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名者實踐到《一個人的社會》

我們需要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談論社會危機的含義：主體性危機。這並非在廣泛的社會矛盾被激發時才會出現。即便衣食無憂的歐洲年輕人也會成為IS或極端教義的粉絲；一位殺人犯無差別殺人只是為了讓自己恢復活著的感覺；泛濫的仁波切（靈修）在中產階層的人群中有著大量的市場；吃著抗抑鬱藥的公司老總；直播自殺和死媽求贊的主播；強迫性掰斷家裡門把手的政府審計；精神分裂的富二代；生活態度嚴謹認為自己在超度（連環殺死）病人的醫生……。在這個意義上，並非經濟危機或者人道災亂才是社會危機，而是我們一直處在危機中。社會中普遍的抑鬱現象，並非無中生有，而是被我們的秩序生產出來的。藥廠基於利益，大量資助神經科學的研究，而忽略了真正的原因。藥不能停，這不是一個笑話，而是痛苦的現實。

2015年，我曾在策展工作中提出了無名者的三個維度：

一是，在社會的秩序中被遮蔽的人，或在秩序中無法被命名的人；

二是，個人的偶然性在與大他者（秩序）的遭遇中，被壓抑而無法言說之症狀。沒有言說過的經驗，各種精神障礙的人，焦慮的人，無聊或者始終處在無法滿足狀態的人；

三是，自己是自己的無名者。

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個人的意識由於無法理解自身的慾望（自身的偶然性），在不斷的對象（或日常情景的）遷移中，身不由己。這三個層面互為纏繞，結構為無名者的場域。這既是我的理解，亦是我的困惑，當時我認為藝術的實踐應為此工作，試圖回應當下的語境，並在一種新的意義和理解中去重新指認行動的主體。直到現在，《一個人的社會》依然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

以往的工作更多以作為意識的主體作為前提，以關注權力運作的外部現場。而《一個人的社會》更多希望從無名者實踐第二與第三個緯度中入手，觸碰的是包含了宏觀結構現場的主體現實，或者用無意識的主體（相對意識的主體）、能指的主體（相對所指的主體）、非理性的主體（相對理性的主體）來描述。這並非正反的關係，而是類似莫比烏斯帶的連續體。 主體的現實是宏觀的社會秩序（比如語言、法律、階級、地域等等）與個人偶然性的遭遇過程中，在身體層面的現實重組（就像語言跟言語的區別，一個是規則，另一個與個體緊密相連的用法），也就是反過來，不是在社會秩序中人的問題，而是當秩序落在具體人的身上時，主體的現實是如何運作的，這才是遭遇的全部含義，而這樣的回應才構成了我們動態的社會。在這樣的一個認知框架中，我們才能相對更為精確地討論為什麼政治正確常常也會滑向一種暴力關係。如果我們的實踐只是專注權力運作的外部現場，那麼對現實的理解依然會有著大量的殘缺。就像一句諺語：對一個人有著美好（糟糕）的想象，是因為你離他不夠近，這樣的人設坍塌（誤讀）隨處可見。或者迷惑一位年輕的安那其主義者為何會在春節期間自殺。而一個老師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能讓他的學生們成為狂熱的法西斯，不是用人性黑暗，或者沒有培養出獨立思考能力等等這樣的套話就可以敷衍過去的。我們對於人的理解或者判斷，常常處在自以為是中。

在《一個人的社會》的前期工作中，我們引入了精神分析的視角，並在三年前舉辦了一系列有關精神分析與當代藝術實踐的分享會，其中在2017年8月的一次以「柄谷行人與聖狀的聯合」作為副標題的分享會中，回應了「自由個體的聯合」中「自由的個體」究竟指的是什麼。「聖狀」一詞是拉康的術語，本意是描述精神癥結構的人通過發明新的實踐（創造性的行為）方式扭結自身散落的主體結構，以不至於發病。在這裡我們把它泛化成個體面對自己的偶然性現實，去創造自己的行為方式。那次分享會的講者余一文通過對柄谷行人關於四種交換模式的解讀中，談論在一個平面的聯合中如何能夠與異質的主體相處。當時的講座預告詞：關於自由個體的聯合一種更為深入的理解，以避免內外實踐的困境。單單一個講座當然不可能解決什麼問題，但這樣的觀點隨著時間的過去顯得更為必要。

