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再来 :一家独立书店的沉浮 以及公民社会的中国命运

歪脑
·
·
IPFS
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Dupont Circle街边一处老建筑的季风书园,样貌素朴,如读者在Google Map上留言的,“不大,却可爱”。进入店门,除了沿墙壁立的竹木书架,以及上万册中英文的森森书阵,还有作家高尔泰题写的“季风书园”匾额。最吸引人眼睛的,则是墙上的一面大镜子,贴满了2018年季风被关门之前读者的留言。其中的两百多张,如今被漂洋过海带到了这里。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江雪
原文发布时间|10/07/2024

薄暮降临时分,于淼送走了最后一批读者,走出书店,妻子小芳在身后落锁关门。此刻,Connecticut大街华灯初上,“季风”两个汉字,用细细的灯线勾勒出来,在周围的一片英文招牌里跳脱出来,闪烁着光。

这是2024年的9月1日,季风书园在上海被迫关门六年半之后,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重新开张。

开业第一天,意想不到的热闹,从早到晚,人流络绎不绝。打烊后的此刻,喜气洋溢在每个人的眼梢,于淼请三位年轻的店员一起吃饭,去了一家常去的中餐馆。才落座,面容和气的老板就走过来,送了他一杯酒。老板也是上海人,知道今天书店重开,也为他高兴。

早上十一点,书店正式开张。鲜花的香气萦绕着“书香”,不足200平米的两层空间全天爆满。于淼站在店内,不时有人来和他打招呼。六年前,季风书店在上海被关之夜,他曾跳上桌子激情演讲。那一段演讲在网上流传,故而很多人认得他。

开业第一天卖掉了五百多本书。于淼承认,这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小伙伴们很兴奋,于淼却显得平静。“其实,今天卖掉一本,或者二十本,几百本,我的心情并没有太大起伏。”他说。

仿佛是命运之手推着他到了今天,也仿佛这就是他的“必做之事”。他原本以为季风的那一页已在生命中“翻篇”,但2023年底,和朋友的一场闲谈,却无意中鼓荡起了心底的一个愿望:或许季风可以重来?这心念一起,便不能阻遏。他意识到,2018年1月31日,书店在上海的最后一夜,当便衣警察在店外守候,而热情的读者仍陆续赶来,那一刻,店内点起的星星烛光,其实从未曾在他心中熄灭。

在朋友沈亚川眼中,企业家出身的于淼一直是“行动力超强的一个人”。这次也一样。2024年初夏,他就正式签下了租房合同,为季风在这座大西洋岸边的城市找到了落脚之处。而且合同一签就是十年。赞叹他行动力的另一位朋友L也吃了一惊:人人都知道,这是开书店不能赚钱的年代,何况是在美国开一家严肃的中文书店,竟一签十年?也由此知道了他的决心。

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Dupont Circle街边一处老建筑的季风书园,样貌素朴,如读者在Google Map上留言的,“不大,却可爱”。进入店门,除了沿墙壁立的竹木书架,以及上万册中英文的森森书阵,还有作家高尔泰题写的“季风书园”匾额。最吸引人眼睛的,则是墙上的一面大镜子,贴满了2018年季风被关门之前读者的留言。其中的两百多张,如今被漂洋过海带到了这里。

“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这是2017年底那场漫长的道别中,一位无名读者留在季风门口的话。仿佛是一个预言,如今书店的文字Logo,就是“风有声,鸣自由”,印在特别订制的书袋上。

季风书园曾经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窗口。如今,那个活跃的年代已然远去,六年来,于淼本人,经历了书店被关、去国读书,以及妻子被限制出境、自己最终被迫流亡海外的境遇。四季轮回,历经艰难,而季风终于重新在中国之外吹拂。这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与故事,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20余年的历程缩影。

“你可以想象这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017年的上半年开始,于淼一直在上海的各区之间奔波,希望能为“季风”寻找到新的店址。年初,他接到通知,季风总店物业所在的上海图书馆,在2018年1月31日租期满后,将不再和季风续约。

听起来这理由冠冕堂皇,但于淼以及相关的政府管理者,则对那个没法“点破”的原因心知肚明:此前,季风已被上海最高层官员点名为“自由化”“颜色革命的阵地”,意欲除之而后快。和2008年、2011年那两场因经营原因引发的“季风保卫战”不同,这次,时移势易,季风被关几乎已是注定的命运。

