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演员程浩洋：十八愁与北野武

一、“墙”消失的瞬间

从复兴门转一号线，南礼士路，木樨地，公主坟，不到半个小时过6站到五棵松。在晚高峰人群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浩洋瘦高挺拔，穿着明黄色冲锋衣，踩着复古运动鞋，牛仔裤穿得晃荡。几绺碎发垂在额前，带着细边眼镜，29岁的浩洋看起来时髦，与去五棵松寻找酒精和夜生活的年轻男孩没什么两样。

10月14日晚上7点，走出地铁口，浩洋依旧一言不发。带着一身寒气和疏离，他大跨步穿过蓝紫色的柔情灯光，穿过熙攘的音乐和商贩，径直走进华熙娱乐广场西南角的嘻哈包袱铺剧场后台。

洗净脸，脱掉先前的装扮，换上银灰色长褂和黑色开口布鞋。一同换下的是沉默和面无表情，浩洋开始与等在后台的其他演员戏谑，笑闹。“男孩”浩洋，变成了相声演员程浩洋。

秋夜寒凉，剧场内却暖热。观众们坐在四方黑桌旁脱掉围巾和外套，手心放把瓜子嗑了起来。开场演出后，浩洋和搭档杨沛霖第二组上台。这是浩洋今年的第16场演出，距离2020年8月终于再次站上舞台已经过去两个月，距离嘻哈包袱铺己亥猪年盛况空前的封箱演出已经过去了9个月。

或许是天冷，或许是蛰伏半年的沉郁仍未散去，走进相声剧场的观众人数不如从前。这天的上桌率约是75%，观众们多是3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冷静，理智，不爱发笑，很少起哄。

晚上7点半，表演开始。开场表演是一段传统相声《百家姓》，用《百家姓》开场，因为互动性高。观众随便说一个字儿或词儿，演员要即兴地用词尾最后一个字组词接龙，直到接上“周吴郑王”。例如“海”字，海里摸锅、锅里有水、水开煮米、米烂成粥，周吴郑王。

但这晚，气氛迟迟未热。台上，演员表演卖力，讲话声高字正腔圆。台下，观众们抱着手臂，表情冷漠，有的甚至低头玩起了藏在围巾下的手机。这是一段规整的表演，有种老旧的严正感，令人崇敬，却不让人轻松。观众的眼与心，是散的，无法跟随演员凝聚。台上台下，演员与观众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砖墙。

7点55分，逗哏演员程浩洋和捧哏演员杨沛霖上场。接在一段极传统的相声表演之后，能很清晰地感受到浩洋的不同。浩洋五官清俊，站得笔直，看着是雅致温润的模样，一开口，眼珠一转，嘴角抿紧牵起狡黠的笑，掩盖不了的松懈蔫坏劲儿。

“演员应该多注重形象，为每一位喜欢咱们的观众负责。我就发现这半年老得特别快。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手机的精准推送。我这手机一打开，就是植发的广告，还有纹眉啊、去鱼尾纹、保温杯，足力健老人鞋。不过我这足力健老人鞋不算早，杨老师的更早，直接推送骨灰盒。”

“还有皮肤保养，我这人鱼尾纹重，我就在家抹雅诗兰黛眼霜，海蓝之谜，娇韵诗，马应龙……我还翻一些护肤小知识，觉得防晒很靠谱，我就出门打个伞。现在男生出门打个伞没什么呀，但很多人都瞟我……我不就是伞上有点蕾丝花边吗？”

而后是对服务行业店员的模仿，服务态度过于客气，“宫保鸡丁里的辣椒，微辣中辣重辣您要哪种？牛肉丸子您要几分熟？做成牛肉刺身吗？花生米单数还是双数？”

从挪揄现在年轻人对奢侈品的追逐，消费主义对人们生活无缝隙的入侵，到讽刺狭隘的性别规训，再到夸张再现服务行业的现状。浩洋的包袱没有诗书礼易春秋，也不唱探清水河和锁麟囊，他有独属于他的思考：更多地贴近现实，对观众有一两句冒犯，有些玩世不恭的亵渎。

在模仿餐厅店员点餐那段，观众们爆发出阵阵轰笑。这些观察细致入微，与人们的生活契合。作为逗哏，浩洋贫嘴，欠揍，却并不使劲儿，带着点轻巧的阴柔。为什么年轻人们都穿着老爹鞋，为什么女孩都幻想拥有一个爱马仕包包，男生为什么不能打伞，服务行业为何全面反人类化？

