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 国际HPV知晓日 | 一则关于HPV的故事
编按:2022年3月4日是第五个国际HPV知晓日。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导致的宫颈癌,被医学界视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几年,宫颈癌预防知识的网络普及被视为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赋权。然而“早筛早治”的宣传能否一劳永逸地改善女性的健康福祉?本期是一篇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民族志小说,作者吴玥涵从大陆女性过境香港打HPV疫苗的风潮出发,以小戴母女的故事为线索,揭示出宫颈癌预防这一公共健康行动背后复杂的社会脉络:女性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产品商品化的交织,公共卫生数据背后医疗资源分配和基础设施布局的城乡鸿沟,性与身体的道德想象及其代际变迁,技术实践与亲密关系的纠缠。如作者在结尾所说,这样的生命故事和日常纠葛不仅旨在将HPV的医学叙事复杂化,也试图打开一个关于疾病科普策略、话语和方法的反思空间。
作者 / 吴玥涵
编辑 / 安孟竹
01:香港、疫苗、重疾险
2018年底的一天,小戴跟着部门主管清晨从M市出发,辗转飞机、高铁和地铁,终于在中午时分,抵达了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嘉宾大厦。两人一左一右,拖着各自的登机箱,匆忙排进了已经蔓延至隔壁商铺的大厦等候电梯的队伍。站在队伍末尾的两人一边查看着各自的手机,一边跟随着人流向前缓慢挪动着脚步。这时主管的电话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愉悦的女声,她们约定了下午晚些时候在铜锣湾见面。另一边的小戴则将手机屏幕定格在了一条短信上。
不到五分钟,两人便移动到了电梯口。跟随导引员的指引,两人小心翼翼地拖着行李箱进了电梯。“18楼,谢谢。”小戴用夹杂着普通话的粤语跟导引员说。因为已是满员状态,两人紧贴着门边站立,并不时需要为后面的乘客让出下电梯的通道。电梯安静、平稳地抵达了18楼,小戴掏出手机又确认了一遍短信上的信息,和主管在蜿蜒的通道里寻找起门牌号。在一扇半透明的玻璃门前,她们停下了脚步,按响门铃。
推开门,两人径直走向前台,递上自己的港澳通行证。“两位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这里要求一次性付清三针费用……”接待姑娘一边将通行证递回,一边询问两人是现金支付还是刷卡。两人将早已准备好的现金连同登记表一起递给前台。负责接待的姑娘将两人引到一旁的休息区。
从旁边一个隔间走出一位护士,将坐在小戴和主管身边的一位大概二十岁出头的女士带了进去。不一会儿,刚被叫进隔间的女士走出来回到先前的座位上。坐在角落里的另一对二十出头的女士起身离开诊所。小戴和主管被两位护士分别叫进了诊所内仅有的两个隔间。
一分多钟后,两人又回到了休息区的座位上。主管面色轻松,而一旁的小戴则捂着自己左侧的胳膊喊疼。“有的人反应是会大一些,不过这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护士用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向小戴解释道。“是的,我也听我朋友说了,她们有的打了什么感觉都没有,有的不光痛了好几天而且例假也延迟了……”主管笑着看向小戴,让她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起身到前台拿回了两人的收据。3针Gardasil 9(HPV九价疫苗), 8,000 HKD。两人被告知要休息一刻钟才能离开。期间,诊所里又陆续来了两拨客人。一对说着普通话的母女,以及三位大概二三十岁、说着粤语和普通话的女士。从这几位与前台的交流中得知,她们是来完成后两针疫苗接种的。
“你看,人真不少呢。”主管在小戴耳边轻声说道。跟她的同龄人一样,小戴从2016年起就开始关注HPV疫苗。她之前就听说,因为大陆延迟引进疫苗,对接种年龄和地点有诸多限制,而且引进数量少、难以预约,这两年大陆有不少女性专门跑到香港来打HPV疫苗。并且,在三种HPV疫苗中,最令大家青睐的是最新的、能够预防最多种HPV感染的“九价疫苗”。有报道称,近年来每年大陆赴港接种九价HPV疫苗的女性就有近200万。伴随这股风潮,九价HPV疫苗一度在香港被炒到一万多块,有的诊所捆绑消费,有的则供不应求,还有的甚至卖起了“水货”。小戴虽也早就心动来香港接种九价疫苗,但因为高昂的费用和负面新闻而一再犹豫。要不是好姐妹中已经有好几人接种了疫苗,而且主管在香港有靠谱的关系可以帮忙预约,小戴大概还处在对疫苗副作用或打到假疫苗的担忧中。