于淼还是不甘心。那段时间,他走遍了上海的各区,为季风寻找可能的落脚处。季风品牌美名在外,好几家企业都表示愿意合作。但于淼前脚走,后脚就接到这些企业的电话:对不起。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接到了官方的通知——不能和季风合作。

季风的另一家社区店,和咖啡馆合作,但官方说是“无证售书”。待到正式申请“图书经营许可证”时,又置之不理,最终被“强行执法”而关闭。新江湾、八里台、嘉定区的几个合作项目都被迫夭折。

被关门已是无可挽回的命运,那就只能来一场有尊严的告别,为书店筹办一个“优雅的葬礼”。这也是季风创始人严搏非的愿望。于淼内心则还期待着某种转机,他曾说,“在死的过程中,也酝酿生,看看未来能有什么方式能够继续我们原有的理念”。

2017年,宣布书店被关的这一年,恰好是季风诞生20年。为此,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的纪念活动,列出了20个人文主题讲座,以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

这也是季风一贯的风度。此前五年,也就是于淼自2012年接手季风之后的这段时间,书店举办了800多场活动,包括系列人文讲座。因为怕被官方阻扰,一些讲座往往在前一天才发出消息,但还是能吸引来上百人参加。如同奇迹。

但这个奇迹就要被中断了。一把看不见的剑悬在那里,如今要无情地落下。

在这个时刻,于淼决定把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既然命运无可更改,他要让季风在上海留下最深刻的回响——在不断的干扰中,季风的活动反而更为频繁。

路边堆满积雪,上海最冷的时候快到了。从春天宣布告别,到此时即将落幕,每天都有读者从上海乃至全国各地过来,留言,甚至落泪。2017年12月,季风举办了一场活动,讨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独立书店的命运。邀请的嘉宾是三位中国独立书店的代表人:严搏非、刘苏里,以及薛野。后两位分别是北京万圣书园,以及贵州西西弗书店的创始人。

活动以对谈的形式举行。他们一起回望独立书店在中国的命运,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薛野讲得动情,甚至说,季风的死亡如此重要。“任何一个不来参与到这场告别的人,就不能在中国被称为读书人。季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立场”。这话说得有点极端,但有此情此景下的深意——季风之死不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还关乎中国人正在被扼杀的公共生活。

漫长的告别还在进行,于淼必须面对“书店之死”背后所有琐屑的事务,包括清理库存、安置员工等等。有一天,在店内巡查时,他发现了好几处隐藏的监视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偷安装上去的。

再一次,在书店隔壁的一家宾馆,警方的几个人找于淼谈话,他们是上海方面的“国保”,也即思想警察。这次 ,谈话快结束时,于淼问他们: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关掉季风这样的一家人文书店,是正确的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颇有“水平”的警察回答:你可以把这一切想象成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83天倒计时,最后的告别来临了。2018年1月31日晚上,便衣警察守在门外,送别的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在书店里唱歌,读诗,于淼和员工们一起朗诵了济慈的《夜莺颂》。音乐流淌,烛光闪烁,经历了前一晚的“断电”干扰,此刻,气氛达到高潮。于淼跳上了桌子,开始演讲:

“如果说季风二十年在上海精神文化史上留下了什么,我想首先是一种纯粹,由民间自发追求独立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一种执着状态中的纯粹。它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和勇气。另外留下的,就是一个伤疤。伤疤里面,你能看到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我期待跨越的那一刻。”

“伤痕已然形成,只能跨越。” 时隔六年,这句话,依然被很多人记得。

六年半之后,2024年9月,季风华盛顿DC店开业的第二周。一个下午,秋阳温暖,于淼站在店门口抽烟。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走过来,抱着一摞刚买的书。“你是于淼吧。我就是想告诉你,季风关门的那天晚上,我是在场的志愿者。”男生简短温和地自我介绍。

他打开手机上的照片给于淼看,那正是书店最后一晚的情景。一瞬间,那晚的灯光、歌声,那个冬天坚持而不屈的气息,仿佛呼啸而来。这六年后的相遇,让于淼眼眶一时潮湿。他们握手道别,才知道男生从杜克大学专程过来,路上开车需要5个小时。

从1989到2018 一家书店和它经历的自由主义启蒙

“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它的命运。”

