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以爱国为信仰的神权国家

“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大概是关于中国性质的各种议题中，最不存在争议的一个。中国有没有搞资本主义，将来还搞不搞资本主义，是有争议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是有争议的；中国政府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是有争议的；中国是不是威权专制国家，是有争议的……中国政府、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不可能对以上任何一个议题达成一致，却很有可能一致同意，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者。

然而，在1949年之后发生在中国的很多事，如果不用“中国是一个神权国家”来解释，是很难说得通的。当今的中共全方位实施的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并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化简到极致的“党国一体，爱国至上”神学。中国共产党、国家政府、国家领袖、中华民族、中国，五位一体，神圣不容侵犯——这就是中国国民在长期现实生活中被灌输的“爱国教”教义。

相信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具备一个常识：只要是人类创造的思想体系，都是可以讨论乃至质疑的，否则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人文学科就无从发展甚至存在下去了，甚至连经济学、公共卫生学等兼有人文性质的学科也会受牵连。这一基本常识甚至可以扩大到神学领域：相当一部分神学素养比较高的宗教信徒也会同意，在信神这一大前提之下，有很多概念和细节值得讨论，这在教内并非禁忌。

然而，如果是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代表唯一真神的统治集团，其他任何人连提及真神的权利都不见得有，更不必说是解释真神、质疑真神了。

在当今中国，情况就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真理阐述权属于习近平，然而，在官方出版物、喉舌媒体等宣教平台以外的地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展示、解释习近平语录都会蒙上反党反华的嫌疑，轻则删帖封号，中则网暴社死，重则训诫坐牢。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真理阐述，尤其是革命党时期的那些，虽然也享受类似待遇，理由却大不相同，更接近于“竟敢拿前朝的尚方宝剑来斩本朝的官”，默认“历史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一切以当今最高指示为准。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最高指示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娱乐明星的发型、耳环和纹身，到新冠防疫的病毒清零、舆情清零和经济清零，可谓面面俱到。只有在试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短暂岁月中，中央暂时削减了“玉音放送”的力度和频度，才让人民产生了我们并不缺少自由的错觉。现在，随着中央的声音越来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不一样的声音”（李文亮语）也越来越小，覆盖面越来越窄了。这是很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发言越来越趋近于一种风格，那就是为了维护“爱国教”教义无视最基本的逻辑和事实，睁眼说瞎话。作为外宣，外国对此风格言论的反响大部分中国人也看不到，哪怕是实在瞒不住的脱钩和制裁，明面儿上也不会跟外宣联系在一起；作为内宣，积极意义则十分明显，那就是强调“党国一体，爱国至上”的教义足以凌驾于逻辑和事实。正如电信诈骗犯使用的不标准普通话口音能够筛选出目标对象一样，不讲逻辑和事实的外交发言，自然能完成“信者爱国，疑者恨国”的简单筛选。当人们看到作为中国绝对统治者的中共，在对外场合的价值排序是“爱国”远大于“逻辑”加“事实”，自然会知道遇到爱国问题的时候该怎么站队才最安全。

归根到底，当爱国成为一个信仰问题，那也就不成问题了。信仰当然不需要思辨说理，信仰就只有信与不信。一般情况下思考问题，是先有过程再出结果；信仰问题则恰恰相反，先出结果再生成过程。

于是，中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信仰爱国教的和不信爱国教的。后者往往也认为自己爱国，只可惜她/他没有拿出宗教信仰的觉悟来爱，不能将立场、信仰放在凌驾于逻辑、事实、道德底线的位置上，所以在前者那里也就被剥夺了爱国权，即使自称爱国也无济于事。

比如说，不信爱国教的人看到了一个事件，就会提出问题和意见，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时候触犯了宗教禁忌。很多情况下，她/他会认为这不仅对政权毫无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巩固政权的统治，简直是一种爱国行动。

