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伪满时期日本文人“时局童话”初探——以石森延男、山田健二为案例的考察（陈实）

按：本文首发于《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若对相关内容感兴趣，请关注公众号“伪满洲国研究中心”

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从最初被视作“汉奸文学”而被彻底否定，到新时期（1978年）以来的反思重释到现在的直面深化，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然而，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一直很少进入研究视野，这一时期的童话，却是日本殖民者的殖民地文化侵略的直接体现和重要罪证。特别是其中为数众多的，将意识形态“植入”字里行间，对青少年“洗脑”教育的“植入式童话”。除了一些自觉不自觉纳入“附逆”话语的中国作家，“日系”“蒙系”“鲜系”“俄系”作家组成的多族群、多语系创作团体也都参与其中。

“植入式童话”在伪满洲国的盛行并非冷灰爆豆，而是与日本战争中的“时局文学”战略紧密相关的。对这一时期流寓中国东北的日本文人“时局文学”，特别是“时局童话”创作现象的考察，将排摸出殖民者利用童话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恶流源头，并探索东亚殖民文学中“民族协和”的虚伪修辞。

“作为补充”的“日系童话”

20世纪30年代前的日本文人童话，主要作为其他日语文化教育的“补充”，目的是让在华的“第二代”日本青少年保存日本风俗文化的传承和语言的纯正性。这一时期，日本文人在中国东北创办了相当数量的文艺杂志，随之出版、发表了一些童话作品。

日本翻译家、文学家大内隆雄（1907-1980）就曾回忆，《满蒙》杂志编辑中沟新一（1891-不详）就是当时的“童话大师”。中沟新一，日本东京人，笔名韵大尉、那迦三藏。1920年11月来到大连，历任大连新闻社编辑局学艺部长、大陆杂志社嘱托、中日文化协会编辑部主事、《满蒙》杂志主编。主编《满洲年鉴》（1933）《满蒙讲座》（1933）等，发起创刊《满洲子供新闻》（《满洲儿童报》），时常刊登一些童话故事，提倡儿童中心主义，在教育界颇有影响。这一时段的童话作品，十分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作用，内容往往十分贴近生活，让儿童通过童话学习日语、传承文化。这种在童话中贯穿教化的创作方式，是“日系童话”逐渐走向服务“时局”的先天条件。

紧随中沟新一，于1926年来到大连的是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日语教育学者石森延男（1897-1987），他被视为伪满洲国“日系”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出生于北海道札幌市，札幌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两年小学教员，随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文科，此时开始对诗歌和童话产生兴趣并尝试创作。1923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师，翌年执教于师范学校，1924年出版处女作《怀念的人们》。初到大连时，石森延男就职于“南满洲国教科书编纂局”，主要任务是为“在满”的日本人子女编写教材，与此同时，他积极创办了《新童话》《童心行》《帆》《满洲原野》《日本的少女》等杂志，其中《帆》作为儿童作文杂志，成为伪满洲国时期日语作文教育范本。

1934年，大连东洋儿童协会出版了石森延男创作的《明亮的海港 黄色的风》（明るつ港 黄色の风）和《满洲传说》。1938年，石森延男在大连弥生高等女学校任教，同年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儿童小说《蒙古风》（《もんくーふおん》），翌年调回日本，出版《绽放的少年们》（《咲きだす少年群》），同年还出版了童话《故乡的画》（《ふるさとの絵》）、《蔓延的云》（《ひろがる雲》）、《燕子们》（《燕たち》），1942年，他出版了长篇童话《松花江的早晨》（《スンガリーの朝》）。1943年他的长女去世，石森延男改信基督教，这一信仰对作品风格带来不少影响，1949年辞官专心著述，出版大量童话集、随笔集、旅行记、补充课本等。1971年由日本学习研究社出版《石森延男儿童文学全集》15卷。

