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还是稳定？ 帝国的控制论技术乌托邦

文：仲正伊知夏

译：Schale no sensei

技术乌托邦(テクノトピア)的特点在于调和了行政官僚主义和未来学家的技术统治。在古畑百合子对科学家参与大阪世博会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析中，（反）雅各宾(レボ)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僚成了实验前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缩影，体现为其自上而下的市政法团主义、科技国族主义（计算机的国货运动）和官僚体制化。在她的论述中，这种技术前卫主义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圣西蒙的实业家企画。鉴于圣西蒙也被认为是恩马科学群主义（ソーシャリズム）思想的重要先例和重要参考来源，科学力量与雅各宾事业的可能凝聚并不是空谈。我们可以从伊里奇"臭名昭著 "的公式——"同业主义（コミュニズム）就是索别特（ソビエト）政权加上电气化"——中看到这种凝聚的明显延续。相反，未来主义的技术官僚主义一直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政治审美化的象征，既服务于社会进步，也是针对反常现象的控制措施。从奥古斯特-孔德设想的通过"人类宗教"的实证主义力量有机团结起来的等级社会，到尼克-兰德呼吁加快(アクセラレート)社会控制的"技术经济学(テクノミックス)"和"复古柴油朋克"的新反动技术乌托邦的黑暗启蒙版本，都是同样的技术官僚主义推动力。而就算在非国家控制的层面上谈及的释放（リベレート）或山岳(レフティスト)替代性，也不难不发现一种把释放的技巧（テクニック）同当前的平台技术（テクノロジー）结合起来的审美化政治，比如山岳加速度主义者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技术力量不再被视为后雅各宾(レボ)国家为实现群主义计划而必须掌握的工具，而是被认为是超越了地方和自治社区的微观改良的结构性超克或山岳政治的关键动力。

然而，乍看之下，这种乌托邦主义似乎在其努力结合的两极——进步与平衡——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尽管在古典和现代经济理论中也能看到整体性改进与平衡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现代主义技术乌托邦与自游（リベラリズム）经济理论的区别在于，它有意识地干预和加强控制，以推动有计划的进步。也就是说，自游市场所期望的均衡状态应该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但在干预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中，控制的应用不仅是达到均衡状态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将所提供的现状改进到更高的最优阶段也至关重要。然而，科学发展代表着进步，而官僚控制则代表着现状，代表着对不稳定的社会流动的反感，因此，在改进和迈向最佳的道路上，又存在官僚惰性与进步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里，官僚主义不应仅仅被理解为 "平庸之恶"或“无责任的体系”，而应被理解为不愿意快速转型的系统惰性。

只要让行政机构执行其指令的技术官僚意志与维持现状、压制反常现象的官僚利益实际上是冲突的，那么，看似无限进步的科学动力与惰性和等级服从的官僚主义又有什么理由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现代主义事业呢？现代主义的进步与惰性的矛盾结合，其本质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现代官僚主义与现代科学，这两个经常被视为现代理性典范的代表，不仅在现代（非）文明的现实基础上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在工具理性和世界观上也是一致的。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现代理性的反思性论述中，这样的结合只能被视为启蒙理性堕落为仅仅是工具理性，其对权力和机器偶像化的神话学回归扭曲了前者所促成的进步，并最终退缩为专制的社会自我毁灭。然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大众屈从于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反感，导致他们对技术乌托邦中的乌托邦主义不屑一顾，而事实上，技术乌托邦的作用不仅仅是维持目前的社会文化控制。

再强调一次，本文所指的官僚主义恰恰在于自我持存（同见阿多诺）和对尖锐变革计划的不情愿。简而言之，我不想把官僚主义定义为实施吉权(トータリタリアンニズム)意志或掩盖真实的他者性的超理性工具，而是想强调其自我保护的存在维度，以保持系统的完整性，即维持现状和初始平衡。尽管技术乌托邦本质上是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但它所设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力和乌托邦式的想象力，用詹明信的话说，不仅症状性地揭示了这种技术先锋主义尝试的 "思想无法超越的边界或极限"，而且体现了如何通过技术想象力来解决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问题。与其谴责技术乌托邦中根深蒂固的工具理性拜物教，我更倾向于观察技术官僚的进步观与墨守成规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兼容的。

