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遗忘了什么？
原本是查关于性同意的资料，偶然发现了Le Monde在2018年刊登的公开信，由百数名女性签署，批评me too的蔓延、泛滥与随之引发的男性仇恨。起草者以一种相当严厉的口吻，将metoo抨击为“清教主义”——以保护的名义，再一次，将女性与弱者、受害者身份牢牢绑定在一起。“再一次”，指的是其唤起了上个世纪的性压抑的幽魂，作者宣称，这一狂热非但无法帮助女性获得自主，反而使女性身体被神圣化、神秘化，使她们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更进一步，它造就了人人自危的极权氛围，与无止境的艺术审查。“我们曾经捍卫了艺术冒犯的自由，现在，我们也应该捍卫打扰的自由……而我们珍视的这种自由并非没有风险。”[1]
公开信的起草者——凯瑟琳·米勒和凯瑟琳·罗布-格里耶——被认为是法国六八一代的典型代表。信中对主体性的召唤，对禁忌的厌恶，显然也是六八风格与思想的延续。但“相信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朴素自足的信念现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延伸的冒犯与被冒犯的活动。出于战战兢兢的、维护自我边界的考量，我们几乎已经无法承受任何一次与他者的相遇的风险。凯瑟琳·米勒想必会同意齐泽克的说法，以及他对现代心理学的批评：“在今天的主流形式的个体性中，心理学的主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断言，与那种感知——即，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吊诡地重合到了一起。”[2]
这是公开信强有力的论点，然而遭到了意料之内的批评。这是指，在革命年代过去后，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在一种被激情抽空的真空社会讨论性骚扰与性同意。人们应当已经意识到，这种打扰的根源并不在于“享受身体的愉悦”，而在于施行权力，正是因为权力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缝隙，这种打扰无法被呵止，甚至无法被命名，也因此更无从被抵抗——它不是可以被甩掉的麻烦，而是一种潜在的、绵延不绝的危险。
而它让我想起了《同意》（Le Consentment）中写到的另一封公开信/请愿书，发表于1977年，同样是在Le Monde，针对的是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件：三名成年男性因猥亵未成年男童而被起诉，并已接受了三年的审前拘留。请愿书反对这一漫长的调查过程与即将到来的判罚，称儿童已明确表达过性同意，只是这一同意权被司法系统剥夺了，他们认为这一同意是有效力的，并要求合法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这封请愿书的发起者为法国作家Gabriel Matzneff，多年后，他在《同意》中被揭露，曾长期与多名未成年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脆弱的应允成为书名的来源：“是的，我同意了，那年我14岁。” 而这封请愿书的签署者则包含了众多70年代公共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以及罗兰·巴特，这似乎既令人意外，又并不十分使人震惊。
1977年发表的公开信包括一月与五月前后两份，而《同意》未曾提及的是，第二封信的主张之一还包括反对针对同性恋的歧视。这份在措辞上显得相对谨慎的文本，试图将非暴力猥亵界定为为轻罪（délit），而非犯罪（crime）；更进一步，它将辩论的焦点放置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性同意年龄的差异之上：1977年，法国同性恋的性同意年龄已从21岁降低至18岁，但仍高于异性恋的15岁。这一法律层面的不公事实上也将同性恋有罪化。但公开信并未表示应取消性同意年龄，而是希望立法机构以新的法律文本来回应这一时代性的社会问题。[3]
因为引入、强调了性少数视角，1977年5月的公开信奇异地拥有了某种进步性，在时间线上延续了1976至1977不间断的、在魁北克及法国发生的性少数运动，要求废除基于同性恋的歧视。而我们再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回看，会发现对性自由的欲求是由许多不同欲求组合而成的怪异的产物。可以说到现在，“性同意”这一时代问题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应，不过是以曾经的性自由观念被批判、被重新审视以及被遗弃的方式。当代女性主义引入的重要视角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性别，与阶级、种族、移民、性取向等种种议题无法划清界限，强势与弱势总在一种相对性中运动。因此，当六八性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仍在坚持“打扰的权力”与“不完美的调情”，我们不得不思考它的主语是谁。不得不评判继续拉低同性恋者的性同意年龄保护了谁。而当个体无法“坚强”地站起来抵御风险，又是什么造成了她的弱势地位？
根据《同意》的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说法，三十年后，刊登公开信的《世界报》与《解放报》纷纷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他们为自己辩解，称“媒体不过是时代的映射”。这里所说的时代，无疑指的是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气氛，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写：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来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禁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由此变为了一种社会压迫，将性局限于相同年龄阶层的人之中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反抗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压迫，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人会去反思这其中的道理，除了某些虔诚的教徒和保守派的法庭。这是一段让几乎所有签署过请愿书的人日后都感到后悔的经历，是失控，也是盲目。[4]
