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4.27”与福柯：两激情的相撞

一

对我和许多朋友来说，1989年4月27日也是最重要。一直想将这激情的一天写出。可是，就在上周收到福柯男友丹尼尔Daniel Defert的电话号码。法国朋友说丹尼尔会很高兴见我，希望我给他电话。拨通了丹尼尔，说好了，4月30日的下周二，我去巴黎十五区他的居所，也是福柯和他从1970到1984年共同生活的公寓，rue de Vaugirard， 去拜访他。

如同当年因马克思而走出斯大林、毛泽东，因康德而超越马克思，福柯曾将我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到萨特等成串的坑洞里拔了出来，福柯激情已十来年了，持续不衰。前两年在巴黎买了他新近出版，主要由丹尼尔编辑的两卷本《说与写》Dits et écrits，它集中了福柯散落各处的演讲、采访、书的前言序言等。翻开其中的每一页几乎都有奇特、意义深沉的句子。也读过几部福柯传记，被丹尼尔吸引。去年去福柯的老家Poitiers时，为寻找福柯的墓地，联系上了当地的民间社团“福柯的花园”。社团负责人听说一中国人老大远地来到福柯家乡、别墅、花园和墓地，大感动，说如果我愿意，她可以将我介绍给丹尼尔，真令我喜出望外。只是，当时必须回香港......这是搁在心里一年了的大事。现在我得放下正在写的关于1989年4.27的文章，再读福柯作准备：该向丹尼尔提哪些问题？我们将要谈什么？

这样也好。文章本来就似乎写不下去。关于三十年前北京的图文，汗牛充栋，它建构了官方与民间各自固定、各有其权力的话语形式即说法，魔鬼、天使，个体被群体淹没...各自有对事件情节、细节和主角的程式性选择。它多年的重复，似乎在使生命力本来可以旺盛的事件死去，使大悲剧面临悲剧的结局：它太刻骨铭心，人们不能、不愿忘，但固定的情节和言辞的重复，使人有渐趋失控的麻木。曾经热血沸腾的听、看、阅读和参入，在变成义务和仪式。甚至，过去的事件暴力在世界范围内拉低了政治伦理底线，强化了人们当下的道德心理承受力，驯化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失去了激动激愤的能力，失去了因焦虑社会公正而失眠的品格：无论如何，没有开枪就是”进步“；被天安门前燃烧的装甲车震撼过的眼睛、身体，可以在无意识中接受集中营、律师、文人的失踪......

得承认，这令人沮丧，沮丧瘫痪笔头。还不只如此。1989年的悲剧之独特，如此说是大惨烈，不如说是大公开。世界历史上，很少，几乎没有一个大事件如同这年北京的春天，几在数码技术时代，在国际媒体的数百架摄像机、高端相机的镜头下全程展开。然后互联网时代接踵而至，海量般高清的视频、图片被个人电脑、手机、云端储存，永久地在宇宙流转。世界、中国人因此，因现实和影像的1989年而分化、人们彼此疏远、还有至少是情感的对立、冲突。那些仍然在事件的惨烈之外的无数人，不解世界舆论为何持续地谈论人权和中国的1989年，他们因此愤怒，将这些谈论和批评视作是对中国崛起的嫉妒、敌视。于是，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9年的事件竟孕育出新一代的“爱国”、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话语。

这情感与话语不只是在民间和体制各部分，而且诱惑着精英，为甘阳、张维为、王绍光、胡鞍钢、林毅夫等在国际交流中活跃的文人，提供了社会升迁的新通道。天安门悲剧曾一度是他们个人的困境与尴尬。该如何面对世界为之震撼的悲剧及其之后的中国？绕过它吗？在学院、大学的国际交流中，他们会很难讨论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会使这些自视高得自己也犯晕的生物，难以得到他们期待的国际认可。直面它吗？又会使他们无法在中国立足。而离开了中国，他们的学术素养与储备，他们的道德意志和自我认同identity重构的勇气，皆不足够。他们得靠着国家活出职业上的精彩。于是，以叙述中国崛起、强大及有普遍意义的”模式“的方式绕开1989年，就成为最适合他们存在方式的话语。而且是一旦上路，就得走下去...他们于是成为21世纪以“中国模式”为核心的中国官方新型意识形态的主要制作者。他们的自负、封闭与貌似得意，更使中国社会不同社群之间的观念与情感的沟通困难的几乎不可能。

