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真正的工会？

蔡崇国

第一章、为什么中国的劳动者需要有自己的工会？

第二章、怎么看中华全国总工会？

第三章、西方国家工会和中国

第四章、波兰团结工会与中国

一、为什么中国劳动者需要自己的工会？

过去和现在：工人农民都没有权力

如果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此之前，中国是计划经济，我们是在国营或集体企业干活，或者在农村人民公社里种地。那时没有老板，只有拿工资的单位领导。这些领导当时也压制工人，工人也没有什么地位。但，那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压制，其压制的内容和方式与今天不一样。对当时的单位领导来说，企业生产、销售什么、按什么价格买卖、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由国家规定，企业赚不赚钱、有没有利润，都是不太重要的事，反正单位领导都是工资固定的工薪阶层。因此，我们工人当时和那些干部、企业领导并没有“我们挣得多，他们就挣得少”这样的经济利益对立。在当时，如果工人得罪了领导，他可能会失去钳工、电工等这样好的工种，很难升级，或者，会记档案、扣发奖金、分不到好的住房等，但，无论如何，领导没有权力随意开除我们，没有权力取消我们的公费医疗和工资、退休金。

在这里，我们拿现在和过去比较，是要说明中国社会现在的变化，是要说明我们工人、农民等各个行业的劳工在今天所遇到的严峻问题，而不是想简单地说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比现在好。现在，我们知道，由於种种原因，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甚至对“文化大革命”时代十分留恋。他们说，那时的干部没有今天这么腐败，工人、农民的地位比现在高，大家的工作都有保障，还有公费医疗等......尤其令人痛快的，是在搞运动时，可以造企业和政府领导的反，贴他们的大字报，好好出口窝囊气。

这些人说的是事实。特别是当时的城里人，工作有保障，有公费医疗，教育也几乎是免费的。这些，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宝贵，现在回想，简直像童话一样美好。然而，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不好，不能因为时间一长，就忘了、就否定我们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受压迫者这个事实。那时，报纸广播和各个会议上整天都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整天都宣传什么“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但在实际上呢？那时的共产党依靠的只是工人、农民中最听它话的那一小部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劳动者，作为整体，在国家事务中、在企业中，完全没有权力。工作有保障，享受公费医疗的，也只是在国营企、事业单位里工作的正式工。大多数农民、城市集体企业职工，还有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临时工，却没有这些权利。工人的月工资，农民一年积累下的工分值，多数只能维持最低的，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的生理需要。那时普遍的贫困，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仍然是刻骨铭心。政府、企业领导和农村的公社、大队干部对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为，乃至於对情感，私生活的细节，都实行今天难以置信的控制。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谁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听党和企业领导、公社、大队干部的话，一夜之间就会由所谓“领导阶级”的一员变成罪犯一般的“反革命”。

不要作“领导阶级”，要作自己的主人

为什么当时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工人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纸上的领导阶级”？很清楚，也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工没有自己的组织。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过於相信政党和政客，曾经将我们工人的命运几乎是完全地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政府，幻想中共这个政党，中国政府可以永远代表我们劳工的利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劳工再也不能指望别人来替自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即使这个“别人”是政府，即使它是一个在开始时有良好意愿的政党，来替自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了。自己的疼痛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权利只有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和维护。

即使只站在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工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也仍是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展开。但，有一点应该明确，我们批评今天令人痛苦的现实，鼓动独立的工会运动，不意味著我们主张回到同样使中国劳动者痛苦的过去。我们要的是在中国的今天创造新的历史：中国的劳动者要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不要做什么指挥其他阶层，甚至消灭其他阶层的“领导阶级”，但我们也不要做任何其他阶层，任何政党的奴隶或工具。也不要做仅靠别人同情施舍的所谓“弱势群体”。我们只要做一个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利益的自觉的社会集团；在与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关系上，我们也只要求做一个平等、独立、有组织的社会对话与合作伙伴。

新的利益冲突已经形成

在毛泽东时代成为历史后，我们看看今天的现实吧。经过二十来年的“经济改革”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企业单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这些企业或者是私营，或者是外资、合资企业，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因为股份制的实行和承包，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企业领导对生产、销售和财务会计等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尤其是对我们工人，他们和私人、外资、合资企业的老板一样，有了完全的支配权。他们可以任意解雇职工，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福利，甚至可以买卖企业的资产和企业本身。特别要提到的是，由於这些企业领导可以支配几乎全部企业，由此，如果职工的工资福利越少，他们能支配的财富就越多。总之，现在不论是国营、集体，还是私营、外资、合资企业，都是老板在支配企业。他们和我们工人形成了“我们挣得多，他们得到的就少”，“他们的权力越大，我们的生活就越没保障”这样的利益冲突关系。

本来，这种利益冲突关系是可以调和的。如果企业管理得好，老板尊重职工的基本权益，那么，企业发展了，有了好的效益，利益分配合理，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但，问题是，工人没有组织就没有地位和力量，老板因此根本就不尊重工人的基本权益。工人没有独立的、有组织的利益代表，利益冲突关系就无法调和。这些老板且不说尊重职工了，他们简直就不把工人当人看。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失业、下岗的越来越多，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现象越来越严重，工作条件越来越糟糕，职业病急剧增加......尤其严重的是，导致大量工友死伤的矿山爆炸、火灾、毒气泄漏、食物中毒等工伤事故，越来越频繁。

特别要指出的，随著社会风气的败坏，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很多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的、特别贪婪的一伙。有的企业领导和老板打著“股份制改革”的旗号，强迫职工购买企业的所谓“股份”。一年，甚至几个月后，他们和政府官员串通好，突然宣布企业倒闭。职工不但没有了被拖欠的工资，大半辈子的积蓄，或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就这么一下子，全进了这些老板和当官的口袋！还有的企业领导背著职工，干脆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营企业，包括地皮、设备，甚至职工宿舍，低价给卖掉了！职工在一夜之间，不但没有了工作，没有公费医疗，连住房都没有了！

凭什么民工就是下等人！

还有我们这些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民工们，命运尤其悲惨。在家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城镇的厂矿里打工。在那ù堙A就因为我们是农村来的，就因为我们没有城市户口，常常要受老板多一层的压榨。特别是那些在玩具厂、鞋厂等行业的女工，一天工作常常在12，甚至14个小时以上，周末也得工作。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每年因职业病或工伤事故而死亡、伤残者不计其数。那些在煤矿和鞭炮厂爆炸事故中死伤的，多数是我们民工兄弟。出了厂矿门到社会上，民工们又常常被公安、城管等部门欺负和敲诈。除此之外，民工的孩子们上学也特别困难，部分有权势的人不但在现实中摧残民工，而且正在毁掉他们的未来，使被压榨的人世世代代被压榨。

2003年春节前，一位好心的新华社记者就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有百分之七十的民工工资被拖欠。这份调查报告还揭露，除了不到百分之十被拖欠工资的民工利用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工资外，绝大多数的民工只能是反复要求老板发还被拖欠的工资。一些报纸也报导了民工找老板追讨拖欠工资的结果：很多民工竟遭到老板或老板雇用的打手的殴打。有的民工在绝望中往自己身上浇汽油，抱住老板，要与老板在火中同归於尽！

说来令人心酸。每年春节前，别人都喜气洋洋地忙著置办年货，而我们民工却总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老板会不会发还拖欠的工资？他不给工资怎么办？我们拿什么回家过年？每年春节前都有很多工友在绝望中爬上高楼或吊车，以自杀，以死相威胁来讨回自己的工资。

政府是偏心眼

而且，不只是老板，现在的政府政策，也不把我们工人当人对待。就在我们失业下岗，或者今天有工作，不知明天会如何的时候，政府的“改革”把学校、医院都改成商业性的盈利机构。这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少见的！公费医疗是早已取消了，义务教育也是名存实亡。更叫人难以忍受的，是学校、医院收费越来越高，一个孩子的学费就得花我们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得一场病就可能倾家荡产。这，不但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而且，我们孩子们的前途，也可能被断送了！

事实很明显，改革二十年来，确实有一大批人富裕了，他们的日子过好了。可我们工人呢？我们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被人瞧不起，日子越过越艰难。过去经受政治上的压迫一点也没减轻，现在又加上了经济上的压迫和社会的歧视。

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老板、官员把我们工人不当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原来，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只是单个人。我们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反抗的力量，没有反抗的力量就受人欺负，就被人瞧不起！

“改革”前没有老板，我们和当时的企业领导一样，都不是单个人，是党、政府、单位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现在，党、政府、国家发展私人、外资企业，让企业独立，不但不管我们了，还一屁股坐到老板那边。我们因此变成了没有力量的单个人。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不自己管自己，不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上，我们就会永远被人欺负下去，永远被人瞧不起！反之，如果我们工人、民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就能共同抗争，力量就大，老板就不敢再随便欺负我们了，政府官员也不敢只是替老板说话。而对社会来说，老板有钱，政府官员有权，而我们工人因团结而有力量，这就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这会使各方不得不考虑对方的利益，社会才可能合理，经济才可能稳定、和谐地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要有独立工会的最简单的道理。

官方刊物发表倡导独立工会的文章

一家属於中国新闻社的刊物 《新闻周刊》 在其最近出版的第22期中，发表了署名为“武汉陈旺”的读者来信，其标题为《工会的尴尬缺席》。它也能在具影响的“中国新闻社”网站的“新闻周刊”栏目里看到。

在这封信里，陈旺明确地提出了独立工会的重要，他说：“显然，乞求企业主发慈悲或者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尽职尽责都很有难度。一盘散沙的打工者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法组织强有力的、独立的工会组织，参与到这场与企业主的直接斗争甚至争夺政府支援的努力中去。”

这封信著重提到震惊全国的广东东莞安加鞋厂女工中毒事件。在这家鞋厂，老板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让工人长期在有剧毒的环境工作，导致数十名女工瘫痪，或失去工作，生活自理的能力。信中说：现在，“安加鞋厂负责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同意提供治疗、支付工资、支付赔偿。但是，比较一下安加鞋厂在事前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根据规定，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安加鞋厂一厂二楼车间没有通风渠道和抽风机，加温隔层处也没有排气管道，有毒、无毒作业场所混在同一车间内。员工所戴的胶手套和棉手套都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厂方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做法已经给很多打工者带来了巨大的身体伤害，但在事件被披露之前，他们却装聋作哑。

正如安加事件所反映的那样，打工者们大多来自偏远省区的农村地区，对自身的权益懵懂无知，企业主也往往把他们当成无知怯弱的赚钱机器，置打工者的合法权益乃至身家性命安全於不顾。显然，乞求企业主发慈悲或者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尽职尽责都很有难度。一盘散沙的打工者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法组织强有力的、独立的工会组织，参与到这场与企业主的直接斗争甚至争夺政府支援的努力中去。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工会，从去年年初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但是我们从安加事件中看到的却是工会自始自终的尴尬缺席。我想如果安加鞋厂职工成立了健全独立的工会，如果这个工会能够依法有效行使职责，这场悲剧就应当能够避免，受到伤害的职工就不会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得到救济安抚。”

这封信最后说：“安加事件只不过是劳动者合法权益被漠视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里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大批外来打工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十分严重。已经有媒体报导说，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正在开始建立，但是工会建立后，如何能够有效运转，充分发挥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仍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网上原文：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2-08-12/1/249.html，中国劳工通讯2002年8月17日报导)