很自然地，瓦内莎将对绝对性自由地追求视为“反抗一切”、“禁止禁止”及无政府主义激进思潮的延续，但我读《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却感到性自由与六八革命之间的联系还要更深一些。与其说性自由是革命的产物，还不如说，性就是推动革命的因素，并自始至终与六八一代的反抗紧紧相连，直至成为一种符号。这一结合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走过了实在的医学发展之路——40年代发明青霉素、50年代末研制出口服避孕药，到1968，避孕药在大学已十分常见，使性爱可以被想象为一种自由且放纵的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爱，不要发动战争”成为美国青年反战集会的口号，而1968年巴黎的抗议运动，更是直接起源于巴黎十大的学生们对男女混合宿舍的要求。政府对青年性问题的漠视在最初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使他们从郊区涌入市中心，巴黎的围墙上到处写着标语：“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以及，“强奸你的母校”[5]。
事实上这些标语，以及围绕着六七十年代的全球革命，也确实流露出性骚扰的意味。“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始兴起时，妇女运动还处于休眠状态”[6]。从另一层面来看，在巴黎、在纽约、布拉格，围绕着“做爱”与“革命”建立起的口号极度同质化，也许隐含着某种阶级属性。一方面是对现有秩序违抗，另一方面这一激情的毫无阴影的性也是优越地位的体现。或许后者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因为在六十年代初，混乱的性爱所唤起的仍是脆弱的经济状况和动荡的个人生活。在L’évnement中，安妮·埃尔诺将意外怀孕与堕胎视为自己逃离出身的一场失败。进入大学，意味着在社会中获取新的位置，而这一暂时性的取得被怀孕撤销了，因为怀孕的女儿与酗酒者一样，是贫困家庭的标准配置，暗示了穷人的失控。埃尔诺感到有一种引力，像身体记忆一样，把自己拉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最先担忧的不是违法堕胎的风险，而是随之而来的学业危机与失去“知识分子”身份的焦虑：“有时我希望在我摆脱问题后能够重新思考，有时对我来说，智识的获取是一场虚假的经营，必然会最终崩溃。在某些方面，我无法写论文比我需要堕胎更可怕。这是我无形中堕落的明确标志……我不再是‘知识分子’了，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普遍存在。它造成难以形容的痛苦。”[7]
无论如何，性与革命的组合正迅速延伸为一套庞大的话语系统，并掩盖起自身的特权立场，成为了普世的进步观念。但如果说清教主义将女性身体神圣化，那么这一话语又何尝不是将“性自由”神圣化了。伴随着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色情的商业化也在加速，“性解放”原本具有的反抗性也已被损耗，变成中产阶级话的消费方式，也因此成为垄断性的“正确”——“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自由性爱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神话。”[8]但这能使我们彻底摆脱性压抑的阴影吗？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性压抑不仅是一种社会压抑，同时也是性别压抑，性必然且始终是一种权力运作，这种运作无关于性爱的质量，甚至无关于女性（若弱势一方）是否“自愿”（或带有主体性地）参与这场游戏，我们难以排除权力在公共话语领域讨论性的发生。从这一意义而言，不仅性开放实践未必意味着“性解放”，metoo所带来的也未必是主体的丧失，而只是揭开了原本关系中的参差。
我也不认为齐泽克错了。当我们谈论集体的性冷淡时代，或许指的正是个体的自恋与焦虑。他人会溢出我们设置的边界，因为他是绝对的、必须被我承认的自由——萨特给予的这一观点或许也已不再是共识。在巴黎，六八革命的令人欣慰遗产之一，是带来了一个“交谈型社会”——“在法国这个僵化、严谨、19世纪式的社会，每个人都和其他人开始交谈。房屋的围墙上写着‘和你的邻居交谈’”[9]。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共同生存的世界。但我想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曾经拥有过一种性解放的普遍愿景？回看这一遗产，这一“共同生存的世界”必然排除了某些人，以一种看似天真无辜的方式——例如无性恋者，或围绕着无性恋展开的生活方式。不迷恋这种共同，意味着能够换一种方式讲述关于“同意”的故事，也意味着挪开性解放，不使它占据每一段关系叙事的核心，从而使其他的一切浮现出来。
[1] Catherine Deneuve : « Nous défendons une liberté d’importuner, indispensable à la liberté sexuelle » (lemonde.fr)
[3] Pétitions en France concernant la majorité sexuelle — Wikipédia (wikipedia.org)
[5] book.douban.com/subj... p246
[6] book.douban.com/subj... 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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