如同三十年代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沉默，不只是因为政治压迫，而且还因为从民众到精英的普遍狂热，它灭了理性思考与对话，也就取消了真的写作，甚至存在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世界、人心变了，你为什么还要说过去？该怎么用今天的趣味写出事件之今天和未来意义？写，写给谁看？说，说给谁听？

二

拉倒，不写了，还是准备去见“福柯”吧。

在我看来，从尼采到福柯，可能得加上弗洛伊德、荣格等，完成了一个被忽视的“哥白尼革命”，那就是，是历史与社会化了的身体规定精神、思想，而不是相反，所谓常有的“身不由己”便是明证。现在，读着福柯，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如窗外的蒲公英乱飞。飞向当年，飞向武汉、北京...三十年了！昨天是4月26，明天4月28日，当年的这两天，是最自由、最激动的时刻之最激动、最自由的开始，也是一生由“我”变成“他者”之暴烈转折的开始。《人民日报》就是昨天发布了它著名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它是前一天邓小平凶狠乃至有血光的内部讲话改写本，只是，邓失控、怒火冲天的威胁句子都被删去。

也是4月26日，全国各机关、企业、大学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我所在的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召集有数十名党员教师、博士生的传达会议。会上，书记紧张地读他的邓小平谈话记录：必须划道线，25、26号上街游行是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再上街就是敌我矛盾...当邓说到“要总结波兰团结工会，军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太软弱的教训，不要怕流血”时，我愤怒，也似乎看到大悲剧，数十万，可能百万个体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如大山压顶地逼来的巨大阴影。因为，写作、观察当代中国政治有年，知道邓小平的狭隘和倔强、强悍；同时也知道民心乃至党心大变，民意支持深的大学生们意志如铁。此时虽觉前景飘忽，但能确定的是，两强相遇，当天崩地裂。

愤怒，其实还有“终于在历史中”的兴奋。直觉十亿苍生的国度之世纪性的历史转折在即，介入可能改变它的走向，个人生涯乃至生命，顿时轻如柳絮。于是，邓的“不要怕流血”的话音未落，我猛跺双脚，拍案而起，摔门而去。其时办公室老旧，地板松薄，跺脚不是“咚”，而是“轰”的一声，如雷。

出门时向与会者扫了一眼，分不清大家是惊讶或痛快，可能两者都有，有几人甚至张着大嘴看着我。惊慌的邓书记赶忙追了出来，拉住我结结巴巴：你你你怎么能这样？这样？我掏出烟盒拿支烟，摸索出打火机点着，缓缓吐口烟说：出来抽只烟邓书记。我们都是党员，是党员就该为党，为国承担责任。你应该知道，邓小平现在是完全脱离了现实。现在不是两年前（1987年初，各地传达邓小平类似的讲话后，大学生的游行迅速平息）。他此话如果落实，将是全党全国的灾难。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

后来知道，单挑老邓，传达他讲话时拍案而起，当天快速传遍全校。从这天开始，我被认为是本校乃至本地的大“黑手”，一名共产党变敌人的程序启动。公安从四月底开始，在我家对面的楼上租了房，架起了摄像机...

无论如何，邓小平的讲话，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在使大学生们愤怒、不平的同时，成功地制造了恐惧。但那不是这之前和如今霸凌得让灵魂瘫痪的恐惧。青年人怕而不服，蠢蠢欲动。

第二天，4月27日上午，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那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朋友，我的第一本书，论述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编辑打来的。伶牙俐齿的他激动得口吃：同学们上街了，上街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啊。快来吧，来北京见证历史的转变吧！

我开始动了去北京的心。然后是看到了中央电视台转播大学生游行，甚至有无数热烈欢快的市民在游行队伍外向学生扔饮料、冷饮和钱币的镜头。央视高级黑，突显了学生“拥护中共的正确领导”、“拥护改革开放”的横幅，说学生游行是拥护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由此受到市民的支持......官方舆论一反前一天的凶狠，陌生的温柔不真实，得听、看三次才相信。