观众们放下玩手机，笑得咳嗽起来。在笑声之后，或许会有观众回想着思索更多。相声不再是一个很遥远、传统的东西，它真实，准确淋漓，又可触摸。在掌声和笑声中，浩洋鞠躬下台，那道墙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即使没人能说清它消失是因为具体哪一个包袱，在哪一个瞬间。

二、独一无二的“杯子”

“你的话过于形式化，不够润，太硬了。就像“您刚才呀，说得那些观众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还是挑起来说的。听着很完美，但还得在形式化和口语化之间找到一个圆润的点，要有自然聊天的感觉。”

在后台，浩洋解开大褂扣子，褪去了舞台上的讨喜和笑容，皱着眉头，严肃甚至略带压迫式地告诉杨沛霖这场演出两人各自的问题。

机械化，是浩洋极力抗拒的事情，无论是机械化的语调或者是流水线生产般机械化的段子。从8点20分下台直到晚上10点半谢幕，浩洋长久地坐在后台监控室里，透过电脑看其他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时不时用手机记下自己的感悟。

在浩洋看来，相声演员最可怕的事情是“演”，假装自己是一个相声演员，“扮演”一个不出错的相声演员。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僵硬不自然的语调，一遍遍重复着谁都会说的段子。

但相声一定不是这样，它应当是有厚度、有温度的艺术作品。浩洋提到梁左和姜昆的作品，《虎口遐想》和《小偷公司》。《虎口遐想》构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事件——青年工人在逛动物园时不慎掉入老虎洞。荒诞的背后，是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社会心理。有不可预知的祸患，有改革开放后自由恋爱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写照，有陷入困境时人群的看闹和孤立，也有对单位和组织运作秩序官僚化的讽刺。

“《虎口遐想》太先锋了。过去的相声作品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有洞察和远见。我们说相声的有一个很大的概念，相是国家之相，声是民生之声。国家的相貌，人民的心声，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

浩洋能规避的，是少谈过去的文本和脱离社会现实的虚假经验。在浩洋的段子里，很少有《三国》或是四书五经，他读莫言，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看《大象席地而坐》、《暴裂无声》，也追蔡徐坤的舞台和当下最火的综艺，《乐队的夏天》和《演员的诞生》。

“我不想用那些过去相声的腔调讲过去的生活。在2020年的舞台上，仍然表达着1980年想说的话，那就脱节了。”浩洋说。

监控室的电脑屏幕上，演员们花几个来回重复着“欣子”，“啊你叫孙子”这样的包袱。浩洋在嘴里嘀咕着，“像车间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讲观众都会笑，但也只是配合演员笑一下。”

这是目前整个相声行业的问题：缺乏对社会的观察与回应，没有思考，不够锋利，无法从伪饰的现实中看到真相。在王蒙先生的旧文《王蒙谈相声》中，王蒙先生说：“一段相声里能有这么一句两句搔到人们的痒处（乃至痛处）的玩笑话也就不容易了。又尴尬又亲切，又可笑又可悲，又流露真情又一通耍嘴皮子，真真假假，悲悲喜喜，笑笑闹闹，深深浅浅，道是无心却有心，道是有愁却无怨，这也就够可以的啦。”

浩洋对此的理解是，“很多段子就像流水线生产出的杯子，我拿它能喝，你拿它也能喝。但我想亲手捏一个杯子，它可能卖废品都卖不了两分钱，但我愿意赋予它真情和意义，它是与众不同的。”

从“扮演”一名相声演员，到顿悟自己的刻意与遮蔽，浩洋用了八年的时间。2011年，浩洋拜师高晓攀，成为嘻哈包袱铺的一名相声演员。与期待的鲜花掌声相违背，浩洋创作的段子没有亮点，演出没有自己的风格，和原搭档也未碰撞出火花。

在剧场，浩洋是一名边缘演员，演出机会少，多半是替场救急时才会被想到。一个月演出4、5场，一场演出150块钱，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窘迫时，公司财务打电话给他：“程浩洋是吗？这个月你得补交125块钱，把保险补上。”

八年，时代迅速变化：人类式智能和算法提高了效率，压缩了时间；商业大潮和娱乐化席卷每个人，人的公共性塌缩，沉溺于综艺节目带来的精神满足感；通讯技术发展，语言和声音被回收进图像继而消失，手机里是刷不完的短视频。众声喧哗中，浩洋随波逐流，被推搡着往前走，想抓住点什么，却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去叙述。

