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起中国教育——或许我已习惯了荒谬（上）

引

这篇文拖了许久，原本是第一次言起教育活动时，就说好要写的，没想到一直到第二次活动都开始了，还未完成。跨度这么长，一部分因为在那特殊的2020，上半年在封城和半封城中度过，到了下半年，生活琐事种种又像要找回什么似的，一波一波涌来，能静下心来，思考和写文的时间减少。

更多原因，来自教育这个话题之重——教育，包含着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的各方面，它指引和影响着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自我和外界。它是直接关乎一个社会之未来的。

而在这一年间，不断发展、映现而来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涉及到教育，涉及到这个社会未来的种种是那么喧嚣而尖锐，复杂又应接不暇。它们一个接一个浪头般劈面到来，往复滋扰、刺痛着我，也常化作谜题、谬境，让我迷惑。我无法不犹疑、彷徨。在这个话题上，我陷入长期的失语。

就像去年10月时，在国内音乐比赛中，我看到蒙古族HAYA乐团，把他们对草原与游牧民族寄予深情的作品《迁徙》，（这是部分版本，完整版本已经在YouTube无法搜到，我之前收藏的也被隐藏，可以点击这个，从10分30秒看完整演出。）重新填词编配来演出。这一次，他们用一种决绝的，哪怕已经被现实碰撞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也仍不回头的，近乎战斗的姿态去演绎。在我曾听过的，这部作品的数个版本中，这一次非常特别，它是最为悲戚、挣扎、愤怒和绝望的。

在这首作品接近尾声时，有一声悲呼嘶鸣，是全曲的精髓所凝。而在此次演出里的悲嘶，不同于其他版本中，或模糊，或高亢，或突如其来，引起惊惧的呈现；它是略微滞涩的，在一瞬的凝滞之后，由喑哑起始，直至尖唳，久久不散，觉来格外痛彻心扉。

乐队主唱黛青塔娜，和主创、马头琴手全胜，在节目中谈到，他们选择这样表达，很大的原因，是希望对得起自己尚在年幼的女儿。结合那段时期，国内蒙古族及蒙语教育的遭遇，我不难理解他们的心。

国内目前的政治环境，大家都能明白，我也不会期望在商业综艺中，公众人物们，能给出什么正面的回应或支持。这样的演出，没在制作中被剪掉；乃至于还能让HAYA乐团讲述一番让了解一些状况的人们，能感受表达所指。这已经不容易了。在当下的高压下，可以说节目方已经承担了一些风险，很难再苛求更多。

让我格外不曾预料的是，在节目里一众综艺人当中，竟是内地“音乐才子”张亚东出来不近人情地表示，他不赞同这种表达，他认为这类表达立意不佳。在他看来，好的音乐作品，还是应该在态度上，选择去拥抱所谓的“文明和科技”。

这位与窦唯、王菲、莫文蔚、朴树等多有合作，对艺术的认知与实践，不可谓不多的音乐人，在理解艺术表达，人性共情上，其能力之优秀，按说是完全不需要质疑的。可对于蒙古族，草原民族的境遇，他理应充沛的感受力，他的共情之能，就全都像消失了一般。这一度荒谬到让我无法相信。（甚至在网上有说法，他自己也是蒙古族。）

是节目剪辑所致，还是他原本就是如此？我想这个问题，大概很难找到答案了——这并不是孤例，同理心延伸到稍远人群，在国内的现状下，是极难，极难的事情。而这些状况的根源，就像此处消失的答案一样，是格外模糊难寻的。

在大疫情时代，追问同理心的迷思

我总在想，这类现象，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忽视人性，缺乏解读人性的深度教育；对于理解自我、他人观念和内在的重要性，方式方法等，一概很少宣扬，以至于人们普遍缺乏共情的能力吗？

看起来似乎如此，逻辑上可以说得通，但我仍是忍不住地，对此非常怀疑。

尤其，在不断涌现的现实侵袭下，这种怀疑越来越深——这样逻辑上简明的线条，它足以描述我们当下的现实么？

同理心延伸到较远人群之难，是否源于教育缺失，又是否独限于当今中国社会？

在过去几年中，我感到这种状况，在全球各地都在上演。从中东，北非涌入欧洲的难民，与欧洲各国民众之间面临种种难以相处，难以理解沟通和达成妥协的困境；到2019年，中国内地和香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政见人群间，直至产生仇视的对立；再到2020美国大选中，蓝左红右的政治理念区分下，从政客，知识精英到社会各界之间的巨大撕裂；以及全球社会两性话题中，许多人只容易对自己的同性别产生共情，而对另一方充满不解。

