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 寇大夫的诊所
结绳志“田野编”栏目专注收集研究“边角料”。我们尤其想要打破田野调查/理论写作、研究/生活的二分,希望能在此分享来自四面八方的故事和投书,共同思考我们的经历和感受。
90年代,浩浩荡荡的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启,在市场化前受到培训的老一代医疗工作者们,有的留在城市大型医院,有的则回到社区。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国家重新注资发展社区医疗,同时让其承担打疫苗、防艾滋等基础公卫工作,“社区全科医生”逐渐形成了在多级医疗系统中,接触民众和患者最为全面直接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他们是服务者,为百姓处理头疼发烧的日常小病;他们是基层干部,替官僚系统完成社区卫生监控的行政任务;他们的生命在街角巷道的小空间中展开,走过医患关系激化的媒体头条,在新冠中被动员完成抗疫的一线力量,又迅速消失在香烟、药柜和小卖部之后,不留功名。
这是一幅关于民间大夫的速写画像。大家都叫他“寇大夫”。相比起正规的社区全科医生, 寇大夫更游离于体制之外,日日打交道的,也大多是游离于医保体系边缘的普通人。他的诊所很简陋,病人一年四季进进出出,不分回汉,不问信仰。2021年清明节前一周,收到好友微信,问我要当年给寇大夫拍的照片。两年前的同一时期,我俩未曾料到,寇大夫会走得那么突然。他的诊所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歇业了,只有他的一些病人们还在挂念着“寇大夫”的名字。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默默无闻的大夫。
作者/ 小水母
编辑/ 林子皓
01.
寇大夫的门诊时间雷打不动:每天中午12点开门,下午4点关门,周末和节假日照常营业, 除了家中紧急事件,几乎全年无休。他的诊所位于庙后街上的一个犄角旮旯的巷道里,门口有一家两三平米的小卖部,但没有任何标志显示这背后有一家诊所。
所谓诊所,不过是一个十几平米见方的长方形单间。一扇略低于一米九的小木门,对于年过七旬的寇大夫来说,高度刚刚正好。
掀开那层薄薄的布帘进去,内部陈设一览无遗。一张七八十年代式样的深褐色木桌,一把长方形木凳。桌子背后是整面墙的药柜,旁边有未开封的一次性针管和针筒。桌子面前有两把小沙发,虽然有些破却被拾掇得挺干净, 沙发边上是一张同样破旧的诊疗床,床的末端摞了几只纸箱,床两边都有打吊针挂瓶的立架,只不过床尾的立架上常年挂的不是吊瓶,而是半袋猫粮。
2015年入冬,我第一次走进了寇大夫的诊所。
这样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大半年中,成了我最熟悉的画面之一。有病人的时候,寇大夫会一个个把病人看完,再招呼我。没有病人的时候,老头会习惯性地从木桌子的右边抽屉中取出一盒红塔山香烟,取出一支,不紧不慢地点着,吸了一口, 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接着慢慢吐出一口烟,看着你,波澜不惊。
02.
寇大夫平时不愿意多说话,病人们似乎也早习惯了他的怪脾气,每次进来只管自己说起病征,或是直接指着自己的患处,用坊上人一贯的直爽来上一句:“寇大夫,就这个病,你看咋办咧?”
寇大夫的木桌子上总是放着一摊《良友》报纸。一个春日下午,我去的时候正好没有病人,他正戴着老花眼镜,趴着看报纸 。我轻轻叫了一声“寇大夫”,过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用细长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镜框,摘下黑色的老花镜,搁在报纸上,招呼我坐下。
“寇伯,看啥呢?”
大概是见我好奇,寇大夫拉开抽屉,拿出了里面的一个小黄本子,是八九十年代产的那种典型的笔记本,还是塑料的封皮,每隔几页就有山水花鸟画 。那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药方,还夹杂着各种小纸片。
“给,你看。”寇大夫递给我几张小纸片,都是《良友》报纸上的剪纸,没有时间,没有版面。
我随手拿起其中一张,读起了标题:“催产素能提高女性性欲?”
“哦,那个的原理很简单,催产素可以使子宫收缩,增加性快感。”
“那伟哥呢?”我没忍住,追问了一句。
“也简单,原理是一方面使动脉收缩,增加输血速度,另一方面是静脉膨胀,不就更加坚挺了。不过,那个时候也不是要提高性欲,主要是用来治心脏病的。后来也有很多登山运动员什么的,吃那个增加供氧量,提高效率。”
“那这个呢?叫什么?二甲双——这个字怎么念?”
