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抑郁者的自白（上）：不安与愤怒| 歪脑×低音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姬苏燕
原文发布时间｜02/17/2025

政治侵入生活，也侵入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理。

从足不出户的家门，到群情激愤的街头；从挪威奥斯陆的空椅子，到北京四通桥的白条幅；从远方被铁链拴住的女人，到近处被虐待毒杀的猫狗；从战场上的炮火，到餐桌上的香油，人们被或近或远、或轻或重的现实所追逐、驱赶、撞击、禁锢，心灵的淤青久久不散，社会的炎症逐日蔓延。

“政治性抑郁”之下，有人被迫戴上沉重的枷锁，痛苦被归类、被命名、被简化为一个可被管理的“病症”，而真正的复杂性却被隐匿；有人主动拥抱疾病的标签，将困惑与痛苦折叠成可以被定义的存在，命名之下，似乎一切都有了秩序——哪怕这个秩序本身只是另一种囚禁。还有人徘徊在无名的痛苦中，既无法定义自身的感受，也难以让它们化作言语出口。

当政治无孔不入地入侵现实与心灵的世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挣扎、抵抗、前行。

创伤下的不安与失语：前公益工作者郑冰冰

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放宽引渡犯罪嫌疑人至中国大陆的条件。港人担心至此之后将可移交任何在港对中共政权不满或想要逮捕的人送至中国受审，引发大量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其后更导致常态化的示威游行和一系列不合作运动。

香港的示威浪潮不仅遭到了警方的严厉反制，也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激起了大量敌意、仇恨、嘲讽的声音。

“19年，我直接受到反送中事件的巨大冲击。有很长的时间，我在Youtube上一直开着理大围城的抗争视频，没有办法睡觉。那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差的状态，我觉得我确实就是因为政治而抑郁的。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它就是政治，甚至是很狭义意义上的政治，因为真的就是政治冲突。

我没有办法忍受国内社交网站上的撕裂，很多人在骂香港的抗争人士废青、暴徒，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无知。当然也有很多香港人对大陆的偏见很深，我去过香港也深深地感受过那种偏见，所以我觉得社会很撕裂。但是，香港抗争的很多叙事也让我觉得很感动，有很多悲情的事，很多牺牲，我被那种叙事所感染，感到一种对于现实的无力感，一种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忧郁。那个时候网上就有关于政治抑郁的讨论了。我看到一些公众号和网络论坛里开始使用这个词，我对这个词语有着强烈的认同。

到了2020年的2月，武汉疫情爆发到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很大的公众号也开始聊政治抑郁，就感觉这个词一下子被大众知道了。

政治性抑郁这个概念并不像双相情感障碍什么的是从医学里来的。我感觉是我们先有了一种个人状态，再去找合适的词。它并不是一种所谓的诊断套用在中国的现实上，而是中国本来就有这种现象，恰好西方又有一个对应的词，它看上去有一点点道理，有一点点学术，大家觉得很好用。所以这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抑郁症没有那么污名了，大家不介意声称自己抑郁，再加上民间的不满在加深，到了疫情的爆发点，这个词的流行也是一种必然。

政治性抑郁这个词的流行，跟抑郁症这个词有着类似的功能，给一些人带来了安慰。一个标签或者一种命名肯定会让你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的状态被理解了。大家觉得抑郁症不管用，其他的诊断也不足以描述，而政治抑郁既充分地描述了大家的症状，也确认了这种症状的原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上不太说‘精神病’这个词，社会主义时代怎么可以有精神病呢，你是不是对制度不满？那是一个时代对精神健康的理解。今天我们对精神健康的理解已经相当现代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抑郁症这个词，转而要说政治抑郁，其实真的是大家对精神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开始思考了，这是对精神疾病、精神健康框架的一种反思。在疫情那几年里，即便没有一个词叫政治抑郁，也许会有一些别的词，比如政治创伤、比如公共抑郁之类的词出现，人们总在不断的创造概念和重新发明概念，去为自己的感受找到最合适的表达。