二、怎么看中华全国总工会？

对於工人应该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这个主意，我们很多人会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国家不是有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吗？在我们省、市、单位，都有这类工会，为什么还要自己再去建一个工会呢？

中华全总的真正角色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称它为官方工会--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或邻居，可能就在工会工作。说起这些人，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是干部，没有什么权力，但人还老实，有很多过去还是劳动模范，或者是快要离退休的老干部”；对工会，我们的印象也是，“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政府部门，工作轻闲，只是组织一些文娱活动，对困难职工发放一些补助金”。现在，很多国营企业停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下岗，於是，有不少人开始羡慕起在工会里工作的人了。因为在工会工作虽然没什么权力，但，大小也是个干部，工作比较有保障，医疗费也多半能报销。很多人现在也知道，现在工人罢工、游行、堵路的多起来了，工会工作也比过去忙了一些，在省、市工会工作的干部，常常要到企业去，配合政府做稳定社会、维护治安的工作。如果有工人罢工、游行，这些干部就得去做职工的“思想工作”，代表政府和企业去了解职工的状况，稳定职工的情绪，劝他们复工、回家。然后，他们又将这些了解到的情况向党和政府部门，向企业领导汇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对付“闹事”职工的办法。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职工和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就是这个“工会”所发挥的“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作用。

这就是我们见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什么时候为工人说过话呢？在职工利益和政府部门、企业领导、或企业老板发生冲突时，它维护过工人的利益吗？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在职、失业、下岗的职工会说，“没有，这个工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即使它能，它敢那么做吗？我们也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说，“它不能，也不敢去保护职工的权益；它不能，也不敢去和做了坏事的政府部门、企业领导或老板抗争”。

据报导，2002年9月19日，广州社情民意中心作了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首先想到找“基层领导”的是34.5％；想通过法律途径的是28.4％；找人大代表的最少，有2.4％。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找全国总工会！

全总和民工没关系

对我们农民，或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人来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则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知道，在全国县城、县政府门口都有个“总工会”的牌子，它常常和妇联、共青团县委的牌子挂在一起。它和农民完全没有关系。它管的是县属企业，尤其是在县政府各个部门工作的职工福利问题。农民来到城市打工后，市工会也根本不会管这些“打工仔”，因为他们是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在企业里，不论是私人企业或外资企业，或者是那些挂著“国营”、“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实际是私有的企业，很多连这类官方工会也没有。就是有，其工会主席不是企业老板的亲戚朋友，就是什么办公室主任或老板秘书在兼任。这是什么工会，完全是个老板会！

问题就出在这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人不好，而是这个工会的体制大有问题。这个工会的各级领导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各级党委任命，甚至是由企业老板指定的。他们不是对职工负责，而是对政府和企业领导、老板负责。如果在职工和企业领导、老板的利益冲突中，在职工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冲突中，这些工会的干部站在维护职工利益的立场上，他们马上就会被撤换掉，甚至丢掉饭碗。反过来，如果他们是站在领导和老板的立场上，他们的职位不但有保障，而且还会升迁。他们也是平常的人啊，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能奋不顾身地保护职工利益呢？即使他们有这种不顾一切地保护职工利益的献身精神，可如果马上就被撤换，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啊！

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保护职工利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工人遇到什么不平事时不愿找这个工会的根本原因。

两股道上跑的车

中华全国总工会没有意愿替职工说话，不能保护职工权益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这个“工会”和各级主要领导，特别是大企业，及企业以上的区、县、市、省级工会的领导及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干部，他们和我们工人的地位、利益完全不同，和我们职工的想法、爱好、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他们是来自科级、处级、局级、厅级和部级的国家干部，到目前为止，只要不犯“错误”，根本就没有被解雇的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担心的是如何能由科级干部提升到处级、如何由处级提升到局、厅级......他们的工资是国家财政拨款，完全有保障，和企业是否亏损，是否倒闭没有关系。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也是固定的，决不会有工作时间太长，工作条件恶化的问题。他们还有完全的公费医疗和退休等社会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昨天还是某个单位的党、团委书记或某个企业的副厂长，今天被“调到”工会来当主席，明天可能又会调到某个单位、某个企业、某个政府部门，甚至可能是公安部门去当负责人。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质疑这些“工会干部”的品质、能力，也不是批评他们不应该享受上述的那些待遇，他们对职位升迁的向往也是人之常情。我们要说的是，他们和我们职工、和我们这些工人、农民、民工......等不是一路人，按过去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说法是“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也就是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各级干部，不但不是经过职工选举，是由党、政府部门，甚至是企业领导和老板任命的；而且，这个任命也不是在职工中任命，而主要在与职工的生活、利益和想法完全没有关系的国家干部中任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些“工会干部”理解和保护职工的利益呢？站在这些干部的立场上想问题，要他们去关心和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没有关系的事，要他们去解决他们完全不了解的问题，那不为难他们吗？他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企业的临时工、合同工、是“下人”......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大家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彼此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焦虑和希望不一样，怎么可能要求、指望这一个阶层去代表另一个阶层，去为另一个阶层冒著风险争利益呢？

新工会法也不顶用

确实，2001年10月27日，政府通过了新的“工会法”，这个“工会法”明确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是保护职工的权益。这应该是一个进步。200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它的《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就是一个自己说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自己如何如何重要的宣传文件。一些报纸对这也作了很多报导。当然，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宣传也不是一个坏事，它说明中华全国总工会知道工人不喜欢，不信任它，它在著急，它要通过宣传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希望通过立法来给自己的活动争取一些空间。可问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保护职工利益的原因是它的行动和体制，如果不在法律上改变这个体制，只是空泛地规定它保护工人的利益，其结果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要得到职工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得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保护工人权益的事情来，只靠自吹自擂的宣传能有什么用？这不是把别人当傻瓜般欺骗吗？

从2001年10月新的工会法通过，到200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全国各地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倒闭，同时，没破产倒闭的企业都在实行强制职工买断工龄。企业破产倒闭和强制职工买断工龄将更多的工人抛向街头，成为收入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收入的失业、下岗工人。

从辽阳和大庆工人的抗争中看全总的角色

2002年是中国工人状况加剧恶化的一年。这一年，不但有大量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因为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而倒闭，从而导致中国众多的工人失业下岗，而且，中国正式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后的严重社会后果也在这一年表现出来了：很多经营状况良好的国营企业和集团企业，以加入“国际竞争，迎接世界化的挑战”为名，加速所谓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这种以“股份制改革”为名的私有化的好坏我们姑且不论，而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那些有大量赢利的企业，也有大量的工人被迫“买断工龄”，被他们的企业彻底抛弃。

因此，这一年爆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两次工人示威抗议行动。这两次行动都发生在2002年的3月，一个是大庆石油工人为抗议石油管理局强迫工人买断工龄而走向街头，人数最多时有三万左右。这个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另一个是辽阳二十多个企业工人参加的，以辽阳铁合金厂工人为主的抗争行动，到现在为止，它已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年。导致辽阳工人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的贪污腐败，并因此导致企业倒闭和大量工人失业下岗。本来，当时新的工会法刚刚颁布，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也可以带领工人坚决地、理性地斗争，以保护他们合法的权益。但是，这个工会不但没有站在工人一边，反而帮助腐败的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去威胁、恐吓抗争的工人。姚福信是一位辽阳铁合金厂工人很信赖的工人代表，他曾和其他的工人代表一起与辽阳市政府对话，并成功地制止了愤怒的工人情绪化的行为。但是，辽阳市公安部门却在2002年的3月底，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罪名，逮捕了他和其他的三名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被捕后，中华全总干了什么呢？它不但没有去了解辽阳工人的悲惨处境和抗争的原因，没有去营救被捕的工人，没有去抗议辽阳市政府的恶劣行径，而是一屁股就坐到了政府和腐败的企业领导一边。它明知在工人和政府之间没有起码的沟通渠道，冲突因此有激化的可能，却还是在那?堣鶪W加油。2002年11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竟然说：姚福信等工人代表的被捕，并不是因为组织了工人示威游行，而是因为刑事犯罪，烧毁汽车！大家知道，张俊九加给姚福信等人的这个罪名，比辽阳公安机关所说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要严重得多。知道了张俊九的这个讲话后，我们当时立即与辽阳市政府、市总工会等部门联系，他们都否定了张俊九的指责，辽阳总工会主席干脆说，张俊九的这个说法“是造谣”。

你们看，迫害抗争的辽阳工人，中华全总的负责人，居然比辽阳市的公安部门走得更远，手法更狠毒，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全总干部最怕工人"闹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全总的负责人都像这位张俊九先生这么坏良心，这么官迷心窍。这种将工人的不幸和抗争，当作是向政府拍马屁机会的人，到底是少数。在全总机关，在全总地方和基层的负责人中，有很多都为他们这种夹在劳工和政府之间、夹在劳工和企业领导或老板之间的尴尬地位而感到窝囊和不满。确实，这些全总的各级负责人像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工人活不下去了，起来抗争时，平时瞧不起那些全总干部的政府官员就责怪这些全总干部“没有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命令他们到工人中去制止职工的抗争。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吗？可抗争的工人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工人客气一点的，指责这些干部“屁股坐歪了”，“顶著工会的帽子替老板说话”；不客气的，就干脆骂他们是“工贼”，甚至要揍他们！所以，这些工会干部最怕工人“闹事”，怕工人起来抗争。他们的这种怕和政府、老板的怕不同。政府和老板怕的是工人的力量，怕他们的个人利益直接受到威胁。而这些全总的干部呢，怕的是受上级领导追究他们“工作不力”的责任，怕的是出洋相，怕的是两头受窝囊气，怕的是到工人中去挨揍。

有些全总干部象特务

有时，就是因为这种怕，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张俊九，会干出最缺德的事：故意激化矛盾，然后嫁祸於工人代表，诬蔑工人代表“挑动工人闹事”、“破坏社会稳定和治安”......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上级领导说：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而是有坏人在工人背后操纵。所以，在很多地方，当工人起来抗争时，一些全总的干部就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抗争是谁发起的？谁是骨干？这些骨干在哪家开会？请愿书是谁起草的？等等。然后就向政府和公安机关汇报。政府和公安机关常常就按这些汇报去了解工人的抗争，按他们提供的名单去抓人。这样，工人的抗争不但不会使他们丢饭碗，而且他们还会因为表现了“立场坚定”而升官。大家说，这些“工会干部”的行为可恶不可恶？他们不是工贼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工贼”一样的“工会干部”，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坏良心的家伙。他们就是胆小，想上爬的私心重了一点。可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下，在这两头受气的环境中，他们就一时干出了缺德的事。如果法律和政府允许并鼓励全总站在工人的一边保护工人的利益，我想，这些人是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

不过，对更多的全总的工会干部来说，其尴尬地位带来的是良心的不安和心理折磨。而最令这些工会干部难受的是，他们常常不得不将打落的牙齿往肚里吞。在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遭遇不平，被无理拖欠工资，或被迫下岗时，他们不但不能替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兄弟说话，不但不能替亲戚朋友打抱不平，而且不得不制止自己的这些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去申张正义。他们往往明知内部贪污腐败的重重黑幕，却不仅要替人背黑锅，而且还要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一声不吭地看著人家掏自己的腰包。这实在是残酷。

