变自己的潜能；女性性开始以新的方式行走、说话和生活。女性性的这种本体论转变在社会空间中留下了持久的物质性遗留，其潜在的后继世代往往在对此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受其养育、将其学会和并以此为生：女性主义情谊的积累[22]以女性主义的方式为思考世界的在世上行动提供了可能性。

相反，英国女解运中的排跨女权的理论根源应该在1977年，当时一个变节派系——“革命女权派”开始盛行。[23]革女派修正了Shulamith Firestone关于性阶级的想法——阻挠了Firestone对技术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的强调——并因此事而兴起，而其创始人宣称，这是因为英国的女性解放缺乏统一的政治理论。革女派认为，自60年代末女解运出现以来，运动就一直在“和稀泥”，如今都“不再具有威胁力”了——她们认为，“文化女性主义”在部分程度上要对这一稀释负责。[24] 对于革女派来说，“性斗争就是斗争。所有女性都属于女性这个‘阶级’，这一阶级能包容所有的微小差异——这些差别不管怎样都是男权至尊的结果。“与当代的‘性别批判论’女性主义者一样，革女派也非常重视生物逻辑，并对生殖器特别执着：‘阴茎作为一个外在的、可见的奇异器官，它为了终极的高潮而先胀起、后塌陷，显然具有自己的意志；拥有阴茎描绘了一个男人的生活经历的基本色调。[25]她们称，阴茎是那一将男人标记为“动物”的“生理残疾或突变”，而针对女性的男性暴力被描述为他们对“无法带来生命”的创伤性认识的回应。她们念咒一样地说：“是的，我们很生气，是的，我们热爱女性，是的，我们很讨厌男性[……]是的，所有女性都同属一个阶级，是的，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是的，我们是极端分子。”[26] 革女派，而不是“文化女性主义”，推动了英国的排跨议程。许多革女的拥护者——最著名的是Sheila Jeffreys——在21世纪“性别批判论”激进主义的复兴中，其声音仍然极为突出。[27]

性和性别的技术

从60年代后期起，英国的女性主义对女性自治的要求（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如此表达了）[28]综合了技术科学的语境，使自治的概念（曾经是抽象的遥不可及的）成为了一种生动的实验性实践。女解运与打开了本体论领域的历史时刻汇集在一起，吞噬了任何残存的对静止不动的、对称的性角色的幻想：男性是“人”，女性是附属物，是由他多余的身体物质构造成的，是神话里的“备用肋骨”。在此基础上，女性自治的现实被赋予了流动性，女性考验并撕毁了过去对她们肉体的制限。因此，在70年代探索“女性”身体可以做什么的自由——女性身体如何能实质性地造型化和再配置——因而是划期性且独一无二的。[29] 生育控制的广泛应用意味着这一微型世代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集中开展实验，“陶醉于对她们不需孩子的自由，并因而斗志勃勃”。[30]生育控制的科技使“女性性”能够彻底得以实践自治，尽管这种自治从未得到在种族、阶级和地理方位的各个部门间的平等分配。[31]生育控制的科技并不是万忧解，有些女性被强迫限制或禁止了其面向生育的能力和权利。尽管如此，这些科技实质性地“改变了”女性所处的“环境”，并极大地开启了“要求进行新的适应、引发新的需求的新的行动领域”。[32]

但是对革女派来说，女性性越来越靠近科技创新的事实更多地是在毒害女性解放而不是支持解放。Lewis正确地指出，技术恐惧贯穿了排跨女权的想象[33]，70年代末革女派撰写的文档‘Some Plans Men Have for Our Future’清晰地表述了这一恐惧。[34]革女派不支持女性日益获得控制生育的途径，反而强调“性筛选”阴谋的可能性；她们讨论了“凝胶”的引入，这类凝胶将“使人们能够选择孩子的性”，而“未来将成为女性主义的胎儿们出生后就会在性别认同诊所接受咨询被矫正为或被转化为‘男人’”。[35]跨性态以及男同性恋，被视为是同一套世界逻辑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为男性创造的、最初为男性开发的变性手术”，女孩和女人注定要在科学进步的授意下被消灭。她们揣测，变性主义是为了“取代女性以减少其数量的预备步骤。男性创造的女性要比‘自然’女性更能符合男性的意念”。文章最后以谨慎的语句介绍了微型计算机和“芯片”技术的发展。每一次技术变革的浪潮都会有对于自动化和失业的担忧，而在70年代末，“您不能不注意，快速的计算机化已经消除了主要的‘女性工作’”。她们认为，这一趋势创造了一“使资本主义和男性至尊减少女性人数以及未来人口的‘明显’”需要。这些事实间的联系在革女派看来非常明确：“‘性筛选’将为他们实现这一切”。革女派坚称，女性已经是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了”。[36]