当然，还有在疫情席卷全球之初，东亚民众纷纷戴上口罩，然而西方社会，从医学权威如WHO，美国CDC等，到颇具盛名的大学、医疗机构和媒体，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认同，也不理解这种行为。虽然医用口罩，在亚洲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就是由彼时出生在英属马来西亚，留学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博士，在指挥扑灭1910年清朝东北鼠疫中使用的，并且成效斐然。但在西方话语现实中，人们碰上亚洲人在公共场合长期戴口罩这类行为，纷纷是抱有微词,会心生怀疑或戒备，乃至嘲笑的。

就像何伟（Peter Hessler），在我看来，他已经是西方人中极少有的，在中国居住生活过多年，而且深入过中国广袤的不同地区，了解不同人群的观察者了，他的观察在某些方面，比费正清、基辛格、傅高义这类西方学者更为深入、真实。武汉疫情爆发期间，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在成都，也按照当地政策，隔离在小区家中。但是就连那时的他，也对中国人戴口罩的热衷充满不解，他在2020年3月的《纽约客》中写到：

There were no greeting,no jokes,no moments of commiseration.Part of it was the masks,which were an obsessi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ld me that masks have no value in uncrowded outdoor settings.

Masks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ignore one another.

整个疫情初期，为了不被当地人当作异类，许多在西方的华人朋友，是没办法在公共场合自由选择佩戴口罩的。直到西方各国的疫情发展一再严重，情势颇为恶劣之下，西方社会从医学权威到普通民众的这种过往偏见，才慢慢地转变。比如，到了2021年2月，美国传染病学界的翘楚福奇医生（Anthony S. Fauci）也在提出佩戴双层口罩，有其作用等等。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网络和智能设备的飞速发展，让人们了解地球其他角落人群的生活，不再必须通过旅游、居住，或者从一切传统的狭窄路径获得讯息，如外交政客，涉外媒体，外国书籍，外资公司和外籍游客等等。如果一个巴西人确实想了解英国人的生活，他/她完全可以身在自己家中，同时也置身在英国本地人群所生活在的信息湍流中，去“设身处地”般地认识英国有关的一切——人类社会，似乎构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紧密连接。

但是，在更广泛的现实中，在各个国家和文化群体里，人们的同理心，并没有变得更容易延伸到较远人群。

在大疫情中，我自己也深刻感到关于同理心的困境。

当最初在武汉公开的疫情数据，由成百上千病例，逐步发展到全球上万病例时，我还能较大程度上，试图去理解那些个人和家庭的挣扎与痛苦；慢慢的，到全球有数十万，上百万人染病时，那种沉潜的，感同身受般的共情，不可抑制地变淡了，我只能尝试去想象那遍布全球的苦难遭遇。而当数字继续一路上涨，来到上千万，上亿时，连这种想象都更加让人困惑起来，病例数字或急或缓一路向上跳动，在理解和共情上，又该怎样去对待呢，好像无论如何尝试以同理心去想象，都是十分徒劳的。虽然我能意识到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大都曾会有着他/她所栖身的家庭，和爱与被爱着的人群；但这种程度上的人数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超出了我的同理心，我的理智与情感能承载和处理的边界。

之后在很长时间内，我都再没有，也不太愿意去关注染病和病亡的人数动态了。直到这个数字突破一亿，并仍旧持续性上涨，它才引回了我的注意一般，我的想象力像是忽然找回了可依循的路径——原来在这个星球上，在我身体和意识踏足过的一些，以及更多的，是我丝毫未曾涉及到的所有地方，在每六七十个人之间，就会有一人，已经亲身经历了这新冠病毒的侵染。

以全心运使的同理心与想象力，这是我仅能做到的了。但同时，我自己也深刻明白，这种程度的勾勒，和这些人数背后所藏有的无匹痛厄，其差距是完全不能以道理计的。

印象中，在2020年5月，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1000名美国新冠死者讣告，那还是美国新冠死亡人数逼近10万的时刻。而就在不久前，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0万时，报纸头条的版面，已经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点。每一个黑点，都代表一个曾鲜活的个人。

我知道，这本身并非一个线性的逻辑：好像病殁10万人，人们还能以简单的信息，年龄，职业，和一些概括的个性特点等等，留在报纸的版面上，而当这个数字来到50万时，人们只能化作微小的，无法数清的黑点。这前后之间，不存在完备的因果联系。

但这般在呈现上的不同，已经足够让我唏嘘，深觉悲凉无力——随着病亡人数的大幅增加，人们最终，只能在各类媒介上，采用不同的记录方式，这无疑是符合现实和逻辑的。更残酷的是，同样的现实和逻辑，也映照在人们的同理心上。当身周的遭遇、痛厄不断存在，反复涌现时，人们在运使自己的同理心上，通常也只能采用不同的方式。而当这种“不同”表现出来时，相较于之前，很可能会是显得麻木的。

