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展望丨美国不是民主国家

译按

作者是美国作家、记者，现任《美国展望》杂志执行主编。

本文原题“America Is Not a Democracy ”，见于《美国展望》杂志2024年2月号，网络版发布于1月29日。

作者在本文中认为：美国当代民主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但漫长的历史弧线并没有完全纠正所有那些缺陷。“我们当下遭遇的更重大危机，并非单单一个对我们的政府心怀恶意的人造成，而更多关乎政府体制本身。"

正文中的黑体字在原文中是斜体，超链接为原文所有。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 无法确保准确理解，请尽量无视一些可能费解的表述。

美国不是民主国家

大卫·戴彦（David Dayen）

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不惜气力 （有些人可能会说用尽了全部气力） ，警告人们当心唐纳德·特朗普展露出的对民主的威胁。人们对2024年选举的定位，已不是一个关于税收、医保或社会政策的选择，而是对我们将来是有一个共和国还是独裁国家的最终考验。

对任何憧憬2025年的民主的人来说，特朗普都不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上一次担任总统时，他积极对抗和平移交权力，这是世界各地独裁者的标志。要说他和他那些对独裁者态度友好的顾问从他的首个任期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如何清除权力扩张之路上的障碍。他那“成为独裁者的第一天”的念想确乎不是信口开河。摧毁公务员队伍，雇佣政府律师例行公事般核准违宪行为，起诉个人对手，甚至在美国本土部署军队：特朗普团队表露的这些计划确实令人忧虑。

但“对民主的威胁”一说令我困惑，它已成为对抗保守派极端做法（尤其对抗特朗普）的万能术语。但美国民主中的那些缺陷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漫长的历史弧线并没有完全纠正所有那些缺陷。我们当下遭遇的更重大危机，并非单单一个对我们的政府心怀恶意的人造成，而更多关乎政府体制本身。

我们到底要拯救民主的哪一部分？是被不公正划分选区和不公正分配议员比例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拥有甚至可以拒绝由腐败的多数实施统治的超级多数门槛的我们的民主立法机构？是特朗普在2016年输掉普选后仍合法接任、小布什十六年前已经如法炮制的我们的民主的总统施政？是已经演变成一个超级立法机构，习惯性地扭曲宪法以利于那些拥有权力、金钱和影响力的人的我们的民主司法机构？

企业游说者要么在国会山拿下他们想要的一切，要么通过监管改革或国际贸易条约拿下他们不想要的一切：我们是担心这样一种相当容易被收买的民主吗? 这个政府对我们的民主原罪即黑人的二等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修正，眼下正被州立法机构和法院逐步推翻，它是否赢得了我们的支持？有些东西已经制造了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司法，并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人们对失去这些东西感到绝望吗？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我们必须战斗才能加以守护的这种民主？

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完美提炼出了人民的意志。但美国在实现民主结果方面的恶劣程度是独一无二的。这值得我们集中精力修补该问题，因为其他选项实在是太过暗淡，不应予以考虑。但刻下只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为“民主”辩护，认为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国家几乎从未达到其要求。我们可以揭开逃生舱口，在短期内规避规则，要么取消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威胁的资格，要么对政策挑战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些补救之计的名字: 预算调节，《选举计票改革法》（Electoral Count Reform Act），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但我们不应像善于逃脱的政界魔术师胡迪尼那样生活，不断试图摆脱我们自己的政府体制强加给我们的枷锁。假如一场政治运动要将自己塑造成民主的救世主，它也应该直言不讳地谈论我们民主中的种种缺陷，以及实际上需要采取什么举措以弥补那些缺陷。

国父们创设的体制不信任民主

美国的民主不是很成功，这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而正因为它是。我们的那些国父主要是贵族、土地投机者和奴隶主，他们有鸿鹄之志，但对真正的民主信仰有限。他们不信任权力的集中，不论是集中到君主、政党还是人民那里。正如历史学家特里·博顿（Terry Bouton）所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这样的国父痛恨“过度民主”，因为这可能导致经济平等的危险爆发。

