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 心灵无家可归是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机

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7－2008年美国Fulbright访问学者。2013年7月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转自公号“22号公馆”

现代性的困境体现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个体的心灵生活和公共的社会事务。这两大问题彼此关联，但在分析的层面上仍然可以分别予以探讨。

我们都能感受到的一些现象，比如精神迷茫、情感困感、丧文化、虚无感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或者“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这个说法你可能并不陌生，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章的路标，就为你做两个背景提示。第一，常常听人说，人生信仰很重要，但人究竟为什么需要信仰来生活？第二，在现代社会确立信仰为什么要比在传统社会更为困难，这么做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理解这两个背景提示以后，你会对本章将要出场的三位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有基本的认知。

人为什么需要信仰来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22岁的大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写下这段话的大学生是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

他的这段话是不是会激发你的共鸣，或者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你也会思考类似的问题，关切生命的根本意义，这种关切就是哲学家说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不只是哲学家的关怀，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内心体验。比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心里琢磨，“我这么辛苦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为了成家立业，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房子、有车子，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后让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

确立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有一个当下的具体目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具体目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回答。如果一直追问下去，最终就会遇到终极关怀的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但我猜肯定有人会说，我干吗要不断去追问目标的意义呢？我知道为了能过更好的日子要努力工作，这就足够了。我就到此为止，不会去费神继续追问，去理会什么终极关怀的问题。所以，我也不需要依靠信仰来生活。

这个质疑听上去挺有道理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理想，照样能正常地饮食起居，过好每天的日常生活。这样好像就能避开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就能摆脱信仰问题的麻烦。

可是，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假装解决了信仰问题，实际上你无法真正摆脱。你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信仰问题像幽灵一样，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这是因为，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我们先来说说死亡。死亡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我们经常听人说“好死不如赖活”，孔子在《论语》中也说“未知生，焉知死”。你可能觉得，西方人对死亡问题可能过于较真，这是因为文化不同，中国人对此就坦然多了。其实，西方也有比较坦然的想法。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有过一个消解死亡的说法：只要你还能思考死亡问题，就说明你还活着，那你就不必为死亡而操心。而一旦你死去了，也就不会感到死亡是个问题了。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无论如何死亡不会是人的现实经验。这似乎就消解了死亡的问题。

但这种说法可靠吗？我觉得不太可靠。虽然活着的时候，死亡不是我们现实的生命经验，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我们具有关于死亡的意识。我们知道死亡是一种可能性——意外的天灾人祸、事故或者疾病——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死亡这种可能性非常严峻，它是终结其它一切生活可能性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终有一死，但人的意识中又存在“永恒”这个概念。这会让人对于死亡感到深刻的悲凉，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缺憾。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最终的死亡而优虑或恐惧。

人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贪欲”。我们知道，人在身体意义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类似动物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谓良知和道德感。我们在道德意识中有“崇高”这个概念，但我们时而会被动物性的欲望左右，难以自拔。在道德的视角下，人对自己的欲望会产生羞耻感，鄙视自己，感到自己生命的卑微。

死亡和贪欲，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也是终极关怀的两大难题。怎么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所说的灵魂拯救，是说你的肉身会死去，但如果信仰上帝，你的灵魂可以得救，获得永生。你虽然是卑微的有罪之人，但通过信奉宗教，修炼自己的品行，你可以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于是，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

其实不只是宗教，终极性的人生理想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学习雷锋的事迹，他有一句名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种理想作为人生信仰也能起到超越的作用：你把自己短暂的生命贡献给了一个无限的崇高事业，你的人生就获得一个永恒的高度，超越了死亡。同样这种信仰也鼓励你追求崇高的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也就超越了你卑下的私利。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为应对死亡和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们能够确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确地回答终极关怀的困扰，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有哲学家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让生命的意义有了寄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方案现成地摆在这里，清楚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信仰危机呢？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难题：信仰需要理由吗？信仰是因为其真实可靠才会被人信奉，还是因为人们信奉才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在“真实”与“信奉”之间，存在一道裂痕。

就拿宗教信仰来说。在许多传统社会，信奉宗教是一个默认的选择，因为宗教在观念和社会实践中都被广泛接受，宗教代表着神圣和正道。大多数人都信奉宗教，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很容易因为相信宗教的神圣，或者因为遵从主流而信奉宗教。

但在古今之变以后，宗教信仰遭到了理性主义的挑战。现代人在接受一种信仰之前，往往要求确认这个信仰是真实、可靠可信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确认呢？现代人倾向于求证，需要理由来论证确认。

信仰对人生的意义越是重大，论证信仰是真理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只有真实的信仰才能让人真诚与坚定地信奉。于是现代人把“信与真”越来越紧密地关联起来，这样就带来了难以担负的论证负担，因为信与真之间存在逻辑裂痕。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别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我们在讨论韦伯的那一章讲过，前者不具有客观的理性基础，而后者原则上可以依据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也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如果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就相当于用短跑比赛的快慢标准去评价一幅画美不美，是行不通的。用学术语言说，在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一个逻辑断裂。

克尔凯郭尔为这个问题纠结了一生，最后他发现，你是无法完全依靠逻辑和推理来求证信仰为真、来确证它的可靠性。因此，你不得不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这完全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能知道这纵身一跃的结果是抵达拯救的彼岸还是跌入虚空的深渊。我们甚至无法计算这个风险的概率。信仰需要极大的勇气。

总结起来说，我们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西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但经过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么对于许许多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也是本章的主题。

如果你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那么你不孤独。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最了不起的头脑思考过这个问题。后续部分会讲解对这个问题最富洞见的几位思想家，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他们的思想见解具有深刻的启发，但我必须坦诚相告一个真相：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确定无疑的可靠出路，告诉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尼采说：“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对他精神强度的考验。”

这也是一个高能预警：我们这场思想的旅程将要进入一段险峻的路途，将是一场历险，你要准备接受精神的考验。

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

是对他精神强度的考验 —— 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