我对政治抑郁这个概念的认知也是在变的，到了疫情之后，对政治的理解更宽泛丰富了一些。它不应该只是指清零政策这些很狭义的政治的事情，我觉得男女平等也是政治，假新闻也是政治，它应该是非常广义的。

回到香港反送中，我对这个事件的高度共情，回头看起来，要是问我为什么的话也很难回答，但我不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香港发生的事情也正在大陆发生，专业主义的崩塌，政治基础的腐蚀，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

我去过香港，身边也有朋友在香港读过书，我对它的专业主义、社会运行的秩序有很深刻的体会，并从中受益。而且香港对我的冲击并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有一种带入感，一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

我当时做公益已经好多年了，还是处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香港反送中那个时候，恰恰是我前两年被别人剥削，被骗，处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经济和社会的支持都非常少，所以更加会在那个时期质疑公平正义的意义何在。其实你看一些调查研究啊，很多人的抑郁不仅仅是单一的政治事件导致的，也跟他当时自身的处境有关。你什么时候对政治会那么敏感，什么时候政治的东西会波动到你，同样是铁链女的事情，为什么你看了新闻会特别崩溃，有的人看了可能还好？我觉得跟当下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

同时，我觉得这个词也代表了一种抗争。其实我们都对社会制度不满，但不能说自己对政府、对党有什么不满，那只能说自己政治抑郁了嘛。这样说其实也算是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如果政治氛围很好，怎么会抑郁呢？人们把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以病之名说出来，也是一种办法。

政治抑郁，就如同字面意思所说，很多都是一种很长期的状态，可能是某种淡淡的想死的感觉，蔓延在生活里的绝望。就像抑郁症，有的时候是很强烈的想死，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就很平淡。政治抑郁这个词是很广义的，使用政治抑郁这个词的人，有很多是非常普通的市民，他们平时可能都没有在做所谓的公共行动。

其实有和政治抑郁类似的一些概念也有人讨论，比如文化创伤这种概念，它强调一种集体回忆，比如南京大屠杀带来创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很多伤痕文学。可是这个词并没有成为集体的词。政治抑郁能够流行也许和抑郁症大规模的流行和被接受也有关系。如果中国的政治不改变，我们可能一直会政治抑郁下去。”

在公益行业投入多年，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为郑冰冰招来了国安部门的关注。近年来，她开始频繁被“喝茶”，以至工作几乎完全停摆。

“我昨天晚上还在哭呢，我受到很大的影响。自从我被国安找过，就开始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养宠物，如果我跟我的宠物在一起，天气很好的时候，可以喝一杯茶，吃个蛋糕，本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时刻，但我始终觉得不能沉浸其中，越是幸福就越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随时被夺走。而且我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是放弃了说话的权利得来的。

我花了一年才悟到一件事情，我不自信了。虽然之前做公益慈善也不算一个正经工作，养不活自己，但大概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每年要做什么事情，会有一个日常的规律。突然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种失落感和上班离职或者公司暴雷了还不一样，现在的这种失落感是很长久的，你曾经在的地方都回不去了。

我一年半没发朋友圈和微博了，而在这之前我是特别喜欢公开发言的人。我一直都是一个高强度表达的人，突然这些生活方式都没有了。之前有人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当时我采访了一两个人，本来挺愿意写的，但是国安找完我以后，我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一直逃避，一直在躲，直到有一天真的躲不下去了，我跟约稿的人说，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公开发声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个东西我写不动了，所以我暂时放弃了。其实也很对不起努力帮助我的被访者，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投入到一个很正经的事情中去了。

我出去社交的时候也很敏感，现在做什么都“偷感”很重，感觉跟自己像地下党一样鬼鬼祟祟的。你知道自己没亏心，可是这个国家告诉你亏心了，你的父母也告诉你做的事情不对，主流社会的态度也是那样。真的会有很多时刻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事情了呢？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个反动派，那种不自信很强烈。我昨天在一个公共场合，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非常紧张的感觉，可能有一个小时手、腿都在抖。