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为农业小国创设的体制，旨在使应对社会挑战变得极其困难。总统不能组建政府，而负责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是在不同时间选举产生的。制宪者希望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之间相互竞争，约束对方的权力，并在这种竞争中使人民的愿望失效，哪怕他们占了多数。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启迪国父们创设了一种制衡体系，他希望这样构想出来的政府“理当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宁静闲适或无所作为的状态”。

关于这一思路对现代世界有多么不协调，最明显的迹象是，当我们在其他国家周期性地推翻被认为是敌人的政权，并安置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权时，我们几乎从未用到我们自身体制的核心方面。伊拉克的联邦政府有一个傀儡总统和一个议会，总理为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建立的民主体制也被安置了类似的架构。

在议会架构中，政府首脑管理立法机构。联合政府可能瓦解，但随后临时选举会为一个能采纳其政纲的新的多数举行。美国可以有无限期分裂的政府; 自1980年以来，总统和国会两院隶属于同一政党的时间只有十二年零六个月（2001年1月到6月，之后一次政党轮替使参议院发生了反转） ，其余三十一年半的时间是分裂的。国会和总统都可以要求民众授权以阻止对方，这在最好情况下会导致令人不满的停滞，最坏情况下则会导致永久性危机。

在过去九次全国性选举中，除了2012年，美国每次都至少更换国会的一院或总统。那些选举中超过一半的结果是压倒性的: 2006年，2008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那二十年间的立法行动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连续授权毫不相称。撇开对跨党派一致意见的盲信不谈，美国是有真正意见分歧的，这些分歧理当通过选举化解。但选民不断选出新的政党，去履行那些被政治体制架构和现状偏见所妨碍的承诺。

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Linz）1990年的文章《总统制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论证了，政府若有单独选出的总统就是出了名的不稳定。林茨解释说，美国民主回避这些摊牌已有数十年，是因为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当然，任何渴望这些“美好旧时光”的人也都在渴望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正是造成这一暂时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民主党有历史渊源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紧紧追随该党，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则固守该党的激进过去。这使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各有各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给跨党派协议的达成造成了压力。

在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并铲除“坚实的南方”（Solid South）之后，政治家逐步分化成了两极对垒的意识形态阵营，这带来了不可避免、无法摆脱的僵局。那种冲突是我们政府体制的一部分，并非政治家的性格。

美国的总统制框架融合了得票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选举胜利者将获得所有权力，而不是按比例分享权力。政治学家已观察到一种叫做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的现象，该定律认为，只进行一次投票（而非不相上下时举行决胜投票）的得票最多者当选制度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两党，而两次投票或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所以，美国的第三方选民总是被妖魔化为搅局者，甚至如贝拉克·奥巴马的竞选经理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最近所说，成了“我认为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迪韦尔热定律，以法国政治学家Maurice Duverger的名字命名。迪韦尔热，生于1917 年，卒于2014年。——译注）

当我们看到同时有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以及有得票最多者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时，美国的变体是极其罕见的。新美国智库（New America）高级研究员 Lee      Drutman 研究了世界上78个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发现只有四个国家有总统和多数派立法机构: 美国、加纳、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我们的体制没有被复制，因为它没有效率。

摇摆州的四十万选民决定谁是美国总统

国父们几乎不想要民主的自治，相反，他们赋予了总统选举人行使独立判断的权力。选举人由州立法机构以它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选出。（在最初的构想中，所有选举人都是背信弃义的。）

事情已逐步朝向令选举人成为大众意志形式上的论坛的方向发展。但这在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形成了51个彼此平行且权重不适当的选举，使得较小州的居民对谁赢得总统选举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今天，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人票数是怀俄明州的18倍，但人口却是怀俄明州的66.3倍。

