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笔记

《罗马日记》

早先听说这本裘帕·拉希莉的意大利语作品，本来以为与前些年读的whereabouts是同一本书，但并不是，只是一本讲述语言学习的散文。只是记得whereabouts中也有“游泳”这一象征动作，作者说远离母语学习一门外语，就像在深水区松开手，不再依靠水岸的扶持。同为欧洲语言学习者，读到这当然有一种“被激励”的感受，不过我更好奇的，是这种对陌生语言强烈的passion从何而来。不是需求，而仅仅是“喜爱”，或是寻求新的身份自由，那么为什么是意大利？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她们之间有何不同，竟然至于为了其中一种而离开家乡、放弃母语。我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心情。

但在短评区看到有人指责这种学习语言的态度不够“轻盈”，似乎融入了一种比拼式的痛苦。我却很想替裘帕·拉希莉辩解：passion会导向痛苦，对于不够“天才”的学习者尤其如此吧。

但另外，我也怀疑这样迅速转变写作语言对书写本身的益处。作者自己将作品比喻为了不完善的建筑，而如何一栋建筑需要太多脚手架来做支撑——如修改语法的老师、修改字句的朋友、做调整的出版商，那这本书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作者的个人表达？我不信任这种使用语言的姿态。不过说到底，或许作者有她的理由及个人选择，假如她再次用意大利语写作，我大概还是会继续读的。

《其后それから》

一打开就知道是怎样的——反复提到文学、密友、自我的幻觉术、“噩梦主”。就像哪怕今天恐怕很少人能认同《蒙马特遗书》里的情感指控，也会被其中的力度、风格所吸引，《其后それから》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向世代的遗迹，尽管在我心中有些“过时”，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诱人。与《遗书》相似，使它们诱人的或许是同一种“自我暴露”。像虫与兽的趋光行为，人类也会被过量、过度的自我暴露所吸引。然而与心灵的纯度相比，更容易被是那样自我修饰的口吻。即使那吸引我的，我怀疑，只是一颗纯粹到可以经受住自我暴露的心。

从第一篇以令人厌烦得频率提及太宰治，到引述《抒情时代》与海子，虽然极力克制将五月符号化，但也几乎写成了“内向世代”的集体记录。然而越往后读越意识到，这本充分暴露自身的“私小说”事实上包含了对自身写作形式的批评，包含了对整个“内向世代”创作的自省。作者“责怪”五月，是在责怪一种以写作为名戕害自己的方式，以至于在五月死后，作者要坚持参与心理咨询，坚持负担“活下去”的责任（即使变得庸俗也罢），去询问：写作如何才能不伤害人，不伤害自己。即使写作不能被降格为自救（“「救赎」，为什么大家讲得这般轻易”），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来谈一谈书写的伦理，谈一谈“健康"的写作，这样一个流俗的话题。

《被遗弃的日子》

或许是从写少女转向彻底的中年婚姻生活，我第一次几乎读不下费兰特。在这部“情绪书写”既强烈，又反复、迂回的小说中，相似的痛苦连绵而望不到尽头，就连语言也延续了这种焦灼和无聊感，像进入了”堕落“与”被拯救“的循环。当然作者有意为之，甚至读出了精心的排布，但当我自己被拉入这个故事，也实在感到疲惫，甚至有些生气。可能我已经被“新式生活”改造到无法共感于这种旧式的成长故事？也可能我太过熟悉当代价值观而无法欣赏这样纯粹的情感伤痛？无论如何，尽管曾经十分喜爱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情感裸露，现在都需要重新掂量这份喜爱中还掺杂了什么。

事实上，在我最熟悉及喜欢的费兰特的故事中，成长的伤痛总是可以被翻越的。从少女走向中年，从感情走向另一段感情，她们剥去了身上的套子，不断地”成为“一个人。无论是那不勒斯四部曲，还是《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在决绝的、灾难般的告别之后，我们总会发现人物被托举到了新的位置。哪怕是新的失败，新的嫉恨，新的反复无常，这一自我塑造是有力量的。而在《被遗弃的日子》中，伤痛的力度与长度都增加了，整篇小说反复描述的仅仅是这种痛苦，让你以为它永无止境。痛苦当然永无止境，但它难道不是损害了人格吗？如果说这是更加“现实”的，又是否可以说，是更庸俗的？

《我该走了吗？》

在长途飞机上读完的小说，一开头神秘、冷酷如先知般的叙述口吻让我以为整部小说都是为了“揭示”一种谜底，但没有，似乎只是排列组合了几种人生编年史。有非常脸谱化、非常僵硬的部分，人物一开始便被钉在某种基调上，而后用“坚定”的陈述及对照手法来强化它，例如主人公与西尔维，不断重复“她与我是一样的人”，这种比对不是把“我”与“她”都压缩到了一个令人不适的位置。但可以看出，女主人公不停在别人的人生经历中打转——进入与抽离——可能只是为了追问自己女儿自杀的原因。“Must I go”出现在结尾，将本是对女儿的拷问——你必须走吗？——变成一种自问：我该走了吗？继而又延伸出一个肯定的声音：我早该走了。对我而言怪异之处在于，对不在场者的书写，借由了罗兰这一本身没有什么魅力与吸引力的人展开呢，似乎想要表达罗兰人生中某一的“玄机”。我可能恰好是无法被罗兰打动的那一种读者。

