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毒品恐惧症，涉毒恐惧症及其他

在当代中国人之间，除了对国家的爱可以凌驾于事实和逻辑，对某些事物的恐惧也可以同样凌驾于事实和逻辑：

毒品（从成瘾性最高的冰毒、海洛因等扩大到大麻、精神疾病药物甚至是非处方止痛药）；

“邪教”（从法轮功扩大到任何新兴宗教，甚至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艾滋病（包括感染者）；

身体装饰（纹身、非上镜需要的彩色染发、女性耳洞以外的穿孔）；

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

这份清单还能继续往下拉很长，但背后的心理都与全世界都很常见的种族歧视、恐同恐跨心理类似，源于对陌生事实的偏见和抗拒。

篇幅所限，本文只准备讨论毒品恐惧症，因为在以上列举的所有人事物中，显然只有毒品的客观危害最大，对它的恐惧和防御只嫌不够、不嫌太过，似乎完全不存在任何反思的空间，以至于连“毒品恐惧症”这种说法都显得荒谬。

果真如此吗？首先，这里有几个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或无视了的关于毒品的基本事实：

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晚清官方对鸦片的态度是反对进口洋烟，支持本地种植罂粟、生产贩卖鸦片，意图是改变“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的状态，直到清末才转向全面禁止。

在国民党政府立法全面禁毒（包括禁种禁运）之后，延安时期的中共政权为了满足经济需要，至少曾经贩卖鸦片，很有可能还曾经组织种植罂粟、制造鸦片。正反方意见参见以下两篇文章：正方《炎黄春秋》被抢公章换班子之前发表的知网下架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提供了大量史料证据；反方观察者网的《抗日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标题起的就很妙，辟谣对象是“大规模种鸦片”而不是“种鸦片”，且在文中直接“承认鸦片硬通货地位”。

在中国被统称为“毒品”的诸多成瘾性药物中，有一些并无生理成瘾性（如LSD）或成瘾性较低（如大麻），戒断毒瘾的个人案例也并不罕见，连前述观察者网文章都承认，“绝大多数（鸦片）烟瘾患者在接受戒断治疗以及生产劳动后纷纷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酒精的成瘾性并不弱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概念中的毒品，滥用致病致死的情况也与部分毒品相当。在医学或社会学中，酒瘾问题都属于成瘾问题之一。

……

与以上事实相对应的，是几个逻辑不能自洽的国人常见看法：

林则徐是民族英雄，鸦片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旧中国无力对抗，只有新中国彻底解决了鸦片问题。

对于今天再次出现的毒品问题，新中国政府既没有责任，处理方式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被笼统称为毒品的多种成瘾性物质的区别不感兴趣，一律视为毒性最大、成瘾性最强的种类（但不一定知道这一种是海洛因）。

无论什么人，只要一碰毒品就无法戒断，从此成为废人，一直到死。唯一有效的戒毒方法是一次、一丁点儿都不沾。

对包括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在内的无成瘾性非处方止痛药乃至所有止痛药高度恐惧，认为吃此类药物治疗痛经等慢性疼痛等于药物成瘾。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等精神治疗药物也同理。

对据说有沾染毒品（“被下药”）可能性的场所如夜店酒吧高度恐惧，把有此类消费习惯的人尤其是女性视为可疑、不良人物。

除了劝酒文化和酒驾以外，对饮酒过量、酒后暴力失控等问题的严重性和戒酒治疗基本没有概念，很少注意相关受害者。

……

梳理过上述事实和看法之后，不难发现中国人对毒品的极端态度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事实基础，既把药物成瘾的过程想得太简单，又把药物戒断的困难想得太艰巨；既异常抗拒止痛药和精神治疗药的正面作用，又异常宽容酒精作为成瘾物质的负面作用。

话说到这里，想必反对者会说：所以你想怎么样？像欧美那样毒品泛滥更好吗？还非要拿酒来说事，酒不是合法的吗？

不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禁毒这个世界难题上并没有药到病除的好办法，否则早就提交给各国政府或联合国，好去造福人类、名利双收了。但我不认为普通人就不该关心和思考禁毒问题，毕竟它之所以成为世界难题，医学原因不是唯一的，社会、文化、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更加重要。

至于我想怎么样呢？不外乎是实事求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过很多难题，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如果说在整个文明史中我们有幸能解决其中一部分，那么依靠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虚张声势。所有只试图对人性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而不去了解问题本身的方法，不管建立的是异端审判所还是贞节牌坊，最后都给普通人带来了更多无意义的苦难。

其次，我认为说欧美毒品泛滥不大准确，准确的说法是“药物滥用”；而中国则走向了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正当治疗中的“药物抗拒”。为了避免很可能并不存在的成瘾、或者远小于正面作用的副作用，有多少需要镇痛治疗（痛经、偏头痛、慢性疼痛等）和精神疾病（神经衰弱、失眠、抑郁症等）的中国人在痛苦中白白煎熬呢？假如他们愿意按照正确治疗方式吃药，其中又有多少人会真的染上毒品恐惧症刻板印象中的毒瘾、成为废人呢？甚至连癌症治疗中都有老人因为担心药物成瘾问题而拒绝接受止痛药，这种忍苦精神真有必要吗？