全总的基层干部盼改革

很多全总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但，越来越多的全总干部在梦想，甚至开始以各种形式要求改变这种越来越难过的现状。他们中有的人写文章，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向政府、向共产党要求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很多基层的工会干部，他们和职工有密切的情感和利益联系，他们不但看不下去企业领导或老板的腐败、贪婪和残酷，看不下去职工艰难的生活和不平遭遇，而且，企业破产倒闭了，他们也难逃失业下岗的命运。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这种完全依附共产党、依附政府的状况能得到改变。到底应该怎么改变？他们可能还不清楚。让全总独立？他们不敢想。但，他们确实有替天天受人欺负的工人兄弟说话，能独立地为保护他们的权益作点事的愿望。

正是在全总中还有这些有良知的人，所以，在有些地区，在全总的某些部门，我们能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这尤其表现在一些外资企业，那?堛涤罴h工会开始由全总工会会员选举工会主席，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选举得到了全总少数负责人的认可和鼓励。我们认为，广大职工也应该支援，参与这种选举，尤其要在参与的过程中，大胆地与那些舞弊、想搞假选举的人作斗争。我们知道，中国这几十年已形成了新的专制传统，那些有权势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常常操纵选举。我们中的很多人已不相信选举，对选举不感兴趣了，以至於可能报以冷漠、观望的态度，一旦发现舞弊，或者是不参加，或者被迫参加了，就不负责任地乱投票。这种态度一定要改变。客观地说，在现在中国的企业推行工会主席选举，一开始，舞弊现像是很普遍的。这时，如果我们敢於揭露，公开抗议这种可耻的舞弊行为，同时又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去争取进行公正的选举，那么，真正的选举就可以实行，职工自己推举工会主席就可以成为现实。反之，如果我们不热心参与，或者，一发现有舞弊，作假的行为就打退堂鼓，那么，真正的民主选举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根本改造，就永远不会到来。

对广大的工人、农民，包括民工、教师、基层职员等劳工来说，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应该从自己所在的单位、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能使自己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可以试图去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也可以从坚决要求全总的基层工会负责人的民主选举开始，使中华全国总工会能逐渐地实行从基层开始的民主改造，让它能有一天能真正掌握在我们职工的手中。

三、西方国家工会和中国

关於对西方国家工会的一个误解

在我们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而在政治课中，关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关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等，是政治课的基本内容。在这些政治课的教科书中，在老师授课的课堂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工人运动产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组织工会，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当然，中国今天的现实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驳斥这些片面的，早已过时的“理论教育”。自1980年代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新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并将国营企业“股份化”，其实也就是私营化，并制造了大量的新的资本家。而且，中共执政的各级政府的领导，几乎都一屁股坐在企业老板和领导一边，压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青少年时受的这些教育，却仍然是我们理解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中国的现实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於中国现实的谎言我们能轻易地识破。但是，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那些关於历史和外国的谎言，却多少还在我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很多人仍然以为西方的真正的工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否则就是“工团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黄色工会”，就不是真正的工会。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国成立独立工会，也会是以改变中国现实制度，推翻政权的政治组织。在下面我们对国际工会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这种将真正的工会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组织”的看法和逻辑，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性”的工会，现在几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工团主义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它们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主体，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在这些工会的所在国家，它们在保护劳工的权益方面发挥著最重要的作用。

至於很多中国人所熟知的波兰团结工会则是国际工会中的一个特例。我们会在下面介绍、分析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历程。

各国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历史趋势

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由於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及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更由於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工人的反抗运动的镇压，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曾经非常激进，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派别的行动纲领，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言。也就是说，当时以保护工人权益为基本目标的工人运动，也几乎就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后来，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它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强大的、派别众多的工人运动终於促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和关注贫困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压力下，德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制定了允许独立工会合法存在的法律，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早在1824年就制定了这个法律。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劳资冲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来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欧洲各国所看到的情况，即，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阶层的利益和权益，建立了全面的劳资对话等社会协商制度和发达的社会保险、退休等劳动保障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工会和工人运动为了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利益，随时保持对任何执政党的压力，即，主要的工会和工人运动是独立於国家和任何政党的“非政治化”的组织和运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基本制度的改变，议员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政治活动主要是政党的事情，而工会及其成员虽然会参与这些政治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在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劳工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夺取政权。它独立於政党，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目标，它实际的社会效果，也根本不同於影响、改变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

工会和工人运动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质，它以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权益为全部目标。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过去的革命性的激进，到现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的演变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在这些抗争中，无数的工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流血抗争，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工人的起义等。正是工人的鲜血和抗争，唤醒了全社会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会阶层的钦佩，支援和同情。为数众多的记者，写作了大量关於工人的贫困生活和艰难抗争的报道，维克多ܦ雨果、埃米里ܪ左拉、狄更斯等最优秀的作家创作了关於工人等“弱势群体”生活为题材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

在社会各阶层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也频繁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并组织起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帮助工人组织起工会。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拉萨尔、考斯基、饶勒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则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化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他们的研究首先改变了他们的生涯，使他们最终成为组织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反抗压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会改革的政治家，同时，也唤醒和系统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唤醒了全社会，包括各种派别的政治人物严肃地面对社会不公正、贫困问题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法国和德国，在工会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过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派别不同的工人组织已经很多了。1864年，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组织代表甚至在英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备大会，并成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在各国已有的众多工人组织中，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组织的工人组织只是众多派别中，人数和影响力较小的一个派别，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马克思。这种历史事实是和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宣传完全不同的。

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

这一切，形成了超过工人阶级力量本身的强大压力，逼迫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机构向工人阶级让步，重新考虑社会力量的新的平衡，并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调整上反应这种平衡，以避免被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所推翻的命运。这就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本国的劳资冲突日益中立化的过程，推动了这些国家在治理、防止社会冲突的理性化的过程。面对工人的抗争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逐渐放弃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压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诉求，先后制定并通过了自由、独立工会合法化、限定工时、禁止童工、保护女工，以至设立雇员、老板和政府三方协商委员会等重要法律，政府也开始以调停人的仲介角色，参与和组织和平处理劳资纠纷的劳资双方的谈判，并最终将这种谈判形成了为法律规定的制度。

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支援和同情，有利於制定工人权益的相关法律，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逐渐中立化，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层，即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对工人的诉求作出让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不得不遵守关於劳工权益的法律规定。这样，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准和工作条件，随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劳工阶层生活水准，购买力的提高又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社会冲突便得到缓和。

我们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和所享受的权利，很羡慕西方的企业、公司老板对雇员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为那是西方工业、科技和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以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优越的表现。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实，在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阶层的生活却始终得不到改善，甚至越来越差。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拿走了。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应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抗争，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国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一到我们中国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资建厂，就突然变脸了，一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在那么多外资、合资企业里，工人的劳动条件那么恶劣，工伤事故那么高，劳动时间那么长而工资又是如此低下？在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又表现在哪里？这里的全部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公司的老板在其本国文明善良，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在社会利益冲突的各方中较为中立的国家机器，有法制，有社会舆论，尤其是有独立工会的压力和监督，有法律保护下的工人抗争的威慑。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国与其在外国的这种行为差别告诉我们，没有工人的独立抗争，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动“变好”的。如果说，有不少的老板、资本家在此时此地对雇员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争历史造就的，是工人自己争取回来的。

西方国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对工人阶级抗争的让步和处理社会冲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争的结果，也是工人抗争运动越来越温和，越来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难理解，如果这些政府象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政府，及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坚持对工人的抗争进行压制，其结果，当然就会是工人运动越来越激进化，越来越将指向资本家的矛头转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运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机器逐渐地接受了工人抗争的基本要求，并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在不拒绝和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话的同时，以中立的角色促进劳资对话，这就使工人们觉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他们的这些表达是能够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馈的，他们在现有的体制内，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的抗争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这样，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就能将谈判取代暴力，将自己斗争的目标确定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上，确定在施加压力上，以使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能在议会通过，使政府能采取较为公正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会制度。工人运动中那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主义派别，他们主要是各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完全边缘化了。

国家中立化过程的争论

西方国家政府和其国家机器在这种中立化的转变过程中，在它们的政治家之间，在要不要通过立法，使独立的工会合法化，国家要不要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等方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忧虑，与我们中国今天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一样。法国议会在1884年通过工会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对这个立法，他们担心工会一旦合法化了，就会发展壮大，就会天天有游行罢工，以至於国家无法控制，造成社会动乱，并会迫使资本家作出过多的让步，使法国的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上升，会在和德国、英国的企业竞争中关门破产。

另外一些代表劳工利益，熟悉、关注劳工生活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议员，包括一些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则在辩论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和暴力，避免使工人运动激进化，就必须使工人有独立的合法组织。因为，工人的组织合法化了，就意味著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认，它与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敌对状况就会改变和消除，工人就会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合法途径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会在发动罢工、游行等行动时时，就会有合法的工人领袖，将行动的目的、地点、方式等提前通知资方和政府，资方和政府就可以提前作出反应和准备，工人运动就不再是突发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预计和可以治理的社会事务。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会小得多。同时，合法化会使工人的组织和其领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这就使劳资冲突发生时，政府和资方知道可以找谁谈判。而工人领袖一旦能和资方与政府的代表谈判，他们的态度一般就会温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采取社会成本和道义成本极高的镇压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

至於说对工人的让步会使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升高，在当时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知识界、政界和工会的积极份子，都多少知道一些已日益流行的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关於剩余价值及价格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出，商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资、成本及利润这三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及成本的升高并不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升高，而只可能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的改善，会使财富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上更为公平，而可以不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赞成、推动独立工会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动机并不真正是要保护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运动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宣传和教科书中，有很多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批判。说，他们鼓吹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只是为了收买工人，其实，他们在根本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此，我们要说，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们的动机，而是他们在事实上为工人的权益挣到了什么；重要的不是看资产阶级在独立工会合法化中得到了什么，而是看工人，看我们所有的劳工得到了什么。我们工人，劳工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的基本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和保证，别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又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却又嫉妒人家也过得好，这不是小家子气么？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记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崇尚那首先毁灭别人，然后是自己毁灭的“革命”？我们工人和劳工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别人，即使是资产阶级也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劳工的权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机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们利用的“革命成功”。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让历史帮助我们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误区，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西方各国，是工人自己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益并迫使国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权益和国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争始终是坚决而又是理性的。这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的劳工、资方、国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总体说来的良性互动取代了过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阶级对抗。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抗争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们最后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结束的。这些国家仍保持著基本的稳定。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如“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实现？不但这些预言没有实现，而且在我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给取代了。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能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抗争，使他们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迫使他们的国家政权在阶级的利益冲突中中立化，从而迫使资本家对工人让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的稳定和提高。这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至今没有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独立工会和独立工会运动，改变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变拯救了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包括资本家本身。

关於工人阶级抗争的这种成果，西方国家机器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的这种重要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没有预见到。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上，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最了解，最同情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冲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其他的著作中，说西方国家政府等国家机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这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们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没能预见到，或者说，在当时和其他的思想家论战时，这两人不愿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器，在工人的抗争和全社会的压力下，其性质能发生演变，可以成为中立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停人。这样，工人阶级可以不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挣到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更没有预见到，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被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推翻后，工人阶级又重新丧失了自己的权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居然会成为镇压工人运动，频繁地将工人代表送进监狱的执政党!