实际上比那更糟。自大学开始，每次总统选举期间，我都住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每次都被剥夺了公民权。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机械师或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教师也基本上失去了投票权。自1992年以来，这四个州在总统选举中都投票给了同一个党。今年，一般意见认为，真正的摇摆州不会超过六个（再加上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的两个摇摆国会选区，唯有这两个州根据选区的选票分配一些选举人）。其他45个选举都已承诺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被提名人。

在那些摇摆州，你可以精确定位那些数量微不足道的选民群体，他们将选出未来四年自由世界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竞选策略师估算，在预计将于下次选举中投票的1.5亿选民中，这一数字维持在四十万左右。因此，所有选民中的大约99.8%相对而言并不重要。这对民主的正当性有重大影响，因为摇摆选民并不总是匹配更广泛的选民。在过去六次选举中的两次，当选总统没有得到最多的选票。2020年，排名第二的得票者几乎要第三次获胜，2024年则可能再次轻松获胜。

选出国会的规则和选出总统的规则一样是反民主的。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至少使美国参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州立法机关任命。但给予各州同等数量席位的做法，继续让民主成为笑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裁定，州和联邦立法机构的选区必须得有一样多的人口，以遵循宪法平等保护条款内在的“一人一票”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参议院是公然违宪的，尽管它已经被纳入了宪法。

与此同时，如今众议院的权力平衡越来越不是由民意决定，而是由武断的选区界线决定。甚至只有一小部分众议院席位具有竞争力，绝大多数席位是预先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安排的。在地图绘制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重新划分选区导致了原始政治权力的巨大冲突。正如大卫·戴利（David Daley）在他的著作《Ratf**ked》中有力记载的那样，2010年投入州立法机构竞选的三千万美元企业捐款，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谁有权划定选区界线，因之改变了国家的立法产出。（大卫·戴利是美国记者。《Ratf**ked》初版于2016年，副标题大意为“盗窃美国民主的秘密计划背后的故事”。——译注）

重新划分选区的战斗不再以第一张地图结束。2024年，因一些州最高法院的政治导向发生变化，联邦层面有裁决，或法庭诉讼悬而未决，马里兰、佐治亚、阿拉巴马、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纽约这几个州可能使用与2022年不同的国会选区界线。在佛罗里达、犹他、德克萨斯、阿肯色、田纳西，可能还有威斯康星这些州，令有一些诉讼正在进行。超过四分之一的州可能在地图已确定后重新划分选区。不知何故，这些小冲突都没有直面这一事实：华盛顿特区的大约678972名居民（其中将近一半是黑人）在国会没有投票代表，这没有什么理由。

目前，宪法秩序中的所有这些缺陷都在为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牵线搭桥，因为共和党控制着更多的小州，在总统选举中浪费的选票更少，并能最大限度发挥其重新划分选区的优势。民主党控制着真正摇摆州 12 个参议院席位中的 11 个，但仍需要共和党人执掌的俄亥俄、蒙大拿和西弗吉尼亚三个州的三个席位才能维持最勉强的 51 席多数。同样，民主党党往往需要多得多的大众选票多数才能拿下总统宝座。

但地理上的细微投票变化或民主党方面改划选区的胜利可能颠覆那一剧本。得克萨斯州转为紫州或蓝州可能拒共和党人于白宫之外。因此，没有人真正从畸形的选举制度中获益，尤其是人民。

政治成功极度取决于财富和影响力

哪怕我们的政府被重新设计，以反映人民投票的偏好，在美国我们仍然没有多少民主。

首先，你不能假定公众的喜好反映在投票方面。从这个共和国建立之初，各派系就将选民的范围限制在那些最倾向于同意他们的人身上。直到1965年的《投票权法》通过，黑人才有权享有这个我们尊崇的民主，自那以后，那部法律就受到司法攻击。宣布种族主义已经结束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最高法院，给了各州在没有司法部干预2013年谢尔比郡（ Shelby County）裁决的情况下抑制选票的机会。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最近更进一步，终止了根据《投票权法》提起的私人诉讼。

