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光棍与宗族瓦解

受到马特市@鬼撞墙 文章的启发，开始思考计划生育与中国当代巨大的性别比例失调直间的关系问题。当然，我们都同意，文化心理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来自于父权宗族制度与文化心理，不见于西方文明。这种文化并不局限于中国、韩国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孟加拉等地区也盛行这种男孩偏好文化。根据Jeseph Henrich（2019）的总结，在没有受到东西方教会婚姻家庭制度影响而又灌溉农业（irrigation）密集的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水稻种植在总农业面积中的比例）宗族势力强大、亲属关系密集，往往形成强大的偏好男性继承人、传宗接代的文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前现代农业文明都是以密集亲属与宗族结构为基础的）。

运用100年前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资料，以1.一夫一妻（monogamy）2.双系血统（bilateral descent）3.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4. 父子分家（neolocal residence）5.近亲结婚尤其是堂表亲结婚（relative marriage and cousin marriage）五个指标为依据，根据ethnolinguistic phylogeny方法推导出全球族群的KII（kinship intensity index）。图中可见，中国汉族地区历史上普遍处于较密集的亲属关系网中，宗族制度与同时期的西方乃至日本无法相比，南亚次大陆亦然。

虽然这是将近一百年前的资料，由于人类文化心理与亲属制度具有高度顽固性（persistence），实际上它依然极大地影响今天的世界。比如图中潮汕地区与福建地区，都是汉族社会KII最高的地区，迄今为止其宗族文化阴魂不散，@鬼撞墙 转的福建童养媳文章即使证据（还有莆田系医院）。

李涌平等（1993）曾探讨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出生性别不平等，并指出三种可能的原因：1漏报 2产前胎儿性别鉴定 3杀婴。自1985年后B超技术在中国大陆野蛮生长，当时即可每年生产10000台，产前性别鉴定不足为奇。漏报能解释一部分比例差别，但是根据多年后的资料看，其效力有限。李否认杀婴的效力，然而根据纪录片One Child Nation的个案看，情况恐怕并不乐观。

虽然中国拥有悠久的宗族文化心理与制度的历史，20世纪却有一段时间出生男女比例失衡得到大幅度缓解。1950年中共颁布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3年开始全面推行，伴随着土改、镇反、农业集体化等一系列的暴力政治变革，肉体消灭了宗族上层阶级（地主-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与经济基础遭遇灭顶之灾，毛时代中共对中国农村保持强大的极权主义控制，事实上抑制了（并未消灭）宗族文化发生效力。

由于人类心理心理与亲属制度具有强大的顽固性，宗族在中国南方农村很多地区悄然复活，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的宗族心理从未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消失，只是被毛时代的狂热所压制而已。那么1979年后的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和不可避免的光棍现象，似乎与计划生育政策没什么关系。我不否认计划生育绝非男女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现在的问题是，计划生育是否加剧了（intensifying）性别比例失调。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理解传宗接代的数学游戏（mathematical game）。已有的证据表明，即便在重男轻女的中国，在没有一胎政策的压力下，第一胎的男女比例其实差不多，只是随着生女孩数量的增多，其后的出生性别出现了明显的男孩偏好。一个家庭抚养孩子数量受经济条件限制，随着生女孩越来越多，传宗接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生了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有明显的女孩偏好。

而一胎化政策大大提前了传宗接代的压力，使之成为了“最后通牒”游戏，不生男孩就绝后的恐惧笼罩许多家庭，这样绝对会加剧第一胎二胎就选择性堕胎的压力。因此，计划生育毫无疑问地加剧了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印度许多贫困家庭无力抚养很多孩子，也出现了一胎二胎堕胎女婴的情况）

当然，要解决根本问题，还得从解体宗族与宗族心理文化着手。根据心理人类学家Joseph Henrich的重要研究，西方教会中世纪时严格禁止多代堂表亲结婚（multiple-generation cousin marriage）是关键中的关键，也是罗马天主教世界超越东正教世界的关键。1980年中国的婚姻法仅禁止一代堂表亲（frist cousin marriage），无法有力消除密集的亲属关系。历史上的罗马天主教会曾在1000-1250年间推行六代堂表亲（sixth cousin marriage）禁止结婚和一切姻亲禁止结婚（英语中的in-laws都不许结婚，比如哥哥死后不许和嫂子结婚）。不需要这么极端，但至少三代堂表亲禁止结婚是必须的。

其次，现代化的人口自由流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应该废除户籍制度，推行公民福利全国一体化，使得农村人口有机会流动并定居到其他地方，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短期农民工模式，因为社会再生产（婚姻生儿育女）依然在原籍，极为不利于打破宗族结构。

从短期看，建议将胎儿产前性别鉴定刑事化，严厉打击。对于生女儿给与特别的奖励与支持。

参考文献：

Zeng, Yi, Ping Tu, Baochang Gu, Yi Xu, Bohua Li, and Yongping Li,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Das Gupta, Monica, “Explaining Asia’s ‘Missing Women’: A New Look at the Dat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 (2005).

Lena Edlund, Hongbin Li, Junjian Yi, and Junsen Zhang, "Sex Ratios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 (5).

Jonathan F.Schulz, Duman Bahrami-Rad, Jonathan P. Beauchamp, Joseph Henrich, "The Church, intensive kinship, and global psychological variation", Science, Vol 366, Issue 6466 08 November 2019.

Joseph Henrich,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