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美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彻底回归到国际政治领域（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ivalry），尽管此时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建造集中营，谋求对东突厥各民族的种族灭绝，在香港实施拥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港版国安法，在台海、南海地区的军事扩张、挑衅行为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的许多中国观察家虽然对中国的人权纪录与中共的野蛮残暴、不择手段道德上加以痛斥，却时不时流露出对中共看似冷酷高效的新极权主义的羡慕之情。 Thoma Friedman 就曾在《纽约时报》发文，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这样或许能解决美国许多悬而不决、早该彻底解决的社会难题。即便是那些意识形态上最为反共的某些共和党保守派鹰派人士，也对于中共毫无底线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感到忧心忡忡，大声疾呼美国应采取类似的措施，比如古巴难民血统的弗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Marco Rubio，历来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著称，却也认为“抄社会主义作业”、在某些关键高科技领域实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与中国竞争的必要之举措（产业政策往往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国家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的行为，与共和党一贯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政治学界则批评产业政策是官商勾结的腐败政策）。

就在各路政策研究者、中国问题专家、国际关系权威开始热议如何遏制中国争论不休的时候，自1983年就深入中国农村调研、曾受到李克强接见的没用多少反华色彩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却在近十年的与中国大学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冷不防的得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中国崛起的表现都是在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给“国际友人”的印象，在“看不见的中国”（即农村中国），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投资被忽视状况到达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不要说实现习大大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即便逃离“中等收入陷阱”都够悬（significant risks）。与某些吸引西方媒体眼球的中国大城市“鸡娃教育”的想象不同，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面对的是undereducated, undernutrition, undertreated（缺乏教育养育、缺乏营养、缺乏健康）的悲惨境遇，仅有30%左右的农村孩子能上普通高中，进而在一生最宝贵的时间掌握如何学习这一个最重要的人生技能（learn how to learn），为未来的终身学习、适应高附加值工作做好准备。罗斯高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等到需要高附加值工作时一夜之间变出学习能力强的一代劳动力，而需要提前大规模投资高中教育，最好是提前50年进行投资，否则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为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七十多年，仅有区区十几个国家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与某些认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不可避免的所谓中国问题学者不同，罗斯高认为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即程晓农的所谓出口繁荣与土木建设繁荣），其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基本失败，在各路发展中国家中不论是大学教育还是高中教育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都是垫底。与在中国各个城市比较高质量的教育不同，中国巨大的农村地区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其社会再生产被长时间系统性忽视（neglected），造成了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乡教育差距：高达93%的城市孩子都会上高中，而农村许多孩子连初中都上不完。

比起中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更令人忧心的是中国孩子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比例：就总人口而言，仅有36%的人口是城市户籍，而由于城乡之间的出生比例差别，70-75%的中国下一代人因户籍制被迫在农村养育！可以这么说，中国下一代的劳动力主要是在农村地区长大的。不论原因，这些孩子的成长实在令人担忧：50%左右的学步儿童在其认知发展的黄金时期智商从未超过90，相当多的是85以下，等于是终身的认知缺陷（cognitive impairment），只能从事routine jobs，不能从事flexible， non-routine jobs。也就是只能是搬砖（hauling bricks）和流水线的工人，或者进入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s）也就是李克强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然而这些工作要不就在中国迅速流失，要么工资水平低下，地位不稳定，没有向上的流动性。这样说，等于中国几亿人的未来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中。

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没有mañana

纵观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国家经济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更是一个ladders and chutes(爬梯子和溜溜板)的游戏。二战后，很多非洲国家独立至今依然贫穷或者比独立时更贫穷。但是更多的国家逐步走出了赤贫状态，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却无法再进一步，或者周期性衰退，或陷入停滞状态（stagnation），更糟者还后退了。或者说，在贫穷国家爬向中等收入的游戏中，很多国家曾经做到过，然而再往上走，成为发达国家，则仅有少数国家完成了这一任务：爱尔兰、韩国、台湾、香港、日本等。而且其中日本和后来苏联解体后的波罗的海三国等历史上本来就很繁荣，只是回到原点而已。