抑制选民的形式多种多样，黑人并非唯一受影响的群体。五个州禁止用学生身份证投票，一些学生在他们上大学的地方被阻止投票。贫困地区缺乏实体的投票机，可以导致投票站排起长队。诚然，许多州正在壮大投票权利。但这正在造成各州投票权的不平等，因为你参与到我们的民主中的机会取决于你的居住地。

一旦议员确实影响到国会，情势可以说更加暗淡。依国父们的设计，参议院是一只冷却碟，用来为规模更大、更民主的众议院的火热激情降温。这只冷却碟已被冗长议事冻结，这是一桩历史的意外，使得代表一小部分人口的41名参议员可以阻断所有立法行动。主要是为中断民权立法的冗长议事，历史上罕有使用，但近几十年来成了参议院少数派强加自己意志的通关密码。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 ，俄勒冈州民主党人）在他的新著《议事受阻》（Filibustered!）中写道: “在今天的参议院，用简单多数投票表决政策法案的权力并不存在，这或许是当今世界立法机构中独一无二的情况。”

进行冗长议事的议员不再需要发言以行使少数派的否决权; 他们只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可以将事情搞砸。只要有一个参议员有足够决心反对，不论支持率如何，哪怕是相对没有争议的投票也可以耗时数日。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因五角大楼的堕胎政策，数月来阻止了数百次例行公事般的军事晋升; 单独确认每次晋升都会使参议院陷入停顿。少数派议员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拖延时间。

你可以用公共舆论广泛支持采取行动但国会不采取行动的议题领域填满一本书。少数派的否决权和被扭曲的代表权一样，是部分原因。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议员把谁看作他们的选民: 富人和有权势的人。

这方面的经典文本来自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 ，这两位研究人员在2014年发现，“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团体”的偏好对政策结果的影响，远远超过普通公民或公共利益团体的联盟。他们的数据遭到反驳已有多年，但事实是吉伦斯和佩奇占了上风。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佩奇表示: “当他们说民主可能会失败时，我不同意。我认为民主还没有被尝试过!”

过去二十年中，71% 到98%的美国联邦选举是由哪位候选人拥有最多竞选经费决定的。这是因为，司法部门允许出于依法平等保护的目的将企业当作人，这是一项旨在保障前黑人奴隶权利的宪法规定。企业后来在“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中获得了相当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作家科里·罗宾（Corey Robin）曾经解释的那样，这是几十年来将“商人和银行家”的做法重新定位为言论自由的做法的一部分。

有了创造性的解释和被发明的学说，最高法院已重组为第二个立法机构，对它不喜欢的法律赋予了额外的否决权。这一新秩序背后的主要战略家喜欢使用“原旨主义”（originalism）这个术语，将他们对民主现状的曲解与历史上不完备的体制联系在一起。

眼下，政府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被视为可能侵犯企业权利，这可以粉碎决策者的意志，而决策者的监管和执行，是着眼于避免被起诉。企业就在事情发生的房间里。仅在2023年前三个月，政府游说费用就超过了十亿美元。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金融危机促成了一次勉强获得足够票数的无声改革，伴随这场危机的尾声，当《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获得通过时，金融服务业的游说人士称之为“中场休息”，并开始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塑造衍生自法律的规则，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获得了成功。

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有一些时刻，经济权力的集中曾被视作危险之事，而眼下，我们正经历其中一个时刻的复活。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放弃反垄断执法，赋予了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的大企业太多政治权力。事实上，将商业部门集中起来的行为本身，会导致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丧失。所谓基本权利，是在不受经济巨兽挤压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才能或发现新发明的自由。

当美国政治中的成功如此毫不隐晦地取决于财富和影响力时，“民主”一词还能被真实地使用吗？

当代美国民主面对的主要威胁

我们僵化的政府自然会引导政治参与人士找到做成事情的变通办法。例如，旨在方便支出决策的预算调节过程，已变成了一张一次性的“摆脱冗长议事束缚”牌，允许执政的多数党按照党派路线通过法案。和解法案必须有预算方面的影响，这就将整个政策理念置于更不可逾越的立法范畴。

