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在即：极右抬头、经济低迷 年轻人怎么看？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陈子云
原文发布时间｜02/21/2025

经历长达16年的“默克尔年代”，德国在2021年步入以社民党（SPD，代表色为红）、绿党及自民党（FDP，代表色为黄）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时代，期间除了应对疫情，俄乌战争爆发，接收难民、支援乌克兰、战争波及能源供应紧张及物价高企，都使民怨上升。“交通灯”亦为德国经济在疫情结束后，摆脱负增长局面而焦头烂额；引以为傲的传统德国汽车制造业成为经济问题的重灾区。

作为美国、中国之后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近两年德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在各主要工业国中垫底。然而为摆脱经济困境，“交通灯”联盟三党各有主张，最终导致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Scholz）解雇自民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Lindner），执政联盟决裂，并将于本月23日提前大选。

根据滚动民调，现任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党魁梅尔茨（Merz）以三成支持率领先各党，是基民盟重返执政、下任联邦总理的热门人选。同时德国极右政党“AfD”推举魏德尔（Weidel）竞逐联邦总理，极右政党成为本次大选其中一项关键议题。

大选临近，德国的华人怎么看？身在柏林的香港人“首投族”分享她的投票策略；定居慕尼黑的台湾人观望基民盟的立场。而面对极右政党AfD支持率节节上升，德国本地记者也有各自的疑惑和思考。

经济政策“谈不拢”　极右AfD乘势而起

由于自2023年起，德国经济持续负增长，分别为每年负0.3增长，“交通灯”三党各有主张。自民党认为政府应推出减税政策，扶持大企业度过难关；社民党提出即使要政府出资，也要保障德国就业率；而绿党建议经济转型，发展气侯保护产业。三党，三条截然不同应对经济方针，却始终谈不拢，联盟鸿沟加深，而民间也认为联盟终日争执不断，无法有效带领国家，三党遂提前开启“选战模式”。其中自民党党魁林德纳被揭发暗中策划“交通灯”联盟破局，总理朔尔茨批评他“系统性破坏”和“早有预谋”（"Systematische Sabotage" und "von langer Hand geplant"）干扰执政联盟运作。

联盟决裂，后默克尔时代下的基民盟则卷土重来。现年69岁的梅尔茨是热门总理人选，然而1月29日，他促成德国首度有政党与极右党派合作，联手AfD在国会通过收紧边境管制及难民申请的无约束力议案，打破二战后德国多党不成文共识“Brandmauer”，即将极右势力拒诸门外的“民主防火墙”。虽然议案最终未能通过，但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哗然，民众担心基民盟重返执政后，梅尔茨会继续和AfD合作，多个主要城市均有大型示威反对极右势力，人数10万到25万人不等。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基民盟仍然以三成支持率领先。朔尔茨领军的社民党只得百分之15到17，如果他未能胜出，现年66岁的他可能会在大选后退休。

而同一时间，AfD积极操作难民、非法入境者及衍生的经济负担、社会治安问题。2023年德国的难民申请数为33万，2024年下跌至23万。然而难民、移民问题确实成为德国人现时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当梅尔茨坚持收紧难民政策，AfD的地方党部已经设计出“遣返机票”宣传单张，这张设计成机票的单张，订明“航班起飞日”为2月23日，而目的地是从德国到世界各地，意指大选之后，德国的移民都要手持这张“单程机票”回到自己的国家。左翼党（die Linke）批评此举是“以法西斯手法煽动仇恨”。

虽然爆出如此争议，但基民盟和AfD的支持率于数周内保持不变。直到大选前的最新民调显示，基民盟微跌（27%）、AfD微跌至20%；社民党微升（17%），绿党则维持不变（12%）

Info box：

各党推举的联邦总理侯选人

1.基民盟（CDU）
梅尔茨（Friedrich Merz）

现年69岁，以发言强硬闻名。80年代后期从政，曾任欧洲议会议员，社民党施罗德执政时期任国会反对派领袖，其后退出政界10年。2018年复出竞逐基民盟党魁。

2.社民党（SDP）
朔尔茨（Olaf Scholz）

德国历史上第四位社民党籍联邦总理。现年66岁，1998年当选联邦国会议员，于默克尔第一任期担任联邦劳工部长，2011年调任汉堡市长。本次大选前曾面对党内要求换人竞逐的压力，最后因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拒绝提名，而继续代表社民党出战。