2008年,在接受上海《新民周刊》采访时,严搏非曾如是说。那时候,季风书店因巨大的经营压力,正面临着第一次关张。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氛围,还有回旋的空间,彼时,他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

出生于1954年的严搏非,是那一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他12岁时,文革爆发了。1969年,他作为知青被下放去内蒙插队,在乡下呆了9年,还当过生产队长。他看到农民把“最高指示”糊在窗户上,也看到公有制下的贫穷如何压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皮囊之下,真正让人们能够活下去的,是仅存的一点点私有经济。1971年的林彪事件,则让他在政治上启蒙,林彪坠亡之后中央下发供批判的“571工程纪要”,成了他和很多知青一代的启蒙书——原来,在神圣的中南海,“纯洁的政治似乎并不存在。”

1987年,严搏非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社科院工作。那以后,便是具有转折意义上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中国兴起下海热,全民经商,严搏非也辞去了公职。他先是办报纸,1997年创办了季风书店,鼎盛时期曾有八家分店。季风从此在上海吹拂20年,直到2018年彻底关张。

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季风一直以严格的选书,以及良好的学术品位而著称。书店以人文思想类书籍为主,而选书则是严搏非的专长。在季风书店转交给于淼之后,他完全退出日常经营,全心主持他2003年成立的三辉图书,出版的也是高质量的人文书籍。

严搏非对季风的定位之一就是承接1980年代的启蒙理想(见财新记者谢海涛报道《用书店接续启蒙理想》)。事实上,1990年代开启的中国独立书店事业中,创办者大多都有这样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万圣书店的刘苏里就曾在1989年“六四”之后入狱并失去公职。而严搏非曾谈到,他在北京的风入松书店,看到创始人王炜一口气进了2000本上海三联出版的《海德格尔选集》,不免大吃一惊。而王炜却说:“每年卖200本,我卖十年,总能卖完。”这几乎算是疯狂的理想主义,严搏非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这样做,要控制成本(见2008年《新民周刊》报道)。

在度过2008年的危机后,季风书店略得喘息,但还是举步维艰。到2012年,受整个行业的影响,季风财务形势严峻,面临即将关张的困境。严博非决定寻找更合适的人,来接手季风,他一无所图,只期望季风能够存续下去。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上海年轻的企业家于淼。“第一眼看到于淼,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说。他当即表示愿意托付,而于淼也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接下季风。那时的于淼,还想不到,这将是一个深刻影响他今后命运的决定。

于淼在接手季风后表现出来的激情,让严搏非惊讶。那时,为了让书店顺利经营,避免当局忌惮,严搏非远离了季风,保持沉默,这也算是一个代价。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推动季风从书店朝向一个公共空间的道路上,于淼走得更远。

季风原本就有各种读书活动,从2013年开始,各种讲座、活动开始十分频繁,而活跃在这些讲座或活动里的,大多都是中国泛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

在2023年我们的一次长谈中,于淼回望了那些年季风选择学者讲座的标准。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讲者要有好的学问,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并且不因循守旧。二是要有公共表达的勇气。“这些讲座的内容,无外乎两方面,一个帮助我们认清当下的现实,另一个就是寻找路径。我们的讨论不是象牙塔中的讨论。”

在中国,这样的学者数量其实很少,他们更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但恰好在2013年前后,在中国官媒推动下,“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在中国开始被严重污名化,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

秉持这样的问题意识,季风实现了从书店到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的转型。只是这一切发生时,中国短暂的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即将无路可走,原本微弱的公民社会也即将迎来打压与重创。越来越多的活动被当局勒令取消,2016年被取消的有郝建、赵楚、傅国涌、高全喜等人的讲座,2017年被取消的有童之伟讲座,以及女权主义分享会等。

据于淼回忆,季风也曾和上海官方有过十分短暂的“蜜月期”。2013年,于淼接手季风的第一年,季风甚至得到了官方对民营书店的文化补贴,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上也得到了重要的位置。但第二年,再申请补贴时,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淼直觉到季风已很难再拿到这个补贴了,他问负责的官方人员:有没有希望?对方摇头,他就放弃了。当年的书展,勉强给了季风一个展台,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没有了严搏非的季风书店,不仅没有收束,反而更像放开了手脚。这一点被官方很快“识破”,并对于淼给出了“傲慢且坚定”的评价,意思是其人难以改变。也的确如此,于淼虽然年轻,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丝毫不比严搏非弱。虽然他一直视后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当季风对人文精神的坚持被当局视为某种“对抗”,其实季风的命运已经注定,到了2017年,“图穷匕见”,偌大的上海,再也没有了季风的容身之所。接下来,是道别的时候了。而这场漫长的道别,正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在中国,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深受前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理念的影响。于淼身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行进的过程,自然也不例外。