1931年12月，石森延男在大连出版了他第一本童话集《砸夯》，这本童话集标价“一元八十钱”，从版权页显示的信息看，当时石森延男住在“大连市桔梗町101”。这本童话集，包含《蜂群》《高原》《慢慢成长的》《一粒豆》《风信子》《制作品》《风之母子》《砸夯》《吹明笛的少年》《向日葵与魔术师》《大雁与野草莓》共11篇童话，其中作为书名的作品《砸夯》是第8篇。

《砸夯》更像是一篇描写众人造房子过程的记叙文：一片肮脏老旧的联排长屋住宅慢慢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新的豪宅。人们聚在一起，为造新房子打地基。首先搭建起一个高架，在一个中间的粗圆木桩上绑上许多网绳，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拉网绳，就能把圆木棒吊起来，一起松手，木棒就会掉落把土地砸平。人们喊着号子，一起唱和着夯土。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信二的孩子，他觉得劳动号子的节奏很有意思，而且在高架子上领唱的人显得特别开心。从下面仰望上去，就好像在青天白日下放歌一般。随着劳动号子上上下下的圆木棒也很有趣，而且四周围一开一合的网绳好像一朵花在吸气吐气一样。孩子们看着这豪华的居所，觉得这里简直是浦岛太郎去过的龙宫。“能住在这样豪华的房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浦岛太郎吧。”孩子们很羡慕，也都想成为浦岛太郎。然而信二比起想要住进这样的豪宅，他的心一直被砸夯的场景牵引着：“十几个人合力牵引的木棒是非常大的力量，信二不能忘记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和人们。”

将孩童们熟悉的环境作为童话的背景，一朵花、一粒豆，都可以作为童话的主角，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教育，这就是石森延男早期童话的特色。他常常描写一些日本人生活的日常，并没有过多的幻想和虚构。像《砸夯》中的孩子们，观看大人们打地基，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明白了劳动是让人们幸福的基础，这就已经在故事中埋藏了教育的意义。而童话中的浦岛太郎，又是日本岛国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代表性传说人物，作为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编写教科书的石森延男，特别善于在童话中完成教育的传承。在他这一本童话集中，《蜂群》描写蜜蜂之间的互助互爱和人类的不劳而获，最终蜜蜂逃到了大自然之中；《一粒豆》写的是一粒豆成为豆苗，坚持不懈地向唯一的光明处爬升，还劝服了想要咬断自己茎叶的老鼠，最后在她的孩子们获得光明后枯萎死去；《大雁与野草莓》则叙述了一个天生翅膀弱的大眼掉队后，落在西伯利亚寒冷的狂野里，幸亏遇到了好心的野草莓，让它恢复了力量继续展翅高飞。这些童话都蕴含着一些给孩子的道理，但文字又都是充满童心而诗意的。比如《大雁与野草莓》的结尾，大雁的体力完全恢复了，野草莓说：“即使你独自一人旅行，内心也不要畏惧，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在旅行。仔细想想，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在旅行，在旅途中这样相遇，彼此帮助才是旅行的愉快之处。”

石森延男的日语童话与他主编的日语“满洲补充读本”作用类似，就是要让在华的日本儿童记住日本的风俗文化，不要被当地的文化侵蚀和同化。因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强大性，确实可以使日本的“在满儿童”渐渐融入并被改变。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伪满洲国的“协和语”看出端倪：表面上看殖民地的不会日语的中国人被迫以夹杂着日语的中文与日本人交流，这是文化侵略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殖民者为了与当地居民交流的一种妥协与“被同化”，在破坏汉语的同时，日语也一样被侵蚀了。日本人自然不希望自身文化出现“断层”，这也正是石森延男这种教育者被派到中国要致力解决的问题，否则也没有“补充读本”的存在必要了。

“作为修辞”的“时局童话”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有的文学也被纳入战时体系。二战爆发后，一些日本作家被派入军队，直接服务于战争。“但许多作家到了部队只给士兵讲授中世日本文学。当局认为这一措施收效甚微，未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在勒令解散日本文艺家协会、禁止大部分同人杂志出版的同时，策动成立由菊池宽任会长的‘日本文学振兴会’。此时战争文学、战争诗甚嚣尘上。”