两人拖着行李箱回到大厦楼下,主管迅速走到马路边招来一辆出租车前往酒店。放下行李、简单梳洗后,她们下楼乘上了前往铜锣湾的地铁。地铁出口处,一位三十多岁、打扮干练的的女士热情地给了两人一个拥抱,一面询问刚才疫苗接种是否顺利,一面带着两人走进商场。
“今天真是跟打仗一样。我们今早来的飞机上,隔壁座的那个姑娘也是来打针的。之前只是看报道说有这么多人专门跑来香港打疫苗,今天是亲自体验了一把。还好你帮我们约到,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三人在交谈中来到一家餐厅。“你们肯定都饿了,我们吃点东西先。上面会议室我都约好了,莎姐一会儿跟我上去签了就好,很快的。小戴要是不急着逛街,也可以一起上去休息一下。”
被称作莎姐的主管和小戴在同一家猎头公司工作。莎姐三十出头,小戴二十有余,两人都来自M市。与她们会面的女士叫Sandy,广州人,在友邦保险工作。这一次到香港来接种九价HPV疫苗就是主管联系Sandy帮忙预约的。不过,接种HPV疫苗并非主管此行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她的主要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主管决定在香港为自己购买重大疾病保险,Sandy就是她的顾问。相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主管,小戴虽然也动心想要为自己购买“重疾险”,但还是有些犹豫。一方面,近年来家人、朋友生病住院的经历和医学知识的普及,让她愈加体会到疾病的难以避免,以及生病可能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尤其是这几年宫颈癌知识的科普,让她对自身的健康开始感到担忧和恐惧。不过,购买重疾险就意味着每年要多出差不多2万块的支出。这让来自县城普通工薪家庭、好不容易才在主城买了一套房的小戴感到有些为难。每年出好几万去抵御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这明智吗?
“这么说吧,你来香港接种九价疫苗,前前后后一共也要花费一两万。专家也会告诉你,接种了HPV疫苗并不等于就不会得宫颈癌。为什么?人生总有偶然嘛。那如果你不幸就得了呢?这肯定得治呀。高水平的治疗要花钱,这可不是一般医保可以帮你报销的。买保险,其实就是为了给人生兜底,生病了不愁没有钱去到最好的医院治疗,即使再不济,也可以留给家人一笔财富。我们经常会说,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个人总会死,一个是人总会生病,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人少生病,让死亡不那么可怕… ”
Sandy一边吃着午餐,一边分享自己看法。一旁的小戴听得全神贯注。
02:在县乡筛查宫颈癌
小戴可能并不知道,早在十多年前宫颈癌预防科普就在自家门前如火如荼的开展过,自己的家人也参与其中。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小戴的家乡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会定期为农村妇女进行免费的宫颈癌筛查。在县城读书之前,小戴一直跟爷爷奶奶住在乡下;到M市上高中后,小戴便跟父母一起住在县城。小戴的妈妈在县医院工作,是名妇科医生。更早一些时候,小戴妈的工作地是村卫生所。因为国家医疗体系改革和扶贫政策,小戴妈通过多次到主城进修学习,最终在县医院扩建时调进了妇科。
每年春节过后,小戴妈就要为新一年的筛查项目忙活起来。宫颈癌筛查是国家“两癌”筛查项目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乳腺癌筛查),主要由基层妇科医务人员实施。虽然每年都有市级专家组下来进行指导以提高筛查项目表现,但是小戴妈知道,他们的帮助十分有限。一次,一组专家开来了一台先进的移动检查-化验车,里面检测设备一应俱全。但是,他们在村口就傻了眼。这没有路啊,咋整?一行人不得不手提着设备,行走在泥泞的田埂上。而在更多的时候,信心满满计划筛查进度的专家,立马就会碰壁。
