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朗缅怀徐晓宏有感

昨天读完陈朗博士写给丈夫的悼文，想来想去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看到了许多朋友从不同的视角发表的观点，以女性主义居多，也不乏有些尖锐的评论。陈朗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可我想，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有智识的、聪慧的女性，谁不在内心痛苦地尖叫着？我们都被关于自由的谎言欺骗了，人怎么能拥有自由? 自由意味着必须承担选择的代价，宿命式的痛苦被归咎于个人。如果没有结婚就好了，没有辞掉工作就好了，没有生孩子就好了，要是多读点书就好了，要是再优秀一点就好了，这是你选的路，都是你活该。可是我们讨论的大多数情境，它们所造成的内心的蹉跎远远要超出个人选择能决定的范畴。婚姻使人痛苦，那么不婚就使人幸福吗？哪怕在选择是否进入婚姻的过程中，你幸福了吗？人能幸福地走入婚姻，却不能幸福地选择不婚。皈依系统造成痛苦，忤逆系统也造成痛苦。看来系统远胜于人的强大，我们几乎毫无可能逃脱出它的掌控。

陈朗说，男人在父权结构内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真难，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女人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更难。我们能观察到，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多重窘迫的predicament在上演，其中女人们陷入了反复自证的死循环，她们需要向其他同僚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一个女人需要向父权社会为阐明她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关注职场不以家庭为中心；一个女权主义者却又反过来，需要阐明她为什么结婚，为什么选择以家庭为中心忽视职场。女权主义者从来都不是要成为男人，也不是要占领男人的位置剥削男人。于是只能建立新美德。这种美德要求她们坚韧独立，追求自我发展，但也要求她们不能忽视内省和关照周边。她既要自私地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自我发展，也要慷慨地将时间和注意力分给其他人。女人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一个人怎样才能既慷慨又自私？在旧的系统中，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甚至是一个不该被问出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不言自明的旧秩序。

徐晓宏去世前，带着对妻子的愧疚，他喃喃到如何用女性主义解读韦伯，我想，宏大叙事总算是输了一次。社会，国家，文化；抽象的理论，宏观视野，英雄豪杰。扪心自问地想一想，空泛地谈论这些名词，到底是在满足自恋人格与他对权力的欲望，还是真心实意地出于对社会的关照？一个连对妻子的痛苦都无能为力的人，该如何有理由地关照整个社会。这并不是说研究理论根本是错的，也不是说关注宏大叙事根本也是错的。它们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错误的一种，这种错误让我们忘记了爱。我应是爱我的妈妈，于是怜惜她的处境，因此读女性主义；我应是触动于收到的来自朋友或者陌生人，他们持久的、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善意，于是鼓起勇气决定要守护和关照他人，因此做研究读理论。

人应是为自己或是自己爱的人感到切肤之痛，于是迎着系统的阻力，结构的阻力，于是攥紧口袋里的胆量，上刀山下火海，竟能自愿地承受痛苦。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于研究者行动合法性的最高的证明。

写于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