此时，石森延男的童话也开始转向“时局”的书写，加入了制造“五族协和”，书写“乐土”的队伍之中。从《蒙古风》开始，他创作的“时局童话”充满了“满洲元素”并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

1938年2月，《满洲日日新闻》的编辑找到石森延男，希望他“能以满洲的儿童为题写点什么”。很快，他开始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童话故事《蒙古风》，这个故事一经刊出就大获好评。然而，1939年3月，石森延男被任命为日本文部省图书局的图书监修官，只得返回东京，连载也因此终止。回到日本国内后，新潮社在出版时将书名改为《绽放的少年们》。

《绽放的少年们》虽然是他回国后的作品，但这本书正是《满洲日日新闻》上40回连载的《蒙古风》的整理和延续，绝对多数都是“在满”已经创作完成的，当时儿童小说和童话的概念界限十分模糊，这并不仅是石森延男童话作品的特点，著名日本作家新美南吉在伪满洲国发表的童话作品——现代已被归为经典童话的作品——也都更像是儿童小说。我们不能忽略伪满洲国时期的童话概念，因而将这些作品归为伪满洲国童话作品的研究范畴；但即使不归为“童话”，也丝毫不影响这些“儿童小说”对我们理解石森延男40年代童话作品的风格转变，理解日本殖民时期伪满洲国“五族协和”的整体语境，考察伪满洲国日系童话作家的生活环境及多种因素对童话创作影响的重要作用。

这部336页，以蒙古3月中旬刮起的被称作“大陆的春魁”混杂着黄土粉尘的超强大风为题的童话，是石森延男最早的长篇童话作品，他的成名之作，由新潮社出版，获得第三回“新潮赏”。石森延男在序言中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目的：

日本的少年、蒙古的少年、白俄的少年、满人的少年，他们在一起憧憬自然、亲密、友爱、猜疑、争斗、互助以及他们按照各自想法生活，本书讲述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今，日本在大陆留下了它巨大的脚印。在这些脚印中，有着这样看不到的小花也在绽放。日本的儿童，不要枯萎要绽放，不要畏缩要茁壮成长，我怀着这种心愿写下《绽放的少年们》。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麻子、麻子的妹妹小田洋、麻子的未婚夫定夫、麻子第二任男友启二、“满人”孤儿志泰和桂英、蒙古少年查古多、白俄少年尤西里和他妹妹索妮娅。

麻子的未婚夫定夫，是一个会说蒙古语的日本人，坚决参战并在出征前认为自己会战死而拒绝了与麻子的婚约。麻子的第二任男友启二是日本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放弃了国内好的待遇，到“满洲”参加“新东亚大陆建设”。“满人”小孩志泰和桂英的母亲病死、父亲离家出走而成为孤儿，被麻子和启二收留。志泰与麻子的妹妹小田洋同年龄，在“满人”小学校读书。蒙古少年查古多是刚转到小田洋班上的（其父是蒙疆政府的官员）、白俄少年尤西里也是小田洋班上的孩子，会一口流利的日语，故事围绕这些与志泰、小田洋同是小学高年级的少年朋友而展开。

这个各民族“相亲相爱”的故事，本身就具有一种“民族协和”的修辞。童话中，麻子和启二收留“满人”孤儿，特别是麻子对孤儿中的“婴孩”桂英的照料，除了表现日本妇女克服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收留抚养“满人孩子”这一“协和”之处，多少还有一种将伪满洲国比喻为“婴孩”、把日本比喻为母亲的设想——这并不是石森延男的独创，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经常在各种宣传中将伪满洲国比喻为一个柔弱的“婴孩”，只有在日本“母亲”的怀抱中才能得到安全。当时一幅著名的宣传画，就是将伪满洲国画作一个婴儿，苏联被画作随时扑下的巨鹰，国民党政府被画作张开大嘴即将吞噬的妖魔，日本“母亲”正伸出双手拥抱婴儿，而背后是鹰勾鼻子“美英同盟”的觊觎。