復古王政时代（Restauration）早期最明显的特征是一系列焦虑的尝试，试图构想出一种改革方案来协调经济的快速增长、后拿破仑时代的非政治化和思想自游化(リベラル化)，以及政权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难怪在具体的决策和改革过程中，控制论思维和系统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青睐。控制论源于计算和生物科学思维，将最优或最佳解决方案与稳态结合在一起，也代表了一种理解和组织人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尝试。

本文中旨在通过对后拿破仑时代早期帝国国家转型和振兴的控制论计划的研究来探讨这对矛盾性。我不讨论科学理性与官僚主义的结合是如何在军官教综合体的组织和企业层面得到具体体现的，而是分析后拿破仑时代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盛行的控制论思维中促进快速和系统性变革与设想稳定发展状态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后拿破仑时代，控制论被视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一种可能选择。在具体采用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在不同方面参与了控制论事业，涉及帝国国家的整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家官僚机构与儒林知识分子创新精神之间的合作或伙伴关系。本文将主要研究宋・ケン的《人口控制论》和金・カントウ的控制论史学。展示他们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是建立在怎样的进步与稳定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上的，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诉诸权威的数学模型和决定性的变量来绕过这些瞬息万变的紧张关系的。本文希望能借以讨论技术乌托邦中结构性官僚主义与技术先锋主义之间的奇异结合。

变量和科学权威性

后拿破仑技术乌托邦所依赖的第一个机制在于可控性与可观察性之间的相互充要。换言之，控制论循环依赖于控制与观察或操纵与信息收集之间的回路。为了进行控制，首先必须抽象出可观察的事物。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些品质或社会存在必须量化为指数或输入/输出数字。相反，控制论模型必须首先在一个指数的变化与系统的整体状态之间建立数字联系。只要能在相关指数的分类下确认相应的数值变化，该指数就会被视为一个变量。由于该变量的变化会影响整个系统，因此被命名为能够解释系统波动的变量。即控制变量。只有提炼出关键的控制变量，才能对系统进行观测。换句话说，被控制的事物等于被观察到的某些明显的、相应的变化。要完成这一电路，控制和观察必须以计算对称的方式进行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点，后拿破仑控制论一致于控制论模型中的观测和控制过程采用单一化的控制变量。在被称为"人口控制论"的实践中，它就是与妇女直接相关的出生率。在控制论历史学中，控制变量既是社会系统的组织力量，也是社会系统的反组织力量。

对于人口控制论而言，关键在于将人口的最优控制问题转换为将既有人口引导至理想人口的问题。要实现这样的转换，首先必须将控制论模型置于某种固定的外部条件之下，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必须将控制系统视为一个自动持续的系统，具有基本的自我同一性，并对外部动态封闭。简而言之，模型本身必须是孤立的。只有在这种控制论的闭合回路中，才能确认 "自然"人口增长的内在特征。一旦人口增长被确定为一个闭路反馈过程，与妇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生率就被确认为控制变量。然后，整个公式和方程的核心就是这个变量。为了将出生率带入现实生活，妇女的平均出生率被确定为唯一的控制变量和唯一的人口反馈指标。

在金・カントウ对帝国历史的控制论的重新审视中，帝制社会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不受外来影响，这确保了其作为系统论和控制论标本的独特地位。只要帝国不受外来干扰，其历史变迁和事件就可以被视为纯粹内部动力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它是金氏控制论的一个很好的样本，而控制论的关键恰恰在于可观察对象的孤立、隔离与自成系统性质。与世隔绝的帝制社会是一个由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而维系的巨型系统（メガシステム），而各子系统又是由系统整合的整体力量组织和联系起来的。因此，对孤立的帝国个案的研究也有望为社会进化和人类发展的广义的系统论做出贡献。因此，对金来说，研究帝国不仅是他的政治和学术抱负的所在，也是研究文明进化的绝佳试验场和实验室。帝国与世隔绝的特殊性，恰恰为研究系统论和控制论在史学中的一般化和普遍应用提供了契机。