3.绿党
哈贝克（Robert Habeck）

从政前为儿童文学作家及翻译家，2018年担任绿党联合主席，在“交通灯”联盟中担任经济部长。任内推动气侯保护计划，被指过于进取而饱受批评。他提议征收“亿万富翁税”、支持补贴电动车产业，以13%支持率在各候选人中排名第四。

4.自民党（FDP）
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

从政前为年青初创企业家，2000年以21岁之龄成为北威州最年轻州议员；2013年接任党主席并于2017年带领自民党重返国会。由于在“交通灯”联盟期间与社民党、绿党争执不断，目前仅有4%支持率。

5.另类选择党（AfD）
魏德尔（Alice Weidel）

现年46岁，为出柜女同性恋者，从政前在高盛担任分析师，曾派驻中国及香港工作，会讲一些普通话。2013年受另类选择党“反欧元”理念吸引而加入AfD，目前支持率达22%，排名第二。然而早前受马斯克邀请出席播客节目时，提出“希特勒不是右翼”、“另类选择党是唯一能拯救德国的政党”，引起不少争议。

6.左翼党（die Linke）
联合候选人莱希妮克（Heidi Reichinek）、范安肯（Jan van Aken）

经历党内分裂，这对左翼党联合党主席于本次大选选情并不乐观，民调支持率长期低于5%门槛。
然而随大选临近，左翼党赢得年轻选民支持，支持率增至9%。

7.BSW
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

于2024年成立、从左翼党分裂出去的极左派小党，党名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生于东德的她从政时正好遇上德国统一，之后以左翼党身份参政，也曾担任党主席。BSW去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优异，虽然莎拉声称不会与极右势力合作，但是与AfD一样，反对军援乌克兰及反对制裁俄罗斯。

德国人关心什么议题

2024年12月，德国电视一台发表民调结果，1300名受访者中，认为以下议题对德国最为重要：

经济困境（45%）
移民及难民问题（23%）
俄乌局势、中东局势等全球冲突（18%）
其他（14%）

香港人“首投族”小斯：仍关心移民政策

小斯（化名）2016年来到德国工作假期，18年正式留德至今，与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后的离散潮不同，但同样因此影响了去留。“我想反送中都改变了留德港人很多，就算那年他们没有回香港，但很多人都在德国声援了。以前当我在德国生活得不顺遂时，很自然脑海会浮现回港这个选项，但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其实是否能回港，又是否值得回港呢？”

她笑说入籍之后，连社交媒体的大数据也好像自动感应到，开始推送许多本次大选的贴文。她打开信箱，收到政府寄来通知大选投票详情的公文，也令她一瞬间发现，啊，原来我可以投票了。她还不忘补充句，德国的大选跟香港立法会选举可不同，香港的政党会派人上门宣传，俗称“洗楼”，宣传街站也随处可见；不过德国就显得安静不少，而且也有邮寄投票的选项。

走在柏林街头，除了选举广告外，街上一切如常。但有很多潜在的改变等待涌现。

“德国人最关心的还是本地政治，刚刚来到德国，还有‘粉红泡泡’时，觉得德国很自由，百无禁忌，而德国人也普遍喜欢讨论政治。香港人谈政治则很两极分化，要不很狂热，要不很冷感。后来渐渐留意到，德国人的言论自由也有边界，反犹、极右、纳粹都是他们的禁忌，像最近的以巴议题，禁忌到可以令一个很健谈，正在侃侃而谈时事的德国人立即收声。”

“因为伴侣以前当过本地政党党工，所以令我更了解德国政党的生态。例如基民盟虽然中间偏右，但他们会反对基于性倾向的歧视，以前对难民也不会主张强硬和一刀切驱逐，因为他们立党初衷之一建基于天主教人道精神。又例如绿党经常主张气候保护、能源政策，但相比起其他更左翼的政党，他们的经济政策取态其实偏向中间派。另外长期联合党派执政，德国政客和政党政治常常给人一种小心、谨慎的感觉，力求取得平衡。”