以为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的“代表”掌握了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就及其他劳动者可以一劳永逸地免遭剥削和压迫，这是马克思和许多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和空想。关於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及其解体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独立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工从来就没有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工人阶级的“代表”一旦掌权，就只顾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抛到了脑后，甚至将帮助他掌权的工人阶级当作敌对势力。事实证明，只是制度和权力变更的革命，不能带来劳工权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免遭压迫的“大同”境界，只是一个幻想。

关於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关於这一点，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对“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对官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腐败及对工人的压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没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萎缩和虚伪，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批评很坦率，也很有气魄，居然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与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还号召要“继续革命”。他的这些话，连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们，在今天，也被吓得心惊肉跳。而且，他是说得出来，也做得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发动、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阶层的群众，在他的绝对领导下，几乎一度砸碎了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他指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一度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有工人群众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能容忍独立於政府、独立於共产党、独立於他个人的绝对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是维护和巩固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工人运动和工人代表一旦有可能背离党的领导，有可能影响他的权威，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政治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夺权”，有时反抗官僚主义的领导，替劳工或下层人物说话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除了极少数被融入了官僚体系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很快被赶出了“革命委员会”等权力机构，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监狱里渡过了几年、十几年的时光。他们的最后的下场都非常悲惨。

在中国的今天，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1965年、66年更糟糕。人们对毛泽东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对他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热情和信任，认为这是他和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当时的社会，包括工人、农民，都有一种普遍的怀念“文化大革命”前的情结。所以，在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在此之后，中国政府推行了完全将工人作为牺牲品，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劳工却对此一度浑然不觉，反而报以期望，应该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实在是太失望、太厌烦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度失望，将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推到了现在这悲惨的境地。

走出马克思和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深远和无所不在的影响，所以，对我们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及关注劳工命运的知识分子说，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一方面，对马克思，我们要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深刻的分析所带来的深远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号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和错事，就完全怪罪马克思，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过时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条作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要走出马克思。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严，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中国独立工会运动要从中国的实际和保护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工人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独立工会就是独立工会，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工会”。

在中国的今天，平静地对待毛泽东，完整地回忆、理解毛泽东时代，对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对我们要发起的独立工会运动，特别重要。我们知道，随著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加大和腐败现象的加深、扩大，随著失业的日益严重，教育、医疗日益商业化，其费用日益昂贵，在社会上，包括在我们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中，对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十分普遍。现实的痛苦正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改造我们的记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过去的痛苦，记住、然后不断地回味著过去的、我们青年时代的快乐。一些人在批评现实的社会现象，在探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时，还提出了回到毛泽东“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的主张。

应该说，如果我们放弃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并站在劳工的立场上看过去，就不难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义的东西。如对城市职工的职业保障，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医疗、退休保障，免费教育，还有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提倡，主张将罢工等权利写入宪法等。在农村，推广“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民办教师和村办学校等，都是对工人、农民十分重要的，符合中国国情，在今天也应该保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也不是如现在很多人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它多少是对那些官僚的一个威慑，使他们在腐败时不致於这么不知收敛。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理想化。比如说，失业问题当时就很严重，只不过，它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给掩盖了；至於“群众造反”，因为群众组织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更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由於官僚的“秋后算帐”的反威慑，已经没有什么人会“造反”了。在今天，我们尤其不能让这种对过去的理想化，将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再次引入“毛泽东思想”的死路。是的，我们曾经有过职业保障、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但，为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层一改变，它一下就没有了？我们还能将期望完全寄托在“领袖”身上吗？这里的关键在工人和劳动群众一定要有独立於党和政府的组织，要有这种组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这正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给我们工人和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宝贵的根本。所以，中国劳动者不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而是要走出毛泽东，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创造掌握自我命运的新的历史。

当然，这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整体来说。至於作为一个个体的工会成员，他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么民主党、自由党党员，更可以是没有什么固定信仰的无党派人士。他除了是工会积极分子外，还可以在工会以外扮演其他的社会角色。工会只有独立於政治党派和任何意识形态，才能将尽可能多的人团结起来，它的力量才会大。

国际工会运动告诉我们了什么？

上述对国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演变的议论分析，是很简单的，而且，主要谈的是积极的方面。实际上，在这些国家，贫困和不公正的现象，工人的权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见的。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国家机器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对的，主要是相对他们一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过去而言。我们不能将这些国家的状况过於理想化。也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各工薪阶层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主要谈这些国家的积极方面，是著眼於中国，著眼於中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是希望中国人能从中学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中国工人来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说明了，没有工人的持续的团结和抗争，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经济再怎么繁荣，工人什么也不会得到，得到的东西，也会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丢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争和独立组织的存在，不但为工人自己挣得了权利，而且，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现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并改造了，和仍在继续改造资本家阶层，使这个阶层的人学会了，或正在学会该怎么走出强者吃掉弱者的“热带丛林”，该怎样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只做一个丛林里的动物；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平衡的发展，国民财富较为合理的再分配，并最终在根本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看到工人运动的这种伟大的历史作用，就会在抗争中充满信心和自豪，并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说工人的抗争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责。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从西方国家上述的历史中看到工人阶级抗争和独立工会伟大的历史作用，也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没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这些作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饶勒斯等知识分子的介入，没有各种教会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争的道路会更曲折，牺牲会更大，走向成熟会更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认识到工人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会使关注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必需的角度，从自己的存在和寻求生命的意义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为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去关注工人及其他劳工的生活，去介入他们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人运动需要知识分子，同时，工人运动也象创造了历史一样，创造了知识分子，创造了知识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会的、历史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工业和工业基地正在或已经解体，大量的国营企业在倒闭，大量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时，大量的农民已经或正在加入工业和新型产业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劳工阶层。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产业的分散而彼此分离，又因彼此来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竞争而分裂。中国劳工同时承受著政府和制度的压迫，老板的剥削、压制和自身的竞争、分裂这三重痛苦，他们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识阶层的帮助、鼓励和支援。而与此同时，曾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地位、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等，已经是越来越没有了市场。这个阶层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中国工人的抗争受到压制，工人代表被送进监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惧之中。他们要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阶层的呼应，他们需要中国的劳工!

而对中国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可以吸取的经验同样的重要。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抗争最终能以理性的回应，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律的手段，实现了国家机器和行政机关在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这是劳资及国家三方能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对劳工的抗争始终采取敌对、压制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工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同时，其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全面崩溃。沙皇时期的俄国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告诉我们，镇压，尤其是对劳工抗争的镇压，只会积累矛盾，在一时的平静中增加冲突爆发的能量和拖延冲突爆发的时间，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整体稳定。

面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腐败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面对日益普遍的劳工抗争等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应该是很清楚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贫困现象和劳工没有权利保障的问题，绝不只是劳工和贫困人口的问题，它是一面镜子，表现并记录著政府和其各级领导是否具有治理社会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并记录著这个政府，这些人基本的职业道德及其为人，他们逃避历史的萎缩、胆小、残酷或缺乏面对并创造历史的勇气、担当、慈悲。

四、波兰团结工会与中国

和上述西方工会及工人运动的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发展过程相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一开始是波兰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而发起的工人运动。但波兰政府不但没有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没有通过立法来保证工人的权益，反而对起来抗争的工人实行镇压，这样，这个政府和它代表的那个体制因此就成为剥夺工人基本权益，迫害工人的主体，它也就迫使工人保护自己权益的运动变成了反对专制，推动波兰的民主化的政治运动，使波兰团结工会成为反对执政的波兰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最后，波兰团结工会在推动波兰的民主化成功之后，於1989年推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了波兰历史上第一次议会民主选举并取得了成功，他的代表成为了波兰民主政府的总理和部长。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后来更在总统选举中一度获得成功，当选总统。其实，由於此时波兰团结工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保证工人的权益，所以，它实际成为了一个政党，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会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始了全面、深入的经济改革。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十分迅速，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波兰。波兰的经济在经过一段短时间的混乱、停滞后，确实开始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付出的代价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就业工人的工作也十分临时化，没有保障。执政的波兰团结工会这时陷入了尖锐的角色冲突。一方面，它仍然号称是“工会”，希望能保障工人的权益，增加工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它又是执政的政治组织，要恢复经济，便将当时确实是完全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并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国投资。这种角色冲突的结果，是波兰团结工会日益脱离工人，日益站到了资本的立场上。这使越来越多的波兰工人，尤其是团结工会的大量会员感到失望，纷纷退出了团结工会。当时爆发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正是反对执政的团结工会的政策。1997年11月，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应邀出席了波兰团结工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亲眼目睹了大会代表们对团结工会未来的激烈争论，亲眼看到了代表们对团结工会的会员减少的焦虑，尤其是亲眼看到大会代表们对团结工会的创始人，当时卸职不久的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瓦文萨的失望：在开幕式上，瓦文萨发表了讲话之后，有上千名代表的会场掌声零落，场面十分尴尬。

重新回到源头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不可调和的角色矛盾，在经过长期、痛苦的激烈争论和内部斗争后，波兰团结工会首先出现了分裂，一小部分人反对团结工会政党化，反对工会积极分子政客化，为了坚持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时的精神，他们自行组织了另外一个“团结工会”，即“团结工会－80”。至於团结工会的主体，最后也实现了分化和新的转型，它初期的一批重要的骨干脱离了团结工会，去组建或参加政党及政治活动。现在，作为团结工会的整体则回到了它的源头，再次实现了“非政治化”。虽然它的成员以个人的身份在各种选举中参加投票，但，作为一个工会组织，它不再推出候选人参加议会或总统的选举，不再从事与工人利益没有关系的政治活动，它又成为一个以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权益为目标的真正的独立工会组织。当然，它在波兰工人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已是不如过去了。

波兰团结工会的上述历史演变，十分有意义。一方面，我们已经说过，它在初期的“政治化”的过程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特例，是政府严厉镇压的结果，也是波兰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它推动并实现了波兰的民主化，从而成功地奠定了了独立工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法律环境；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即使开始是工人的组织，一旦它演变为政党，在上台执政后，也可能背离工人的利益，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如果波兰团结工会在波兰的民主化实现的一开始，就能抵御执政的诱惑，能认识到推动经济体制和保障工人权益之间难以调和的角色冲突，将推动、深化民主化的努力由政治层面转移到社会层面，果断地退出政治活动，让其拥有政治威望和政治热情，具有执政才能的成员退出团结工会，另组政党参入政治，可以说，波兰工人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可能不会如此之大，波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更为平衡。

波兰团结工会能在现在回到它的源头，退出政治，再次成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真正的工会组织，除了因为执政党的角色和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角色是难以兼顾的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的是，波兰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波兰在实现了民主化以后，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已经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公众日常意识的认可，波兰政府不可能再镇压工人的抗争，并已经开始了在劳资冲突中扮演中立的调停人的角色。因此，波兰工人为创造独立工会能合法存在的政治条件而斗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团结工会与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里，我们仍然是站在中国现实需要的角度，谈谈波兰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对波兰团结工会退出政治，重新回到其工会角色的影响。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波兰团结工会崛起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和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一样，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领导的待遇由政府统一规定，工人的工资由国家而不是企业决定，企业生产什么，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都由国家决定。企业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也就是说，工人是雇员，而政府－－国家则是唯一的雇主。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劳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工人与企业领导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与政府、与国家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冲突一旦发生，企业领导虽然可以和工人对话，可以向上级反应工人的不满和要求，但，除了在领导作风和方式等方面他可以作出承诺外，对工资待遇，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及其相关的资金投入等根本的，与工人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他几乎没有权力作出承诺。他即使作了承诺，工人也不会相信，因为任何人，包括企业领导本人都知道，他的承诺是没有效力的。在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工人，它就是工人抗争的对立面。与工人的对话，对工人的要求作出承诺、拒绝、解释等，都必须是政府和国家的行为。政府和国家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扮演中立的调停人的角色，工人的抗争也很难不政治化。因此，当时波兰政府的错误和笨拙，不在於没有扮演推动抗争的工人与企业领导对话的仲介，而在於它本身拒绝和工人对话。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兰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但实现了有普选制的民主化，独立工会也合法化了，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合法存在的政治及法律条件具备了，而且，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被私有化或股份化了，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大量存在。多数劳工是在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企业里工作。这样，一方面，在周期性的选举中，各政党要赢得总统和议会选举，或要保住其执政地位，就要争取包括劳工在内的各阶层的选票，这就迫使它们和政府提出、执行能调和各阶层的利益的政策，保持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社会的冲突不再主要是劳动者和作为国家代表的国营企业领导的冲突，而主要是与雇主阶层，即资本家的矛盾，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的侵犯和威胁，主要的，不再是来自国家和政府，而首先是来自企业主，是资本家。在这种条件下，独立工会的非政治化，即退出政治，将政治活动让给政党，将自己的存在和活动的目标限定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上，将雇主而不是政府作为自己的抗争和谈判的主要对象，就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波兰团结工会也就是这样，在最后，不得不逐渐回到了自己的源头。