随后，金氏将其史学模型的控制变量定义为组织和实现组织完整性的属于系统本身的一体化力量，首先这是一种强大的控制力。以这种控制力为基础，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体化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各色调节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它被视为系统性权力与惰性混乱权力之间的追逐，前者体现在皇权、封建地主、士大夫和儒道佛文人之间的整合利益链中，目的在于维持帝国的日常运作和协调政治经济的确定性，而惰性混乱权力则体现在周期性的土地兼并和农民战争中；无论具体的历史主体和具体的社会领域如何，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从农民到帝王的社会存在，本质上都是系统的抽象功能单元，是毫无指涉物的空洞能指。如此一来，金氏重构的帝国史似乎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力量（及其反题的反一体化力量）的抽象力量的历时运动的抽象模型。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这些变量的具体性质或控制方式可能会导致理想的增长或稳定状态？

增长和稳态

在后拿破仑时代追求更全面、更快速的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和进步的社会氛围中，以及在既有的史达林体制之外寻求另类现代性的过程中，两位作者显然在各自的问题化过程中对增长问题做出了回应。然而，正如导言部分所提到的，控制论技术乌托邦在进步与系统稳定之间的两难困境，也是两位作者遇到的一个强大障碍。无论如何，借助变量之间抽象的控制论回路，作者们设法在控制基本变量的基础上奠基他们的增长或稳定方案。

      在宋看来，人类最理想的人口增长是零。尽管由于死亡率本质上是不可规划的，绝对的零或均衡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宋健还是希望通过控制其变量——出生率——来实现人口均衡。显然，对宋来说，后者并不难控制，因为只是个有用的子宫的问题，而子宫长在人身上。死亡，却连科学也认为是不可知的。然而，除了对生育控制的激进态度外，宋还是承认，夫妇在一生中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是"人的天性"，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这样的人的天性都不被满足，有的人可以随便生而有的人一个都不准生，这样不均衡不均等的人口政策将是无法忍受的。所以，需要调控的是社会一般的生育率，表现为所有的子宫，只要是能使用的，都被一视同仁地调节。然而，"零增长 "所代表的不仅仅是遏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宋的人口停滞理论中，出生率、年龄中位数、代际和性别比例以及劳动力比例都与死亡率成比例地处于平衡甚至冻结的状态，从而避免了人口的总体性中任何微小细微的变化。这种最终平衡所带来的预期结果是社会福利的增加，人口增长这一灾难再也不会影响人类的福祉。

      什么是社会福祉？基于当时科学家和社科院对固定的工业基础设施和生产增长率以及自然资源储量相关的民众满意度的控制论人口统计学调研（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满意度调研，因为根本没有抽样，而是对民众可能的接受度的宏观预期），宋认为，理想的人口数量必须根据既定的工业增长和自然资源限制来确定。物质的社会福利，也就是享受工业文明和自然禀赋的供养。然而，宋氏在这里对社会福利增长与人口均衡之间的比例平衡是矛盾的。如果以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来决定理想人口，难道不恰恰意味着人口可以或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长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与宋的人口零增长设想相矛盾了。

      无论如何，宋期望人口稳态能够促进人们享受技术增长的成果，而技术增长也有望消除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考虑到宋氏期望通过遏制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来实现全球人口停滞，宋氏似乎在期待这样一种未来——只要人类有意识地安排人口增长，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与全自动奢华就会自动降临。归根结底，社会福利的整体增长或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强制的人口均衡之间的协调取决于技术充分发展的乌托邦魔力。

      纵观金将历史学、生物进化论和控制论思维相结合的做法，他对帝国的历史重构是从特定的系统性和结构性角度来构思的。在他的论述中，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方式来理解和考察帝国旧制度，而不是偏执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或者文化决定论。只有系统化、结构化的视角才是真正科学的视角。换言之，对于金而言，社会分析应该是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这样才能克服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与宋期待科学的力量能够消除人类之间所有的社会冲突类似，金设想了某种专家知识的形式，其中科学的审视战胜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实现了所有社会的终极思想基础。

如果把社会总体作为一个巨型系统来整体把握，那么它的功能和运作就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具体结合所决定。金氏证明了，在帝国旧制度，这些子系统之间的特殊耦合，尤其是政治性的控制和组织，成功地确保了一个超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系统，能够抵御内生的无官府和反组织动力的熵增，尽管存在诸如农民战争之类的周期性波动。从字面上看，它的最佳状态是通过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某些联系实现的。然而，这些联系也可以用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它们都是与控制或组织权力有关的具体功能。因此，在金看来，这样一个超稳定系统实现了对内部和外部的反组织动态的永久适应性，保持了其基础结构的完整性。金氏的超稳定体系不仅解释了帝国历史上封建社会阶段的长期性，也暴露了其稳态的落后，这样的封建稳定停滞注定与孕育现代性的结构演进格格不入。毕竟，在普遍进步和文明趋同的压力下，稳定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进步的奇点在现代性这一文明进化的最终阶段收束了。