于淼说,如果说书店有人格的话,季风就是“求真”的,也带着不屈。季风不是一个纯粹谈论学术问题的象牙塔,而是热情地关照现实,做了“一个又一个很坚硬的题目”。季风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影像”栏目,放映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近些年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几乎都曾到季风播放过作品。

“这些优秀的纪录片,蕴含着导演真诚的情感,诉说着时代真实的故事,但这种‘真’的体现,在当下步履维艰。那些有权的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真’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所以要遮蔽。不过常识告诉我们, ‘真’不会消失,而会在沉寂中积淀出越来越多的生命!”2020年, 在《消失的季风影像》一文中,于淼曾这样回顾。

“季风的立场不是从第一天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因为先有人的立场才有了书店的立场。”严搏非曾经这样说。也正因如此,他把对季风的介绍总结为一句话,“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2024年,季风书店在美国重新开张之时,其中的一款书袋上,就印着这句话。而如今书店的墙上,就挂着当年季风现场的照片。当读者拾级而上,就能看书店作为思想交流的场所,曾经如何吸引那些爱自由的灵魂。

从灾难救援到教育公益    “我是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

1972年5月12日,于淼出生在山东济南。彼时,文革已到后期,但尚未结束。

他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长大。父亲在大学教授电力系统自动化,母亲是电视台的一名技术编辑。在他眼里,父母都是很正直的人。“如果街上有人打架,他们是一定会上去劝阻的人。”

1989年的5月,他正上高三。济南的大学生们组织游行,他和几个同学坐在母校济南二中的墙头上,看着大学生们喊出他们心中的诉求。

和那时候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每天在电视上看着各地抗议的画面,天安门广场绝食的人群,那是热血沸腾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是“六四”开枪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滚动播放着消息,大学生和民众们都突然成了“暴徒”。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宣传”。

1989年的九月,于淼进入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读书。同学中,有后来的青年经济学者温克坚,也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小芳。

彼时的中国,人们还没有从“执政党向人民开枪”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意识形态高压之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军训,学生们要接受教官的训话,首先学习服从。

大学里的氛围是沉闷的。但于淼有文艺青年的本色,他很快组织成立了一些社团,文学社、吉他社什么的,还到校园外邀请吉他老师来讲课,也跑去请山东大学的教授来“给大家讲讲”。

1990年的那个“六四”,悲伤的记忆依然鲜活。他和文学社的七八个同学,点了蜡烛,在学校食堂的楼上纪念。巡逻的保安来了,在楼下大声喊叫,赶走了他们。但黑暗中的烛光,以及压抑的激情,“至今我的皮肤还能感知到。”他说。

那时的大学里,陆续有参加过“六四”的学长毕业分配,工作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两个当年领头的学长,一个分配到四川偏远的地方,一个在北京,他们都先后年纪轻轻地死去。是遇害?或者是厌世?消息传来,他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内心受到很大冲击。于淼形容,那时“仿佛看到一种可怕的现实在那里。那团巨大的黑色隐隐就在那里,但你摸不到它。你没法控诉,也没法摆在台面上去说。”

彼时外贸专业正火。1993年大学毕业,于淼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国有外贸企业,为的是以后能够回到上海的分公司,与女友,也就是后来成为妻子的小芳团聚。1996年,他辞职创业。那时候,严搏非还没有辞职创办季风,虽然同在上海,但他们并不相识。

于淼记得那些日子,蹬着自行车去商场推销产品,租一张办公桌都很困难。经历了所有创业的艰难,凭借勤奋与坚持,渐渐的,他的企业站住了脚跟,并在商业上小有成就。2006年,他参加了上海交大EMBA班的“玄奘之路”戈壁徒步挑战赛,没想到,这成为他进入公益行业的开始。