同理心，会在现实的不断侵扰下，走向疲惫和无力，它的正常运转状态会被消耗殆尽，终至显出麻木——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同理心注定会面对的困境。

回到这段章节之初的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在同理心的问题上，有没有特殊性呢？

2020下半年以来，在武汉，此次全球首疫之地，这座城市的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

这种转变是缓慢的，4月8号，整个城市开始解封，但是直到6、7月份，每天晚上到了七八点钟，路上行人就已经很少了，来往车辆也颇为稀落，要是更晚一些，道路上就很是空荡了。那种程度的空旷，有时会让我以为又回到了封城之中。这在一个中国偏南方的，千万人口城市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以往，只有春节那一两天，人们返乡的返乡，团聚的团聚，才会接近这幅光景。

一直到2021年的2月、3月，我遇到的许多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们，都还是经常会连连哀叹：“生意太差”；“我今晚完全是在空跑（指遇不上顾客）”；“去年到今年，真的是挣不到钱”；“我都直接不跑了，没意义，等跑完你这单，我就直接回家，放着不跑，还不至于亏那么多”；“我一个大男人，还不如去做夜班保安，总该一个月能有四五千吧，现在连三千都够呛”。

还有许多在疫情中倒下的商家，它们很是随机地，出现在路边或商业体中。有一些铺面，久久都难招到新的租客，它们原有的痕迹，也就更长期的，在静默的伫立中，继续做着这段疫情的见证。

但另一面，随着这座城市中，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元素一一恢复，在很多时候，我几乎无法察觉到，这重新焕发起来的熙熙攘攘，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餐饮业恢复了；写字楼恢复了；商场和商业街们再度营业；体育场馆，公共设施也都回归开放；还有各类休闲玩乐的所在：KTV、桌游、剧本杀和密室，艺术展和兴趣聚会，足浴和按摩，麻将棋牌等等，都重新成为可选择的丰富选项。去年6月时，这座高校之城的学生们返校了，在最初一阵的封闭管理后，那些年轻的身影，又开始遍布武汉的大街小巷。外卖员和快递员们，也再次辛勤地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外卖不再只能送到小区大门，还要特地走出去去取，而是重新直达家门口；快捷的网购、收寄件等等，也不再受限，方便一如既往。到了6、7月份，我的一些朋友，已经能够回到那种天南地北，各处出差的生活中（大都在国内）；武汉去往国内其他无疫情城市的旅游线路，也慢慢开放了，来去途中，不再像年初那样，会遭受到那么多的歧视和特别对待。最后，在7月底，消寂已久的电影院也再次开放了——它们就像一个完整的链条一样，构成了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大都市所具有的当代繁华，而当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完整回归时，这般都市繁华，也就像是全额般复原了一样，那么的一如往常。

一直到2021年3月，武汉的人群，在公共场合，很大比例都会戴着口罩的。许多管理严格的区域，如所有公共交通，部分商业体等等，都是强制要求只有佩戴口罩才可以入内的。在我和朋友们的观察和交流中，我们共同感到，武汉及身在武汉的人群，在佩戴口罩上的重视程度，自觉性，和长时间的坚持上，都会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在本土病例，已经长期处于清零状态下的时间里，大量人群仍然固执着这份对于口罩的坚持，很难说其中完全基于理性和科学，而不是浪费。（大疫情时代以来，全球在口罩，个人防护设备上的井喷式使用，又将把地球的污染带到怎样的境地，已经很少人有心，有余力去关注了，可叹。）

我想，这也是复原的繁华之下，仅剩不多之处，还能看出人们对于这场大疫情的心有余悸吧。

细细探究起来，武汉人又怎么可能轻易忘记，这场大疫中的种种险恶困苦，悲恸和失去呢。2月12日前后，2021年的春节之交，武汉全市各个花市花店的菊花全部售罄，花市前直至深夜的车水马龙，抢购潮的格外猛烈，对于众多店主们，都是从未见过的。不管官媒喉舌对此是如何形容的，真正有心的人们都知道，这样异常旺盛的鲜花需求，是武汉居民在春节上新香，为了新亡故的亲人们准备的。