许多人会认为，我的罪过是一种“绕过民主”的心态。2019年，我们在 《美国展望》推出“第一天议程”（Day One Agenda），即利用行政行动执行既有法律，从而解决这个国家紧迫问题的一系列备选方案。我明确承认，我对政策僵局和国会放弃立法感到非常沮丧。我确实认为行政分支的宪法角色，即“注重法律的忠实执行”，与确保现有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是完全一致的。

但我认识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创造性法条解释与只是将权力归属于行政部门的措施之间的边界往往是稀薄的。去年12月，当乔·拜登将自己的连任竞选说成是一场守卫民主的战役时，他的国务院两次阻止了议员履行审核军售的法定责任。两起案例都涉及向以色列输送武器，行政当局援引了《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中的紧急例外情况。但那些情况显然是用来规避法律审查的，而法律审查禁止美国向违反国际法和人权的国家提供武器。

上一次紧急例外情况在中东触动是在2019年，由特朗普政府实施，目的是向沙特阿拉伯转交武器，用于也门的代理人战争，这场战争和在加沙的一样，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平民伤亡。没有哪位总统垄断了行政权力的扩张; 你可以回到林肯暂停人身保护令或罗斯福围捕日裔美国公民，或历任总统在越南发动战争的时代，而无须国会宣布发现一些践踏宪法的真正刺激性行为。战争权力经常被违反，法条经常被忽视或扭曲，执行绝少遵循立法意图可能规定的直线。

但不能仅仅因为个别行动者掀起了地毯，要去找一只活板门，逃离那个正是美国民主的逃生室，你就一味指责他们。要是我们的政府还有点意义，你不会需要只为维持一个多数票而去调整预算。假如那实际上并非现代社会总统成功施政的唯一途径，我肯定不会这样大力鼓吹行政行动。

随意发挥杠杆作用的政府不是解决我们弊病的可持续方案。首先，它使得权力的扩张不断升级，使用了一直流行的“是他们先开始的”理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图施耐特（Mark Tushnet）所称的“宪法果断”（Constitutional hardball）导致了规范和惯例的慢性破坏，尤其是当与当代的政治极化结合时。

我们正在实时观看这出大戏的上演。事实上，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出手，将乔·拜登及其盟友描述为真正的“对民主的威胁”，因为他们试图问责特朗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剥夺了参与过反对美国的“叛乱或造反”的公民竞选总统的资格，对据此规定将特朗普从总统初选选票中剔除的司法计划，保守派的反应是，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民主崩溃。与此同时，特朗普面临的一系列刑事指控导致他宣布，假如重返白宫，他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追查”拜登和其他人。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将攻击转嫁到他们的指控者那里，这了无新意。他正为他的选民刻画一种完全自私的政治，在其中，规则对他有利就重要，不利就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即使是合法的宪法应急措施，也往往可以像是这个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世界，特朗普想在其中上下其手，以证明他自己的非自由行径是正当的。这可能导致公众的困惑，甚至愤怒。一个总统愿意颠覆哪一条民主原则？为什么加速供应武器以粉碎加沙平民值得走法定捷径，确保所有美国人都享有高质量和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就不行？

观察到法律只适用于某些时间，就会滋生玩世不恭和疏远的情绪。美国人不再相信，勤奋工作和公平竞争能让人们繁荣发达起来。一种结果与多数人的愿望无关的政治体制强化了这种习得性失助。美国在一系列经济指标上落后于同等国家，因为其政府没有能力跟上。当公众觉得政府始终无视他们时，他们就会失去信念，并从比如……唐纳德·特朗普这样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那里寻找答案，他们手头有一清二楚的答案和人们熟悉的替罪羊。