团结工会崛起的背景和中国今天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已实现了民主化这一点外，波兰社会现在，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状况，和中国的现在更为接近。而波兰团结工会崛起、发展的七、八十年代，其社会结构和性质，和中国的今天完全不同。这就告诉我们，中国今天的劳工运动和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必然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今的中国和当前的波兰有更多的相同之处。随著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增加，随著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化，中国的劳资冲突，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与企业领导和老板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矛盾日益突出，劳工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地指向企业领导和老板，而不是，或不是直接地指向政府，也就是说，劳工的抗争基本上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在集体意识和心理上，今天的中国劳工也和当年的波兰工人完全不同，在抗争时，他们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报有太多的期望，甚至信任，基本上没有将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当作他们的不幸的直接责任者。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或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非政治化，是它将老板和企业领导，最多是地方政府，作为自己的抗争对象，而不是向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将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和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和当年的波兰政府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角色变化，实现自己管理社会，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的变化，使自己成为社会利益协商规则的制定者，成为中立的社会冲突的调停人。在这些规则的制定及社会冲突的调停中，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可以自然地，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实现其朝思暮想的现代化，得到这个政府及其各级领导人所缺乏的，他们骨子里十分为之焦虑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可惜，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像当年的波兰政府一样，十分恐惧独立工会运动。

中国的社会变了，经济结构、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冲突的性质都变化了，甚至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威和被人民信任的来源，也就是其合法性的来源，都变化了，可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政府领导人的脑袋瓜还停留在过去。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文化差别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在波兰，天主教在波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其文化传统非常深厚。这种文化和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无所不在的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波兰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始终在本质上是独立於官方意识形态的。而这种对立和独立，又始终具有宗教性的固执和温和。同时，它又使波兰民众有一种超越阶层、职业、地区、价值之不同的联系纽带。

十分重要的是，分布全国的教会和教堂，不但使波兰团结工会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先天的，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组织基础；有罗马教皇这样的一个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和象徵；有来自教会的资金支援；而且，它也是抗争工人的团结精神及道德勇气的来源，是他们在面临危险时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心灵与肉体的避难所。当然，说到最后，天主教提倡的，并至少是在其信徒中多少能实行的那种宽容、行善等价值，在缓解、解决工人之间的分歧，甚至在工人与政府对立的演化过程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波兰团结工会迅速崛起，力量迅速壮大，进退相对地自如的文化、心理和习惯上的原因，也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波兰人有上帝和他的天使们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有什么？除了庙里的几个泥菩萨，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中国人只是刚刚开始，各自在自己的小作坊里急匆匆地制造自己的上帝。看到这种文化的差别，和看到上面我们讲到的社会结构的差别，同样重要。中国的劳工阶层应该坦率地面对自己，和波兰工人比较，中国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团结互助精神差很多，这是我们容易受人欺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独立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困难之一。过去，执政的那些共产党官僚在实际生活中不把工人当回事，但，在宣传中，却把工人和工人阶级吹上了天。“工人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等。在这里，具体的一个个的劳动者都不见了，有的只是那个抽象的，和我们个人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阶级”。还有的人其实在这里是想堵住工人的口，如果工人要提出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马上就说：工人阶级应该是大公无私，替国家著想，怎么能只想自己？可见，这些好听的话，不但不中用，而且很有危害性。

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宣传和教育中说工人阶级先进，是因为它和大生产相联系。这也是一种完全不符合现实的，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按这种理论，我们上亿计的民工就不是工人了，因为我们多数是在建筑、制鞋、玩具等行业，是在中小企业里工作。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那些传统的大工业的重要性，已经是大不如以前了，工人主体的分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过去相比，和七、八十年代的波兰工人相比，我们要分散得多，我们彼此的来源、习惯、甚至方言都不同，我们要实现当年波兰工人那样的团结，会比我们想像的困难得多。官方那种对抽象的“工人阶级”的吹捧，其另一种危害是妨碍了我们对自己缺乏波兰工人那样的团结精神等缺点的认识。过去，在报刊和其他公开场合的讨论中，人们很少谈到我们工人的这些缺点，如果要谈，马上就会有人制止，说这是对先进工人阶级的否定。也就是说，和波兰工人比较，我们不但没有那种宗教的联系纽带，而且，还有很多过去官方宣传形成的教条、文化习惯在起作用，这极大地妨碍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优点、缺点和弱点的认识。比如，在我们城市的工人中，就有很多人对外来的民工瞧不起，认为他们是农民，没文化、自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在抗争中，很多城里人特别胆小怕事，他躲在一边，不敢参加抗争，又希望抗争能取得胜利自己能得到好处。你看，我们其实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大公无私”。我们劳动者和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像马克思喜欢引用的一句古希腊名言：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我们决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不能给老板做牛做马，同样，我们也决不要理会那些将抽象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描述得像天使一样的无聊的吹捧。

我们应该知道，所谓“文化”，不是那么抽象的东西。上面提到的那些在过去的教育和宣传中的教条，也是文化的一种，它多少仍然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妨碍著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妨碍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当然不需要像波兰工人那样，赶快都去信仰一种宗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很具体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再相信，也不要让别人再相信过去的那些对工人阶级的胡乱吹嘘，将自己在道德上看作是和其他人一样的活生生的、有能力也有缺点的人。然后，努力去在抗争的过程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样，在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头脑清醒，客观地看到自己和中国的实际。

其实，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社会变化了，可那些政府的领导人的脑瓜还停留在过去，这除了是他们的认识等问题外，也有一个文化、习惯的问题。他们这些人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是过去的宣传的俘虏，是过去压制任何性质的社会抗争的习惯延续。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是争取和保护工人，当然包括民工、农民，等劳动者的权益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创造新的观念、新的习惯的文化运动。

我们中国没有波兰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创造就更为重要。我们劳工，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情劳工状况的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应该在我们的行动中，反复讲、处处讲、系统地讲：解决社会冲突，应该用谈判，而不是镇压的办法，劳工的抗争是为了争取、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为了推翻政府。用谈判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对劳工、对政府、对企业本身和老板，都是有好处的。利益冲突不是过去我们以为的那样势不两立，而是可以调和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具体过程。文化和历史的创造绝不只是文人和政治家的事，绝不只是大学、研究所和教授、专家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是我们工人，当然包括民工、农民，我们所有给别人打工的人的事。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说到底，就是给大家，特别是工人和其他劳工一个系统的说法，给劳工一个与政府、与企业领导和老板的一个沟通的手段。同时，也给政府的官员们，给社会各阶层的人，一个新的思路。也就是给出一个新文化、新习惯创造的起点，这就是文化的创造，一点也不神秘。而我们为什么能写这本小册子？这主要也是得益於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的抗争，得益於这种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其实，在历史上，一些人、一些社会团体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新的一页时，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这种创造。这种创造是后来才看出来的。

对团结工会的恐惧及对中国独立工会运动的恐惧

在这里，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更详细地介绍波兰团结工会。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波兰团结工会有特别的意义。在介绍过程中，我会夹杂著一些议论，以挖掘和强调那些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有用的东西。由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既是历史，也是今天；既是人家波兰的事，更是我们中国的事。

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和前苏联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等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疏远和紧张，实际上是处於敌对状态。在波兰的独立工会运动爆发的七十年代初，及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发展的八十年代，中国的报刊对这种“敌对国家”里发生的政治麻烦，作了大量的报道。因此，在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及它的领袖瓦文萨，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后，随著中国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政府开始恐惧波兰团结工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报刊再也不谈波兰团结工会了。

1989年4月25日，面对发生在北京并开始扩展到全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一个关於波兰团结工会的谈话，其大意是：要吸取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

波兰共产党及其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太软弱，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不能让步。邓小平的这个谈话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对波兰团结工会及中国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运动的恐惧。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但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仍然不敢公开地讨论劳工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的问题。尤其是各级干部，包括那些工会干部，对“独立工会”问题，更是谈虎色变。在这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把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吓坏了，也把很多中国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吓坏了。因此，一提到“独立工会”，他们马上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的政治性，马上就想到波兰团结工会对改变波兰、前苏联等东欧前专制国家的关键作用，马上就把在中国可能存在的独立工会和波兰团结工会等同起来。这种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恐惧，及由此而衍生的对中国可能产生的独立工会的恐惧、敌视，使“独立工会”这样一个如此重要而在现代社会中又十分平常的问题，变成了讨论的禁区；而且，这种恐惧也已经变成中国各级政府镇压独立工会运动的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冲动。他们怕，所以要镇压。

这样，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恐惧，阻碍著很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今天的劳工抗争的非政治化的特点。这种恐惧成为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机制的重要心理障碍。这样，了解波兰团结工会，分析这种恐惧，就十分必要了。

要吸取经验教训而不要恐惧

对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动者来说，了解波兰团结工会历史的意义十分重要。一方面，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团结和前仆后继的抗争，如果老是指望别人的同情和施舍，指望有“好领导人”的出现来保护自己，劳动者将永远在“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中打圈子，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可以将当时波兰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以此更具体地认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的特点，认识到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今天的生活和想法与当年的波兰人都不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那种盲目地照搬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盲目地照搬西方工会史上的做法的企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人运动发展之路。

而对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来说，通过对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通过对中国的今天和当年的波兰之不同的了解，通过对今天中国的劳工和当年的波兰劳工的不同的了解，及对中国今天劳工抗争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之不同的了解，来改变他们的观念，同时，也学会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避免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基本方法和技巧。这一点十分重要。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现在对独立工会运动十分恐惧，这与他们的观念陈旧，不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特点有关，同时，也和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社会冲突的基本方法有著重要的关系。如果他们的这些问题能开始解决，如果他们对独立工会运动的这种恐惧减轻、消除了，他们对独立工会运动的敌视态度就有可能转变，中国的那些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领袖的悲惨命运就可能改善，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发展的障碍就会小得多，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平、理性的对话机制就可以更顺利地建立。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开始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波、中经济体制几乎完全一样：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也就是说，当时波兰的重要的企业几乎全都是国营企业，企业的生产、销售，企业产品的品种、数量和价格，全都由中央政府的计划来规定。当时的波兰不但没有什么私人和外资企业，而且，国营企业也没有或拥有很少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当时的波兰和当时的中国一样，不存在一个企业老板和企业领导阶层，企业领导都只不过是国家在企业的代表，只不过是中央政府行政计划和指令的具体执行者。也因此，和现在的中国不一样，当时波兰工人和企业的冲突，劳工阶层和企业领导的“利益”冲突，都只不过是工人、劳工与国家、与中央政府官僚体制和行政计划的冲突，工人对企业领导的不满，都可以解释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