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在于，人类社会一直受制于技术，不可能回到神话般纯净的“自然状态”。 这种纯净状态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性别化领域的实验也不可能还使性原封不动。[37]当然，技术科学并不是就内在有解放性，施于不正之手，更可能为压迫性的。然而如果没有支持亲身实验的技术科学，女性的解放——在过去50多年间，发生于许多女性生活之中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无论“性别批评论者“怎么说，在当今世界上，您的确可以转变你的性，而且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外科手术、荷尔蒙改变、幻想、美学展示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要说女人只能天生如此，永远也成不了男人或其他任何的存在，这是不对的。

[1] 见Hatpins致Hashtags, ‘Feminist

Futures,’ accessed 7 April 2019,

https://h2h.feministarchivesouth.org.uk/feminist-futures.

[2] Cockburn, ‘Terfs take America…: what happened when British female rights activists went to Washington?, Spectator USA, 31 January 2019, https://spectator.us/terfs-take-america/.

[3] 见 ‘Teaching Individuals Gender Equality & Respect’ (TIGER)网站,

http://www.tigerbristol.co.uk/about.html.

[4] 女性解放运动 (女解运) 曾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女解运由白人占多数，其成员大部分是城市中等阶级，其地区性的去中心化结构意味着其阶级接触要更为复杂和广泛。该运动的政治学则通过诸如Spare Rib之类的杂志刊物以及由Virago出版社和女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而扩展至“普通”女性。从1971年开始，女解运实行自治，它将女性与男性分开来进行组织，以支持其“解放”。女解运在意识形态上是多元异质的，它采取了多种政治策略来应对女性在公共生活和日常压迫中的所受的压迫问题。黑人女性运动(黑女运)和家务劳动工资(家劳薪)则是另外的同样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女性为中心的运动的例子。黑女运由黑人工人阶级占多数，而家劳薪的主要特征则是白人和黑人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联合。黑女运和家劳薪的规模都小于女解运，但在女性主义知识和行动主义上的贡献上却毫不逊色。这里最切题的一点在于，黑女运和家劳薪在跨性别问题上，并不赞同女解运少数派的政治观点。关于女解运的地区性，见 Sue Bruley, ‘Women’s Liberation at the Grass Roots: a view from some English towns, c.1968–1990’, Women’s History Review 25:5 (2016), 723–740.关于英国黑女运的历史简介，参考Diana Watt and Adele D. Jones, Catching Hell and Doing Well: Black Women in the UK – the Abasindi Cooperative (London: Trentham Books, 2015),而有关家劳薪和联合作业则要参考, Wages for Housework: A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Feminist Movement, 1972–77 (London: Pluto Press, 2018)及Wilmette Brown, Black Women and the Peace Movement (Bristol: Falling Wall, 1983).而关于英国以女性为中心的各种运动的概览性简介，可参考‘Sisterhood and After:

The Women’s Liberation Oral History Project, 2010–2013’, British Library,

accessed 7 April 2019, https://www.bl.uk/sisterhood.

[5] 例如， Pat VT West指出，在1972年的阿克顿会议就上出现了“真正的”跨性别女性，她自己和Jackie Thrupp都以男性变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北方女性解放摇滚乐队的键盘手是一位跨性态妇女，在1974年的爱丁堡国民女性解放会议上，她们一起登台演出。可以肯定地说，运动对跨性态男性和跨性态女性都表示欢迎，但是表明ta们的存在的记录和档案却非常有限。Pat VT West interviewed by Viv Honeybourne, ‘Personal Histories of Second-Wave Feminism, 2000-01’, Feminist Archive South, University of Bristol Special Collections, DM2123/1/Archive Boxes 79.

[6] Sally Fraser and Amanda Sebestyen, ‘Going Orange’ in ’68, ’78, ’88: From Women’s Liberation to Feminism, ed. Amanda Sebestyen (Bridport: Prism Press, 1988), 104–116, 107.

[7] Dimitris Papadopoulos, Experimental Practice: Technoscience, Alterontologies and More-Than-Social Movement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79–81.

[8] Ibid., 79.