小戴妈所在区县每年计划筛查1000例,这在来自大医院的专家看来,两三个礼拜就能完成。小戴妈记得几乎每次开始项目时,专家们在第一天的一大早就搬来了好多检查器材,准备大干一场。但是一个上午过去了,一个人都没来。专家们想大概村民上午要忙着种地,下午应该空了就会来了,于是吃完午饭又赶忙开诊。结果到太阳下山,还是没见着一个人。大家有些失落,觉得大概因为村民们还不知道,后面两天应该人就多了,毕竟这可是上门免费提供诊疗服务。不过,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二周,医院都一直是这样冷冷清清,无人上门。面对受挫的专家,小戴妈向他们解释道,对当地农民来说,自己能吃能睡,为什么要去检查身体?女性到医院生产也是不久前才完全普及的事,看妇科、做检查还是一件不那么“体面”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是很不舒服,即使是不要钱的妇科检查,她们也是不愿意做的。
为了完成任务,小戴妈和区县领导都没少想办法。在医院,他们把“免费健康检查”变成了“付费健康检查”,也就是说,但凡来医院接受免费宫颈癌筛查的女性都可获得一块钱。为了这一块钱,村里的女性陆续来到医院,排队做筛查。同时,由于“两癌”筛查是国家项目,当地政府接了,若不能完成,就会影响他们的政绩。因此村干部也会开着车,挨家挨户地进行劝说,再把村里的女性接到医院来做筛查。
在项目才开始的那些年,小戴妈感觉开展项目特别吃力。虽然每年他们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了任务,但大家也都知道这里面存在很大的水分。除了因为村民还没有疾病预防的意识、尤其不接受妇科检查之外,还因为做检查对他们来说就是个“赔钱”的事。如果检查出来没问题,这钱就白花了;如果生了病,直接开药吃就好;如果真检查出来问题很严重,那也没钱医了。当年除了给每个来检查的人发一块钱,小戴妈还不得不动员自己的亲戚和熟人。有时候,同一个人甚至可能通过冒名顶替,一年做好几次筛查(规定是每人每三年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筛查),目的是充数量。后来因为筛查项目都联了网,这些违规操作便不再可能。处在规定筛查年龄段(起先为35-59周岁,后扩大至64周岁)的女性很多都常年在外打工,她们在每年项目开始前就已经离开老家、返回工作地了。
近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些原来不愿接受妇科检查的老年农村女性,在女儿的陪伴下,开始出现在医院的妇产科门诊。这些中青年女性在大城市接受过教育,毕业后便留在城市里工作。她们显然比自己的父母辈更愿意接受疾病预防的观念,并且将妇科检查视为平常之事,这大概也跟她们在单位里每年都需要接受体检有关。这种观念的变化被带回了家庭,带父母到医院接受健康检查,对于这些在城市工作、经济能力日益增长的女性来说,已经成为平常之事。
不过,小戴妈知道仅依靠县医院的这点医疗水平是远不足以预防宫颈癌的。虽然医院全面提升了硬件设施备,但因为地处偏远山区,工资也不高,根本留不住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很多新购置的设备就只是个摆设。像小戴妈这样的老资格,最多只是中专毕业,后来又陆陆续续到市里接受了职业再教育培训。虽然自己也在培训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但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大部分时候都用不上。前些年小戴妈在培训中学习到阴道镜,刚好医院妇产科也购置了一台。但是因为前来做宫颈癌筛查的人少,而且大家对花钱多做一项检查很不情愿,小戴妈根本没有机会实操。用她的话说,阴道镜变成了照相机,她不过是偶尔给宫颈拍拍特写罢了。更不用说细胞学检测了,医院都招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细胞学医生,基本就是医技人员到市里稍微培训一下就开始阅片。
当小戴妈又到市里为来年的筛查项目进行培训时,她对专家们对去年工作的批评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小戴妈和她的同事们一般都会在到市里进修的时候,顺道在上级医院为自己做宫颈癌筛查。遇到有条件的亲戚和熟人,她们也会建议对方直接到市里的大医院去做。毕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她们曾因为经费的问题只能通过肉眼观察复方碘在宫颈上的染色情况来做筛查;后来虽然改用宫颈脱落细胞检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也只能使用准确性低的巴氏涂片,无法用更先进的液基细胞学检查;至于这次培训时提到的HPV检查,小戴妈还是头一次听说。