1970年12月，波兰政府因为财政困境和企图推动所谓的“消费现代化”，居然在波兰人最重要的节日－－耶诞节之前，决定大幅度提高肉类、奶制品等日常生活品的价格，同时降低电视机、电冰箱等当时被视为高档消费品的价格。这些波兰的官僚们一开始就是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和粉饰现实的宣传的牺牲品，他们完全不了解一般波兰劳动者的生活困境：在当时波兰的劳工中，只有极少的人买得起那些高档消费品，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收入的全部几乎只能用来购买日常消费品。因此，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提高，使当时多数波兰劳工家庭根本就活不下去。当时的波兰也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官方工会，当然，它完全不能、也不愿反映，表达生活的真实和劳工的不满，政府控制下的报刊舆论更是只为政府的荒唐决策唱赞歌。此时的波兰工人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罢工，走上街头以表达自己的要求来改变政府的决定。於是，在波兰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格旦斯克和什切青市，造船厂工人率先罢工，并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随后，该市其他企业的工人也纷纷呼应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的行动，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示威。

当时波兰政府对工人的不满和抗议的回答是严厉的镇压。他们出动了坦克、军警，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四十五名工人被打死。工人的抗议和政府的血腥镇压震惊了全波兰。在波兰，“波兰人开枪打波兰人”是件最可耻的事，因此，镇压激起的全民愤怒导致了政治危机，波兰共产党和政府当时的领导人，曾经在1956年谴责政府对工人的镇压，发誓要永远依靠工人阶级的哥穆尔卡等人被迫下台。新的波共和波兰政府领导人盖莱克一上台，就取消了前任政府提高物价的决定，亲自来到格旦斯克造船厂，和他的前任在1956年初上台时一样，公开向波兰工人道歉，并就改善工人生活，甚至就追究屠杀工人的责任人，修建死难工人纪念碑等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作了承诺。按我们中国人今天的话说，就是盖莱克一上台就努力塑造“亲民形象”。

这位新的领导人的新形象在一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的波兰工人又一次真诚地以为，有了这位开明的、亲民的领导人作主，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大为改善。所以，他们放弃了抗争，也放弃了自己组织起来的要求。但，很快地，工人就彻底失望了：工人在放弃了抗争后，政府根本就没有兑现追究杀害工人的凶手，建造纪念死难工人纪念碑的承诺，大量因罢工、游行而被解雇的工人也仍然找不到工作，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在继续恶化。尤其是，政府在因盲目的经济扩张导致了财政危机后，竞重蹈旧政府的覆辙，竟决定从1971年7月1日起，再一次提高日常生活品的价格！

团结工会的崛起

当然，波兰工人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们死难的兄弟。每年12月的耶诞节前，很多工人都自发地来到1970年罢工工人被枪杀的地方，悼念死难者。现在，他们感觉到，死难兄弟的血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开明”领导人的轻信而白流了，他们又一次落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被欺骗的波兰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了。1980年8月7日，一位替工人说话，并广为其同事所尊重的女工－－她的名字叫安娜－－在离她退休只有几个月之时，被格旦斯克造船厂厂方无理解雇。多数工人在开始时，对此事十分气愤，但却感到无可奈何。然而，有三名勇敢的年青工人挺身而出，他们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号召工人罢工，为这位被无理解雇的女工讨回公道。在传单中，这三名工人指出：为什么当局要解雇安娜？因为她在工人中有影响力。孤立、解雇敢於抗争的工人，是当局一贯采取的手段。今天如果我们不能保护安娜，我们今后将不能对任何提高物价、延长工时的决定作出反抗。保护他人，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的最好手段。如果你不为安娜做点什么，你将会遭遇和她同样的命运。

在这三名年青工人的鼓动下，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於8月14日开始了罢工。就在这一天，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因参加了1970的罢工而被开除的瓦文萨－－他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波兰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来到工厂，和准备罢工的工人一起。是瓦文萨的勇气和雄辩最终使工人不再犹豫，宣布罢工并占领工厂。波兰工人此时就表现了他们的团结和责任感。他们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民主地推选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其领导人就是瓦文萨。各车间也选出了工人代表。为保护罢工的秩序和公共财产，工人们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

宣布占领工厂而不是上街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决定。它是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总结了1970年罢工运动的血的教训后作出的。

当年，罢工开始后，工人们冲上街头游行示威，激情和愤怒在群体中激荡并使其能量剧增，谁也无法控制。一些商店和公共设施被破坏，对警察局、政府机关的冲击，给政府平息其内部分歧提供了最好的手段，也给它的镇压提供良好的藉口。同时，示威使工人们在混乱中完全暴露在街头，几乎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他们被军警打死打伤，甚至被坦克碾压，被大量拘捕多天，甚至多年后，人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数量。现在，上万工人以占领工厂的方式示威，就完全可能避免过激的行动及由此导致的矛盾激化，也使当局对工人的镇压，在道德、法律和技术上都更为困难。

特别是，以占领工厂而不是上街游行的方式实行抗争，可以给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工人，给其他阶层的人们，包括给政府本身，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了解正在进行的抗争。一个企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的企业和行业的职工会受到鼓舞，同时，他们也需要时间来克服自己的犹豫和恐惧，然后再以具体行动来支援、加入这个抗争；对政府来说，它也需要时间来了解抗争的原因，平息其内部成员的争论以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政府如果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它的内部的争论中，主张镇压的强硬派可能会占上风，它可能会更从容地调动镇压的军警，结局也可能更糟糕。但，和罢工游行后立即逼迫政府摊牌比较起来，给政府以更多的时间思考，同时抗争的工人也能积蓄更大的力量，这种方式还是要好一些，公正、和平地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说是可能性－－会稍微高一些。中国某个企业的劳工抗争的结局会怎么样？如果是十几年前，我们会说，一定失败。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化了，现在，我们认为，某个企业工人的抗争的结局取决於很多因素，事先铁定的结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也应该选择那种成功的可能比较高的办法。在这里，劳工的勇气、智慧和理性，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是进驻工厂的广播站，并决定将与厂方谈判的过程，通过广播直播，让全体工人知道并参与。工人还将广播喇叭安装到工厂围墙外，使邻近的企业和居民都能听到。同时，将谈判、广播的内容全部录音，除存档外，工人们特别将录音立即送给其他企业的工人和媒体记者。广播直播谈判过程，使工人有了直接的参与感，使他们几乎是在一瞬间挺直了腰杆，发现自己居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踏实和喜悦，发现这种踏实和喜悦的得到，远不是过去想像的那么困难。同时，谈判的直播也使工人们不会产生工人代表与当局“作交易”的怀疑，能迅速增加和显示工人的凝聚力，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犹豫也一下子消失了。工人们一下就变了，变成了有尊严和责任感的真正的人。确实，生命的深处和斗争本身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它能使人被自己对自己的发现所震惊。

谈判的直播和录音，也使长期高高在上的政府当局能真正了解下情，了解工人和他们的代表，有正常思维和道德感的官僚会感到工人“闹事”根本就不是那么可怕，会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工人比他们想像的，比他们的同事们，要通情达理得多。他们甚至会感到直接向工人诉说他们的苦衷的心理松弛，感到向工人直接展示他们的良心、谈判的技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的愉快。他们甚至会第一次发现怎样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同时，面对直播和录音，那些总是企图诬蔑工人，推卸自己的责任，鼓动镇压的坏官僚，也更难张开他的那张臭嘴。

工人的团结立即显示了它的力量。平日高傲、矜持、平常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接近的格旦斯克造船厂总经理，几乎是在罢工的开始，就和罢工的工人代表平等地举行了谈判。谈判前，工人要求“徵用”总经理的小车，去立即接回被开除的女工安娜，在这位总经理支支吾吾时，他的司机已经一溜烟地开车跑了，接回了安娜。

代表工人谈判的瓦文萨决定从较简单的问题开始。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由波共格旦斯克省委书面作出保证，不事后追究和迫害工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立即恢复被解雇的安娜和瓦文萨本人的工作。经过两天艰苦，很多时候是吵吵囔囔的谈判，到8月16日，总经理几乎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的工人似乎取得了胜利。8月17日，就在瓦文萨宣布工人的要求被基本满足，罢工结束的同时，格旦斯克其他企业的工人代表，纷纷来到造船厂，他们在表达对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的支援的同时，也要求该厂的工人对他们的呼应予以支援。

其他企业工人代表的到来，激起了罢工工人的争论。罢工结束的宣布激起了部分工人的愤怒，甚至有人指责瓦文萨是出卖了工人的“叛徒”。

1970年12月的流血及其后政府领导人表达的“善意”，深深地铭刻在工人们的心里。很多工人代表不再相信工厂总经理和格旦斯克省地方政府的承诺。他们提出，抛开这些地方领导人的诚信不说，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撤换工厂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然后宣布他们与工人达成的协议无效。而且，即使有了最好的结果，即这一次达成的协议全部落实了，但，今后呢？

尤其是，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清楚地知道，当局之所以有较快的让步，是因为有其他企业工人的支援和声援，是因为它害怕其他企业的工人也会罢工。现在，他们怎么能扔下其他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如此自私，如果每个企业的工人的抗争互相孤立，得到的成果也会轻易地丢掉。

当瓦文萨在宣布罢工胜利后，自我感良好时，他的朋友这样提醒了他，当然是用工人的语言：狗屁！有人骂你是叛徒呢！

瓦文萨如梦初醒。凭藉其工人的直觉和多年斗争的经验，他立即理解了，与这一次工人动员起来的力量和表现出的团结、坚定的精神相比，得到的“胜利”，其实是很脆弱，甚至是虚幻的。如果在此时复工，波兰工人可能丧失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正因为他突然感到责任的重大和事态的危急，竟没有和他人商量，他就果断地大声宣布：罢工继续，我说过，我将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厂。这是1980年8月17日。

波兰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的罢工也在这一瞬间起了质的变化：他们不但是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抗争，也是为了格旦斯克，乃至为了全体波兰工人的团结、权利和利益而抗争。当格旦斯克造船厂总经理知道工人继续罢工的消息时，一声长叹，说：这不再是一般的罢工，而是显示团结的罢工！“团结工会”的“团结”这一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接著，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委员会和格旦斯克地区的各个权益的工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协商，迅速成立了波兰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瓦文萨被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主席。这，就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

面对空前团结的工人，波兰政府终於不得不认真准备谈判。

团结最重要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波兰团结工会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团结。你看，在一开始，那三名青年工人号召工人起来罢工，其背景，当然是工人的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是工人的权益毫无保障。但，这三名工人首先号召的是，为了保护同伴而罢工，为了显示工人的团结而罢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没有工人之间的互相保护，团结就是一句空话，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一句空话。