2008年汶川地震的爆发,成为一个契机。那一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标志性的一年。似乎是不经意间,无数人的生命也因为这一年而改变。

地震爆发时,于淼正在戈壁滩上。前一年的5月12日,父亲去世,当天也是他的生日。一年之后,哀伤尚未过去,而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尤其是当人在戈壁滩的风沙之间,他的内心受到更大的震撼。

也是在戈壁滩上,他的队友——大多都是年轻的企业家,相约今后要投入到灾难的救援中来,并立即付诸行动,现场组建了一支志愿救援小队,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当年六月,他们就到了映秀,参与灾后的物资运送。

2011年,玉树地震发生时,于淼和伙伴们已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他们第一时间飞到四川,因航班取消,又转飞西宁,开了十多个小时的山路,成为最早进入玉树地震现场的民间救援组织。从那以后,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的救灾现场,都有他和伙伴们的身影。

在灾难救援的现场,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具体。如何用生命探测仪,用手挖,用铁锹或小型工具?现场有受伤的人怎么包扎?怎么制作小型担架 ?这些都是结结实实的。

“在现场,所有的情感都锁定在当下。当你追问地震背后的原因,那些没有墓碑的死亡,这些勇气也会转化成现场救援的力量。”于淼说,那时候自己已经当了父亲,“有孩子后,我对孩子特别关注,看到孩子受伤害,我就受不了,那也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孩子们的成长,作为社会的一员,你是有责任的。看到了就不能回避。”他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孩子,并很快参与到教育公益中来。他参与创立的“戈友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柏格理志愿者小路”,成立长短期的支教队,切实帮助云南、贵州山区里的孩子们。他每年都去贵州,去的最多的是毕节地区的威宁县,那是当地最穷的一个县,面积和上海差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山区。他跑遍了该县大部分的镇子,以及那些大山深处的学校。

如何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教育?后来,戈友基金会和脚里学院又发起了“好校长”培训计划。这个培训计划主要针对乡村校长,于淼认为,要让孩子们受益,还是要靠校长的理念。他希望帮助乡村校长去思考什么是好的教育,并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些行动。

培训别有趣味——校长们在茫茫戈壁滩上参加四天的高强度徒步,当他们身处天地之间、心灵打开的时候,再请老师们来讲课,共同探寻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好教育。以2017年为例,雷颐为校长们主讲《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王建勋则主讲《读书人的责任和使命》、顾远主讲《旁观者的一生》、王晓渔则主讲《风雨如晦,弦歌不辍》,为乡村校长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生命之窗。

一直致力于教育公益的梁晓燕,也在那时候和于淼接触多了起来。“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这一部分甚至超过了企业家的那部分。”梁晓燕回忆。2016年,她也曾被于淼请去戈壁滩上,给“好校长”们讲课。“他不像别的人,把公益理解为做做好事,需要产出效率什么的。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有一个好的社会。例如通过培育校长,影响到他们的理念,进而对教育产生影响。”这一切,让多年来始终做教育公益的梁晓燕,颇多惊喜。

“人终究是要在黑暗中觅光而行的,那些人文精神下的同情、执着、死亡、反抗,必定会播下一些种子,悄无声息地助力于我们丰满而醒觉的人生。”2019年2月,在哈佛沙龙邀请的演讲稿中,于淼这样写道。

彼时,距离书店的被关刚刚过去一年,他内心的激荡渐渐平静。他暂时离开中国,在美国大学读政治学专业,学习之余,还写下《中年爸爸去留学》的系列,轻松诙谐,只讲自己的故事。受邀演讲的时候,他就选定了“教育”的主题。

但现实正越来越严峻。从2017年开始,于淼一直推动的长期短期支教都被叫停了,当地的教育厅说是“教育主权”问题,以资格审查的名义,让他们撤出。石门坎的柏格理志愿者小道也被关闭,据说是“宗教原因”。再到2023年,于淼也成了有国难回的流亡者。

“书店曾经代表不屈的精神   但如今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华盛顿DC是一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Dupont Circle 是一个交通的大圆环,也是城市的中心。穿过圆盘,草地上有流浪汉,也有发呆看鸽子和松鼠的人。过了一家星巴克,就是季风书店了。门头不大,绿色的橱窗里放着中文和英文书籍。旁边的Kramers书店,已经有70年的历史。