除了不安全感、不自信，还有创伤的叠加。我的状态本来很好的，虽然也有情绪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工作过程中看上去也还是一个能把自己搞得挺好的人，不是一个一天到晚都在情绪崩溃的人。我去过派出所，但他们也并没有逮捕我，没有跟我来很硬的东西。即使这样，跟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场景都让我想起以前遭遇的一些事情，比如性的创伤，比如被家暴的一些场景。那个滋味非常难受，而且是别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大脑里的联想都是自己建立的，可能只是某个时刻，也许是某个动作，某个你坐的位置，或者是跟你谈话的某个场景，就会联想起来过去的创伤。

容易政治抑郁的人，大概率本来在社会生活里就已经是一个格格不入，或者边缘化的人了，生活里的风险因素肯定更高。比如也许你被喝过茶，也许你跟父母的关系很差，也许你跟领导同事搞不好关系，你本来就在一个风险环境里了。

我非常想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被迫要迁徙，要润，要移民。之前为了出来的事情奔波的时候，我不可能带着我的宠物跑来跑去。宠物一共就只有十几年的寿命，你错过六个月、一年，就缺席了它很大的成长。

我希望过一种更规律、更稳定的生活，我可以做一个很行动的人，或者不会很富裕的人，但是我希望它是安定的。现在情况就是不安定，整个生活完全都是被打乱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影响，没办法去计划。

我现在希望能够在所在的国家长居下来，拿到永居。我真的很想摆脱那种不安全感。如果国安知道你住的地方，可以随时在你家楼下找你，那个不安全感真的太强烈了。你看附近的花花草草也不会觉得很可爱，只会觉得这是他们可能会在的地方，很难受。环境很重要，如果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有最好的精神医院也没用，如果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哪怕没有精神医院他也有用。一个人的身边是什么人，活在哪里，那个地方能不能让ta开心，这真的好重要。”

冰冰离开了国内，在海外仍然在关注政治性抑郁带给人的影响。

“我算是已经经历了一个阶段，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步真的是跨得很艰难。出来后完全要从头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要重新建立信任，要求人办事，还有就是非常在意安全性的问题。我觉得做活动本身没有什么难的，但是这个活动在什么地方，处于什么情境，在什么样的圈子里，这些是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仍然有人在谈论政治性抑郁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即使我自己不做这些活动，或者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状态，只要有人还是能不停地聊这件事，那我就有一种事情在变得更好的感觉吧。”

被捕与被绑：双相情感障碍的Yurii

“被抓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冲击，和成为精神病带给我的冲击，已经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成为精神病的冲击要大得多。”

2022年11月26日，当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举起白纸，其他城市的人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其实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回事。那天下午我和朋友一起逛街，我们想去一家面包店，那个面包店要扫场所码。我以为检查的人会像平常一样检查得很敷衍，就想蒙混过关，结果被那个人发现了。我很无语，小声骂了一句，那个人听到了。我当时穿着卫衣，ta抓着我的帽子不放，当时那条街上很多年轻人，很多人都看到了，但他们只是看着。

后来应该是本地的一个大爷吧，我记得很清楚，他用手指头指着那个人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他这才把我放开了。那边的年轻人只是瞪大眼睛在那儿看着，或者拿手机拍着。这条街不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吗，年轻人不应该思想更开放吗，但那天我是被一个大爷救的。

后来我们想逛公园，结果公园也要看场所码，又逛到步行街那边，我这才看到那里有一个人站着。他举着一张纸，正面写的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背面是，‘我们可以做更多’，他绑着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他就想，我需要在那儿看着他，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我害怕出什么意外。

过了一段时间，有保安想驱赶他，因为他站在商场前，商场的员工把警察给叫来了。当时我在网上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重庆的哥们对着警察说，‘为什么世界各地都解封了，我们还要这样？’当时也有警察想把他抓走，在场所有的重庆人都把他给抱住了，警察就没得逞。我想，我也要抱住他，然后我就抱住了他。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抱。

后来警察告诉我，监控中一共有五六十个人在那儿，‘为什么只有你抱？’他们问我。他们还说，‘你是他女朋友吗？你抱你男朋友也抱这么紧吗？’