“HPV,200+,主要性传播。高危型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68➡️95%宫颈癌。”小戴妈一边听着培训讲座,一边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最危险:HPV16\18,70%!注意:HPV52/58,本地流行!”这是她头一次听说,宫颈癌竟然是因为病毒感染引起的!伴着讲座上此起彼伏的小声感叹,她不时地在自己的笔记上划着重点。虽然HPV检查并不在“两癌”筛查项目中,但专家建议大家,以后进行宫颈癌筛查时,最好是细胞学和HPV检查一起做,这样能更好的检测患者的宫颈健康状况。“TCT+HPV联合筛查。HPV检查,灵敏度高。”虽然小戴妈知道自己大概很难在日常工作中采用专家的建议,因为联合筛查对于来县医院就诊的患者来说太贵了(一次要三、四百块);但这次学到的知识无疑让她感到十分振奋,自己离多年来的工作目标又近了一步。只要能够避免这些“不良性行为:过早、过频、多个性伴侣、不戴避孕套……”,女性就可以避免宫颈癌。
03:癌症、病毒与性
拗不过妈妈的小戴在周六早早起了床,跟着母亲来到医院。周末科室并没有培训安排,但小戴妈为了让女儿来再做一次宫颈癌筛查,头天便跟值班医生打好了招呼,说自己明天上午还会过来一趟。一路上两人话都不多,明显还受到昨晚吵架的影响。
小戴妈这次到M市来进修的时间比较长,县医院给她提供了不少差旅费,足够她在进修医院旁边租个房,方便通勤。因为县城还没有通高铁,小戴妈只有在长节假日时才会回家。一般周末休息的时候,她就会到城那头小戴的新房里,同女儿住两天。头一两个月,这对已经好几年只在逢年过节时才能见面的母女关系十分融洽。但最近这一个月,两人开始不时发生一些口角。导火线就是小戴最近的一次公司体检报告。
虽然是妇科医生,但跟大多数出生在60年代的父母一样,小戴妈不曾跟女儿正面提及过“性”这个字。这跟她在问诊时一样,小戴妈只会用“有没有男朋友”、“结没结婚”这样模糊的措辞来了解患者的性生活状况。在小戴妈得知女儿有个已交往了一年多的男友后,她十分开心。但当她偶然发现女儿新近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着“HPV+”,心顿时又沉了下来。
面对妈妈的询问,小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知怎么不小心被感染上了。“网上不都说每个人都会被感染吗?就像感冒一样。你转我的那些文章里也是这么写的……”小戴说自己已经在公司附近找了家健身房,以后有时间就去锻炼一下,HPV感染没什么好担心的。看着女儿关上浴室的门,坐在客厅里的小戴妈又仔细看了一遍女儿的体检报告。“还好,只有一项HPV感染,感染的还是52型,其他的都很好…… ”小戴妈嘀咕着拍下女儿的体检报告,打算下周上班时再咨询下进修医院的专家医生。
从2016年中国引进第一支HPV疫苗开始,小戴妈就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科普文章中了解到了HPV病毒——它是宫颈癌的元凶。在接下来两年的培训中,小戴妈开始接触到HPV检查,并且自己医院也引进了这项新的技术。起初她和她的同事们对如何应付这个新风险完全摸不着头脑,也曾接受医药代表推销的抗病毒药物,希望尽快帮助患者清除HPV感染。在接受培训后,小戴妈意识到病毒只能靠免疫系统清除,即使感染了HPV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绝大部分人早在发展成宫颈癌之前自身就已经将病毒清除了。“就像宫颈得了一场感冒一样”——这个生动的比喻被参加培训的基层医生们记在心里,小戴妈在回家后也跟自己的女儿及时科普了这个新知识。不过,这次长时间的进修让小戴妈意识到,“感冒”也可能很严重。
与小戴妈工作的县医院不同,进修医院每天都人满为患, 2016年后,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前来接受宫颈癌筛查。小戴妈在门诊一边给看诊医生打下手,一边学习宫颈癌预防的专业知识。在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在观摩看诊中遇到了几个年纪轻轻就被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还有不少在检查出HPV感染后不久就发展成癌前病变的患者。这些患者有的大概是因为运气不佳,原本需要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有所发展的疾病,在她们身上莫名其妙的就加速了。但也有医生怀疑,有些患者可能在之前的筛查中被误诊或漏诊,这次筛查出癌前病变甚至癌症其实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在一个比较空闲的下午,小戴妈找到门诊经验最为丰富的周医生,请她看一下女儿的体检报告。询问了女儿的年龄后,周医生让小戴妈不必担心,半年到一年后再复查看就好。