诚然，即使是政府体制优越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正饱受合法性危机、民族主义崛起和右翼民粹主义势头上升之苦。全球超级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迁就无疑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但美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而将政策交给大企业是我们的政府给自己戴上的手铐的一个功能。在将这个国家的建国文件置于我们诸多问题的中心方面，一些人或许会退缩畏惧。但考虑到证据，我不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

去年12月一项引人注目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认为，在2024年选举中，美国的民主处于危险境地，但原因完全不同。特朗普实际上在诸如“保护美国宪法”的措施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会认为，竭力克服国父们设置的种种障碍，看起来太像是在颠覆民主，不专心的人们无法分辨其中的差别。长期无法克服那些障碍，意味着美国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宪法本身。

如何迈向我们需要的更美好民主

总统和政党获胜后无法将它们的政纲订立为法律加以实施，是造成政治体制内太多挫折感的主要原因。

我们所处的窘境在于，我们需要的改革——这样人们才能相信政治参与是有意义的——与一部将人民拒之门外的宪法并不契合。正如法学教授瑞安·多尔弗勒（Ryan Doerfler）和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描述的那样，一种要求不充分的更高级法律来解决争端的政治，“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过去，并误导当下进入一场争端，争论的焦点是人们曾经就什么达成了一致，而不是就现在和未来对活在当下的人的要求达成了一致。”

我更喜欢议会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总统被降级为部长的角色了。比例代表制在一个特定的选区或州，给获得一定比例选票的候选人分配一部分代表席位；实施比例代表制的众议院将激励各政党在吸引选民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不是贬低对手是在浪费选票。这也会让选区划分变得无关紧要。我对参议院问题的最优解是，不设立参议院; 次优解是，参议院转变为上议院之类机构，没有否决立法的权力，只需要在众议院批准后进行修改。

这一安排对工业化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好处，会允许多个政党竞争权力，形成执政联盟，并将美国转变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与当前的规则手册不相容，在当前的规则手册中，总统和参议院的权力是明确且不可动摇的。根据宪法，参议院的成员资格也必须与各州平等。以他们的智慧，国父们令他们的创造几乎无法修正。（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这一障碍，可能是所有改革中最民主的一项。）

我们必须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彻底改写这个国家的政府秩序，这么说是诱人的。但这是一种冒险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尝试改变，借以迈向我们需要的更美好民主。

废除选举人团是唾手可得之举，公众对此有二比一的支持率。全国普选协议将允许各州联合起来，将选举人票投给赢得普选票的人，这也是各州的宪法权利。拥有205张选举人票的州已将此签署为法律; 最后的65张选举人票会很难找到，但并非不可逾越。

大众投票选举总统将促成更广泛的呼吁，并在各党派之间营造壮大而非压制投票权的必要性。（执行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也将整饬激励措施；该款可以从剥夺选民投票权的州那里剥夺代表和选举人票。）或许更重要的是，那将标志着人民有能力摆脱宪法的束缚。

假如我们不结束参议院，我们可以将冗长议事扔进历史的垃圾箱，这样多数参议员就可以通过他们所钟爱的立法了。参议院也可以将代表权扩大到目前完全被排斥在外的选民，如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和其他地区的选民，至少给予美国公民他们应得的不平等代表权，由此变得更加民主。

增加众议院议员人数，这样使一名众议员就不能代表一个庞大的选区发言，这是一种选择。国会有权决定众议院议员的人数，但拥有435名议员的众议院自1913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 当时，每名众议员代表二十万略多的选民，而今天代表761169名选民。这也可以减少选区划分的影响，因为更小的选区提供了更少的扭曲机会。国会还可以要求独立的选区重划委员会停止无休止的针锋相对的选区划分。

但国会还可以利用宪法第一条第四款的权力，在众议院实施比例代表制，以决定自己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它可以设立多成员选区和最低代表门槛。咄咄逼人的国会甚至可以通过改变其内部架构进行表决，使参议院更像一个咨询机构，并将按比例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置于领导地位。