当时我只是想怎么快点出去，他随便想说啥就说啥吧，反正也不会怎么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对吧。

警察要带走那个男生，我根本抱不住一个人又抓不动，是他让我放开的。他说‘没事我没事，你放吧你放吧’，然后我就放了。我当时在想，我要跟上吗？围观群众里有个大妈跟我说，你跟上去他才安全。其实我觉得他安不安全和我跟不跟上去没关系，但如果我不跟的话，我肯定会为这个事情自责一辈子。

现在不是很多人爱讲勇气什么的吗，对我来说，那一刻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想选和更不想选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根本就不会犹豫那么一刻，直接就去了。我其实是害怕的，但我更不想让自己一辈子自责。

我一直跟着他们，出了步行街，走到公路旁边，又来了几个警察。有的警察不太清楚状况，指着我说，‘这个人要不要也要抓？’有人说，‘抓抓抓，也抓’，可能把我当成同伙了吧。然后我还跑了，更搞笑的是，我跑的时候有一个大爷估计以为在警察抓小偷呢，我还以为他过来要保护我，结果他一下子把我抱住交给警察了。”

26日当天下午，Yurii 被带进派出所。与此同时，南京、上海、北京、广州、福州、厦门等20多个城市的市民与高校学生走上街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并抗议清零政策。在派出所里待了超过24小时后，她被暂时释放。

“我觉得整个过程都跟参与什么运动没有关系，包括那个男生也不是在参与运动，他一个人站在那儿。所以我很抗拒别人说我是什么运动的参与者。第一，那不是一个运动，第二，我没有参与，我就是被裹进去了。

我只是觉得如果放弃他的话，我不能接受，如果就这么眼看着他消失，我可能一辈子都难以平复这种创伤吧。他不应该被孤零零地抓走，我不应该看着他孤零零地被抓住什么都不做，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变成这样。

出来之后其实很奇怪，我有种故作镇定的感觉，我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理性上我不应该有什么情绪，但是身体好像不是这么想的。我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不像有些东西可以从小时候开始慢慢学，但是谁会教你在被抓了之后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在里面不是熬了一宿嘛，第二天还正常上班呢。上班到第二天吧，我才感觉有点累，所以想休息一下，但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让别人特别照顾我。我试着把这件事写出来，对我来说这是平复创伤的一种方式，如果不写的话，就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记得了，写出来至少可以给自己存个档。我当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粉丝不多，之前写同人的时候稍微有一两百粉丝，我把我写的东西发到社媒上，因为这个事突然有大量无关的人就跑进来了，我立马就把账号名给改了。其实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那种好像被看着的感觉，让人难以接受。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我只能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睡不太好觉了，心脏就一直跳得很快，好像激动的时候心跳就会跳很快。”

身体上的不适很快演变成精神上的剧烈风暴，Yurii逐渐变得易怒、焦躁、情绪激烈，没日没夜、不吃不喝，甚至一度出现了幻觉。一个月后，她被父亲送进当地精神健康中心住院治疗，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

“我对精神病院还有点记忆，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不知道这是在哪，还以为我在做梦，感觉像到了地狱一样。我想挣扎，还觉得是一切都是假的。这里每个护工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蛮好的，有的态度特别不好。一个护工对我很凶，我就咬了他一口。我当时很想说，我咬他一口，不是因为我是病人，而是因为他对我很凶，但是应该没有医生会这么想吧，他们只是觉得这个病人有暴力倾向。我当时做了MECT，打完麻药之后在一个休息室里面睡觉，我提前醒过来了，开始挣扎。有一个长得和《熔炉》里反派一模一样的人，他一点表情都没有，向我走过来。我还以为他要和我好好说话呢，结果他拿着枕头哗一下，把我的头给蒙住了。