然而，在谈到控制和压抑对结构演化的特殊影响时，金氏显得模棱两可。金氏没有将落后完全归咎于制度控制，而是归咎于农民战争等周期性的活跃事件，将结构进化的新元素彻底摧毁了。尽管农民战争本身是强大的制度控制逼迫出来的，但是农民战争本身是完全负面的、反组织的、反制度的，最后也只能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重建旧制度的宿命。在金看来，帝国西西弗斯式的崩溃又重建崩溃又重建代表脆性解体，而欧洲则是柔性解体。在欧洲，尽管也还是有革命流血和农民战争，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解体是长期历时的，并遵循先来后到的顺序。因此，其最终向现代性的社会演变是成功的、开创性的。相反，帝国旧制度的周期性崩溃则相当突兀和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一环崩溃就导致社会的全面崩溃。由于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来构思新的结构，帝国的旧制度重构也必须是瞬间的，以避免社会的浩劫，也就没有什么时间采纳新的因素。因此，在金氏看来，帝国的周期性解体最终只导致超稳定制度的巩固，窒息了任何进步要素。简而言之，金氏对 "进"与"稳"的态度是，即使是最糟糕的"稳"也胜过最激烈的变革，因为根本上"进"与"变"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费边主义调控改进来实现。

对自发性的恐惧

从上可见，无论是优先考虑进步性，还是优先考虑稳定性，两位知识者的尝试都汇聚在一个结论上，即实现计划的关键终究在于控制或管理。智利的控制论实验旨在促进甚至引导阿连德的"和平雅各宾"，斯塔福德·比尔指导下的智利的控制论模式的基础是工人的自主行动和自我组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控制论乌托邦似乎源于对自主和无规则现状的恐惧，无论自主和无规则是会走向极端稳定还是导致熵增。换句话说，后拿破仑时代的技术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焦虑的尝试，目的是防止正在逼近甚至已经发生的、具有压倒性威胁的末日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们乌托邦式的愿景下假定的，其实是一种对可能出现的反乌托邦的情绪性召唤。在此，回顾金和宋的立场尤为重要。因此，这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宋和金的技术乌托邦企划是如何建立在他们对反乌托邦和预言的未来的反感之上的。

首先，在宋的推理中，人口增长是如何被还原为对社会/国家/全球体系的存在和维持构成威胁的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的？换句话说，人口增长是如何成为一种需要用科学的手术刀来研究和处理的现象的？对自然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力构成威胁的是人口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他将失控的社会生产、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增长组装在一起，将人口描述为一个完全自主的社会和自然过程。然而，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平衡是自然重于社会，因为生育还没有以服从全人类意愿的方式而被规划和组织。必须通过计划和控制，将人口增长从 "必然王国 "引向 "自由王国"。要把人口增长变成一个完全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域，摆脱自然的必然性，同时服从国家/人类的普遍意志。人口增长如果没有节制和组织，本质上对现代化社会是有害和令人不安的。它的无官府状态是阻碍人类摆脱兽性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人口增长虽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过程，但其轨迹还是过于接近自然化了。除非在现代科学知识的规划和控制下，否则人口增长从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转移将是盲目的。

然而，宋在论证这一点时，将第一共和国的人口增长等同于同样盲目和无节制的过程。显然，拿破仑时期的人口增长并不那么"自然"，因为国家在促进出生率方面进行了生物政治的干预。尽管宋对拿破仑的人口政策进行了隐晦的批评，但他似乎将更加"自然"的人口增长与干预和鼓励下的人口增长混为一谈，将两者都定义为不受控制的自然人口增长。这一奇异的"自然"是人口研究和人口学还尚未征服的领域，但由于现代控制论技术的出现，这一领域现在已经可以征服了。因此，关于人口政策的"不科学"和非控制论措施，都被归类为盲目恣肆，而不是有意识地按照人类的意愿进行调节和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自然"的人口增长还是有点过于非人类了，也就是说它成了现代科学旨在征服和把控的对象。