1970、80年代，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墨西哥的低端制造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墨西哥制造”成为了北美市场家喻户晓的存在，墨西哥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眼中是毫无疑问的“明日之星”，并被允许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到了2000年代中叶，随着中国制造逐步取代墨西哥制造，墨西哥失业极为严重，有组织犯罪飙升，经济增长即使按照最乐观的统计也仅有1%，墨西哥梦已经灰飞烟灭。而巴西在二战后有超过六次的经济下滑，就是越不过近在咫尺的高收入门槛。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等收入国家爬出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学界有很多理论，比如Why nations fail就提出攫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对国家经济的长期消极影响。罗斯高则对此有非常独特的观察：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的积累是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或者说，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是关键。其中，老牌发达国家高中以上劳动力平均比例78%，跨越陷阱的新型国家1980年即达到72%的水准，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仅为36%，中国201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仅为30%！

这里的逻辑是：低收入工作不需要多高素质的劳动力，高收入工作则需要有灵活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力。可是，过去40年中国势不可挡的经济崛起，这么多低教育劳动力不也没见出现什么问题吗？怎么就不能持续下去？罗斯高是不是杞人忧天、唱衰中国？

  两大经济景气的终结

程晓农曾把过去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简单的归结为两大景气（日式汉语，繁荣意）：出口景气与土木经济景气。或者按照罗斯高的说法：在assembly line(流水线)工作或者去建筑工地hauling bricks(搬砖)，成为了中国经济扩张的最大利器，也成为了中国亿万农民工改善生活、改变在土里刨食命运的关键。一位血汗工厂的监工曾自豪地向罗斯高宣布：任何有手有脚身体健康的人都可以在15分钟内学会组装产品，并赚钱养家。

时代的风向已经在改变，即便没有贸易战，低端制造业移出中国的步伐也已经是正在进行时了。这几年关于流水线工厂离开中国的新闻已经有很多了。罗斯高过去曾经常喜欢和同去中国农村考察的朋友打赌：能不能再这个村子里找到16-40岁的青年男性劳动力？过去是一个都找不到，现在则发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在美国的沃尔玛超市，过去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看到的Made in China标签已经逐渐被Made in Vietnam/Cambodia/Bangladesh取代。2005年开始，由于需求的增加和中国劳动力的逐步达到顶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开始慢慢下降，中国的农民工工资在逐年增加，因而许多企业逐渐选择撤出了中国。

而中国过去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兴土木的基建运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高铁、机场、其他基础设施曾一度成为中国出口减缓后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最大武器，时至今日恐怕也已时日无多。一是中国地方政府建设速度实在太快，蜂拥而上之下连许多最偏远的地区都已经有高铁甚至机场了；二是这些过度投资的基建很难收回成本，甚至运营成本都比收益高，导致中国债务风险急剧增加，成为了最大的“灰犀牛”，中共最高层实在不敢再冒系统性金融风险去继续加杠杆，而是想尽量降低债务（杠杆），防止中国房地产泡沫彻底破灭。

因此，尽管过去40年中国的GDP狂飙产生了巨量的负面政治、社会、环境后果，至少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了财，然而，这种发财模式已经仅此而已、无以为继了。

凶险的未来？

未来怎么办？理论上应该如中共一直强调的一样，中国应不惜代价地向高附加值经济领域进军。以台湾为参照，1986-1989年台湾就失去了大约三十万的制造业工作，90年代台商更是疯狂地进军中国，以获取最低的劳动力成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并未有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失业率不增反降。台湾确实成功地实现了工作升级，大量劳动力进入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和各类高端服务业领域，一举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韩国和爱尔兰。然而这些国家都是以大多数的劳动者的高教育水平而非少部分精英的人力资本而获胜的。

中国能否如某些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延续过去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理工科大学生，有996“动物凶猛”的互联网公司，有一大批海归留学生，就算中国制造离开中国又如何？研究表明，光靠中国的精英发展经济，还真不行。现代经济需要的高附加值工作要求劳动力拥有：灵活性、复杂性思维和良好的判断，以及最重要的know how to learn能力，这些能力至少要高中及以上的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尽管有部分很聪明的人或者天才能够打破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则无意义。