回到今次大选，小斯最关心的其实还是移民政策。一方面她为入籍、当“首投族”而高兴，但就像德国极右派常提出的“Remigration”（移民归国）和“Biodeutsch”（统正德国人）一样，她知道在一般人看来她永远都是“一个手执德国护照的人”多过“一个德国人”。所以移民政策永远和她息息相关，例如随极右派抬头，更改宪法的门槛是国会三分之二通过，那么那个门槛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达到？又或者一开始只是取消或收紧一部份人的国籍、身份、权利，但是底线会不会愈推愈无底线？

“投票来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和自己理念完全吻合，但我的原则是，基民盟和自民党一定不会投。我会投die Linke和绿党，尤其die Linke很有可能达不到5%门槛，无法重返国会。至于自民党被爆出有计划拖累交通灯联盟执政，挡住很多经济法案，完全无关政治立场，只看这个前科已经不值得支持。”

台湾人Josef Chao：家人叫我留在德国

30岁的Josef Chao于2016到17年间，到海德堡大学当交流生，1年后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慕尼黑定居及工作，度过新冠疫情，至今已在德国生活7年。工作以外，他参加了地区的管弦乐团。

“如果毕业后回到台湾工作，工时可能比德国要更长，work life balance没有那么好。不过相反在台湾会更容易存钱，就是各种取舍啦，毕竟德国的税比台湾高。”Josef说。

他不时在网上分享有趣的德文知识，也同时关心台湾跟德国的时事。Josef回忆当年刚刚在德国交流时，有人曾经把“Taiwan”听成了“Thailand”，但现在当他在酒吧喝酒，和偶遇的德国人闲聊时，对方都会立马知道台湾在哪里，因为“台湾的晶片很好”、“台积电”等印象现在也颇为德国人所熟悉。

“其实在疫情后，德国经济低迷是很多人的共识，其中一个问题讲白了就是缺人手，他们需要引入外国劳工，但是引入的过程又刺激到本地人的情绪。但有趣的是，外国人多数在西部城市居住 ，极右排外势力大本营的前东德地区，外国人却是很少的。”

“像梅尔茨首次跟AfD合作，我很傻眼，去年慕尼黑的示威我也有去，那德国的确在历史上有那样的责任跟包袱，大家都还是愿意出来反对极右。不过我自己会觉得，要经济和应付排外这个问题对哪个党都是很难去平衡的。我记得有趟在瑞典曾经跟极右派聊过天，他们会说，移民应该回到他们的国家，西方人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建设好国家，但一看到文宣，还是在传播很刻板的的歧视外来者的信息。AfD也在做相似的事情，试图令自己形象好看一点，潜移默化争取更多支持者。”

Josef形容，那不也是一种“温水煮蛙”的策略。而他自己形容，德国应该远离AfD，要是被他们一时的形象欺骗，极右势力更趋近权力中心的话，到时所谓限制移民的政策根本不会有底线，而是把底线一再拉往下限。

要是极右势力上台，你会萌生回去台湾的念头吗？

Josef说，台湾本身的问题比德国更严竣，“统独”之下，有时他也觉得心累。“台湾为了能够多攒到国际外交上的筹码，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长远来讲对国家其他产业也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延伸来讲，可能在统独议题之下，为了自主，有些议题就变得很难兼顾，也可能有些国家发展的方向会因统独而失焦。”

“像我在台湾，如果不是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工作，薪水可以差很远，大概只有在新竹工业园区工作，薪水可以跟欧洲比拼下。再者我也没办法过着像在德国的work life balance的生活水准，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的战争。我的家人有时会跟我讲，先在德国入籍，这几年先不回台湾比较好。”

德国记者Max：AfD在中国掀起粉丝热潮

跟来自柏林的独立记者、精通华语的Max（化名）见面，话题很自然就围绕极右、AfD展开，因为他最近也和其他人参与一篇报道，探讨魏德尔（Alice Weidel）原来在中国收获很多粉丝，并且发展出不少Fan art，像把她画成一个卡通人物，对于AfD及她都有种英雄式的想像。只要在小红书搜寻一下，就会找到不少相关贴文。