武汉到底在疫情中发生了什么？前期政府对疫情刻意的隐瞒压制，使得病毒在人们不知情中蔓延。当传染状况不可收拾时，仓促封城，医疗资源的缺乏，不仅在医院发生大量的挤兑，许多医护染病；还使得大量病人，只能返家隔离，在COVID-19可怕的传染力下，大量地造成全家传染，乃至灭门的惨状。此后，调集全国医护的支援，集中对新冠病人救治，在数万医护（官方数据记录共4.2万医护，其中护士2.86万支援武汉）的疲累拼斗后，才最终处理完所有的新冠病患。而当所有运行的医院，都只接纳新冠患者，不处理其他住院病症时，又有多少慢性病和急性突发病人，无奈地承受着病痛，甚至死去。

那些在早期病例大爆发的混乱中，还未确诊就死去的人们；那些确诊了却排不上呼吸机，救不回来的，如李文亮医生的人们；那些因为其他病症或状况，无处就医而死去的人们——这些数字没有记录，这些数字无人统计，这些人命甚至没有希望能被继续追问。因为用笔述说这一切的作家几乎在国内舆论中已经被骂倒骂臭，而期望用报道，用自媒体方式拷问这一切的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等，不是被重判，就是被噤声。

即便如此，他们的亲友还是会记得；他们的身边人，还是会知道，有些人在这场疫情之中再也回不来了。

在那新春佳节的时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们想要告慰、祭奠的心愿。

我家在武汉的亲戚少，大家也都侥幸无恙；我自己以前的同学中，有几位染病，但可能是相对年轻吧，没有人不幸逝去。但像我父母这个年纪，他们多年的同事熟人之中，就有多位染病的，也有一些病亡的。在城市恢复后，大家聚会起来，对于逝者，除了叹息，只剩无能为力。而生还者，总会忆起在那个时刻，他们原本都睡在病区走廊，一旦就近的病房中哪个病人走了，遗体刚被收走；由于医护不足，没有人来及时换掉床单等一切用具，而他们只能选择就那样先躺上去，抢占着病位，希望能更早排上救治。

对于这个人类前所未遇的，狡猾冷酷，而又残忍诡变的新冠病毒而言，武汉是人类在不知情中，就大规模与它接触的第一战场。在这里——年龄；身体素质；患病的轻重；发展的快慢；得到救治与否；救治又是否有效；病情还会不会反复；没有染疫的人，又会不会有其他紧急病痛或状况需要就医——最终这一切指向的，其实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幸运。

幸存，只是一场关乎幸运的考验，无关其它。

从2020年走过来的武汉居民，首要感谢的，当然是所有辛劳参与救助的医护、志愿者和各类工作人员们；还有从病毒传播之始，就在试图传播真相的人们，吹哨人、良心媒体、记录者们及后来封城时期，大量参与网络围观的人们。在此之外，在我看来，我们也该感谢那些不幸的病亡者，因为他们已经占走了那些“不幸”的概率，才留下了我们的“幸运”。

我们的幸存，不可避免地，沾有着那些救助者辛勤的汗水，和不幸亡故者的鲜血。

对我来说，这沾着汗水和鲜血的一切，我不想让它那么容易被遗忘，更不会让它被磨灭、更改。但是，在复原的武汉生活中，这些混杂着血泪汗水的封城记忆，它们仍然不可抗拒地在变得遥远——而遥远，在许多时候，就等同着模糊——我好像陷入了一种荒谬中。

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在长时间的封城，被迫待在家中，我没有感到多么不适。但当城市逐步恢复，我不再需要时常忧心，亲友和自己可能染疫的风险；我可以自在地出门活动；可以和女友散步、聚餐、逛街，在喜欢的电影场次，许久未去的KTV，和想去放松的泰式按摩之间悠哉地排列好时间；可以和朋友一起重聚，聊天和小酌。在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像是默认了某种共同前提，穿行在公共空间，大家基本都会戴好口罩；当来到了聚会中，又纷纷默契地将其除下，以真面目相对。在大疫情时代之前，我们不会意识到，这样能面无遮拦，彼此相对的场景，某天会成为世界上，一种稀有且珍贵的享受。

可以自由地游荡于街道；可以去到湖边，江畔，树林和草地；能再度享有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再次亲耳听到大家的声音，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言笑晏晏中，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在继续前行——我确实感到由衷的轻松和愉快，从中获得的平安喜乐，是真实而可触碰的。

在这个城市中的其他个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在餐厅里，在咖啡馆中，在聚会的空间，为什么大家显得轻松愉快；在路上，在人流中，在风景旁，为何即便戴着口罩，有的人们也会眼带笑意，欢声载道。

我正视着这眼前城市中，处处发生的平安喜乐。我不会想要去责怪、微词那些喜乐的人群，因为我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我自愿选择如此。虽然这些轻松欢快，确实会对我想要铭记的封城记忆带来许多挑战。