没有这些技能的失业农民工、钢铁厂工人，当然也不是完全死路一条：中国电商经济创造的大量快递员工作，过去就有的室内清洁工，中产阶级家庭需要的保姆等等都可以为他们找一条出路，问题在于：当前中国70%的劳动力差不多是初中及以下的水平，他们未来都去做快递员？这不仅不现实，也会急剧拉低快递员的工资水平，进一步加大中国已经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中国仅有的30%以上的劳动力是高中（职高）以上毕业，12.5%的劳动力是大学（大专）毕业，这里还不谈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死胡同、国进民退等制度性问题，即便中国是一个繁荣自由的经济，也不可能让30%的人在高收入部门工作，70%的人在“地摊经济”和过度竞争的低端劳动中挣扎。事实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高中以上教育劳动力比例低于50%的情况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这样导致的极端贫富差距会导致中国维稳成本进一步上升，减少投资经济的资源、以及给农民工再训练的资源，这些都会抑制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非正式经济对正式经济一般有挤压作用，效率更低，对整个国家没有好处。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两三亿结构性失业的人群，那么他们的怨恨将导致有组织犯罪、社会不稳定乃至政治动荡。

中国目前的教育城乡分布于过去的墨西哥极为相似，就是城市极高的高中升学率与农村系统性被忽视的教育，墨西哥高中以下文凭的人现在只有三种出路：非法移民美国、卖玉米饼或者去找刷高层建筑外墙的工作、参加有组织犯罪。谁能保证，中国不是下一个墨西哥？

中国教育的历史基础

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都低得惊人，2015年，南非58%的劳动力未完成高中学业，菲律宾的比例是42%，而中国高达70%。究其原因，中国的历史教育欠账实在太多，毛邓两位终身领导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人力资源都处于荒废或忽视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力资源毁灭，红太阳钟情于意识形态灌输而非科学知识的学习；而邓小平也对教育毫不关心：1988年执政十年后，中国的高中入学率居然低于1978年，1990年仅有60%的儿童上初中。整个70、80、90年代，中国的教育投资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最低，2014年的数据表明，即使是最年轻的25-34岁组别中，中国65%的人未读完高中。

2006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终于免费，2010年中国初中入学率（非毕业率）接近100%。然而，21世纪的经济光有初中水平是绝对不够的，已有的研究都表明在信息技术时代普及高中及以上教育是关键。中国的教育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因为户籍制的限制，实际上留守儿童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而城市的高中入学率已经相当高了，无法继续提高了。2015年的调查表明大约75%的3岁小孩持有农村户口，这些人不但受教育的年限低于城市，质量也远远不如。其次，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农村孩子辍学去城市打工，对家庭经济负担来说都是一个合算的买卖，更加限制了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水平。当今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启了CCT(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计划，即用现金补贴那些家里孩子上高中的家庭，以补偿孩子不能去打工的机会成本。不过这种主意在中国也就仅供参考，中共是不可能这么干的。

普高不够，职高来凑：能行吗？

单从数据上讲，中国包括职高在内的高中升学率在这几年开始了大跃进式的发展，特别是今年干脆教育部发通知：以后中国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要按照50：50的比例分配！中国需要大国工匠！然而家长却倍感压力：过去是高考定终身、现在是中考定终身，农村孩子岂不是更无翻身之日。

职业高中，在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无比美好：干净明亮的教室、新建的教学楼、尽职的老师，良好的就业前景，在这个大学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的时代，似乎职高比普通大学毕业生还要有“光明的前途”。然而在中国民间与家长的眼中，职高=混日子，职高=小混混聚集地，哪个才是真的中国职高？

罗斯高与其团队经过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跟中国家长一样的结论：中国职高基本学不到知识，是混日子、推迟就业的场所。与给某些国际机构视察的“模范学校”不同，中国20%的职业高中是骗中共经费的假学校，根本没有学校。即使是在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相当多的学校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对教学学习丝毫没有兴趣，老师不在乎课堂纪律，学生更是在睡觉、玩LOL、听音乐。