对我来说，留下的都是做梦一样的印象。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医院的管理，包括整个精神医学的定义，都存在着偏见和暴力。精神疾病在我看来，至少在我身上，属于是经过变故之后压力太大了，身体没有办法承受，于是大脑自动给你放毒药，让你的身体能好起来。所以被定义为是精神疾病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大脑的免疫反应，一种舒缓机制，这种舒缓机制在精神医学上被定义是病态的，也被世人所认为这个人失去理智、精神失常了。这个人从此就被很美丽的正常社会剔除出去了，不会被当成人看了。

首先，医院的环境就已经很没人性。比如我们在房间里睡觉，醒来之后会立马把我们的房间给锁起来，把我们聚集在活动室。不能进房间，因为管不过来。也不能私自拿笔，因为他觉得你可以用来自杀自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反而还觉得过得还行，可能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过去了就好了，有盼头，忍忍就过了，但出来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的。

从医院出来，我要办医保，精神病在特病医保的范围，因为这个事我跑了很远很多次，过程非常复杂。最后到了那个地方，他跟我说不行啊，要在我们医院持续就诊两年才可以办。我说我不是住过院吗，文件上写着只要住过院就可以办，他说因为你住的不是我们医院的院。也就是说，他只是根据制度判断我不可以，而不是觉得我真的不符合条件。那时候我特别生气，我在医院把我的包往地上一扔，然后医生对待我的态度、整个四周的氛围，我知道已经变了，他把我当成一个已经发病的人，我就是只是被看成一个携带着病的病原体而已。

以前我不觉得这个社会让我特别想发火，现在我特别容易发火。我感觉到大家，或者说所谓的正常人吧，其实不希望在有火的时候把它表达出来。真的吗？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发火，它逼你到不得不发火的地步。医生预设了正常人不应该随便发火，他不管你是不是因为医保的事情生气，只看到你把书包扔下去这个行为，他觉得你在发火了，你不正常。首先他不觉得发火这件事是对的，其次他也不愿意理解你为什么发火。

让我觉得双标的一点在于，如果我是一个家暴的男人，我发火打了我老婆，这个男人的家人同事，会觉得你发火了你有病吗？他们不会这么想，不是吗？生活中生气的人太多了不是吗，但没有人把这个当作病态，甚至真的是病态的情况都不会被当作病态。他觉得我生气是病态，因为他知道我是病人了。如果他不知道呢？如果他不知道，我因为这个事儿发火，说不定还会被看成是一种办事的手段。我知道这种事存在，我家人之前会在办事的时候演一些吵架的状况，作为给对方施压的手段。所以我觉得他的预设很奇怪，这个预设是只对我才有，只对病人才有的，为什么对病人的要求反而比普通人的要求高那么多？为什么有的人有发火的权利，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火的权利？

我现在回到老家，在老家的医院就诊。有一次是警察又打电话来找我，说要拘留一周。我爸说让我去医院看能不能开个病历单保存一下，因为精神病可以不用拘留。所以我就去医院，把我怎么生病的跟医生简单地说了一下。反正你会感觉到，他完全没兴趣，他只是开个药给你，干嘛要听你说这些啊。总之我还需要给警察证明我有病，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我爸在做，我爸让我不用管。

后来我爸跟我说，‘跟你说个事，你做一下心理准备。我们下周去你以前工作的城市，我周中就把你送过去。你其实在里面就关三天，没关系，里面装的都是你这号人，你们还可以聊天什么的。你还可以把书带进去看，你不是喜欢漫画吗，你不是还在学日语吗，正好你说你不能玩手机，我本来就觉得你手机玩得太多了。’后来没去，还得靠我自己。我在网上找到一份拘留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说，如果患有精神疾病，可以不用拘留。我把这条发给我爸看，他转给警察，警察还打官腔，说我们这很多规定是相互冲突的，不能只看一条规定。后来我就没管了，我爸说他又找了一个律师朋友，说我这个情况可以不用去拘留，就没让我操心了。