而信仰爱国教的人看到了一个事件，只会等待官方的通知：如果等不到，就说明这事是假的或不重要；如果等到了，那当然“以官方说法为准”。至于擅自提出问题和意见的那些人，都是在给党、给国家找不痛快，让党、让国家丢脸。假如他们真的爱国，就不会不顾及党和国家的面子。所以他们不爱国，动机就是坏的，说词当然都不可信。

当爱国问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的时候，以上两类人还能貌似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恰如1978至2008这三十年间大多数时候的状态一样。仿佛所有人都只想着促进经济建设，生活自然就会变得更好。如果有人提出问题，似乎也不是不可以解决。比如以前有收容遣送制度，因为孙志刚被废除了；以前有流氓罪，成年单身女性只要跟几个男人发生过非婚性关系就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枪毙，现在也没有了。

可是，当难以解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只依靠经济也不能完全解决的时候，中共就会引导民众把问题统统扔进爱国领域的大口袋。于是这些问题一下子变得很容易解决了：爱国，问题就不存在，或者会被国家解决；不爱国，就会抓着问题不放，伤害群众的爱国心。

所以前几年香港的问题，在爱国教信徒这儿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爱国问题：只要被扣上了港独的帽子，别的什么都不用说，别的什么也不必听了，镇压就是硬道理。往前算的藏独、疆独，早晚要清算的台独，都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与爱国有关，谁都不能打我，我则谁都能打。这是信仰问题，对异教徒，可讲不起仁义道德！

就算离开中国，信仰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所以留学生里保持着爱国教信仰的人大有人在，而且因为来到了一个“异教徒”国家，潜意识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而不信仰爱国教的人往往因为到了国外就比较放松，或者因为适应环境变化自然采取了对爱国教更不敬的态度。这些表现看在爱国教信徒眼里，就是确凿无疑的叛教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所有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理应爱国，也就是跟自己一样的爱国教信徒。所以他们使用撕掉对方海报（类似于删帖禁言）、向国内举报之类手段毫无心理负担，因为这是诛杀异端的信仰之战。

而作为他们攻击对象的非爱国教信徒者，则会发现在这场单方面认定的战争中，自己既没有将对方逼入绝境的战斗意愿，又没有向国内举报、跨国网暴这样的杀手锏。不管是按中国规矩还是按留学所在国规矩，一旦双方实名对峙，政治少数派都是损失更大的一方。

说到这里，不信仰爱国教的人，或者说政治少数派，大概很有理由感到悲观。己方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一些爱国教信徒被退学遣返；而己方的损失，却是无上限的，甚至可能累及家人。

可是这就是出生于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却有条件选择放弃信仰的人要面对的现实。我想强调一点，哪怕是在这样极端的局面下，我也并不认为不信仰爱国教的人和信仰爱国教的人就只能是敌人。

无神论者往往认为宗教信徒缺乏智力，宗教信徒往往认为无神论者缺乏道德，这两种意见都是偏见，也都能通过各人确认自己怀有的偏见得到改变、增进理解，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想，无论政治少数派再怎么回避爱国教信徒，由于我们成长在他们中间，总会有一些我们还留恋的人在那个阵营里。如果你信任你们之间的关系，信任对方的人品和思维能力，还能确定对方不是那种最盲信的爱国教信徒，那么，不妨考虑启发对方意识到爱国这件事在中国的宗教色彩。也许你还有机会保留这段你珍视的关系，多叫醒一个人在万难打破的铁屋子里陪你。是的，这真是太损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的判断正确，对方应该也早就因为现在的中国而感到痛苦了，你并没有加深对方的苦难，反而能让她/他看清自己的病因。

无论如何，作为无神论者，我依然尊敬某些宗教信徒，比如林昭、比如托尔斯泰、比如Nassim Nichlas Taleb。爱国教信徒里就一定没有值得我尊敬的人吗，我想还是有的。虽然目前为止我发现的这类人，似乎都正在朝弃教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中国人这么多，世界这么大，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真正把爱国当作信仰的人，不会把我视作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