浩洋心急如焚，迫切想要改变。首先是外在。2018年，以德云社张云雷为代表的青年相声演员们“被偶像化”，饭圈文化进入相声行业，“德云女孩”的涌入让相声成为20年来最火爆的一年。像张云雷、郭麒麟、孟鹤堂这些颜值高的演员更容易被观众记住，而后偏爱。为了让自己好看点，浩洋用半年的时间瘦了40斤，穿衣打扮也更讲究。

但收效甚微。外貌好看确实会吸引观众，内容的缺失却无法因此消弭。生活过得拮据，在同行和观众中也未得到认可，极度压抑绝望中，浩洋一度想放弃。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脱口秀。

反复看了多遍《吐槽大会》后，浩洋立刻去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报名了开放麦。几场开放麦下来，浩洋形容，“太傻逼了，还不如说相声呢！”但无意中，脱口秀为他打开了一个出口：

相声表演包袱铺垫过于冗长，段子不够新颖难以引起共鸣，观众在进步，甚至走在演员之前。与相声相比，脱口秀演员保持着高密度输出，每个段子都有价值观体现，有自己的态度和观察。或许在语言技巧上有些缺失，但这种表演与社会同频共振，是在走近生活。

浩洋尝试着把自己的看见书写成段子，看见的第一个人便是自己——自己作为底层演员的委屈与艰辛，受到的冷漠和压迫。2019年2月16日，嘻哈包袱铺的开箱年会上，浩洋吐槽了身边的所有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师傅高晓攀：

“我师傅高晓攀有8个徒弟，我排行老七。师傅，我叫程浩洋，您还记得我吗？”

台下炸了，笑声阵阵延绵不绝。浩洋知道，自己走对了。

三、十八愁与北野武

浩洋声音带着少年气，常在观众起哄“退票”时露出委屈的神情，蹲下用双手捂住脸，既而又忍不住咧开嘴笑起来。他像是学生时代坐在你前桌的男同学，阳光爱笑，又讨厌，欠揍，你和他吵架，故意逗他生气，又在心底忍不住默默喜欢他，一次一次原谅他。浩洋有一张没有受过苦的脸。

与他相处过，才知道这种向观众大方展示的脆弱，回溯到截然不同的另一条河流。为什么要说相声呢？浩洋说，“我就是，太想快乐了。”

浩洋成长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农村，一条从记事起就充斥着谩骂和争吵的胡同小巷。贫穷放大了暴力与眼泪，又残忍地将关切抹去。浩洋记得父亲的发怒，父亲是怎么样提起手边的椅子向母亲打去，也记得母亲的出走，无星的黑夜，母亲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下土路上，夜晚和恐惧那么长，这条摇晃的路似乎永远走不到头。

来自家人亲戚的爱护像从不曾拥有过的玩具一样奢侈。没钱，争吵，借钱，骂街，日子被豢养在狭窄的院子，明天过得会比今天更窄，没有什么新鲜事。浩洋逃避着回家，变成街坊邻居眼里那个懦弱阴郁的少年，也变成网吧的常客。不被看见的人总会渴望一种关注。叛逆期来在15岁，在学校，老师不让做什么他偏要做什么，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这给浩洋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哪怕这种笑是别人眼中的出丑，滑稽，不伦不类。

初二那年，浩洋退学。

在老家漂了几年后。2009年，浩洋18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打工。父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前门一个地下通道里做清洁员。一家三口挤在不足5平米的操作间，但好在解决了住的问题。地下通道里是被丢弃的烟头，包小姐的卡片，刻章办证喷的漆。父亲拿个小铲子，蹲在地上把这些东西捡起，铲净，扫走。操作间里阴湿，浩洋夏天直接铺个东西在地下通道里睡觉。有风吹过空阔的通道，浩洋想，是自己的父母让它光洁。

有时吃过晚饭，浩洋一个人坐在天桥上，晚风充满希望地撞到他身上。在20岁出头的年纪，浩洋坐在桥上惆怅，“人生这么长，我干点什么好呢？”他什么都干：给新装修的房子刷漆、贴壁纸，当过餐厅后厨的服务员，卖过衣裳，做过洗浴中心的擦鞋员。

2010年，郭德纲已经大火。公交车的广播上放的是“郭德纲又出新段子啦！”带着好奇，浩洋上网搜郭德纲，挺郭德纲的段子，太可乐了，比打游戏有意思多了。浩洋记性好，听了一宿，所有的段子清晰地印在脑中，一字不差，他需要的只是动嘴把它演出来。在休息时，他开始给餐厅其他员工演，大伙乐了，他也开心。