在以上叙述的最后，我们也看到，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决定继续罢工，也首先是为了保护其他企业的罢工工人，是为了在具体的行动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创造、显示波兰工人的整体团结。他们说得很对：保护同伴，就是保护自己。团结是什么？它首先是互相保护。就这么简单。一人受到迫害和不公，大家都不答应，大家都要为这个人而行动起来。工人们在其全部的抗争活动中显示了这种互相保护的团结精神，其结果，不但是罢工的工人在数量上迅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种不可能被各个击破的整体化的质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过了数量本身，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的道德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首先是工人自己被自己所震撼了，他们好象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属於不可撼动，高耸入云的一派山脉，属於不可填平，波涛汹涌的一个海洋。他们被属於自己的这派山脉、这个海洋的雄伟壮阔所陶醉，充满了喜悦。恐惧、犹豫、自己的小算盘，因此全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自信、责任和力量感。於是，震撼在唤醒了新的意识和意志后又形成新的震撼，力量又产生著力量。在这种沸腾滚动、不断增大的力量面前，其他阶层的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干部、知识分子也震撼了，他们不再是对工人的贫困、遭遇的不平而同情，不再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前景的不明而担忧，他们突然产生了对工人们的一种从没有过的信任，他们完全被工人团结的道德魅力和新的正义的力量魅力所吸引，就象被一个巨大的艺术杰作的美感所吸引一样。和这种魅力、这种美感比较，他们平日的那种忍气吞声、苦苦钻营的生活突然变得无聊得不可忍受；他们的已经创作和正在创作的作品突然显得那么苍白。他们要站在抗争的工人一边，突然不再只是 因为弱势的工人的需要，而是他们内心的呼唤，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新的意义的需要，是他们要在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证明自己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的需要。

在工人及全社会的这种力量面前，拥有武装到牙齿的军警的政府，像传说中吃了巫师的魔丸，突然变成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儿一样，像一个闯了大祸，被人领到父母面前的淘气鬼一样，全没了底气。连它的那些有家庭和朋友的将军和士兵们，也没有了镇压工人的士气。这个政府不和工人谈判，又能怎么样？确实，在1981年12月12日，在前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的威胁下，波兰成立了军政府，实行了军事戒严等最严厉的镇压措施，撕毁了与团结工会达成的协议，取缔了团结工会，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团结工会的干部。但，即使全波兰社会当时有一种为避免苏联的干预而产生的忍耐，波兰军事政府也到底没能坚持下去。在苏联干预的威胁真正消失以后，1989年2月6日到4月5日，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举行了地位平等的圆桌会议，恢复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邓小平没见过团结的工人

1989年4月25日，当远在北京的邓小平批评波兰政府“手软”，没有对团结工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时，他当然是错了。尤其是，他从来就没见过波兰工人这样的团结，没见过这种团结所唤起、所显示的社会力量和道义的力量，他根本就不知道，波兰当时的政府没采取他所说的那种“最严厉的措施”，根本就不是当时波兰领导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那种“最严厉的措施”成为最愚蠢的自杀：它既会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的自杀，尤其会是一个民族的自杀。

实际上，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控制，尤其是对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控制特别严厉。这是中国在在1989年春天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象波兰1956年、1970年、1976年、1980年那样的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社会矛盾冲突，他们在这方面毫无政治经验和心理准备，他们对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常见的批评、社会冲突，完全没有心理承受力。平日没事，他们颐指气使；一旦有事，他们极容易像宠惯了的孩子一样发怒、恐惧、惊慌。主要领导人一发火，他的手下就更是惊惶失措，赶紧拍马屁，根本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种恼怒、惊慌的非理性状态下作出的。1989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對学生和工人的血腥镇压，就是这样。和那些众多的邓小平崇拜者认为的相反，在实际上，撇开基本的道德不说，像邓小平这样中共老一辈的领导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经验，有的只是宫廷权力斗争经验。真正的政治不是权术，其实就是以和平的手段管理、调解、处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用强大的军警力量，去打击手无寸铁的人民，那算什么本事？就像一个五大三粗，没脑子、没文化的汉子，与体弱的妇女、孩子吵架了，他不去讲道理，反而还操起家伙打人，这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说过，真正的工会运动应该独立于政治，但，这绝不意味着劳工不应该关心政治，绝不意味着劳工的政治意识不重要。实际上，只有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才能把握住政治活动和独立工会运动的区别，才能真正意识到工会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的重要性，才能知道怎样与政府、与资方谈判，才能知道应该如何在谈判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理解政治，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其实，我们应该，也可以，凭借我们的生活常识就将政治看透；不要把政治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看得那么神秘，那么高大。事实上，他们这号人就象我们上面指出的，经常像被惯坏了的孩子，爱发脾气，怕事任性，常常十分不理性。尤其是，他们这些“大人物”之间，经常十分的不团结。特别是在社会冲突发生时，他们之间的矛盾立即会爆发，和我们经常看到的不和谐的家庭几乎是一模一样，吵架、互相推责任、彼此都想乘机把对方赶出那间大房子。所以，对待他们，我们应该就像成熟、冷静的大人对待任性的孩子一样，不卑不亢，即坚持基本的立场，也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这样，就可以像当初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一样，用理性的气势压倒他们。他们倒很可能像1980年8月底，格旦斯克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一周以后的波兰政府，回到理性，放弃镇压，认真谈判。

尊严的力量

团结工会运动中的一些细节，很动人。在我们上面讲到的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8月22日，波兰政府派出一位副总理和这个委员会谈判。这位政府副总理又任命了一位名叫科洛杰斯基的高级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与厂际罢工委员会协商谈判的具体安排。这位科洛杰斯基在与工人日常的周旋中，完全被工人们的团结、坚定、礼貌、理性、真诚感动了，他最后竟然“叛变”，一屁股座到了罢工的工人一边。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先后有两位政府副总理与罢工的工人谈判。这两位总理在最后被波兰政府召回首都华沙，与工人们告别时，都含着热泪。他们后来坚决反对政府对工人镇压的主张。在和工人代表谈判的几天里，这两位高官生平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工人，他们学到了在官场几十年都没有，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工人的坦爽、热情、乐观、幽默，与官场里的冷漠、无聊、钩心斗角，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怎么能不感动？这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工人的团结、坚定、理性、尊严、礼貌等素质所产生的力量和魅力。这些，都是像邓小平等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没见过，也不可能想象的。他没见过、不懂工人和劳动者在這裡抗爭的力量，对他们也没有感情，所以也就无法理解当时的波兰政府为什么不得不让步。

要看到，中国政府的很多领导人，过去口头上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现在讲“三个代表”，似乎将工人和劳动者的地位看得很高。其实，在骨子里，他们和世界上大多数的权贵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十分瞧不起，也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工人和劳动者。而在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间，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政治、对官场、对高官的过分的神秘和敬畏，似乎是习惯了被他们瞧不起。这两种心理状况，一边是傲慢和偏见，一边是过分的谦卑，一定要改变。它实际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对话机制难以建立的另一种文化和心理障碍。很多时候，对话变成了官员的训话。而一些不知趣的官员的没完没了的训话，又常常使工人们压抑、无可奈何，最后是愤怒的爆发，对话和谈判也就破裂、失败了。你看，不只是对话、谈判的内容，而且是对话、谈判时的心理状态，也十分重要。谈判时，坐什么位置，谁先说话等这类礼仪当然体现着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在和政府、资方的代表谈判时，我们劳工的代表一定要有尊严，不卑不亢。一旦我们这样做到了，官员，还有老板开始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会一下子无影无踪，会一下变得特别认真。平等、有效的对话谈判就有了一个基础。在这里，主动权实际上是在我们劳工代表一边。

问题是，什么是尊严？怎样才能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理？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不要将政治、将官场、将那些政治人物神秘化，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知识和直觉将这些看透。我们说过了，那些领袖人物其实没有真正的处理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政治经验，面对冲突和抗争，他们经常惊慌害怕任性。他们之间又是矛盾重重，拍马屁成风。这有什么神秘的？他们哪一点比我们高明？连他们的那些领袖人物都是这德行，其他的官员又有什么可神气的？看透了这些，我们在面对这些高官时，就会有一种平静，甚至应该有几分对他们的怜悯，当然不应该是蔑视。这样，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眼睛和脸上，在我们谈话的口气和各种动作里，都会表现出平静和平等。这就是尊严。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属于他们的什么东西，我们是保护、要求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在教会他们该如何认识事实，该如何认识和实现社会公正，该如何用新的方式管理社会和处理社会冲突，该如何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该骄傲的应该是我们劳工才是！

团结首先是相互保护；尊严是用生活的常识将政治、政治人物和官场看透，不将之神秘化之后，面对高官时的平等感。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通过对波兰团结工會崛起过程的了解，认识到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在抗争开始后，在和政府和资方的代表谈判时，这两个东西特别有用。

团结也最困难

让我们再谈谈工人的团结

吧。在上面，我们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也谈到了，团结是多么的重要。有一些人认为，在抗争开始时，最重要的是提出明确的、恰当的要求。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想，第一重要的，可能是罢工工人的团结。只有在团结一心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代表工人的意愿，又有实现可能性的明确要求，才有力量。否则，你的要求提得再好，对方发现你并不团结，他就会看也不看你的要求，就在那里千方百计地钻空子，挑拨离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什么人提的要求，比提的什么要求更重要。好比说在家里，你是一个父亲，如果是你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你可能爱理不理地不当回事。可如果是你有三分惧怕的妻子，如果是你有三分敬畏的父亲，即孩子的爷爷提出的这个要求，你可能就忙不迭地答应，并想办法去满足。不团结的群体提的要求，人家不重视，会一个劲地打哈哈，这是“人微言轻”；团结的群体提的要求，人家会如获至宝，战战兢兢地赶紧研究找出路，这是“一言九鼎”。

其实，从理论上说，团结的重要，大家都知道。那首“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钢，这力量是铁”的歌，中国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多少能唱几句。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团结？和波兰工人比较，我们中国劳工的团结为什么差那么多？在这里，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可以实现劳工团结的灵丹妙药。因为，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单位，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场合，影响、破坏劳工团结的因素会经常不一样。比如说，在有的城市，特别是中国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外来民工不多，影响工人团结的主要是传统的就业问题。因为就业紧张，那些有工作的人感到很幸运，就常常不愿理会失业工人，就常常不愿去想，今天那些失业工人的不幸，可能就是他明天将要遇到的不幸。有经营状况较好的车间、企业和经营状况不好的车间、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分离问题。就是在这些有工作的、同一个车间、企业的工人之间，也有工作相对稳定者和临时工之间的分离，有技术工和简单的体力工之间的分离。而且，中共基层组织会在工人中吸收党员，政府和企业会经常搞一些“评劳模”之类的活动。这些，现在都变成一种有意识地分化劳工阶层团结的具体技术手段。在那些外来工比较多的城市，当然有作为城市居民的工人和外来工之间的分离。即使在外来工之间，也有个是不是同乡的“大问题”等。这些，都是中国今天的劳工实现其团结的具体的困难所在。

什么使我们不团结？

和波兰工人比较，什么是妨碍我们中国劳工团结的心理因素？这些，我们倒是可以简单地谈一谈。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害怕。我们知道，在我们遇到工厂突然不明不白地倒闭，工人一下子没有了活路时；在我们的工资长期被拖欠，退休金、医疗保险金突然没有了时；在我们打工条件特别恶劣，工友们纷纷病倒，甚至伤残时；我们的同事和工友之间，总是有几个特别有勇气、有正义感，不愿受人任意宰割的人，想挑头起来据理力争。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尽管愤怒，平时整天骂娘，可要他们加入抗争，他们就害怕了，而且是怕得要命，怎么鼓励、劝说也没用。这样，那些想挑头的人，看到愿意和他一起豁出去抗争的人不多，他也就可能灰心了，放弃了。还有，在其他的工友被无理解雇，或无理克扣工资时，有些工友虽然也感到不平，可因为害怕，就一声不吭。特别是，有时，在抗争终于发起后，政府和老板开始迫害领头的工人，并威胁其他的工友时，一些工友也会害怕，马上退出了抗争，也不去理会因抗争而受到迫害的同事。你看，害怕是我们实现团结的一个巨大障碍。