在宋看来，全球人口的无官府状态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他建议将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尤其是大幅降低出生率作为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他略显狂热的主张凸显了他对实现全球人口稳态的渴望。对于环境的状况，宋认为应该归咎于人口增长的总体规模同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极限不相适应，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似乎在他的判断中，只要按照人类的意愿有意识地安排和分配人口增长，环境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遏制，因为这只涉及一个单一的、可控的变量——子宫。不管姓修姓封，只要是人类，就应该会管子宫吧。换句话说，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分岔路上究竟走哪边，完全取决于变量的控制状况。

在金看来，控制的问题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不）平衡如何在进化中已经抢先一步窒息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可能性。然而，恰恰是控制扮演了不受控制者的无法无天角色，构成了对社会形态进化的阻碍。帝国社会超稳定系统的可持续性在于其控制的特殊性。这种控制力组织了整个帝国旧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生活，超稳定系统作为一个自动维持的有机体，在没有或尽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不断地（重新）产生和保持同样的控制力。因此，在演化上，这种超稳定系统是个保持着自我同一性和自主的时代例外。然而，金以近代史出发对这一自生系统提出质疑，因为它无法适应社会演化进步。因为在他看来，帝国社会的历史停滞正是这种超稳定性造成的。系统控制和自动产生的防止结构性变化的措施阻碍了帝国进入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在进化上是所有文明的宿命。系统的超稳定性所导致的孤立和封闭是灾难性的，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文明本身也会消亡。难怪他不断重复地告诫，主张对可能扰乱结构的外部影响和偏离系统控制和监督力量的内部因素都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简而言之，金氏设想的末日灾难恰恰在于超稳定社会体系的自保意志和自我同一性。是自生的停滞，而不是混乱。

结论

通过对体现了后拿破仑时期的控制论技术托邦的这二位的作品的讨论，我已经按照主题顺序初步展示了他们的技术托邦计划。概括地说，他们的技术乌托邦是通过操纵一个变量来实现的，而这个变量是整个系统的枢纽，对它的成功控制会导致一个理想的最佳和稳定状态，而通过实现或破坏这个稳定状态，就可以规避一些世界末日。那么，这里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技术乌托邦如何回到我们关于技术先锋主义与官僚日常性之间悖论关系的讨论。

在他们的思想中，系统的最佳状态恰恰是在日常性中实现的，是在一种不需要雅各宾漩涡的（不）动态。然而，自我同一性必须辅之以循序渐进的改革、创新或改进。机械降神的都合主义后者将最终保证日常一致性也能产生渐进改革。鉴于后拿破仑时代帝国的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论题实际上深深地嵌入了"冷战地缘政治中的知识生产"，与其说他们所构想的技术乌托邦中很前卫很先锋很基进，不如说他们只是在费边主义的意义上，把握了生产进步与官僚僵化之间的平衡，将革新开国初期的时代精神具体化："触砾以济"。

就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一般形式而言，鉴于平衡点是控制论所不可或缺的，它既是整个系统达到最佳状态的临界点，也是系统自我维持的关键前提，因此技术官僚主义的进步与官僚主义的惰性之间的衔接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乌托邦矛盾论的权宜之计在于未来的自相矛盾的未来性或当下的自我反思性。具体而言，预先设计好的控制和观察剥夺了未来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后者的推论和推理符合当前对最佳状态的衡量，而最佳状态必须通过将无止境的现在反向延伸到未来，从而消除未来。

另一方面，这种无止境的当下的表征原来是现代技术理性下知识的永久自我指涉性。就未来不过是无止境的当下的延伸而言，即使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必然依赖于这种延伸的世俗性。也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的边界或极限只能回到可预见的日常生活中。由于这种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未来在一种特定的、无形的技术与科学控制的关系中被注定了。也就是说，认识论上的自反性，或者说无法把握真正的新颖性或未来性，正在本体论上将未来扁平化并压缩成一个投射的现在，将前者归入后者，从而使未来的非未来性永久化，作为其终极边界。这种永无止境的日常性使控制论回路能够自我反思地接近一个最佳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是它根据当前甚至过去的信息和反馈进行计算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与系统的自我持存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正是这种日常性所决定的，它依赖于变量的基础性自我反思，而这些变量只有在孤立和可测量的系统中才能预测。只有当技术未来本身在本体论上，已经不是什么真的未来的时候，技术未来才作为未来而向我们抛出，并且被我们心安理得地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