以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数千名职高学生进行考试，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平均而论，职高学生什么都没有学！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数学上没有学任何东西，91%的人成绩跟初三一样或者还差。所谓的职业教育也是鬼扯，计算机专业的编程不学甚至连office都不学。而所谓的实习，其实就是免费做农民工，68%的学生实习都与其专业毫无关系（见最近的职高学生实习跳楼事件）。因此，中国职高拥有33%-60%的辍学率丝毫不令人惊奇：既然什么都学不到，何必浪费时间去混个文凭？

那么，不是还有少部分正规的学校确实在教学吗？是不是只要把这些正规学校的模式推广到整个职业高中教育，并且对其严加监管，中国即可华丽地向德国学习，建立世界一流的职业高中体系？

仔细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规划，就会发现中国的职业教育太“职业”了，几乎没有普通高中应有的学术课程：英语、数学、语文阅读、逻辑训练等（理论上30%学习一般知识，实际上大家都不关心）。而这些General Skills对教会人们如何学习（how to learn）至关重要。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十分难以预测，谁都不知道今天在技校学的某些特殊技能未来能否一辈子用下去，或者是否会过时。中国的职高课程设置其实相当落后和跟不上时代（或许也是因为科技发展太快）：有的所谓簿记专业学习如何打算盘，有的学习如何修理公用电话（10年前的东西），即便是今天所谓热门的数控机床，10年后谁知道什么情况？

反观中国号称学习的榜样德国职业高中，70-80%的课程其实与普通高中一样，只是相当于多了几门职业选修课的普高而已。中国的职高先天不足，没有形成良好的路径依赖，课程设置也很有问题，让其扩大到50%的比例，实属不智。

谁是中国的未来：被忽视的农村儿童

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农村户籍的孩子几乎无法去父母打工的城市接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或者被迫就读于质量差、收费高的所谓农民工民办学校，随着大大密令全国各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北京蔡奇书记下令“以学控人”，这条路毫无疑问被堵死了。

这样，无数中国农村儿童被迫成为留守儿童，只能在中国农村户籍地区接受教育。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比起过去得到了长足的提高，罗斯高的研究则准确地表明：中国农村儿童的成长长期以来被系统性忽视（systematically neglected），即便罗斯高团队的研究，恐怕也是中国农村儿童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而这些儿童，代表中国75%的未来劳动力。

中国影星孙红雷曾在综艺节目对贫寒学子打鸡血说：中国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制度！中国农村的妈妈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农村初三的学生辍学率就达近三分之一。哪里出问题了？难道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的教育质量太差，或者中国农村孩子不用功读书？

一位中国农村小学校长曾到城市小学去学习经验，结果发现城市小学生一下课就活力四射、叽叽喳喳，而他所在的小学生似乎无比乖巧，下课就趴在桌上打盹，这个现象显示了中国农村儿童隐藏的健康危机。

罗斯高团队研究表明至少有三大极为严重的健康/营养问题困扰中国农村儿童：缺铁性贫血（Iron-deficiency Anemia）、肠道寄生虫（Intestinal worms）、近视(Myopia)。

缺铁性贫血导致脑部供氧不足、肠道寄生虫导致营养不良和加剧贫血、近视导致看不清黑板（而中国农村未佩戴眼睛的矫正的比例很高:初中30-40%）。简而言之，平均27%的小学生贫血、20%的小学生未矫正近视、33%的小学生拥有肠道寄生虫（南方地区更高），而60-70%的小学生拥有其中之一的病痛。而这三种健康问题都是非常容易检查出来的，或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形健康问题困扰着中国的下一代，中国农村孩子学业落后，有何惊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解决这些问题并非难事。而真正令人心寒的是中国政府的漠不关心的态度（indifference），而中国农村民众的愚昧（ignorance）使得事态更糟（也不能过于责怪他们）。政府官员认为如何喂养儿童是家庭的私事，健康问题归卫生部而非教育部门负责，而农村养育儿童的观念则十分落后，也没有任何权威的儿童健康信息来源，只知道按照老一套来办。按照一位照顾留守儿童的奶奶的话说：我填饱了孙子的肚皮，你还能指望个啥？中国儿童的主食是面条、米饭、馒头之类，严重缺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而关于近视的知识也很落后:许多父母不知道孩子近视了怎么办，老师甚至认为小孩子太小戴眼镜不好，而已经被实证研究证明完全不能预防近视的眼保健操还在中国学校使用。（家长们想知道如何真正有效预防儿童近视吗，文后有链接）家长们甚至还认为肠道寄生虫有助于消化，只吃一片对照研究用的驱虫药（不完全杀死寄生虫等于没用），奶奶们堆完粪不洗手就去做饭等等很常见。