《明亮的夜晚》

非常迅速地讲述了几段女性史，也同样是非常强烈的、主题式的写法。像读过的其他韩国小说（除了金爱烂）一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看到作者在设计怎样的故事，像拍摄概念广告片，或至少像策划非虚构稿件一样来写作小说。因为如此，当被它轻易“打动”而流泪的时候，更应该仔细地分辨这背后打动自己的是什么。一种理念，还是一种脚本？无论《明亮的夜晚》，还是《关于女儿》，都是太当代而又绝不够当代化的小说，携带着足量的问题意识，以相当简单的思考方式去讲述一个必然会被传播的故事。我当然很喜欢这本书，但也认为这是轻飘飘的（并不因其题材而显得格外沉重的）小说。

《远山淡影》

延续了一直以来阅读石黑一雄的经验，在第一个章节就猜到了这种写法——把巨兽般的创伤掩藏在日常言语的背后，再通过不断地回溯与打转使它显露出一角（《被掩埋的巨人》似乎就是对这种方式的寓言化），以及用许多肯定去构建一个否定（与《长日将尽》相同的自欺欺人）。其实除了石黑一雄的其他作品，也想到了之前读过的Must I Go，同样经由“过去的事”而去不断接近某一在此刻无法改变的“公开的秘密”，但却无法抵达其中。但《远山淡影》显然是比Must I Go更加好的故事，因为它设置的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无法抵达只是因为叙述者不愿抵达，而非刻意选择了神秘化的讲述方式。这种“不愿”——一种把重大的伤痛轻轻绕过的心情，实在是非常动人的。

《使女的故事》

很难想象在今年才开始读《使女的故事》，刚好也偶然刷到了作者的小说写作课，可以对照在一起看。写作课是一些非常creative writing的老生常谈，例如讲述视角、结构框架、镜头移动等等。但同时也提及了《使女的故事》如何采用真实的、有据可考的情节来构建虚构的、寓言性的故事。我想作者如此强调历史的“真实”（而不仅仅是虚构的真实），当然是为了强调小说警示性与反乌托邦的一面。我自己对“即使科幻小说也必须形成有逻辑的细节”这样的创意写作式规则不太有兴趣，但觉得这样搭建积木的写作方式反而比具体的内容更有趣一点。尤其，小说最后一章便是未来的学者的文献研究与学术报告，这种元写作的外壳也刚好与小说本身的“材料”比对。

Une Femme/ La Place/ Mémoire de Fille

中译本的标题为了强行对仗变得非常奇怪，但三部曲为我提供了今天夏天第一个读到发抖的体验——像回到了三四年前在仙林的图书馆读门罗时，感受到的颤栗的幸福与不幸。粗看下来，这仿佛仍是“天才女友”的叙事，主人公处理着自己与家庭的距离、与世界的关系，并在这两者之间感到一种不适。天才女友的故事里可以容纳什么呢？阶级，性别，欲望，知识的轻与重。甚至与莱农一样，Annie Ernaux也嫁给了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学生并在生育后离婚。在La Place中，父亲惊讶又有些骄傲的认为女儿已经获取了“国家”给予的“位置”，但这一游离的位置是如此不可把握，以至于作者也像莱农一样，不得不站在到两个位置之间，才能完成自己的写作。

但如果大多数人把天才女友看作成长故事，安妮·埃尔诺的三部曲则无任何激情之处，反而强调了一种无可挽回是“失去”与不协调。作为autofiction，并且讲述的是记忆，必然要面对记忆“不可写”——不可解释甚至无法复现，因此作者选择了极度简化的讲述方式，把自我声音退到背后，像排列照片一般给出不同的瞬间，这种“妥协”让叙述回转在此刻与过去之间，形成一种犹疑与艰涩。这种不够顺畅的感受，恰好也是主人公自身的成长感受。我也认为，Mémoire de Fille将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分裂为两个人，并不是为了伪装一种“客观”，而是相反，为了表明重现回忆的困难，以及对其无法客观的承认。

读《正发生》时，发现安妮·埃尔诺常常写到一种出离时刻，离开自己去观察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如果回到三部曲的语境里，这种出离或许是一种阶级特征。那些在自身世界中占据稳固位置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因为一切都自然地发生了。而在安妮·埃尔诺的故事里，因为处在一个本身包含冲突性的位置，你于是不得不放任自己拥有两种视角。

La Place用很多篇幅写“知识”在自己与父亲关系中的尴尬位置。一个有些微妙的对照是，在Une Femme的结尾，Annie Ernaux写道，母亲与波伏娃的去世仅仅相隔八天。而波伏娃的传记（《成为波伏娃》）中提到，波伏娃临终住院期间做的最后几件事，是试图劝说护士不要投票给让-玛丽·勒庞。这几天正值法国国会选举，右翼领袖仍然是勒庞家族。在Youtube刷一些政论节目，其中一期访谈标题为“为什么年轻人不再反对右翼？”，评论大多在指责这种论调充满了对“没有知识的人”的鄙夷。Annie Ernaux的政治立场或许可以大致想见，但我也想知道，她的父母会希望投票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