周医生的这个建议在小戴妈的预料之中,但在询问体检报告的出处后,周医生建议小戴妈让女儿下次最好到大医院做复查,“毕竟他们(私人医疗机构)的化验都是外包的,质控上面还是会有些问题。”这让小戴妈开始心慌,她立马表示要让女儿马上再来这边医院做一次宫颈癌筛查。但因为距离小戴上次接受公司体检才过去一个多月,周医生让她至少再等两个月。同时,周医生建议小戴妈回去提醒一下女儿,“性生活最好要用安全套。”这句小戴妈在门诊陪诊时听到无数次、并且自己也跟患者说过无数次的话,这时听起来却分外刺耳。她顿时从脖子红到了耳朵根。虽然为了避免夫妻矛盾,医生会告诉患者,HPV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感染,但毕竟性传播的概率是最大的。而之所以会感染HPV,多半是因为不戴安全套或有多个性伴侣这样的“不当”性行为。
带着对于误诊和漏诊的担忧,以及对于女儿男朋友出轨(亦或女儿自己“行为不检点”)的担心,小戴妈在下班回到出租屋后,就迫不及待地给小戴发了条语音,告诉小戴自己今天咨询了专家,让她不要担心自己感染了HPV。收到妈妈语音信息的小戴只是简单回复了两个字:“好的”。感觉女儿还是这般不上心的模样,小戴妈整理了一下情绪,接着说道,“妈妈相信你,也希望你可以相信妈妈,我们周末再聊。”
不过,小戴心里其实早就五味杂成。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前,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感染HPV。即使大量的科普都向她说明了HPV感染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但和男朋友关系很好的小戴从没想过自己也会被感染。她知道自己的朋友中有人感染了HPV,但是她和她们不一样。她不似她们那么开放,男朋友换个不停;而且她的男朋友也不像她们的男友和老公一样爱在外面花天酒地。在收到报告的当天(也就是小戴妈发现报告的那天),表面上同妈妈轻描淡写的小戴,实则跟男友陷入了冷战。
浴室里,小戴任由水花溅在脸上好冲掉泪水。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自己在出差时用了酒店的毛巾?又或者是因为自己不久前去泡了温泉?她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男友。的确有那么两次,因为自己不在排卵期,他们在做爱时就没有用安全套。难道是男友传染给自己的?因为两人在开展这段恋情前都已经单身好几年,小戴自信自己绝不可能已经感染了HPV,那么就应该是男友传染给她的。男友又是从何处感染的呢?她记起闺蜜在检查出HPV感染后,反而被老公“倒打一耙”的经历。闺蜜在和老公大吵一架后,非要拉着老公也去医院做检查,本想检查结果出来后老公就无法再抵赖,但收到阴性报告的闺蜜却似被老公抓住了把柄。
小戴不确定自己应该如何跟男友提起这事。他知道HPV是什么吗?他会不会认为是我自己出轨才染上的?怀疑、愤怒混杂着羞愧,让她顿时对性感到厌恶,甚至恐惧起来。虽然一个理性的声音告诉她,自己大可不必因为感染了HPV就担心会得宫颈癌,但这个念头还是会时不时地冒出来。过去有身边的朋友建议小戴一起去香港打疫苗,可是九价疫苗已经被炒得太贵了,而且跨境完成三针HPV疫苗接种还会多出一笔不小的开销,小戴对此一直顾虑重重,想着自己再等等总能在家门口约上疫苗,而且自己身体向来不错也无需担心,可此时的她开始懊悔:“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跟她们一起去把疫苗打了……”
04:作者的话
在不久前的一次研究分享会上,我被问到:“在中国大陆,男性如何看待HPV以及HPV疫苗?”这是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HPV疫苗在中国大陆的使用与宫颈癌预防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兴起的HPV科普,其对象自然主要是女性群体。虽然两性均可感染HPV,并且因此导致重大疾病(比如肛门癌、阴茎癌和喉癌),但在以宫颈癌预防为目的的HPV疫苗使用和女性化的HPV知识科普中,大陆男性群体对HPV以及HPV疫苗普遍持冷漠态度不足为奇。我在我的报道人那里了解到,很少有大陆男性听说过HPV和相关疫苗,即使听说过,他们也大都不认为跟自己有关(当然,这里说的均是异性恋男性,他们是我受访人的男友、老公,或父亲)。他们可能只会将看到的科普文章分享给自己的女友、老婆,或女儿,并建议她们去接种HPV疫苗。