欢乐与幸福也有公私之别。目前为止，一辈子好像有两天因公共事件而最欢乐最幸福。一是1998年法国成世界杯冠军，另一个就是1989年的今天，4月27日。这实际上是公私合体的欢乐，对个人，它向所有的人证明了我昨天拍案而起的牛逼和正当，北京的数十万、百万学生、市民救我小命：我不再是单挑老邓，他们在和我一起。风水轮流转，现在是老邓单挑人民。

这一天上街的大学生、支持的市民不但人数空前，据说，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北京多数的大学生，包括许多平日政治冷感到零度的同学，都首次上街。好些个大学的校园空荡荡，人们倾巢而出。规模之大乃史上的首次。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德高望重”、握有绝对权力的邓小平发出“不惜流血”、最具威胁的禁令，通过全党全国的第二天！特别是，规模空前的大游行秩序井然，诉求温和；之后如上所述，官方的第一反应也是温和。一时间，压抑、恐惧的人们突然乐观、欢快，朝野良性互动的前景似乎如晨曦在地平线。流言也顺势而起，说邓小平看到大学生游行的规模和标语后，拍着大腿说“上当了上当了”，上了李鹏和当时北京市长陈希同假汇报的当。此时此地，人们的士气大概有一半是被这类流言鼓舞、支撑着。

夜幕降临，急邀好朋友喝酒。那个痛快，一去不再。我趁着酒劲几乎失态地大笑大叫：干了！记住这一天吧，4月27日！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现在，朝野对话成本最低，除此没有别的选择。中国人和平走向民主的梦想，可能从今天开始成为现实。

三

此时，思绪断线，它像当年偷渡到香港的快艇，风浪中急转弯，从北京回到巴黎，回到三天后与丹尼尔的约会，回到福柯...过去与今天的激情，89年4.27与福柯的激情，哲学与生活、理论与现实的激情，迎头相撞，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突然，似乎感觉到激情相撞后的融合。我在回忆，在写历史，正在写事件，在企图写出事件延续到今天的后果。这正是福柯给哲学家的定义：哲学家就是要说明什么是“现在”、今天。而要理解、说明现在，不可陷入在历史之外的“传统文化”的深渊，而是得理解重大的、在历史中造成断层的大事件；理解话语形式的演变、主体的重构与事件的关系......。记得几年前读过著名的法国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福柯的好友Paul Veyne写的福柯的小书，那是众多关于福柯的作品中独特的一本。他针对的是古希腊、罗马史家们对福柯史学方法的争论，谈作为史学家的福柯。在他看来，福柯独自闹了场史学研究革命。这个革命，在我的理解，是福柯在其法兰西学院的讲课中强调、呈现的方法，那就是，不是叙述历史事件的前后及其因果关系，而是探讨人类主体将事件“内化”的过程，是新旧规范、规训的权力体系、机制，话语与知识形式、真理及其权力的解体与重构。

由此出发，福柯有他不同于德勒兹的“事件哲学”。事实上，不说别的，中国人，无论朝野，作为历史的主体被1989年深刻地改变了。事件不但建构了关于自己的固定话语，而且，外在事件已经内在化 s’intérioriser 为不同群体的集体精神、情感，内在化为政治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官方与民间、游走于这两者之间的人们的话语及其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1989年不只是过去了的历史，而是创造了且还在创造今天。围绕这个事件，官方和它的反对者构造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的话语形式和各自的真理、“知识”。它由此是形成、理解90年代后中国之为中国，当代中国人自我认同identity的入口...它完全可以是活生生的，就看我们如何处理它，用什么样的话语叙说它，用什么样的范儿进入主体、权力、真理的游戏。历史、事件的叙述与一般意义的写作，如福柯所说，是最重要的自我治理、关照之一。有勇气和技术含量的真话，可以是真理成为气质、风格...

到底是阳光下的四月，又想到当年邓小平的“4. 25”有血光的讲话。如福柯所启发的，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不是对当下现实的回应。在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有其先验乃至超验transcendantal固定的话语与“知识”形式，是这个话语与他的“知识”形式在操纵他、说他，而不是他在说话。这，不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政治麻烦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