中国农村的医疗服务也十分糟糕，很多所谓的医生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医学水平奇差，罗斯高设置的假病人去看病，结果发现很多最常见的病都无法诊断，或者诊断正确开的药是错误的，这些人给的所谓儿童健康意见自然是荒谬不经：比如有的赤脚医生居然认为驱寄生虫影响年轻女性的生育。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实在细琐：免费给儿童提供复合维生素片，教育养育者营养的重要性或者干脆给孩子提供免费的营养餐；给孩子每年打两次虫（Albendazole广谱驱虫药）；免费给孩子验光配镜。

要解决该类问题，显然需要一个中央层级的包容性政治体制（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罗斯高在英语讲座中明言：中国农村无选举、无抗议，即便在中国国内话语体系中也是隐形的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只需要中共庞大的财政甚至是教育财政的一小部分，然而政府很难注意到这些问题。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1000天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农村儿童成长问题的冰山逐步露出水面。也许问题并非在小学初中，问题在于一切开始之前，在于真正的人生起跑线：0-3岁阶段。关于学前儿童的发育调查在其他国家已有很多例子，而中国罗斯高团队是第一个研究该问题的。

Bayley Scales又称为Bayley test（贝利测试）是1960年代以来发展的被全球广泛使用的婴儿认知与运动能力测试方法，类似于婴儿的IQ测试。2014年首先在陕西农村展开测试，结果令人极为震惊：53%的样本未能通过贝利测试。随后的几年该类研究相继在河北、云南等农村与中国大城市展开。结果表明，中国大城市婴儿发育略好于国际标准（小于15%发育滞后），而农村地区普遍高达50%左右的婴儿发育滞后，根据农村孩子的比例，即全国35%-37%左右的婴儿发育滞后。

为什么早期发育那么重要？是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长大就好了？很不幸，现代神经科学与人类发展研究表明：早期儿童的认知发展对于终身认知又决定性影响。尽管人的大脑要到25岁之后才会完全发展成熟，人的基本社交、学习、思考功能在5岁时即已与成年人差不多了，因而儿童的核心认知社交发展仅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另有一种理论认为，从母亲怀孕到满2周岁（1000天左右），是婴儿神经认知发育的黄金时期。

早期发育专家在中国至少找到两个重要的影响婴儿发育的因素。第一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尤其是缺乏铁元素，乡村地区婴儿缺铁性贫血高达40%-70%，比小学生还严重，而婴儿神经发育毫无疑问需要一些关键营养素（叶酸、铁等），婴儿时期缺乏营养是非常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还有就是母亲怀孕期间的营养，是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可能更为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农村育儿缺乏互动与刺激，尤其是奶奶带孙子，几乎不与小宝宝互动，并且缺乏这个意识，更没有什么读故事、玩游戏之类的环节，中国农村人认为婴儿无法理解语言，跟他们互动纯属对牛弹琴，多此一举。妈妈受的教育也不多，在中国无法找到任何权威可靠的育儿指导，往往求助于婆婆——婆婆只能养育中国的下一代农民，养育不了高素质的人才。