“二甲双胍(gua)。”
“这里写着,除了治疗糖尿病,还可以延缓衰老吗?”
“跟青蒿素差不多,屠呦呦不是很早就发明了吗?这个药也是,早就造出来了,主要是糖尿病人吃。你看,人家英国机构就研究出来还能防止帕金森。家里有老人不?我自己就每天都吃。哈哈,吸烟太多,解一下毒。”
正说着,老头站起来拆了一箱放在诊疗床角落的特仑苏,递给我一瓶,自己也拿了一瓶,从抽屉柜子里掏出一个塑料小药瓶,用管子吸着特仑苏,干脆地吞下了一粒二甲双胍。
03.
回坊水深地方小,一来二去,脸熟起来快得很。诊所旁边小卖部的阿姨常坐在外边嗑瓜子、看电视,每次见我去,就知会一句:“寇大夫在里面呐。”
那时已经入夏,午后看病的人便不多,我坐在小沙发上和寇大夫闲谝。将近三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中年略微发福却仍旧颇有风情的女子进了小诊所。寇大夫瞥了一眼进门的男人:“哟,你来啦,长胖了。”
“是啊,重了20多斤呐,也睡得着了,也吃得下饭了,都是托寇大夫您的福啊。”他满脸堆笑,随即转身对那个同行女人说,“寇大夫医术特别好,我那鼻子也是这儿治好的。”
寇大夫让女子把头抬起来,拿着一个绿色的手电筒照。照完后,说是干燥性鼻窦炎,在诊断桌下面翻来翻去,手里捏了个塑料小罐子,走到药剂台,打开药用凡士林罐子,用一个不锈钢板刮了一些,细心地塞到小罐子里面。
“给,5块钱。药,早晚敷。”
那个女人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瞄了一眼男人,似乎在说“就这?” 那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转头问寇大夫能不能多给一盒。
寇大夫摇摇头:“够了,那么多药啥用。”
拿了药的女子走到了门外, 男人并没急着走,他慢慢蹭到墙边,指着墙上的纸,压低了声音 :“寇大夫,我是这个——您看,能治吗?”
“可以,不过这几天没有胶囊壳了,过几天来吧。”
“是那种普通的胶囊壳吗?那简单,我去外面买个最普通的胶囊,把药粉倒出来,再装您配的药就行。” 男人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不过他的语气中显然多了惊喜的成分,声音也变得大了些:“我那个时间很短,能治好吧?”
“可以。”寇大夫依旧不紧不慢。
男人夹着他的包迫不及待地出门了,脚步似乎比进来的时候轻快了不少。
待到那个男人前脚出了门,寇大夫拉开他的抽屉,拿出他红塔山,慢慢掏出一根,点着,悠悠地抽了起来。
04.
“寇伯,你为什么老抽红塔山啊?”
他看了我一眼,拿过平时写药方的纸条,端端正正地写了三个字:褚时健。
“知道他是谁不?”
我摇摇头,一脸茫然。
“褚橙听说过不?”
接着摇头,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极了白痴。
他笑了,笑的时候鼻梁上的眼镜有点点往下滑,干脆摘下来放在了木桌上厚厚一叠的《良友》报纸上。
“你们没听过他也难怪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了。褚时健就是这个的创始人呐。”老头把红塔山烟盒往我面前一挪,“白手起家,把红塔山做成全国最大的卷烟厂,后来全部无偿国有化,结果在文革的时候被劳改,老婆进去了,女儿没熬过去,在监狱里面自杀了。”
他停了一下,抽了一口烟。
“后来呢?”
“后来?后来被放出来了。放出来老头不甘心啊,就重新做。那么大年纪了,你说他做什么?他开始种橙子,就是刚才跟你说的褚橙,那可是现在全国都有名的橙子。你知道王石吧?王石还专门去拜访他咧。”
一墙之隔的小卖部里电视机里头的声音咿咿呀呀,寇大夫指尖的烟慢慢地燃烧,一边破旧的那个台式风扇慢悠悠地晃过来晃过去,发出一阵嗡嗡声。
05.
