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关于日本男孩航平遇害后，其父亲的信

航平父亲的信令人震撼。想到很多种偃旗息鼓瞒天过海的结束方式，万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结局。这两天持续为这个事情感到困扰，困扰的是作为创作者，这样的现实怎么将其转化为有效的作品。困扰的是，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创作者群体对他们的关照却是远不足够的。

一个中国人因着民族情仇这样的大义，击倒捅伤外国“敌人”，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自我认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民族仇恨叙事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是外族入侵的受害者，唯具有睚眦必报的决心，才能挺起自己的胸膛。可一个时刻处在斗争和复仇情绪里的国家民族，是我们要的自我认同么？愿意时刻与其为伍面闪荣光么？

我们应该以何种角度把自己归入国际叙事中呢？上层玩儿的意识形态，已经让脱钩断裂变得愈发彻底；种族国情问题本来就持续让海外离散华人遭受委屈；每年再来几起这样的同胞复仇之战，作为在其中希望能参与到更可持续进程中的中国个体，我们该在未来做什么，期待什么，怎么处理这纷乱无章，怎么重新梳理一套更有长远意义的叙事呢。

有些早已远离故土的华人，或者身虽在魂早润的，采取的策略就是连根拔起自己，切割自我与权力与民族与国格相关的一切，以纯粹个人化的视角来抚平这一切伤痛，将自己的生活取向美化为“人的”“人性的”“个体的”叙事，绕过以上问题直接通向“全人类共通的精神性”。通常，这样的方式也必须伴随着至少中产以上的物质财力才能勉为其难地把自己保护得体，但总会在最脆弱的时候，露出风雨里摇曳的根系，任凭沙砾对其倾撵。

中国身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民族情仇意味着什么？同胞血脉意味着什么？国家权力与自我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同胞犯下的罪行与自己的关联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民族种族进行交往？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国际叙事？回答完这些问题，至少才能更有理由地说出那句话：我是爱国的。

创作者应该主动面对这些问题，对这些重要的事件进行创作，书写新的叙事，那种不是为了弥合自己民族伤痛的叙事，不是为了舔舐自己受伤经验的叙事，更不是那种在艺术哲学抽象符号间跳转的叙事，而是利用真实的事件，和自身经验、身份认同直接相关的事件，具有共识性的、能引起人们切肤情感的事件，创造新的可能性、指向未来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