尽管极力去营造一种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幻象，石森延男的童话还是反映出了这种“协和”本身的“不协和”。比如日本人固有风俗观念即使到了伪满洲国也很难改变，中国人开始接纳日本的一些传统，而日本人却为了豆腐切成三角还是四角而纠结；比如日本人的孩子不会说俄语、满语，而白俄少年却能说流利的日语；比如白俄少年的妹妹索妮娅，因为在“满人”杂货店有个年纪相仿的“满人”朋友，而能说较为流利的“满语”（汉语）……日本殖民者希望日语在所有的殖民地普及，传输日本风俗习惯和文化，把强制学习的政策推广日语，然而语言却在非强制的语境里被互相学习和传播。日本人对“满人”“肮脏、不干净、不卫生”的固有观念，也时常出现在石森延男的文字中，事实上此类文字也常出现在很多其他同时代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服务于“时局”的修辞，连编写故事的人自己都感到矛盾和疑惑。看似亲密的少年朋友们，却时刻感受到人种、文化、风俗、语言、经历等藩篱，难以跨越，难以改变，也似乎并没有强大的理由去跨越和改变。

“一切文化都倾向于把外国文化表现为易于掌握或以某种方式加以控制。但是，并非一切文化都能表现外国文化并且事实上掌握或控制它们。”石森延男“用心良苦”地编织了一个“五族协和”“共存共荣”的竹篮，上面用少年作为小花点缀，但希望植入的内容终于如流水般，没有办法留在竹篮里。各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易于掌握，更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控制，容易“协和”。

和石森延男一样，山田健二（1903-1976）青年时代就来到坐落在旅顺口区太阳沟茂林街89号的旅顺工科大学读书，毕业后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在满铁文化关系部门任职。1934年开始出版童话集，伪满洲国时期最后一部可见的作品是1943年的《娘娘祭的时候》（娘娘祭の頃）。

这个1903年6月26日生于日本东京都港区六本木的童话作家，日本战败后回国，1949年任东京郊区草加幼稚园园长，直至去世，一直致力于童话、童谣、童歌领域的研究，出版大量作品。

山田健二的处女作，是1934年的“新满洲童话集”《高粱的花环》。1938年，山田健二在日本出版其第二部“新满洲童话集”《慰安车》，同年12月，在大连出版了第三部“新满洲童话集”《少年义勇军》。《少年义勇军》出版时，他住在伪满洲国的“奉天”（沈阳）城里，是年2月，日本人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进行轰炸，炸弹一直扔到1943年8月才结束。在序言中，山田健二对写作的目的进行了陈述：

今年满洲最让人愉快的事情，莫过于三万人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以锄代枪、肩荷背负、爬山跨海地来满洲进行开拓。我非常喜欢这些青少年义勇军，而且今年是青少年义勇军一周年的纪念。因此我把这本童话命名为‘少年义勇军’，选入十篇童话作品。与原来的《高粱的花环》《慰安车》一样，作品都是写实性的童话作品，都是描写美丽的满洲、正义的满洲、和平的满洲的。

《少年义勇军》这部童话集包括《中央车站发生的事》（中间駅の出来事）、《苦力的神》（苦力の神样）、《金鵄勋章与盲马》（金鵄勋章と盲马）等10篇童话。实际上这些“童话”确实如作者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有些过于“写实”了，以至于更像是儿童故事、民间故事。

《饶河少年队》是整个童话集中篇幅最长（30页），内容最特殊的一篇。作者理想化地虚构了一群超人般的英雄军人：东宫中佐、神田大尉、良宽和尚等人。在虚构的战争中，“国策移民”“皇道精神”的体现者们，英勇杀敌，敢于牺牲。东宫中佐是神一样的移民先驱，为了践行移民计划而积极扩展开拓民；剑道六段的神田大尉，是一个彻底的军国主义者，志勇多谋；良宽和尚在敌人前面十米中弹，倒下叫喊“天皇陛下万岁”才死。