那些无忧虑的轻松，那种由心底升起的快乐，它们真的就像带着温度的和煦光芒一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蒸腾那些沾在记忆上的鲜血和汗水；会驱散那些忧思萦绕，愤懑不绝，而常含泪水的潮湿；会照进那些因悲恸而背负，因不愿屈服而佝偻，沉入阴影的幽暗。就像阳光消融晦暗一样，在眼前陆续出现的平安喜乐中，那些斑驳的封城记忆，一路被驱离，最终只能躲进了角落，显得那样遥远。这短短一年前的往事，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上辈子。

我知道这个世界惯常的说法：Let it go——但我明白，我不能放手——就像我明白，我无法始终活在那些晦暗的封城记忆中一样。

这个城市，在过去的一年中，有着两种指向截然不同的，相悖向度的生活——布满血泪和愤懑的封城幸存，和城市的缓慢恢复中，可以透出平安喜乐的庸常生活。对我而言，选择单一沉浸在这两种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我所不愿的。因为只活在任何一方，都是对自我的背叛。区别只是，我要背叛当下的生活，背叛向往美好的自我意志；还是我要背叛自我的经历，背叛对于意义与正义的追求。

我只愿选择的，就是都不背叛——那么，我就必须要在两种有着巨大反差和张力的生活中，面对它们的交织撕扯。

有时，在与亲友们的聚会相处时，我会在一片轻松欢快中忽地失神，又想到了那些被胡乱掩盖的悲苦。我的心神一时再回不到喜乐的气氛，是那么格格不入于身周所处。一般，我只好给自己披上层层的掩盖，不愿太多影响到身边的人们。

而另一些时候，当我沉下心神，想再次调取和回顾那些晦暗过往。希望以个体感受经历，结合理性分析，交映外界学习和自我思考的后续所得，尝试回答那些困难的问题，找寻某种道路。我却突然会被庸常生活中，窜出的情绪所挑动，偏离了自己的节奏。

在这双向度的生活撕扯中，我要找寻着那似有若无的脆弱平衡，继续存身于其中。

我有些分不清，是我的处境荒谬，还是自己的选择更加矛盾。

在新年旧岁的交际，于2020年初，带团队亲赴武汉封城的《财新》副主编高昱，写到：

回来这些日子，尤其是被骂成歪屁股递刀子的时候，有朋友问，当初你说要“让付出的代价不至白白付出”，现在看那些付出值得吗？我觉得，我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南墙已撞，故事已忘，个人得其所哉即可；但这个国家的惨痛损失却变成了凯歌赞礼，教训已经被忽略，甚至都看不到几个人还在追问。

自信的队伍发展壮大，批判性的思维忙着切割自残。天灾和人祸的伤疤早就在西方人的愚蠢反衬中变成军功章，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杜师写到：“医生死去，而病人还活着/事实死去，而假象还活着”。

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与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

活在荒谬撕扯中的人，不只是我一个，而我该感到宽慰么？

中国的疫情控制，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非常成功。在国内疫情整体控制之后，民众们享受着庸常生活得以回归下的平安喜乐，尤其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深陷在疫情中时，这份平安喜乐，显得格外珍贵。

也是因此，就像高昱所说，人们沉浸在极度膨胀的所谓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国家民族自信中。而很少有人，还愿意冒着挣扎和撕扯，再去回望那些封城记忆，去注视那些疫情控制中的细节。最终，在那些笼统的文化、国家、民族，制度外，很少有人再去深思，中国抗疫的独特成就，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在武汉封城的同时，国内各地，对凡是从武汉、湖北出来的人群，无论在政策对待还是民众看法上，都有着很多歧视，许多去到外地的武汉、湖北人，甚至是返家的，只是路过武汉，或有湖北车牌的人，都会被举报，被骂，被监视，被驱离，有些人还直接遇上社区封上家门，强制居家隔离等政策。

这种对凡是有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如临大敌般对待，也不光是针对武汉、湖北这一地的。后续在全国疫情发生的其他地区，如东北、新疆，再到北京、石家庄等地的人们；还有在海外疫情越发严重下，希望归国的留学生、游客和海外打工者等等；这所有人，都是被当作是携带病毒的“重大嫌犯”一样对待的。

一个人确诊，同行在一个车厢乃至一趟列车，一架飞机的人，都要被严密监控甚至隔离；许多确诊或疑似接触者，他们的个人出行路线，会被毫无隐私地曝光，还会遭到舆论大众的随意指摘。海外的国人，他们在疫情中想回国也会被舆论潮水般臭骂。而真正能够买到机票回国的，不仅要付出国内航司刻意造成的，远超平常的高昂价格，还要面对政策上不断变化的严苛条件。海外国人回国之难，曾多次在网络上闹的沸沸扬扬，但总体上，条件的严苛，一直都没有改变。