这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柳叶刀》预计全球有2.5亿5岁以下儿童面临终身认知迟滞的严重问题。发展中国家仅有11%-33%的父母与孩子有积极的互动。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就是那个启动高中CCT的巴西）已经开始启动全国性的计划、投入成千上万的资金以训练父母尤其是农村父母如何有效地和孩子互动。诺贝尔经济学得主James Heckman指出，0-3岁儿童的投资未来能收获18倍的回馈，越在早期投资，收获越好，越能减少未来的干预与补救措施。

那些没有干预，认知落后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很多农村孩子一到初中就明显感觉“脑子跟不上”，学习十分吃力，中国农村的老师也歧视这样的孩子，结果是到了初三就有很多农村孩子辍学了，并且研究表明许多人居然连小学六年级的知识都还给了老师。这些人即使混完了初中，进入中国的职高教育，又有什么用？

罗斯高在中国的研究表明，6个月的干预能显著地提高儿童的认知（相当于提高IQ测试7分），然而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干预是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效果的。讽刺的是，一贯宣传自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中共，似乎在此方面毫不在意。

结论:中国可能的未来

在解决中国农村即未来四分之三劳动力的教育、健康、养育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只有更多的结构性障碍（structural barriers）。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城乡差距，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是以政治制度固定化城乡差异的唯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它造成了潘毅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相隔离的新自由主义制度，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但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并且使得中国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变得经济上成本巨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台湾当年的做法与之相反，欢迎农民进城，在各大城市集中扩建学校，进行中心化的投资与管理，不但经济上可行，也有助于国家监管教学质量，高水平的老师也更愿意留在城市里。

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迄今依然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与每个人的户籍挂钩，医疗、教育、养老都只能依赖地方政府，甚至省级统筹都做不到，地方政府对于提高农村儿童教育健康没有诱因（incentives）。罗斯高曾多次在农村见过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和广场，去问那些地方官员为什么不关心农村儿童的未来，回答出奇的一致：没钱！事实是，投资儿童需要至少十几年才能有回报，并且聪明的孩子都离开的乡村，于地方官员没有任何利益。

最后是国家级别的系统性短视（systematic short-sightedness）:过去几十年的唯GDP主义是中共国家与贪腐官员的共识，攫取型的经济制度极为注重短期利益而严重忽略长期利益；习大大时代则慢慢转变为全面监控的“国安国家”，维稳成为了第一要务，尽管习也强调环保的重要性，似乎儿童教育不在其主要议程之列：轰轰烈烈的全面脱贫奔小康的过程中并未有关于农村儿童福利的任何内容。更何况，现在投资婴儿、儿童的成长与福利，需要到2045，2050年才能见效，即便是终身总统习大大，怕也觉得没有投资的必要。

中国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很难。2020年，教育部申明禁止随意扩大免费教育实施范围。今年则规定未来普高与职高按1：1比例招生。以中国职高的教育水平看，几乎可以断言实际上中国未来仅有50%的孩子能上高中了。

罗斯高苦心地在结论中提出了六点建议，老实说，我觉得一条都做不到。因此，最乐观的估计是不顶用的。

因此可能的是两种情景：坏的与灾难性的。如果出现奇迹，比如类似电商经济催生的快递行业一样，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催生新的需要大量低技能工人的职业，中国政府慢慢意识到问题，大规模改革职高，并且逐步投资儿童教育健康，中国能在低增长中苦苦支撑下去，毕竟中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数位威权主义维稳体系，维护大中城市的治安不成问题。还可以把低端人口赶回原籍所在地，中国县城也许犯罪率飙升，但是中共不至于崩溃，但中国未来会在苦日子中挣扎很长一段时间。

灾难性结局则更不可预测。中国经济直线下跌，失业率火箭上升，全球经济巨震，反过来导致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事实上，新冠疫情造成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是否永久化现在依然未定。在巨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压力下，中共最高层很可能不可避免地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爱国主义狂潮，并孤注一掷地发动对外战争，台湾将成为世界的火药桶：全面入侵台湾不但满足了国人的祖国统一的大一统梦，转移了巨大的社会矛盾，还可以极大改善中共的战略位置，掠夺台湾极为宝贵的高端芯片制造业，为中共逆天改命提供条件。到了此时，也许一切都没有有说的必要了，the rest will b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