虽说把吃苦当成美德的中国人大有人在，但细究起来，真正的受虐狂恐怕不多，大部分人“爱”吃苦都另有原因。只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掉，他们也更愿意去过少吃苦不吃苦的日子。正是因为人生本已足够艰难，所以只要有机会别再自找苦吃，那么一个都不该错过。

最后，拿酒来说事，正好说明成瘾问题的文化属性。在中国，人们日常了解的酒后施暴、酒后意外死亡、酒精中毒死亡的案例太多了，然而几乎没有人会产生“他怎么不去接受戒酒治疗呢？他家怎么没人把他送去戒酒呢？”“他喝酒这么凶显然是上瘾了。”“都是被酒精害了啊。这就是酒鬼的下场，废人一个，必死无疑”之类的反应。但凡国人拿出对基本不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大麻十分之一的警惕性来对待酒精，也不至于直到今天还在抱怨酒桌文化为何如此难以改变。

人们之所以对酒精问题如此麻痹大意，不是因为酗酒危害不大，只因为酒是人们长久以来自以为熟悉了解的东西，被视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道德约束和科普认知；不像所有被视为毒品的药物，似乎总也洗不掉强烈的舶来品色彩，有必要接受最高级别的质疑。

然而，绝对的恐惧和否定不能让吸毒的现象彻底消失，绝对的麻木和纵容也不能让酗酒的危害化为乌有，在盲目的排斥和盲目的接受之间，理应存在更接近事实本身的视角。

为什么找到实事求是的视角那么难？当小学生禁毒教育都与意识形态教育高度绑定时，发出不同的声音显然等于触犯禁忌。可是，在禁毒教育通过恐吓而非科普深入人心的同时，一个看似并不重要的副作用也出现了：过去能够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鸦片烟瘾君子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到死也戒不断毒瘾、痛不欲生的当代涉毒者（即使他是影视剧中负责卧底的正面人物也不例外）。

于是在主流人群中，涉毒者和毒品一样可厌可恨，似乎没有了区分对待的必要。如果说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患者还有机会因为感染途径的无辜得到主流人群网开一面的宽待，那么涉毒者是绝无这个机会的：没有任何借口，永世不得翻身。

当代中国人对涉毒者的态度如此恶劣，真的只是因为痛恨毒品本身吗？为什么其他禁毒力度也不弱的国家允许涉毒艺人重回聚光灯下呢？这背后还是存在一些不能完全归咎于国家机器的、微妙的价值观差异。

说白了，要求把并没有犯下其他罪行、只有吸毒这个违法行为的涉毒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严苛态度，还是“相信弱肉强食”价值观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一步踏错满盘皆输的关口了，高考失常、入错行、买错房子、结错婚、生过重病落下残疾、犯罪记录影响三代……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过着容错率极低的生活，凭什么一个不自爱的毒虫，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只有相信一个人犯过一个大错，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们才能相信自己如履薄冰的人生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假如剔除某些下台之后可以轻松复出甚至还能升官的官员，在人生容错率极低这件事上，其他中国人的感受大概确实很接近公平。在并不算太久远的过去，中国人还曾经拥有饭都吃不饱的平均和说错话就完的公平，但我们并不把那时称之为盛世，反而称其为浩劫。我们依然羡慕要拼命作死才能把人生搞砸、容错率高得出奇的北欧生活，并不会因为那里的人该找工作的时候去旅游、该上班的时候在躺平而替他们心疼被白白糟蹋掉的人生。一句话，我们也知道容错率更高的生活更轻松，只是在中国得不到这个福利，才宁可永远战战兢兢走在独木桥上，把看着犯错的人掉进深渊当成给自己的奖励。

容错率低的人生也是内卷的一种体现：因为无法向外向上发展，所有人只能在原本不必产生竞争的领域中展开无意义的竞争。既然有很多原本合理的自由不被容许，人们就会把“可以舍弃的自由更多”当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没有包容涉毒艺人重回演艺圈的宽容，因为德艺双馨艺人能得到的工作机会都不够多；我们没有包容当过家庭主妇的女人重回职场的宽容，因为不婚不育的女人能得到的工作机会都不够多。当我们相信自己获得的成功一定意味着在竞争中击败了其他人的时候，自然就会相信只要我们看不惯的人倒霉了，就意味着我们自己人获得了好处。有人掉下深渊对于独木桥上的其他人原本称不上实质性奖励，但在高度内卷的环境中，这真的成了一种奖励：至少我们可以认为竞争的烈度降低了。

有人会把这种环境称为养蛊，可养蛊好歹有个目的，而在此地，这似乎只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的、可悲的副作用。

就像之前说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开不出有利无害的药方，只能指出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对头。现在想来，鲁迅和王小波跟他们的同时代人相比，也没有开出任何药方，只是忍不住指出那些药方看起来不对头。他们的意见当然远比我高明，然而结论也只有“不对头”罢了。这个毫无建树、解决不了任何大是大非问题的结论反而更让我放心，它没有任何善，也没有任何美，只是更接近我们这个一团乱麻的世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