一个小区有确诊的病例，整个小区或街道都会被封锁，在一些社区管理粗糙的地区，是采用铁条、木板将人们的住户大门彻底封上，甚至是将整栋单元楼下的大门都用铁板类、水泥类的建材来彻底封死这种。在国内多地，都发生因为强制隔离而饿死人，或者在旅行后的单独隔离时，突发疾病，无人救治而死亡的状况。在海外归国等强制隔离中，无人保障饮食，酒店卫生条件极差，天价收费等乱象，在整体大疫情期间，则更是细微又繁多，都让人见怪不怪了，根本就没有成规模的社会关注去理会。

整个防疫系统，不仅对所有潜在可能染病者非常冷酷严苛，对防疫人员同样是如此的。在武汉封城早期，许多医院的医护，都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条件下，加班工作。如武汉第七医院，到2020年2月初，就已有60%医护染病，政府是通过调集部分武汉在读的医学生们，批量进行支援。何伟在《纽约客》中两次（2020年8月和10月）写到，他采访的国内疾控人员，经常性加班到深夜，人们会累到在电话的另一端睡着。在防疫压力大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们，也常常奔忙到半夜，据官媒报道，有五十三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殉职。而其他很多人因为极其微小的失误就会被辞退。

可以说，中国的抗疫成功，不可能缺少的根源就是，在国内，人们不仅常被当作工具，还是可以被等同于病毒去对待的。

而其他国家是怎样的？在武汉封城的同期，2020年2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有华人小伙在街头摆着标牌，用多国语言写着——“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许多当地民众去鼓励他，赞同他，乃至给他拥抱。

后续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在诡变残忍，有着超强传染力的COVID-19下，意大利成了欧洲首个重灾区。一时间，医护人员、医院重症病房、停尸房、教堂、坟场等等都远超负荷，大量的病亡尸体最终只能调动军方来处理。

我无意说，意大利的疫情与这位小伙有关。而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不把人们当作病毒对待，和它疫情发展的迅速和糟糕，是具有深度相关性的。

其实COVID-19就是一种，几乎只有把人等同于病毒去对待，才可能防治住的恶性传染病毒。它传染力强，又可以在多种环境中长时间存活，它可以在一个人毫无症状时就传染他人，人们可以在自我感觉完全良好无恙中，就做了瘟疫和死亡的传播者。不把潜在可能感染的人群，都按最坏情况，当作染病去处理对待，怎么防治的住？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现代国家，民众们是根深蒂固地习惯了进行群己权界的讨论，甚至是太注意，太执迷于限制公权力的边界了。即便在疫情已经侵染深重，状况已经很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在执着于质问政府为什么可以强制人们戴口罩，宵禁，执行隔离政策，出行限制等等。人们不允许群权向个体的权利倾轧，不允许人被轻易看作病毒对待——这一切，在社会正常状态下，无论在事实还是价值判断上，都是极好的事情，可是在COVID-19下，却变成了灾厄之翼，不断地将疫病带到更多地方，更多人群。

在这场不断变得更惨痛的全球大疫之中，我像是看到一句源自中国的古老话语，发出了妖异般的强光：

民胜于政，国弱，政胜于民，兵强

——《商君书》 说民

在全球范围内，凡是民众可以一直质疑，各行其是，不遵守政令的国家，无论它们的抗疫策略如何，它们的文化、科技多么发达，经济、军事多么强盛，民众素质高也好，低也罢，它们都在这场疫情之中损失惨重。

相反，越是政令可以完全制约民众的国家，在人类和病毒的战争中，则越容易显得兵强马壮。

这段2000多年前的言辞，出自极度推崇皇权，严酷倾轧民众著称的中国法家，却近乎完美地预言了当下全球大疫中的状况。

这其中的宿命意味，与那横跨数千年历史的惊人穿透性一道，互相卷携，骤风般袭来，让我不由得感到些微战栗，继而惶然、迷惘——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在法家思想者们的暴戾冷峭下，也深度认可他们对于社会、人性的非凡洞察。还是应该看清这两千多年来，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创造、繁衍中，人性却止步不前，在一场大疫下，便暴露了原形；而对人性格外失望。