“但一个我这样的人，社会最底层的人怎么能和郭德纲搭上关系呢？不敢想，从没想过。”相声继续听，服务员继续做，直到同事递给他一张报纸，报纸中缝的广告上印着，“嘻哈包袱铺招学员了。”

接到回复的电话是在11月份，浩洋清楚地记得冬至后，他开始背绕口令。他不怕吃苦，人也机灵，每天下午五点上完课，他留下来干杂活，检票，擦桌子，搬东西，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也不想什么尊严。等表演开始，就站在最后面默默看演出。嘻哈包袱铺做学员的一年没有任何收入，20多个人里，只有他一人坚持到了最后。2011年，浩洋拜师，正式成为一名演员。

想象不了的好日子始终没有到来，运送疼痛的风也一直不停歇地吹着。从地下通道的操作室搬到十平米的韩家胡同院子，结婚后又搬到十里堡的地下室，再搬到大兴。苦倒是没什么，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4月，女儿出生，他充满喜悦地发了条朋友圈，师门里没有一个师兄弟点赞，也没有一个人给他送上哪怕客套的祝福。

浩洋时常想到一个画面：自己骑着电动车行驶在雨中，有时有桥可以避雨，有时只能忍受着被大雨淋湿。但无论是水流的冲刷或是轻抚，他都接受，不撒泼，也不抵赖。“好像只是品尝生活给我的感觉，所有的事情，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然后，打捞起生活的残骸，把生命的完整展现给观众。

演出结束后浩洋喝了点酒，完全放松下来后，他背起绕口令《十八愁》：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唱一会儿绕口令的十八愁。”

绕口令和贯口是每天都要练习的。一天不背背得下来，两天不背背得下来，三天不背可能就会卡壳，直到变成肌肉记忆。背绕口令时，浩洋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坐在天桥的男孩，置身北京城的最中心，最中心路面下的地下通道。每天傍晚变成夜晚，时间分外漫长，浩洋心里最期待的是交上一个朋友，能让他不用睡地下通道，跟他分享黑夜里的另外半张床。他总觉得自己没地可去，可确定的一无所有又带来勇气和某种自由——他可以去任何地方。

“北京对你而言像一个什么？来北京的意义是什么？”

浩洋没有答案。桥上的风灿烂、蓬勃，桥下的车流拥挤，失意。风和车流有节奏地走走停停，排列得很整齐。北京用一串省略句，回答了他的犹疑。

北野武是浩洋的精神偶像，他喜欢北野武的真，喜欢《菊次郎的夏天》和《极恶非道》。在《菊次郎的夏天》，流浪诗人给男孩正男讲述北斗七星的由来：小女孩走了很久的路为发烧的母亲找水，她太累了，以至于晕倒在路上。醒来时，女孩发现自己的水斗里盛满水。正要开心地跑回家时，她看到一只快要渴死的小狗，她把水喂给了它。水斗变成银色，升上了天空。

即便自己缺失爱，也能慷慨给予，因为天上有北斗。说相声这么多年，浩洋身上带着传统的厚道和仁义。他支付宝里有400多笔捐赠记录，不看重物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唯一让他感到艰难的是创作，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他始终不明白自己说相声的天分在哪里。唯一能确定的是艺术先行，浩洋告诉自己，要有思考，要有温度。

开场前，浩洋和我一起走在八大胡同，寒气在逼仄的胡同里流窜，是阴沉的秋日一天。紧闭的扇扇小门外都有人家种的蔬菜，丝瓜泛着冷冰的灰绿色静默垂挂，胡同翻新时贴上的砖墙在历史起落之后显得虚假。

傍晚时分，天却罕见地打开了一丝光亮，柔黄的光线莹润。浩洋说，“这会儿太阳出来，又有什么用。”他手插着裤兜低头快步走着，瘦削，沉默，有种凝在自己世界里的拒绝，对周遭的否定。

然后，他停了下来。弯腰，伸出手指小心地捡起一枚图钉。灰色马路上一颗黯淡、不易察觉的图钉。“路上走的都是老人小孩，自行车电动车轧到也不好，这样就没事儿了。”他说。

浩洋又走了两步，把图钉的尖端塞进路边的两块砖头缝里，钉子的另一端是圆形，细微的光线下变成亮闪闪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