“那其实这种fandom（粉丝圈）在德国本地，即使是极右派支持者，也不会把魏德尔画成一种卡通人物。我们要理解，在中国带有‘铁娘子’气质的女性，像撒切尔夫人、华春莹，他们会觉得是有种亲切感，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比较受欢迎的女性典型。再者AfD的意识型态来说，民主价值没那么重要，国际上的团结也是，认为世界各国的人都有自己盘算，那跟中国政府的世界观也挺相似。只不过在最近一场总理候选人辩论中，梅尔茨和朔尔茨还是围绕经济议题辩论，两小时辩论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我也不认为AfD的外交政策上会就中、俄关系提出实际政纲，目前也只是一种纲领式的动作，表示亲近。”

深入问下去，为何德国少见主流媒体专访AfD及魏德尔？是因为AfD实际上被德国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chutz）列入“有违宪嫌疑”名单？还是说主流媒体本身有共识，像德国政党的“民主防火墙”（Brandmauer）般，不予任何曝光率给极右势力？

Max认为，这个问题对目前德国各媒体人、记者，包括自己，其实“进退两难”。

首先，AfD其实一直拒绝各主流媒体邀请专访，不是不想采访，而是他们不想让主流媒体用批判性的眼光刺探他们的观点和立场。Max之前曾经为华文媒体当Fixer，从中邀请AfD接受访问，但毫不意外地被拒绝了。“AfD等极右派，更倾向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例如德国的右翼保守媒体Nius，他们经营社交媒体的手法相当出色，很大程度上保证有哪些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能够更直接打入支持者阵营中。”

另一方面，德国的主流媒体中，也有相当一部份的公共广播机构，主要从向德国市民收取“广播费”以支持运作。换言之，对于公共广播媒体来说，他们不得不留心民意变化，就算本身他们都会讨论该以何种态度面对AfD等极右派，但是最近随魏德尔正式角逐联邦总理，支持率也仅次于基民盟，公共广播服务也无法一味忽视、拒绝他们曝光。

“要是继续拒绝他们曝光，那么民意会认为，媒体有偏见，更坐实极右派媒体声称遭到歧视的指控，也可能影响一部份中间游离选民的观感，导致同情票出现。要是给了曝光率，又难免会让极右派的声音光明正大进入社会。我想，每一个德国记者都为此而左右为难。就跟AfD本身虽然被联邦宪法保护局列入违宪嫌疑监察名单，但又可以参选，夺得州议会议席，甚至角逐联邦总理，确实是矛盾又两难的局面。”

Max觉得，他还是要更小心AfD在媒体上曝光。毕竟AfD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针对德国现有的民主体制，而媒体生态、言论自由都是在民主体制下得以稳定，要是AfD未来掌权，媒体生态一定会大受打击。目前作为一个德国记者的两难，便是这种不得不予以AfD曝光率的局面下，有点挖坑给自己跳的意思。

记者Anne Müller：我在反右的示威人群里

在柏林当记者的Anne Müller，大学就读传播系，前后8年在媒体实习并现于法国驻德国媒体全职工作。访问当日，问到现时德国大选其中一个议题移民政策，她不忘提到男友也即将于大选前后正式入籍德国。

最近她正忙于报导大选中左翼阵营的选战策略，及青年选民对各党派的支持率，像绿党（19%）、左翼党（19%），原来都比基民盟（16%）和AfD（17%）略高。年轻世代的声音也并非一如印象中一面倒倾向极右翼。至于针对年青选民使用Tik Tok习惯，AfD的Tik Tok帐户发布4075条贴文，领先各政党，也收获最高的观看数。然而选情本身并不乐观的左翼党，也紧随其后，证明其营运社交媒体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

“前阵子由于基民盟与AfD首度联手通过议案，全国各地都有示威，我没有去探访，因为我直接就加入示威了。没错，记者是我工作，是我的志业，但同时我也是德国公民。在示威中我碰见不少记者行家，都以个人身份加入示威。当我工作时，在国会好，在公司好，又或者在家中，我有时真的会觉得——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关注和反对极右派抬头吗？而当我身处示威现场，最直接的冲击是，我见到有很多人仍然关心，仍然会为反对极右派走出来。”

“其实在极右议题上，你投社民党、绿党还是基民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德国社会仍然要坚持出来发声，证明我们仍然关心。”

她说，要是极右派未来真的上台执政，传媒自由生态必定会遭侵蚀，可能会逐步变成中、俄一样，媒体第四权尽为政府掌控。同志议题可能写不了，同情难民的题目可能写不了。失去工作也是其次，像她的男友，以及更多移民背景的家庭，恐怕也会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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