那些发达现代国家的不少民众，在大疫之下，他们显得顽固地，坚称为了自由，对抗着防疫政策，坚持着群己权界可以讨论的主张——是不是理性缺失，坠入反智的倾向；又是不是太过自私和短视了；或者说承平已久，危机感已经怠惰了——导致他们认识不到COVID-19对整体国家、社会的危害性，不清楚整个社会在疫情中，已经不属于常规的正常状态了，而是处在危机之中。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个体权利，是理应要向群体权利让步的。我想这些都是值得这些国家及其民众去深度反思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场胜利，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无私，理性和危机感上胜于其他国家，更真实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国，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群体权利和个体权利，必须划分界限，不可轻易逾越这种环境。

在国内，个体权利被肆意管控，随时可能被侵犯，乃至被碾压，绝不仅仅限于这场大疫之中，而是一刻未停，始终在发生。

从武汉、湖北无从可知的那些人命数字；

到各类各样，困在血汗工作系统中，想联合起来维权，想组织一个真正工会，一个联盟都不被允许的人们——“996”、“007”、“大小周工作制”下的IT大厂员工，写字楼新民工们；被算法不断盘剥的外卖员、快递员们；随时可能面对暴力医闹的医护们；和更早的“N连跳”血汗工厂，癌症工厂和尘肺病工厂；还有事故频发的矿井、砖窑、工程类工人们；

被蛋壳公寓、p2p网络理财到各种合作社聚资、毒奶粉等等商业欺骗欺压，维权之路却布满痛苦难处的个体和家庭；被暴力驱离城市的低端人口；被强拆家破人亡者；被城管等执法者随意殴打羞辱的小商贩们，为糊口奔波者；

在日常生活，常常被冒犯、骚扰，始终要伴随着被凝视和恐慌生活的女性们；还有遭到侵害，却仍被攻击、责怪，被污名化的受难者们；

垃圾村，毒废料污染村，艾滋病村；还有在中国社会中，几乎销声匿迹的各种障碍人士；无数的留守儿童和老人；

遭到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却没有受到救援与帮扶的人们；被四处围堵，被踢皮球，身怀冤情却被当作病毒的上访者们；在外打工，却被认为是流窜，被收容，甚至被虐待致死的孙志刚们；被拐卖、贩卖，备受折磨的妇女和孩童们；

汶川地震，那些豆腐渣学校里，死去孩童及其家庭；

维族、藏族、蒙族等想要维系自身文化，却被污名化，被打压，被迫害的个人、家庭、民族群体；

在计划生育中，伴随着屈辱、痛楚、恐怖，被改变肌体，到被灭杀人格乃至生命的女性及家庭；

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被碾碎的个体们，打压法轮、89学潮、文革、反右、大跃进、土改、飘摇共和、镇压维新、太平天国，历朝历代的权势争斗……

鲁迅所指，在漫长中国历史中，写满每一页的“吃人”。

国内的生活中，尤其过去这三十年里，经济指标是不是大涨，生活是不是变得富足了？极大量的人们，是不是从甚为困苦的贫瘠中，迎来了物质的丰沛？是，都是，当然是！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数字，其实一直在增长。那是——

有人被当作砖头，挥舞过，然后便被抛弃了；

是有人被当作工具，不可逆转地被磨损殆尽；

是有人被当作代价，为了换来些什么，直接被兑付掉了；

是有人被当作病毒，接受着来来回回的抑制与灭杀，面对反复无情的监测和审察；

还有人被当作靶子，而那将迎来一切方式的攻击和诋毁。

当然，大部分人是不至于如此的，大部分人是能享受到那所谓改革红利的，是能拥有一片岁月静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能够一直来到当下。或许他们也会自嘲，总被当作“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能本能地觉察，如果像这所处的生活反抗，他们很可能就变成上述的“代价”、“病毒”、“靶子”，他们会失去一切。

他们能怎么选，他们该怎么选？

就像Snow Patrol在歌曲《Run》中的歌词，所写的那样：

I can hardly speak, I understand

Why you can't raise your voice to say.

但我觉得，至少我能理解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庸常，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自始至终就像是处在一场荒谬的“大疫”之下。

它的起点不是常被人们说起的新朝肇始1949，也不是秦制统一，而是指向更远的一片虚无，它看不见终点，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甚至这样一个过于长久的“疫情”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庸常——在我们生活的历程中，总是有一些原本身边能看得见的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他们并不是搬去了别处，也不是另有发展，而是不幸“染病”了。有的人在兜兜转转之后还能回来，变得缄默寡言，有的人就那样“病亡”了。他们中或许也曾有人竭力呼喊，但他们试图弄出的声响，在这谬境笼罩之下，是那么的飘忽易逝。我们甚至没有余力，亦没有途径去了解，他们是怎么“染病”的，又是怎么“死去”的。