季风就在这里开张,竟然毫不突兀,仿佛它天然就该在这里。

这座1920年代的三层建筑,是历史保护范围。书店装修的时候,管理很严格,承重,装门头都有很多要求。于淼幸亏有妻子小芳帮忙。她十分能干,英文流利,和各方面沟通无碍,处理大大小小琐碎的事务,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

怀着忐忑,到了正式开张的那一天,当读者从四面涌来,于淼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虽然被迫搬到了美国,但季风的品牌效应还在。几乎所有来的人此前就知道季风。

开业前两天,于淼写了一段话,发在公号上,大意是说“季风将异域重生”。消息很快在朋友圈里刷屏,在阅读量到七八万的时候,这条消息就被删除了。看来,在当局眼里,“季风”依旧是敏感词。

但支持者的热情出乎他的意料。很多读者都和上海有关联。在店里他和小芳经常听到亲切的彼此问候:“侬是上海人?”

开业那天,来了一对夫妇,老两口1990年代从上海来到美国生活,老先生是大学教授,过去每次回上海都要去季风,结果后来季风被迫关闭,成为心头遗憾。今天书店重开,“这是一件让我要流泪的事情。”老人说。等于淼再看到他,老先生刚接受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眼角泪痕尚未拭去。

两个年龄大约六十多岁的女士,满头花白,还带着行李箱,就进了店里。其中一位女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英文书《The Last Boat From ShangHai》(《最后一艘离开上海的船》),这是她写自己母亲的一本。她身边的朋友,翻开书,指着一张照片,是1948年的一位上海女性,秀美大方,那是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后去了台湾。她们都很惊喜在美国有了这样一家高品质的中文书店。

也是开业当天,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书,他说,他和妻子从俄亥俄州专程过来。妻子在大学教书,在这里看到好多喜欢的中文书,如获至宝。她买走的书里,包括一本徐贲的《极权下的人性》。

还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的人说自己出生在美国,母亲大半生研究中国的历史,如今去世了,留下许多中文书,但自己和父亲都读不懂中文,问能否捐给书店……

纸上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就这样在书店交汇。于淼为此感动。他觉得,书店的气息,除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向往。

曾经,在国内不自由的环境里,季风书店带上了一种冲击、反抗、不屈的色彩。但在这边,一个正常的社会,书店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活秩序,让生活更加丰满。于淼对此有清醒的认知。

这些年 人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2024年9月,就在季风开张的同时,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Liberalism is far from dead in China》,谈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认为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备遭打压,但并没有消亡,反倒在打压之下,吸引到更多默默的追随者。

联系到季风的被迫关张,“天鹅之死”一般的告别,以及今天的异域重生,这一切更像是中国公民社会境遇的一种映射。

2018年,诗人廖伟棠曾在台湾的上报专栏发表文章,他对季风选书的精当,以及文学和自由主义思想书籍印象深刻。文中,他将季风与100年前上海的“第一线书店”因为传播左翼思想而被政府关闭来对比。“虽然表面上时左右相反,但“实际上都是源自对自由思想的恐惧”。“只不过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一个例外之地的租界,可以保护一家书店”。

2023年的上海,经历封城,有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有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年轻人,也有因拍摄白纸抗议被抓的独立导演。对自由的追求在艰难中行进,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如果从1989年算起至今,中国监狱里的良心犯始终绵延不绝。不管是人权律师、独立记者,还是NGO从业者,抑或是艺术家,以及一个个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抗争的普通人,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遭遇重创,这个名单已经越来越长。还有更多的人,则被动流亡海外,有家难回。

从2022年9月直到2023年5月,于淼一直心绪不宁。那时,他住在佛罗里达,炎热的天气,心里却总有一块冰寒。妻子小芳在2022年1月因照顾母亲回上海,经历了三个月的上海封城,等要再出国时,却被告知限制出境。原因是中国警方怀疑一篇在美国发表的批评文章与他有关,上海方面要他回国接受调查,以换取妻子出境。

接下来是极为煎熬的九个月,经历了不卑不亢的抗争,以及华尔街日报、美联社等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2023年5月,小芳终于被放行。他飞去纽约,从机场接妻子回来。一方面,心里的巨石落了地,同时也明白,自己短期内很难再回到中国。