如果单看这篇童话，会让人立刻闻出“植入式童话”的味道，它十分贴合时局宣传，符合“植入式童话”的各种特征，读者可以非常自然地从中读出号召青年移民开拓、献身国家、“五族协和”之类的元素。但是当把《饶河少年队》放入整本童话的语境之中，又会发现，这篇“国策文学”鹤立鸡群般的站在9篇或轻松活泼或充满教育意义或略显悲伤的故事之中，显得那么突兀和莫名其妙。

这种并不巧妙的编辑方式与题材选取，相信作为童话作家的山田健二也一定能够发现。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也许作者正是希望显现出这种“时局童话”的“不着调”，以这种“不和谐”去对不能“不参与”的一种“牢骚”。作为“日系”作家，山田健二不可能不追随自己国家制定的宣传政策，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他都有参与其中的义务。但作家内心世界永远是复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真的就能把“满洲国”的人心都聚成一团吗？民族之间的感情真的可以那么自然吗？慷慨赴死之前都必须山呼万岁吗？作家写童话的时候，真的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吗？

深入考察“饶河少年队”的史实，则更令人感到讽刺。这个“饶河少年队”，是负责武装移民的东宫铁男1934年9月，将加藤完治、大谷光瑞等14名少年送到今黑龙江饶河畔，以“建设皇化圈”“涵养牺牲精神”“领悟大和民族的使命”为纲领，进行农耕训练。后来在1935年7月增加到16名，东宫銕男因日中战争出征之后，这个少年队相继发生了与干部之间的纠纷事件和队员离队事件。在1940年的报告中记载着“有因感情问题，小队时常发生争执，打死1名小队长和1名队员，因而被解除武装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饶河少年队”，并没有像童话中那样“勇猛忠义”，反而是因为条件艰苦而常起内讧，队长对队员随便打骂、体罚。1938年山田健二创作这部童话集的时候，“饶河少年队”就已出现了离队和纠纷事件。日本殖民者除了压迫殖民地人民，对本国少年们也是欺骗、教唆、引诱，用所谓的“国策移民”“大陆开拓”政策，把这些青春活力的少年，引入战争，充当战争机器的工具与炮灰。“时局童话”各种虚假修辞的意义，正是掩盖这些残酷的真实，制造“令人神往”的幻觉

“作为回流”的“时局童话”

“满洲国题材”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是比较流行的创作题材。这代表了伪满时期的一个显著现象——一些有“满洲经历”的日本人，在短暂旅行或长期居住后，回国将搜集的传说故事素材编写发表或进行再创作。这不仅是“异国风情”的展现，更是日本殖民者制造“满洲乐土”，号召日本人“开拓满洲”的重要手段。日本作家以“满洲”为题材的“时局童话”，成为日本本土儿童了解殖民地的少数手段之一，更承载着教化日本青少年的战争宣传手段。

1942年，石森延男创作了304页长篇童话《松花江的早晨》（スンガリーの朝）这本书的名字就演绎了殖民时期的复杂色彩，日语“スンガリー”是俄语“Сунгари”的发音，意为“松花江”。“Сунгари”读音对应中文字是“松阿里”，最早俄语更多是代表“松阿里市”，意思是“松花江市”（即今哈尔滨市）。仅一本童话书的题目，就包含了日本的文字，俄国的读音和中国的城市名。也同时展现着日语在作为殖民他国的语言工具同时，也在被他国语言所影响。石森延男的童话作品是有完整脉络的：《绽放的少年们》在伪满洲国创作，讲述伪满洲国各族少年相亲相爱、如绽放的花一般生活的故事；《到日本来》讲述“满洲”的客人来到日本，以“满人”的眼光夸赞现代化的日本，以“满人”视野写日本社会；《松花江的早晨》则是典型的“满洲国题材”，以日本人的回忆，描写这一群体对“满洲的记忆”。

