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朗缅怀徐晓宏有感

百花里的海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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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读完陈朗博士写给丈夫的悼文,想来想去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看到了许多朋友从不同的视角发表的观点,以女性主义居多,也不乏有些尖锐的评论。陈朗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可我想,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有智识的、聪慧的女性,谁不在内心痛苦地尖叫着?我们都被关于自由的谎言欺骗了,人怎么能拥有自由? 自由意味着必须承担选择的代价,宿命式的痛苦被归咎于个人。如果没有结婚就好了,没有辞掉工作就好了,没有生孩子就好了,要是多读点书就好了,要是再优秀一点就好了,这是你选的路,都是你活该。可是我们讨论的大多数情境,它们所造成的内心的蹉跎远远要超出个人选择能决定的范畴。婚姻使人痛苦,那么不婚就使人幸福吗?哪怕在选择是否进入婚姻的过程中,你幸福了吗?人能幸福地走入婚姻,却不能幸福地选择不婚。皈依系统造成痛苦,忤逆系统也造成痛苦。看来系统远胜于人的强大,我们几乎毫无可能逃脱出它的掌控。

陈朗说,男人在父权结构内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真难,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女人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更难。我们能观察到,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多重窘迫的predicament在上演,其中女人们陷入了反复自证的死循环,她们需要向其他同僚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一个女人需要向父权社会为阐明她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关注职场不以家庭为中心;一个女权主义者却又反过来,需要阐明她为什么结婚,为什么选择以家庭为中心忽视职场。女权主义者从来都不是要成为男人,也不是要占领男人的位置剥削男人。于是只能建立新美德。这种美德要求她们坚韧独立,追求自我发展,但也要求她们不能忽视内省和关照周边。她既要自私地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自我发展,也要慷慨地将时间和注意力分给其他人。女人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一个人怎样才能既慷慨又自私?在旧的系统中,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甚至是一个不该被问出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不言自明的旧秩序。

徐晓宏去世前,带着对妻子的愧疚,他喃喃到如何用女性主义解读韦伯,我想,宏大叙事总算是输了一次。社会,国家,文化;抽象的理论,宏观视野,英雄豪杰。扪心自问地想一想,空泛地谈论这些名词,到底是在满足自恋人格与他对权力的欲望,还是真心实意地出于对社会的关照?一个连对妻子的痛苦都无能为力的人,该如何有理由地关照整个社会。这并不是说研究理论根本是错的,也不是说关注宏大叙事根本也是错的。它们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错误的一种,这种错误让我们忘记了爱。我应是爱我的妈妈,于是怜惜她的处境,因此读女性主义;我应是触动于收到的来自朋友或者陌生人,他们持久的、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善意,于是鼓起勇气决定要守护和关照他人,因此做研究读理论。

人应是为自己或是自己爱的人感到切肤之痛,于是迎着系统的阻力,结构的阻力,于是攥紧口袋里的胆量,上刀山下火海,竟能自愿地承受痛苦。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于研究者行动合法性的最高的证明。

写于1.19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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