有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特别是发病期间做了什么。我能记得的有什么跑到人家公司咚咚咚敲门，一定要找某个同事跟我见面什么的，还有给别人发很多很多信息。我当时当然不觉得是骚扰了，但人家觉得是骚扰，我不是出于骚扰的目的这么做的，可是没办法解释。出院之后，我找到被我伤害过的人一一道歉。道歉的时候，尽管对方说什么‘没事没事’，我其实也知道不是这样的。人家可能只是客气，或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所以说没事。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同事，发病期间我做了一些给他添麻烦的事，后来我回去找到他，跟他说了对不起，他再也没回我。包括我大学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想跟他解释，他也完全不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过，他们怎么看待我生病这件事，生病不就是生病吗。

其实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真正做决定的时间是很少的，没空想很多。很多人爱说人性的复杂什么的，其实人性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之后我们对这一刻的解释。我们都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会影响到什么，来不及想。

我觉得大家就承认吧，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不得不做的原因，但哪怕你的行动是好的，哪怕处境确实是不公平的，你也会伤害到别人，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一面。你说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突然感到意义对我来说是不可靠的，我的意义的保护罩已经碎了。因为自己觉得应该的事，生了病，变成了疯子，成为了加害者，肆意骚扰别人，我曾经相信的东西都被这个境遇踩碎了。

是的，我受到了伤害，我身边的人因为我受到了伤害而被伤害，并且他们拒绝了我，于是我还会再受到一种伤害，这种伤害也是没有办法的，是我必须要承受的。所以很多歌颂勇气的人让我难以不感到其中可能的虚伪就在于，你们是赞颂勇气了，因为勇气的代价没落到你头上，如果勇气的代价落到你们头上了，你们还会赞颂吗，还是你们会说：哦，两码事。

我跟当时想救的那个男生后来还有一两次联系，他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的社交媒体账号，就这样跟他联系上了，后来见面吃过一次饭。感觉他也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我也不知道还能跟他说些什么。但是他跟我说，哪怕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交集，他也会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想到这句话，我就会安心一点。

我现在朋友很少了，基本上是我搞同人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以前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写同人文，这个平台是唯一一个我发病的时候没有污染过的地方。出院之后，我又写了一篇同人文，有两个读者在底下评论，‘太太终于看见你了’。我当时想，太好了，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没被我污染。

慢慢变成精神病之后，过去的事对我大脑造成的负荷太大了，如果不是你问的话，我已经很少会想起了。从发病那个状态回过神来，就像是重新分娩了一次，发病前的人生已经像是前世，太遥远了。如果再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再有一个人站在商场门口，我还会不会这么做，这不好说。但如果时光倒流，我清楚地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可能还是会这么做。为什么再来一次不行了，因为我承受不起第二次了。

我现在这个状态没办法再做之前的工作，但除了以前从事过的行业，好像也不太能找到薪资合适的工作了。我也感觉到在情绪处理方面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工作上遇到什么不开心的，吐槽两句不就完了吗，但是现在我担心如果工作再遇到压力，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应对怎么办。前段时间我家人特别想让我找工作，因为gap的时间长了公司要问原因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能力一出院就立马找工作，现在就已经放弃了，休息着休息着，时间都这么长了，你还怎么解释呢。只要在一个环节上从社会脱节，回去就好难了。

我现在生活里最大的支撑就是蜡笔小新、柯南、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还有家有儿女。当然希望生活还是能有些变化，但这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有的时候也看机遇吧。

最近我的朋友又邀请我去写东西，虽然是同人文，对我来说，也代表着人生状态的一个节点吧。这篇同人的背景是人们开始研究时空门，成功后可以穿越星际旅行。但研发的过程引发了大爆炸，整个地球都被毁掉了，人们只能在地下生活，造成了很多伤亡，但也因为这一次失败，反而让研发停滞的时空门开发成功了。突然一天，这个世界出现了一种病毒到处搞破坏，把所有屏幕都变蓝，然后出现一行字，guess what's on the chair。

写这篇文章，因为某一天出门，我在一家旧书店门口看到放着一把椅子，当时下着小雨，雨水就这么落到椅子上。本来椅子空着也就空着，但有了雨，你会突然发现，椅子真的是空的。椅子等的不是雨，但雨是对椅子存在的一种回应。这个场景激起我好多心绪，我始终想知道这些感受是什么，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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