中国人们，如果想尽可能地生活下去，就无法不和这个看不清的，却始终增长的“染病”数字共存。

很明显，这也并不困难。既然这场“大疫”已经成为生活庸常，“染病”与“病亡”不就是庸常的一部分吗？这些无从看清的数字，就当作看不见，当作它不存在，又有多少难处呢？

就像当下世界COVID-19疫情里的人们一样，全球染病的人数不断增长，我们关不关注它，知不知道它现在来到了多少，对世界众生庸常的生活，又有多大区别？

眼前，对全球人类来说，这场举世大疫，究竟更多是天灾，还是人祸，这项按说重要至极问题的追查，还会不会有真相，能不能有结果，有多少人仍然保有信心？又还有几人，兼具决心和能力，誓要追查到水落石出？

而更多的芸芸众生，在这起点虚无的COVID-19疫情下，在这非正常的“正常”生活中，除了继续，别无他选。

在我写此文时，不断有骇人听闻的惨事从缅甸传来，无辜者，青年，老人，妇女，孩童，都会被军警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杀害，尸身也被任意处置。然而一切谴责、希望追责和停止这一切暴行的声音，都是那么无力。世界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庸常生活仍在继续，甚至平安喜乐，仍是基于那份庸常，不断生发。

同样，在三千年传承的中华社会中，那个“染病”的数字，那些被当作工具、代价、靶子、病毒，而从这个社会的正常生活中被管控，被碾压，被消失了的人数，直到今天，仍不断在或急或缓地向上跳动着，它具体是多少，早已无人挂怀，也没有人能够统计。这一切是不是人祸，从何源起，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也许，在真正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我们，已经长久地，习惯于身处在非正常的生活中了。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假装尽量正常罢了。

就像前文陈述的那样，当同理心反复面对来自现实的侵扰，人们最后只能改变同理心的运使方式。

在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身周不断出现在大共同体中，被折损掉的个体，绝大多数人们，也只能改变他们同理心的运使方式——甚至应当说，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调整。

这样看来，在中国社会中，同理心延伸之难，它出自整个社会一种默认的教化，它不仅仅是因为教育的缺乏，也不只是来自执政力量刻意的严厉规训，它更含有一份被迫于现实和逻辑的无奈。它在本质上，有一部分是出于人们对同理心的理性运使。

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社会中，在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中，对于人性和同理心讲述的缺乏，其根源并不是出于愚昧，出于智识和文化上的贫瘠；也不完全是承载了统治者意志的冷酷麻木；它更像是一种妥协的产物，甚至还带有一份温柔照护的意味。

因为，你对同理心和人性认知得越多，越深；你很可能就会更难改变，更不愿意收束同理心的运使。而现实中，那个无可追查的“染病”和“病亡”数字一路向上跳动，你任由同理心触及到更远、更多的人群，你又能做到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到！

就像我一再看到，武汉封城的血泪记忆不被共情；国内防疫中，人们被当作病毒对待不被共情；看到蒙古族的艺术表达不被共情；看到女性不被共情；看到无数倾轧个体的历史不被共情，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

除了特别清晰地，感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非正常的谬境之中，除了深陷无力和悲恸，除了挣扎和撕扯来得愈加鲜明，你还指望收获什么呢？

原来，这才是中国社会，关于同理心，关于人性教育的真实全貌——缺乏只是表象，冷酷规训，也只是骨架而已。

真正兼具力量和温度的，有血脉，具肌体，可以尽最大限度，将人们柔性包裹在——同理心无法延伸到稍远人群的，是“为了你好”的“难得糊涂”，是来自理性的运使，情感上的照护，彼此的交织。

少学点人性和同理心；就多出人生的平安喜乐。

少认识到身处的荒谬；就多一层生活的正常。

少一些挣扎撕扯；就多一份自信满足。

这种交换，它不划算吗？

自我开始接受逻辑训练以来，我一度以为，荒谬，它必然指向一个明确的敌人，在那里，你可以发现逻辑的相悖，可以找到矛盾的基点。

但是，在中国社会同理心的迷思上，这种谬境，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那份荒谬已经完全融化在了我的身周。

它没有明确的身形，它看不出矛盾的尖锐，它甚至没有显现出多少人性的恶意。它以理性的运使，情感的照护，层层编织，它构造了一种稳定，一种庸常，平安喜乐能够基于此，不断生发。这种荒谬，它不仅是笼罩着，影响着人们，它还烘托，包裹，乃至支撑着，成就着，构造着这个族群的生活。

它完全融在我们人生的基点，生活的环境，立足的一切过往中。

它是我前所未见的，荒谬。

（未完待续）

后续章节

敌我关系论，内卷竞争观与丛林社会

集权还是极权，多重巨灵的重叠

谬境樊笼之中，乖张痴想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