其实吧,我这性格其实最不适合当医生,耐心不好,脾气又犟,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你说怎么会当医生?还不是被社会逼的。怎么逼的?家庭成分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学医了。我原来想当工人的,可是人家一看,说地主家出来的,不要。其实,我不出生在地主家。
我是1940年生的,我妈当时生了十个。对,当时在抗战。兄弟姊妹十个,养不活啊。养不活怎么办?那时候我姨妈没有儿子,她老公是地主,我妈就把我过继给他们家了。他们姓易,就是那个容易的易。我的姓那时候也改了,也姓易。我算是叫养父母吧,他们对我很好。
我养父解放前在西安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原来跟着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后来从军转警,成了西安警察局局长,但是1950年的时候就被枪毙了。用那时候的话说,解放前是民族英雄,解放后就成了民族罪人了。
你不是问我怎么又姓回寇的吗?解放了,斗地主,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对,我就改回原来的姓了,可是这个地主成分就一直就改不掉喽。想去工厂做工人,人家一看档案,不要我。后来就只好去西安那个中医学童预备班上课,本来要读三年。后来,我读了一年多,就没读下去了。
为什么没读下去?那个时候61年,你妈可能都不知道,你爷爷奶奶应该知道,没东西吃。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读书?找饭吃要紧呐。我就去了部队。人家看我学过医,就让我到了军医部。62年的时候中印打仗,我们部队就被调去了。中印那个时候是有防无边,真正打仗就一个多月,但是前前后后持续了半年多。喀喇昆仑山海拔5000多米,我们连就驻扎在那上面,都是雪。我们连三千多人,死了43个人。太苦了。后来我退伍就不想再呆了。其实我们领导想留我,我不想呆了。
69年退伍后我就调到了厂里的医疗室。算算,比你出生还要早20年哩。是啊,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转悠,干到现在。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房间以前是工厂店传达室,我们单位的办公室从前也在这条巷子里面。后来,我从单位退休之后,就开了现在这家诊所。
不过,跟你说实话,看病这兴趣,我真是老了才有的。都快退休了,才发现自己对看病感兴趣了。原来在单位里上班,来看病的大多数那都是装病,开假条来的。后来自己开诊所了,来看病的那是真有病。你说我图啥?我现在也不图钱,就是兴趣。
你说,人老了,发现自己还能对这个社会起点作用,没被社会淘汰,这就够了。而且,如果发现有些大医院专家不能治的病我能治,也挺有成就感。治好了人家病人也不送我啥,一次治好了宫外孕,人家最后就送了四个大枣,连药都不是我这儿抓的,就是开了个方子。那次像是,你们叫什么来着,对,‘灵感’。就是灵感突发的感觉,一串药名就自己跑到脑子里了——当归、红花……天花粉……。十味药,病人吃了四五个疗程,各项指数就下去了。
说起天花粉,瓜蒌听说过没?西安郊区以前有,现在农村可能有。用瓜蒌的根茎磨成粉,叫做天花粉。四五十年前,国家政策计划生育,打那个针堕胎,那里面就有这成分。当时副作用太大了,要皮试,很多人都过敏,后来就停产了。可是,这个当作中药,药性就大大降低,而且还没有什么过敏的副作用。中西医都是通的,我那次也是灵感来了。后来再有一个人来询问堕胎的方子,我用同样的方式稍微做点调整,就开给她。你想,连宫外孕都能够终止妊娠,更可况是宫内了。后来事实证明,出血很少,而且效果不错。
做医生,最难的是打好基础。你看很多老医生,都是凭经验,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到大医院,化验、拍片,到最后还是一样,开的药还贵。医生就靠卖药过日子了,这病人还不遭殃吗?可是,那能怪医生吗?现在国家都把医生变成商人了,工资那么低,还动不动要打要杀的,你让他们怎么活?所以,这医商医商,是最害人的东西。千万不敢跟美国学,奥巴马快不干了,他整的那个医疗改革还没谱儿咧。
06.
“那您做了那么多年医生,那么有经验,没让家里孩子也做医生吗?”
他原本抽烟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之后似乎又被若无其事地放回嘴边。“没有,我儿子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我不让他学医。”
他不再说什么,摘下了眼镜,眼睛看起来益发小了,浑浊当中戴着一丝特别的清亮。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抽烟时,手指有点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过了一根烟的功夫,寇大夫理了理桌面上的东西,关上药柜的门。我陪着他一起出门,走上了庙后街。
“寇大夫!”忽听背后有一个洪亮的男声,用那种坊上口音唤他。眼见过来一个骑着三轮的白帽老人,没下车,只笑嘻嘻说了句:“寇大夫,上!”寇大夫也不客气,慢慢抬起腿,坐上去,说了句回见,搭着便车回家了。我依然清楚记得,那天他头上戴的,照例是一副茶色方形墨镜和一顶遮阳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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