[9] Ann Oakley interviewed by Margaretta Jolly, ‘Sisterhood and After: The Women’s Liberation Oral History Project, 2010-2013’, British Library Sound & Moving Image Catalogue reference C1420/56/01, transcript p. 50/track 1. ©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10] Ann Oakley, Sex, Gender and Society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1972), 159.

[11] Raewynn Connell, ‘Transsexual Women and Feminist Thought: Toward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Politics,’ Signs, 37: 4 (2012), 857-881, 861.

[12] Papadopoulos, Experimental Practice, 6.

[13] 该插画图示最早发表于合集 Conditions of Illusion: Papers from the Women’s Movement中后来则由the See Red Poster collective印刷: https://seeredwomensworkshop.wordpress.com/.

[14] 见 Gayle Kimball (ed.) Women’s Culture: Renaissance of the Seventies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81).

[15] 关于 ‘Women’s Music’的传播如何跨越国界的例子，见D-M Withers, “‘neither pure love nor imitating capitalism’’: Euro WILD and the invention of Women’s Music distribution in Europe, 1980–1982’, Feminist Review, 120:1 (2018), 85-100.

[16] Sophie Lewis, ‘How British Feminism Became Anti-Trans,’ New York Times, 7 February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7/opinion/terf-trans-women-britain.html.

[17] Lewis, ‘How British Feminism Became Anti-Trans’ 尽管Greenham Common格是仅限女性的和平营地，但学者和营地参加者都指出，它是——一个性别和性态实验的场所(Sasha Roseneil, Common Women, Uncommon Practices: The Queer Feminisms of Greenham, (London: Continuum, 2000)); 创造性的物质性政治 (Anna Feigenbaum, ‘From cyborg feminism to drone feminism: Remembering women’s anti-nuclear activisms’, Feminist Theory, 16:3 (2015), 265–288); 80年代以女性为中心的国际和平运动的中心节点(Alison Bartlett, ‘Sites of feminist activism: Remembering Pine Gap’, Continuum, 30:3 (2016), 307–315, among others. 值得记住的是，Ann Pettitt是Women for Life on Earth的创始人之一，她于1981年组织了向Greenham进发的徒步活动，原因是她对革命女权派倡导的某种分离主义感到疏远。见Ann Pettitt, Walking To Greenham: How the Peace Camp Began and the Cold War Ended (Aberystwyth: Honno, 2006). 同见

http://www.yourgreenham.co.uk/.

[18] Amanda Sebastyen, Feminist Practice: Notes from the Tenth Year! (Theoretically Speaking) (London: In Theory Press, 1979).

[19] Cynthia Cockburn, ‘The Material of Male Power,’ Feminist Review, 9:1 (1981), 41–58.

[20]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2, (Basingstoke: Policy, 2015).

[21] Papadopoulos, Experimental Practice, 43.

[22] 在 ‘Politics of Struggle’, LSE, 12 February 2019里，Sumi Madhok阐明了女性主义情谊。

[23] 有关更多的女解运中革女派与其他派别间的辩论的信息，请参见Jeska Rees的杰作, ‘A Look Back at Anger: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1978,’ Women’s History Review, 19:3 (2010), 337–356.

[24] Revolutionary Feminists,‘Statement from the First Year’, British Library Add MS 89305/17 (1978).

[25] Ibid..

[26] Ibid.

[27] ‘Academics are being harassed over their research into trans issues’, The Guardian, 16 October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8/oct/16/academics-are-being-harassed-over-their-research-into-transgender-issues.

[28] 例如，参见Family Endowment Society的活动和理论于Clare Debenham, Birth Control and the Rights of Women. Post–Suffrage Femi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B. Tauris, 2013).

[29] 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40 (1966).

[30] Zoe Fairbairns, Benefits (London: Virago 1979), 14.

[31] ‘Depo–Provera: The Ignorance Injection,’ Black Cultural Archives DADZIE 1/10.

[32] Gilbert Simondon [1965] ‘Culture and Technics’, Radical Philosophy 189 (2015), 17–23.

[33] Sophie Lewis, ‘Serf and Terf: Some Notes on Some Bad Materialisms,’ Salvage, 6 February 2017,

http://salvage.zone/in-print/serf-n-terf-notes-on-some-bad-materialisms/.

[34] Sheila Jeffreys, Sandra McNeil, Maria Katyachild and Siva Rosachild (n.d.) ‘Some Plans Men Have for Our Future.’ British Library Add MS 89305/17.

[35] Ibid.

[36] Ibid.

[37]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