假如最高法院以其超级立法者的自我任命角色判定，这些改变清除了我们民主的先前品格，因此必须废除，那会怎样？从允许总统每两年提名一名大法官的18年任期限制，到扩大最高法院的成员组成，最高法院的许多改革已经被讨论过。但国会甚至不必让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剥夺司法管辖权并恢复国会特权，借以使司法评估政策决定的权力与其他民主国家保持一致，是立法分支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的一种选择，而且此举可以重新平衡同等地位的分支，并扭转司法擅权。

我们可以而且理当通过自动选民登记、扩大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以及要求每个公民都投票的普遍投票权，令投票更加容易。但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民主议程也将使选举日之外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拥有与人民关系更密切、能够切实履行职责的代表，将使公众有更大的机会听取其领导人的意见。

这一切不会轻而易举。同样高的否决点令人们疏远这个民主，将造成彻底改革的巨大障碍。但正如小佩里·培根（Perry Bacon Jr.）在《华盛顿邮报》上所写，具体描述我们想要的民主而不是一个与美国现实不符的抽象理念，是更为诚实之举，也更有可能获得支持。2022年和2023年的选民响应了具体的撤销权利（如堕胎权）。他们不是受到一般权利议程的启发。拯救民主之道，在于承诺未来赋予人民民主。

总统不应羞于指正美国民主

我们知道制定这样一个议程是可能的，因为已经做到了。

2012年12月，美国电信工会（CWA）、绿色和平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发起了“民主倡议”（Democracy Initiative），旨在挑战阻挠了一些受欢迎改革的“民主障碍”。这一倡议从工人运动中产生是适当的。在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工会在国会中获得了支持改革美国劳工法的多数票，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绝对多数票。这个障碍是自195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员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从35% 下降到6% 的主要原因。（塞拉俱乐部，是一个草根环境组织，成立于1892年。——译注）

这一联盟强调了改革的三个关键领域: 调整参议院规则以废除冗长议事，限制政治资金投入，巩固投票权。这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取得了部分胜利。参议院在2013年修改了规则，允许对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候选人进行多数表决。在一些地方，选民参与程度逐渐提高，部分原因是疫情时期实施了最大限度扩大参与的新规则，密歇根州等州保留了这些规则。

总统和政党在获胜后无法制定自己的纲领，这是政治体制内部挫折极多的主要原因。

美国电信工会前主席拉里·科恩（Larry Cohen）曾利用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禁止超级代表（即在总统提名竞选中拥有个人投票权的党内常客）。但这项禁令只持续到2020年，需要在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科恩还认为，民主党人可以在各党私下组织且根据党规进行的初选中禁止使用黑钱。（甚至去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尝试都被否决了。）

科恩认为改革运动需要建立，因为人们正在失去信心。科恩告诉我: “这就是（前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说得极好的地方。”“他反复说，‘这个国家的人愤世嫉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民主。’”

事实是，少数工会和会员制组织没有实力实施更重大的根本性改革项目。这样的改革必须来自一位国家元首，即我们的民主的产物，由他设计出改善民主的步骤。

乔·拜登竞选连任的第一次演讲在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大约15英里的地方举行。1777年，大陆军在那里寻求庇护，度过了一个漫长冬天，随后在与英国人的战斗中重新集结。他雄辩地胪列了他可能的对手对民主基本原则的蔑视: 未能尊重选举结果或尊重宪法，威胁对政治对手使用暴力，誓言利用政治职位作为报复的平台。

拜登对听众说: “今天，我向你们做出这一神圣承诺: 捍卫、保护和维持民主将一如既往地成为我担任总统的中心事业。”

这一假设认为，在特朗普2015年从特朗普大厦的镀金扶梯上下来之前，美国的民主一路颠簸，总算运转良好。对一个在这个体制内工作了50年的人来说，承认民主在这个国家一直处境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未能说出真相帮助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假如保卫民主确实是拜登的核心路线，他不应该极度羞于指出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