為了實踐充分的民主，在過程中對制度設計反復調整，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這樣的實踐很難深入處理一個人對另外一個（比如各種少數人群，與自身趣味或者行為相異的人）在感知上的排斥，這並非單單一個平等的教育就能夠解決。主體在自身的主體間性的框架內，事先已經做了裁判，外化為感受、情緒、包括對意義的解讀。開放平台的姿態，往往只是在同溫層中運作，當需要擴大為更為普遍性的現場時，齊澤克所描述的那些真正的社會異類怎麼面對呢？那些流氓無產者，各種失敗者，抑鬱症、妄想狂、宅男、露陰癖、SM，酗酒和吸毒的人，絮絮叨叨的人，不在NGO視野里的三和大神和殺馬特呢？秩序一定會在其內部生產異類的主體，當然這些只是在次級的認同上能夠描述的社會分類。 

在更為基礎的層面上，在身體激情的層面上，或者享樂的方式上，大家雖有著更為廣泛、基本的聯合與行動的基礎，而當下的主流社會秩序（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定會剝奪它。（有個笑話說資本主義是「人吃人」的社會，那社會主義呢，反過來。）這一剝奪是對個體偶然性的剝奪，也是對遭遇的剝奪。不僅別人看不見，就是自身也常常一無所知。在外部，這種剝奪體現為各種制度的規訓，各種支配性的話語與眼光；在公共空間，政治正確覆蓋了可能指向個人真理的言說。因為那常常是以恨和惡的姿態出現，而這樣的一種「政治正確」的行動會讓個體可能更加無法承擔自身的慾望，那種不理解自身慾望的愛與慈善往往有著暴力與維穩的基因。存在的問題常常被生存的問題所遮蔽（比如一切都是社會、他者的錯），或者反過來，生存的問題也常常被支配者指責為存在（是你個人心理/能力/性格等）的問題。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大量被「剝奪」的現實。一位強迫性焦慮的來訪者，他處在實際的異性戀行為中，但無可抑制的慾望就像紙包不住火，已經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他想重組他的身體（自殺），並且他選擇了一個需要大量信息整理與操控的職業，用來回避自己的慾望（這樣的行為甚至也包括職業選擇，似乎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而所謂「隱私」恰恰是禁忌（或者權力秩序）的後果，以它此組織激情，規劃什麼是不可觸碰（這樣的規劃也左右了性慾）。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迫不得已地對隱私的尊重，即是對暴力（結構性）的妥協，也是對暴力（個人的）的防範。所以重要的不僅僅是做正確（或者不正確的）事，而是你與這件事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只有對自身主體相對充分的理解，我們才具有面對另外一個異質主體相處的常識，與他的行為、他的言論、他的趣味。政治立場可以令家人與朋友嚴重疏離與撕裂，一方面因為政治立場與自身的存在聯繫在一起（這個存在不能簡化為階級位置與利益），另一方面我們總是看見撕裂的現象，而難以指向造成撕裂的秩序。我們談論的不是和解，和解只是溫情脈脈的暴力面紗。而是要指向那撕裂鏈接的秩序，理解存在的真相。

文 / 滿宇 / 2019年6月

【一個人的社會】藝術計劃

此次藝術項⽬以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為理念參考，邀請藝術家與精神分析家一同針對社會中的不同個體進行⽥野研究與實踐工作，通過一系列的會談、討論班、協同創作、展覽等活動對社會中的「⼈」之精神狀況展開理解、對話、認知和行動。這個項⽬的初衷是為了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嘗試重新指認⾏動的主體。

沒有人例外，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語境中，但由於遭遇的偶然性，每個人有著自己的上下文。《一個人的社會》將具體的個人作為工作的第一現場，藝術家處在一個無知的位置上：自身的歷史、家庭與社會關係將得到重述。作為一個持續項目，我們期待通過不同階段的工作積累，圍繞著主體的現實，在不經意的日常行為中和無處不在的權力話語這一緯度上，呈現個體特殊的主體邏輯與社會現場之間複雜的張力關係。在這樣的工作中，我們能夠更為清晰的看到那些瑣碎或者嚴謹的觀念、日常或者異常的行為、那些所謂高級或者低級的審美趣味與個人遭遇之間的關係。那些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神話即便是在日常的層面也需要被權力的幻象結構所支撐。

我們期望藝術家的工作遵從「從現場到現場」的原則，因此項目的完成會根據自身要求以不同的方式結束。這裡的現場到現場，強調的是藝術家始終在秩序的生產環節中工作，而展覽只是對整體工作的一個階段性呈現與交流。《一個人的社會》第一期曾於2019年6月23日在廣州新造當代藝術中心展出，由十位藝術家與他們的合作者共同參與；目前新一期的十二位藝術家正在進行田野工作，第二期展覽將於2021年8月在香港展出，由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主辦，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此項目由李一凡、滿宇和兩位精神分析家劉洋、徐雅珺共同發起。第一期的策展人為滿宇，正在進行之第二期的策展人是劉南茜。我們期待持續的工作可以將對主體的重新認識帶入我們未來的常識，以面對個體在社會實踐中所遭遇的內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