与石森延男后来“转向”写“国策文学”不同，山田健二在日本创作的第一本童话集，就是“满洲国题材”，而且充满“国策”“时局”“亲善”元素。

这本童话集，包括《真正强大的士兵》《含泪的谎言》《珍贵的礼物》《高粱的花环》《皇宫里的人的纪念碑》《总理大臣与鸽子》《大典的早晨》《纸金鸢勋章》《啵啵一等兵》《冰纪念碑》10篇童话。

10篇童话，大多数都是写“军民鱼水”“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勇于牺牲”“日满亲善”的。限于篇幅，这里以《珍贵的礼物》《高粱的花环》两篇为例。

《珍贵的礼物》讲述了一个日本小学生“清”省下自己买礼物的钱，为朝鲜小学校建设捐款的故事。“同样都是日本人孩子，为什么差别如此大呢？”清看到内地日本人小学校与朝鲜人普通学堂的差别，普通学堂只有一个小暖炉，走近了也没觉得暖和，经常因为天气严寒不能上学。对清而言每年十二月有两件快乐的事，一是圣诞节要到了，另外就是他可以滑雪。这一年圣诞，清想要一个长的滑冰鞋，大约10元钱。但是他看到普通学堂的孩子蜷缩着，遇见严寒中断学习，就给校长写了信，希望能用自己的10元捐款，聚集更多捐款为教室通上暖气。校长于是召开家长会，召集筹款，借着势头建设暖气和校舍。建设校舍的砖瓦一天天多起来，冬去春来，又到了冬天的时候，美丽的二层校舍已经建好了。学堂搬迁人手不够，清忘了吃饭就去帮忙，还喊了在公园玩耍的伙伴，有一个还带来公学堂的“满洲学生”来帮忙。内地人，朝鲜人，“满洲人”，各民族的学生共同协力搬迁。校长终于找到了那个最初捐10元的清，因为没有买长滑冰鞋，每年滑雪一等奖的清今年只得了二等。讲堂落成仪式上，校长讲了清的故事，并送给他一双长冰鞋。

这个故事，首先植入的是“内鲜一体”，即朝鲜是日本的一部分。文章借用清的语言，表明了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是日本人”；其次，植入的是“日鲜亲善”，日本孩子为了帮助朝鲜小孩，连自己的礼物都不要，充满着博爱与牺牲的精神；最后，植入的是“日鲜满协和”，日本人、“满洲人”、朝鲜人一起协力建成了新学堂。

《高粱的花环》是这本童话集的主打作品，童话集以此为名。这篇童话，讲日本人“满”为战死的士兵制作高粱花环的故事。

满的家要从热闹的“奉天”（沈阳）搬到一个偏僻荒凉的站点。这里四处是高粱田，满每天都乘着长长的货车后面的车厢去两站外的学校，然后一个人回来玩耍。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傍晚从亮着橘黄灯的列车上取报纸和信件。满和车站的守备队士兵成了朋友，他生病了，只要士兵一来看望就康复了。秋季，“内地”（日本本土）的伯母给满带来柿子羊羹（日本的糕点），满吃了觉得自己不能吃独食，想叫士兵一起来吃。得到母亲同意后，他喊来士兵一起吃。这时，突然来了马贼，士兵与马贼激战，一小时后马贼死的死逃的逃，日本兵战死一人。军医为他清洗伤口时从沾着血的上衣口袋里掉出一块羊羹。士兵被花环包围着搬下了火车，只身一人的满也希望送一个花环，可他全部的积蓄也不够一半的钱。满悲伤的时候，看到前面的高粱田在红色夕阳照耀下泛着金黄色的光，于是他费力地用高粱做了一个美丽的花环。第二天，士兵的骨灰盒将送回故乡，车站的大叔、背着婴儿的大妈和附近的“满洲老百姓”都来烧纸送行，满将高粱的花环放在离骨灰最近的地方。生平一次也没有哭过的守备队长一边强忍着眼角的泪，一边问：“你就是满吗？感谢你漂亮的花环。战死的士兵应该最喜欢你的花环。”