2023年9月,搬到华盛顿DC不久,他与朋友在河边聚会,正值中秋,看月亮升起,突然有人说了句,“这里坐着的,都是回不去中国的人。”

身为流亡者,他不愿沉浸于谈论乡愁。他想着该做一些什么,毕竟很多时候,只有行动才能给人力量。在最煎熬的那些日子,他曾陪伴着儿女,一起等待妻子回来。“如今,她回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包括不怕书店失败。不怕前面可能发生的一切。”他说。

书店注册成了非营利机构,这让他不至于有太大的经营压力。同时,他心怀开放,季风开张后,各地都有人咨询关于开中文书店的事情,他都倾囊以授。他乐于见到更多人与人的链接,这原本也是公民社会的本义。

“在这边开书店,我们没有了红线。但我们有自己的底线。底线就是学术良知,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正义。我们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动或主动地在这边。”他说。在他的设想中,因为向往更好的社会,在这边做事,这种价值也会也传递到故土。“不管你在那里,你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也追求社会正义。”他说。

“身处历史 ,个人没有垃圾时间”   以及“有一天,我们能自由地回到故乡”

讲座将在下午四点开始,读者已经陆续到场。于淼带领书店的员工推开书架,妻子小芳在摆放桌椅。这是2024年9月,华盛顿每年最美的季节。燥热退去,温度适宜。

这天下午的讲座是裴敏欣,他是政治学者,从1989年后去国离家40载,如今满头华发。他今天的讲题是“数字极权下人的隐私与权利”。前一天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吴国光,讲题是《公共生活与族群自由——从“亚流亡”到海外华人的文化重建》。两位讲者不要讲课费,自己承担住宿。他们说,来,就是为了表达对季风的支持。

书店面积不大,但厅堂有四米多高。门口拉下来一个投影幕布,便成了讲坛。一楼的位子已满,从二层望出去,大玻璃窗外,有夕照,有树影和飞鸟。屏幕上的内容则是惊动人心的。裴敏欣教授介绍自己的英文新著《The Sentinel State》(哨兵国家),讲中国如何管理“重点人口”,文革中被中断的线人体系,如何在1974年前后被重建起来……每一页PPT都关怀到严峻的现实。现场有五六十位听众,听得入神。

讲座结束后,椅子收起,人们迟迟不肯散去,热烈的讨论还在继续,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这正是于淼心中一座书店的样子。

9月开设了三场演讲,包括哈金的讲座《故土的束缚》。10月6日,不明白播客的线下活动,要在这里举行,独立学者蔡霞要和袁莉将在这里对谈。每一场活动,报名参加的人都爆满。

“每个公民——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国家公正对待的权力,这不是乞求,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施舍,而是国家对待公民的基本责任。当个体意识到这项权利,并努力捍卫时,国家便不能只靠暴力来统治,而必须提供理由来争取人民的支持。”

这句话,取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的新著《左翼自由主义——公平社会的理念》。季风的书柜上摆放着这本书的签名本。九月份,卖出了多本。

“书店从推进到顺利开张,这段时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问于淼。

 “感觉像一种侥幸,并没有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应。我想人们不仅是对季风这个书店品牌有认同,还掺杂了对中国这个时代、自己命运的关切,也呼应了个人命运在其中的不堪、委屈等等,才引起这么大的欢呼。”

 “还会梦回上海吗?怎样描述你今天对中国的情感?”

 “我们说要重新安心,扎根土壤,开启新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不经意间,你的情感,牵挂,对未来的期盼,都和那边的故土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经过几年,就标志着你开启了新的生活。你内心的羁绊依然在。哈金的主题——故土的束缚,可能到死都解决不了。但你没有选择,还是得挣扎出来,一步步往前走。”

   “开书店的过程,也是一种洗刷。你通过这些,试图洗刷对过去对故土的依恋。你依然用行动去化解,回应一切之以行动。我希望每天的时间段,不要空空过去。”

 “这两年常有人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形容无事可做,苦闷的时代氛围。你承认历史的垃圾时间吗?”我继续问。“可能历史有垃圾时间,但对个人来说,哪有垃圾时间啊!你不可能因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而停止做事。”他的回答干脆利落。然后,补上一句:

“我相信,有一天,季风终能回去。而我们都能自由往返家园。”


歪脑网站
歪脑Instagram
歪脑Youtube
歪脑Face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