小戴母女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真实故事。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在田野调查中的真实遭遇,但两位主角却是基于上述素材的虚构人物。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展现出自2016年引进HPV疫苗和开展HPV科普后,中国大陆普通女性以及妇科医生(我在研究中接触到的妇科医生也均为女性)所体验到的一系列转变。我在此并不是想简单重复对“HPV女性化”的批判。因为基于临床、流行病学以及卫生经济学的相关本土研究(高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中国目前的生物科技水平和健康医疗体系(直到2021年才拥有了第一支本土研发生产的HPV疫苗),相比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已经很低、且拥有生产技术和/或购买能力的发达国家,“HPV女性化”(HPV疫苗只供女性接种以及HPV科普主要是从宫颈癌预防出发)在中国的积极面向可能更为显著和必要。不过,这里确实也存在问题。
首先,“HPV女性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上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虽然现代医学研究在十九世纪中期一度洗去了宫颈癌的污名——即宫颈癌是因为女性滥交所致,但二十世纪晚期HPV与宫颈癌致病因果链的发现,让宫颈癌的污名被再度唤起。并且这一次,污名还伴随着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出现在世人眼前。其次,虽然“HPV女性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女性的赋权,但是它在有意和无意间唤起女性主体性和责任感的同时,也唤起她们作为性客体的事实和负罪感。虽然HPV可以感染两性,但目前的HPV检测技术只能在女性身上有效地检测出感染情况。男性的生殖器构造让HPV检测十分困难,准确性极低。尽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正变得更开放、更性感,但女性的性行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被动的、以生育为目的的。相比于男性, “多个性伴侣”这类中性的医学术语在多数女性听来更加充满贬义色彩。只针对女性读者的HPV科普,以及只对女性开放的HPV疫苗接种,让只能在她们身上被检测出HPV阳性的女性,成为了不但需要保护自己身体、还要保卫自己名誉的人。最后,中国大陆的临床妇科医生们大概在这几年都遇到了类似的新烦恼,那就是如何应对感染了HPV的患者。因为他们不光要应对HPV感染的风险,更要应对患者因对HPV风险激增的认知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除了与上述两点有关,其还与科学自身的局限性有关。科学意识强了不就能够更好的 (或者说更理性的 )接受宫颈癌预防知识吗?然而事实上,随着科学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接受一套概率化、风险化、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哲学。xx%人在感染了HPV后会在x~x时间内将其清除出体外。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这幸运的xx%还是那倒霉的(100-xx)%?如果自己是幸运的,那么又会在什么时候完成对HPV的清除?同时,日新月异的诊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多未知。没有医生能/会向你保证绝对的安全、有效,任何时候都会有例外情况。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的长存。虽然越来越多的科普都在试图让女性明白,“感染了HPV并不等于就一定会得宫颈癌”,但以风险话语为主导的HPV科普,根本没有给女性读者留下轻视HPV的余地。
最后的最后,这则虚构的真实故事无意否定近年来诸多医学从业者在HPV科普上作出的努力,只是想在世界HPV知晓日留下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科普HPV?
作者简介
吴玥涵,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主修人类学。博士研究探索当下中国宫颈癌预防实践中的风险话语和个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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