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西康省】9.德昌会理：两座孤单的教堂+尾声

德昌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在这里汉文化占主导，有一条古街，中心是一座钟鼓楼，城楼两边牌匾写着“南通蒙治”“北达京畿”，汉地县城传统的标配规划。以这座钟鼓楼为界，向北叫上翔街，向南叫下翔街，德昌天主教圣心堂就在上翔街。

这座教堂周围是比较老旧的民居，教堂被环绕在民居中，老照片上的正面围墙和大门已经不在了，只有铁栏杆围着。教堂主楼是民国时期常见的中西结合建筑，整体是罗马风格，但在屋顶飞檐细节上却带着大量的中式审美元素。外观最有意思的设计是，教堂楼顶采用的不是传统西式教堂的尖顶，而是中式四角飞檐中间一座宝瓶，这个设计把中西文化元素结合得非常巧妙。

在民国时期，很多教堂为了吸引当地人皈依，往往乐于融入中国文化，就出现了很多地方教堂会融合中式风格，外国传教士穿长衫通汉学的情况。这座教堂现存墙面很老旧，题字只剩下中间“圣心堂”三个字，两边的字都被清掉了，能看到痕迹，木头大门是紧关着的。

教堂内好像没人看管，我只好自己进入参观。正门旁边有一座小门，一把锁头挂在上面却没有锁上，我认为这是一种信任，所以自己打开门进入教堂旁院里。进入院子能看到神父办公室，同样也没有人，比较遗憾的是墙壁上原来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无法辨认出当年写的是什么。

神父办公室旁边有一座碑，上面记载了教堂的历史，法国传教士在1896年就进入德昌进行传教，这座教堂修建于1908年，之后一直活动到1950年，之后天主教学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归国有，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革开始之后，教堂彻底停止活动，建筑也受到了破坏，墙壁上的文字大概是那时候被清理的。直到1982年，天主教会在德昌重新开始活动，1997年进行了重修，2000年开办教会幼儿园。

我去的时候，教堂主楼没有锁门，我自己开侧门进入。天主堂内部是传统而简单的样式，白色墙壁红色柱子绿色木头拱顶，大门上方有一处漂亮的彩绘，下面写着“献祭罪赎”。侧面墙壁上是中式镂空的窗子，但有所损坏。

德昌天主堂可以说是天主教会在凉山地区不多的几座教堂保存，因为当地的民族和政治冲突很容易波及教会，只有传统稳定的县城才能保存教堂，彝人地区是不太容易传教的，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同样在一座传统古老的汉人县城里。

会理是一座被开发的很完善的旅游小城，这里已经是凉山州的最南边，靠近云南，经济发达。会理明清时期商帮发达，古城内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这座城也和上文提到的明朝初期月鲁帖木儿叛乱有关，叛乱之后这座城原本的土城墙被毁掉，重建了砖石结构的新城，明朝政府将此会理作为重要的交通和防御地点，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门保留到今天成为旅游景点。

会理天主堂在北城门东边的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教堂在维修，无法进入参观。这座教堂同样是中西结合的建筑，但与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这座教堂把中西两边分开，主楼正面是法国罗曼式砖木结构建筑，三个尖顶呈山字形，墙体厚重，半圆形拱券，后面的钟楼则是中国传统重檐六角攒尖顶楼亭木结构建筑，从侧面看起来，前后两边是中西两种风格并行。

比起德昌天主堂，这座位于旅游街区的教堂外观修饰的很好，灰色整洁的墙面，褐色与白色相间的纹饰。会理天主教堂比德昌天主堂建成要晚20年建成，1863年法国天主教传入会理，1902年设立教堂，现在这座教堂是1926年修建的。

德昌和会理这两座天主教堂其实是同一位神父主持修建的，法国传教士贾元祯神父。贾元祯神父属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这是一个全力从事海外传教（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天主教使徒团。在中国，陆续开辟了包括成都教区、康定教区、重庆教区、宁远教区（西昌）、叙府教区（宜宾）在内的14个教区。

在从会理返回西昌时，已经是农历新年前的最后几天，西昌城里最热闹的是老城区的年货街市，我在那里为家人买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艺品，服装配饰和漆器，当然我不确定那一定是当地彝族人手工制作的，很可能来自义乌批发市场。

尾声

在西康的探访结束了，我从北向南，穿行了西康曾经的康属、雅属、宁属三个地区，去找寻遗留的历史建筑与今天的地方风貌。坦率地说，比起我之前去过的东北和新疆，西康地区的近代历史遗留是不多的，这似乎验证了我来之前，本地朋友告诫我不要期待过高。我想一方面川边地区在近现代一直处于纷争当中，在缓冲地带上不太容易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当西康省诞生开始进行经济开发的时候，存续的时间又太短，所以没有太多的遗迹留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西康地区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制衡和妥协。元朝蒙古统治者在西南边区设立土司进行管理，这种放权是蒙古人治理多族群大帝国的习惯，只需要按时征税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制度有利于管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民族和地区。

明朝时期延续了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时期，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土司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只要不叛乱，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认土司可以为所欲为。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介入带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试图控制西藏地区，更想通过西藏进入四川，而土司们对此态度暧昧，虽然他们并不愿意接纳英国人，但也不那么顺从作为帝国的边地屏障，这导致了帝国的中央政府开始考虑撤销土司。

这种尝试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就开始进行，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英国人介入西藏问题变得没那么积极，但清朝的灭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体制，藏区与中央政府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此时期，西康地区的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制衡拉萨政府对于川边的控制，通过宗教上的怀柔和军事上的试探维系着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云南的新军和青海的穆斯林军阀对藏区进行牵制。

红军的崛起和长征在西康的藏区和彝区传播了革命思想，很难说当地土司们究竟是真的认同革命，还是作为在汉人政治派别之间押宝的手段，但这也让少数民族地方统治者之间就派别问题产生分歧，意味着后来的西康统治者要拿出更多务实的诚意来拉拢民族地方领袖，包括投入经济和教育建设。

直到共和国建立后，解放军进入西藏确认了新国家最终的边界，并通过50年代中期对藏区和彝区叛乱的镇压肃清，实现了西康地区对于中央政府彻底的认同，也由此，西康省的历史目的已经实现。

我的这次探访由于时间、季节和个人水平限制，还存在很多遗漏，对于西康省西部地区没有涉足（但可以推断那边能够保留下来的遗迹会更少）。但这样一次探访，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理解“边地”的新的思路，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西康这样一个边区在历史上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注：西康省之旅全部内容写于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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