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的降臨─澳門還是福地嗎？

作者：房裡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在之前的《澳門的「另類」國際化》系列文章中，我指出澳門雖然是一個國際城市，亦不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城市。比如澳門甚少出現於國際新聞。

而如果你平時關心澳門時事的話，可能發現今年的情況有點不同尋常。先是2020年12月美國財政部公開表示會制裁澳門黑幫組織首腦尹國駒，接著在2021年1月份有馬來西亞媒體報導，尹國駒因涉嫌詐騙被馬來西亞警方通緝。隨後2月份澳門有緬甸移工疑因聲援昂山素基而被治安警察帶走。3月份澳門博企龍頭金沙集團宣佈退出美國業務，但表示和重投澳門賭牌無關。4月份《彭博》報導澳門擬引入數字人民幣。6月份澳門治安警首次以違反《刑法典》為由拒絶舉行六四集會，同月16日繼香港後，澳門也關閉了台灣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也就說從今年開始幾乎每一個月，總會有國際新聞和澳門有關。本來澳門作為一個有一定國際聯繫的不重要國際城市，偶爾因為「外部勢力」亂入國際新聞並不奇怪。但這並不能解釋突然變多的曝光率。再細心觀察，能發現上面提到的新聞，有一半是由澳門政府自己的行為引發。

那在大中華區素來沒有存在感的澳門，為什麼要自己「搞新聞」出來？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澳門因為被納入了中央的議程，使澳門所處身的環境和管治邏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事實上早在2011年由中央發佈的「十二五規劃」起，對於香港和澳門就設有專門章節。由於「五年規劃」是中央層面的政策議程，由此可以視為香港和澳門被納入中央議程的開始。但影響更加直接的要數2014年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它首次明確表示香港和澳門對於國家安全負有責任。從時間綫來看，從2012年香港的「反國教」事件開始，香港和北京的矛盾便直接以大型社會運動的方式反覆發生。香港由此被北京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後者在2020年6月決定繞過香港立法會，以《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直接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進行「全面管治」。隨後開展了對反對勢力的打壓。

相較於香港，澳門社會對於中央的影響一直感受不深。「五年規劃」主要和經濟有關，雖然早就把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貿平台」。但因為新冠疫情爆發前博彩收入太好了，在「躺平」都能賺錢的情況下，澳門政府對於推進中央的定位多數時候表現出「摸魚」的心態。然而，納入中央議程並不只是被納入一個純粹的發展規劃，它還意味著中央使用和地方官員同樣的標準去評價行政長官的表現。而對於中央而言，最重要的兩個「硬指標」是「繁榮」(經濟發展)和「穩定」(政治社會穩定)。

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穩定」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例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2017年出訪澳門時，就明確指出：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試驗，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前進，澳門在有些方面發揮了表率作用，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你們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列。去年年底，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到京述職的崔世安行政長官的時候指出，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這既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各界的肯定，也是鞭策，希望大家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講話精神，再接再厲，再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健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深入開展國民教育等方面先行先試，大膽地探索經驗，為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再立新功。

由此才能解釋為何澳門會成為「一國兩制」的模範。

國家安全在澳門產生的影響，我在〈立而不用的《國安法》和澳門司法制度的新常態〉裏已經具體分析過。但影響遠不止如此，因為當行政長官嘗試滿足中央的評價標準時，香港和澳門的管治邏輯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繼而影響到和國家安全沒有直接關聯的事情，例如以違犯《刑法典》為由不批準六四集會舉行、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要求葡文部記者不能有明顯和中央政策不一致觀點的報導。還有像6月8日開始實行的澳門健康碼為黃、紅碼者不允許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這樣不具備可操作性又不合邏輯的「運動性執法」。

當行政長官嘗試滿足中央的評價標準時，香港和澳門的管治邏輯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繼而影響到和國家安全沒有直接關聯的事情

澳門社會一直有這樣一種論述─澳門是福地。它如何源起又源起自何時無法考究，但它的意思大概就和陳冠中在《什麼都沒有發生》中形容香港50後的成長階段是享盡時代紅利，生活安穩又遠離國際環境變化影響的「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意思類似。從更長的歷史時間維度來看，澳門一直處於帝國的邊陲，山高皇帝遠，能夠在這個城市做很多內陸地區不能做的勾當。「自由」和「流動」因而是澳門這個城市能夠生存最重要的特性。而這些特性正因為被納入中央議程而減少，在2021年即便是澳門的普通市民也能充份感受到「國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用《聖經》中的海怪利維坦(Leviathan)來形容國家。而國家的本質是暴力。那為什麼還需要國家？霍布斯的答案是，人生活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會更慘，利維坦雖然恐佈，至少能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但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在《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同時也提醒我們，使用國家這部暴力機器的政府的權力如果不受約束，就和黑社會沒有什麼區別。當利維坦已經降臨，福地的命運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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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photo：N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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