高粱是伪满洲国的“国花”，以高粱做成的花环送给在“满洲国牺牲”的日本兵，象征着日本孩子对日本兵的尊敬和爱戴。日本士兵在童话里被塑造为亲和勇敢、为百姓除害的的一群人，是日本孩子们心中的英雄。童话作家的这种“满洲国题材”，往往利用童话的虚构性去迎合“时局”，却舍去了童话的可读性。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及“儿童之发现”中写道：“工厂即学校，军队亦是学校。反过来可以说，现代学校制度本身正是这样的‘工厂’。在几乎没有工厂或马克思所说的产业无产者的国家，革命政权首先要做的不是建立实际的工厂——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学制’与‘征兵制’，由此整个国家作为工厂=军队=学校被重新改组。这时候，意识形态为何是无关紧要的。现代国家本身即是一个造就‘人’的教育装置。”

对于日本这个现代国家来说，膨胀的军国主义机器，扩张的殖民教育装置，需要学校培养未来的军国主义后备军。以军队的故事教育学制中的学童，以学童爱护军队的故事感动军队中的士兵，由现在学制中的儿童成就未来战争中的军队。童话只是教育装置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螺丝钉或润滑剂而已，重要的不是童话有多么奇幻或有多少读者，读者到底是成人还是儿童，而是有多少人相信这些童话，并因为相信而成为帝国机器的组成部分。

伪满时期的“满洲国题材”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满洲新童话集》《满洲童话集》《满洲国物语》《满洲物语》《蒙古神话》《满洲支那传说物语》《满洲的美丽故事》《满洲的故事与传说》《满蒙传说集》等。

除了上述作家作品之外，目前可见伪满洲国“在满日系作家”的童话作品（时间顺序）还有：松本于免男编《蒙古的民谣和传说》、山本守译《蒙古千一夜物语（蒙古民间故事）》、鹿岛佐太郎编，石森延男等著的《满洲童话作品集 第一集》、良川荣作著《发现石头山》（岩山にきづく）、加藤六藏编《满洲的传说与民谣》（満州の传说と民谣）、斋藤一正著《满洲的昔话 石的裁判》、小此木壮介著《大连物语》（だいれん物語）。

伪满洲国时期，生活在大连的喜田泷治郎（生卒不详），早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1930年就在大连中心小学任教员，后与石森延男一样，参与了“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的编纂。因为从事教育工作，他比较关注儿童文学的创作，虽然伪满洲国只是他的第二故乡，与一些常常写“思乡病”的“在满日系”作家不同，喜田泷治郎对中国东北的风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9年，他根据自己收集的大连地区（辽东半岛）的传说故事，编写出版了187页的童话故事书——《星·海·花 大连传说》，这是一本写给儿童看的童话故事，同时因为文中写到的大连小平岛、蔡大岭、凌水寺、黑石礁等地的传说，都是根据当地人的叙述改写而成，不仅得到“在满”日本人和少年儿童的青睐，还拥有了日本本土读者的喜爱。在此书的序中作者写道：“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渔民和百姓们……是不会载入史册的人。但是，他们是真的和这个土地连接起来的人。……我想亲近这样的人们，我想热爱这片土地。”

除了《星·海·花 大连传说》，喜田泷治郎还在伪满洲国创作并发行了《这片土地这些人 满洲的传说》（(この土地この人)満州の伝説）和《悠闲的人们（续满洲的传说）》（のどかな人達続満州の伝説）。这些书都是讲述地方传说的，试图让儿童了解“满洲历史文化”，也倾注了作者充满热情的调查与研究。

也许，一个长期在伪满洲国“关东州”生活的童话作家，难免日久生情，难免把异乡当成了故乡，这种对第二故乡的“热爱”并不是难以理解的情绪，只是当这种“热爱”来自于侵略者、殖民者一方，就难免会让人怀疑“热爱”的动机。这些“不会载入史册”的百姓，也许从没有希望外敌来到他们的家乡，将他们“载入史册”。真正载入史册的，是一群日本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服务于“时局”，制造“王道乐土”的殖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