说实话，在我们中国的劳工中，像波兰的瓦文萨，像格旦斯克造船廠当初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的三位年青工人这样勇敢的人并不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是中国重要的一种民间传统文化。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劳工中，胆小怕事的人目前是太多了，不到别人都起来的时候，不到实在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已经太晚了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起来抗争的。而在抗争中，一旦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他们也跑得特别快，躲得特别牢靠。那些勇敢、不甘逆来顺受、准备起来抗争的人，很多倒不怎么害怕政府或老板的迫害，他们更怕的是工友的那种群体的恐惧。这种群体的恐惧会使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孤立无援。

我要再说一次：无论在那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正义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的不信邪的人。他们说：开除了，有更多的朋友的敬佩和帮助；坐牢了，家人有大家的照顾，每天都有很多人关心和探监，我认了！可这些人最害怕的，就是朋友和周围的人过分的胆怯，害怕那种因胆怯而导致的背叛和孤单。可见，这种群体的恐惧，又产生着新的恐惧，它让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首先扼杀着我们的带头人，然后扼杀我们自己。

而且，这种害怕、恐惧也扼杀着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平时倒是有正义感，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可就是因为胆小，所以在已有人抗争时，他特别害怕，躲在一边，希望抗争成功時，自己也能有好处，他也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胆怯和贫困的这种结合，就这样，会使一个好好的人，在关键的时候，特别萎缩、自私，以至于在事后，他自己也特别讨厌自己。还有的人很胆小，可他又死要面子不承认，他说这是聪明，“懂世道”，甚至是“懂政治”。他可能确实很有几分聪明，甚至也知道不少国家大事，可这种聪明、“博学”和胆怯一结合，其他的人起来抗争时，就会特别讨厌，特别容易破坏团结。这种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胆怯，为了在别人和家人面前，当然也是为了在自己的良知面前，替自己的胆怯辩护，就会呆在一边大发议论，散布悲观情绪。说抗争的人傻，“不懂中国的实际”，“这样肯定会失败”等。事后，他更不敢参加对遭受迫害者的营救，反而会说：“我早就料到了”等等。而且，這種没有坏心、聪明又胆怯的人特别容易嫉妒，他因此还会在背后说很多抗争领头人的不是。他不敢、也不能得到勇敢者所享受的尊敬、爱戴和信任，别人享受了，他又感到痛苦。

當工人们活不下去，起来抗争时，在工人中，还常常会有极少人因为自私，尤其是因为恐惧而更加堕落。他害怕工人的抗争一旦受到镇压而连累自己，他害怕工人的抗争失败后自己会被开除党籍、失去过去的地位和工作，他一开始就要和抗争的工人“划清界限”。当然，他知道民心所向，所以不敢公开这么做，他暗地里向政府和老板通消息，为了“洗清”自己，也为了让有权势的人重视自己，使自己有安全感。这种“工贼”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道德特别败坏，而就只是因为他的自私加胆怯。这种极端自私和极端胆怯的结合，能产生这种可怕的堕落，危害很大。特别是在抗争刚开始时。由于这种人的通风报信，政府和老板会知道抗争工人的很多细节，如那天的小会是在谁家开的，是谁起草的请愿书等。抗争的工人也很容易发现对手对自己的了解。因为，政府内部的很多官员和老板身边的一些人，经常是十分理解、同情工人的，因为这种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对一些政府官员、老板的冷酷无情的震惊、反感，也因为他们想避免可能发生的暴力，他们也会向罢工的工人透露消息。但，不管怎样，罢工的工人一旦发现对手什么都知道，就可能会慌乱，工友之间会产生互相的怀疑和猜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初步的团结就可能瓦解。一些地方的抗争之所以失败，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起来抗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工友之间的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你看，恐惧和害怕就是这样分裂着我们中国劳工，它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及波兰工人的斗争过程是一面镜子，在这里，中国劳工应该在受到鼓舞和启发的同时，看到我们的缺点和弱点。我们当然要认识、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的对手，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好的工人的斗争策略。但，首先，我们应该认识我们自己。要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们贫困，没有权利的第一个对手和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恐惧、害怕，是我们的不团结。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是一個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劳工本身必须也要改变。我们必须与过去官方宣传中对“工人阶级”的吹捧一刀两断。我们是受害者和受压迫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道德上和人格上比别人高一筹。我们是平常的人，所以我们要求平常人的权利。承认我们的弱点并在生活和斗争中改变它，这才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团结工会的发展壮大

让我们现在最后一次回到波兰团结工会这个主题上来吧。

上面我们说到，虽然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工人在与厂方的谈判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为了支持其他工厂罢工的工人，为了波兰工人的整体团结，尤其是为了使自己，也是为了波兰工人的权利保证，是建立在制度，而不是地方官员的承诺上，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决定继续罢工，并和其他数十个工厂企业的代表一起协商，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推选了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他也就是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波兰第一位民选总统──　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主席。

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向波兰政府提出对话的要求。并明确指出，政府对话的代表必须是受政府的正式授权的副总理一级的负责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将是与政府对话的唯一的工人代表。当然，这也是格旦斯克沿海地区各罢工企业的工人的基本共识。同时，各企业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也广泛收集工人的意见和要求，并将之汇总到厂际罢工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厂际罢工委员会正式地向波兰政府，也是向波兰全社会，提出了著名的21条要求。

这21条要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后来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它充分地显示了罢工工人的成熟、理性和责任感。以下是这21条的全文：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工人和罢工的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根据宪法的规定，结束对独立出版物的压制，向各种信仰的代表开放各种大众传媒。

4、恢复以下人员的权利：

因保护工人的权利而被开除的人员，特别是因参加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释放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罗奇泽；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大众传媒向公众发布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6、采取以下有效的行动以使国家走出危机：

向公众发布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消息；让社会各界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以带薪假期的待遇发给，所需资金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增加2000兹罗提以作为对物价上涨部分的补偿。

9、建立与物价变动挂钩的工资变动机制。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满足国内市场后的多余部分。

11、在实现市场供应稳定之前，实行肉类等食品的凭证定量供应。

12、取消议价和所谓特殊商店中出口商品内销的外汇付款。

13、确立根据学位和能力，而不是以是否党员为任命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实行与其他家庭一致的统一家庭补贴标准；取消特殊供应。

14、将女工的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工降至55岁。或者不论年龄，以妇女在波兰工作满30年，男子工作满35年即可退休为标准。

15、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提高，以达到新的工资制度的标准。

16、改善卫生保健的工作条件，保证工人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为女工的孩子们建立足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18、将带薪产假延长至三年。

19、缩短分配住房的等待时间。

20、交通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增加额外家庭负担的补贴。

21、推广星期六为休息日制度。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三班制职工，在周六和其他节日、带薪假期的工作日，应以增加带薪假日作为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1980年8月22日于格旦斯克

（《希望的道路－瓦文萨自传》1987年法文版第226－228页）

在制定这21条时，厂际罢工委员会讨论了政府可能的反应、对其接收的可能性等。他们还特别制定了一个对21条的说明，在这个说明里，对每一条要求的意义和可能让步的幅度范围，都作了界定。比如第一条，在说明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政府不接受“自由工会”的提法，就可以改为独立的工会，并可接受在现有的法律规定范围内，明确独立工会的地位、功能和组织程序。第三、四条一定要坚持，第五条则可以让步等。

这时，格旦斯克地区各企业的罢工，各企业罢工委员会的成立，特别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立，震动了整个格旦斯克，震动了全波兰。格旦斯克作家协会派出了以主席为首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来到格旦斯克造船厂，不但是为了表达对罢工工人的支持，而且留了下来，加入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接着，数名波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科学院院士，也历经艰辛，绕道穿过政府对格旦斯克的封锁，来到格旦斯克。当瓦文萨激动地握着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手，问他们会呆多长时间时，这些学者们简单地回答：我们不走了，呆到胜利。

8月23日，厂际罢工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由18名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在不停地工作，帮助工人起草了大量的文件通告，和工人一起，讨论制定了历次与政府谈判的方针策略。

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格旦斯克的工人们，在此时也成了罢工的各个企业，甚至是格旦斯克地区的事实上的行政管理者。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开始后，特别是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每天都有新的企业加入到罢工的行列。为了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了不给政府可能的镇压提供借口，也为了罢工能坚持下去，工人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纪律性、责任感和管理能力。“在工厂门前，一定要砸碎伏特加酒瓶”，这句话几乎象信条一样神圣。格旦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很多企业的门口，都高挂者新近当选的罗马教皇，波兰裔的让－保罗二世的画像。工厂内干干净净，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功地劝阻了公共交通部门、粮油面包等食品生产和供应部门、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部门的企业的罢工，以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基本的供应。

开始，波兰政府坚持不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开始不久，它就派出了副总理佩卡来到格旦斯克，这位副总理来到各个罢工的企业，和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分别座谈和谈判。但是，各企业的工人们虽然礼貌，甚至热情地接待这位政府的代表，也踊跃地谈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看法，但，谈判则不行。所有企业的工人团结一致，遵守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决定：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代表工人与政府的代表谈判。最后，佩卡被政府招回华沙。1980年8月24日，波兰政府改派了另外一个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以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与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

经过紧张的，对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条要求逐条的讨论和谈判，8月30日下午，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与与波兰政府的代表，副总理雅盖儿斯基，正式签订了著名的《格旦斯克协议》。波兰政府几乎接受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独立的工会合法化了，政治犯释放了。波兰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接着，9月17日，波兰全国性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正式成立。12月16日，在整整十年之后，1970年12月罢工死难者纪念碑在格旦斯克落成，约50万人在格旦斯克参加了纪念碑落成仪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波兰官方工会的角色和遭遇。在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开始后的第二天，这个官方工会的主席来到了格旦斯克，并参加了波共和格旦斯克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强调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少数“恐怖分子”在罢工中的作用。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能和这些家伙分享权力！”

没想到，会议的第二天，这个“内部会议”及这位工会主席的讲话录音就到了罢工工人的手里，工人在工厂的广播站播放了录音。从此，这位工会主席和这个工会的代表，就再也不敢在格旦斯克地区露面。除此以外，这个最重要的历史关头，这个“工会”的角色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罢工开始以后，它就像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迅速地融解了。它的会员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团结工会的会员。

不过，在1989年，波兰实现了民主化，工会的独立成为法律以后，特别是在团结工会成为事实上的政党，然后分裂以后，这个前身是官方工具的工会也开始并完成了自己走向独立的根本改造过程。现在，它和脱离政治，重新回到自己的源头的团结工会并立，成为波兰的几个最重要的工会之一。

黑夜的尽头

如果以为，劳工有了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就会迅速地好起来，那就太天真了。劳工的状况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尤其是，独立工会由非法走向合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的调整和改变，它也带来，并十分迫切地需要普遍的文化习惯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整体改造的十分复杂的过程。

进入新的一年，即1981年以后，波兰的经济形势并没有改善。十分重要的是，团结工会成立所带来的波兰社会及政治的整体变化，使当时的苏联政府及整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十分警觉、紧张。苏联的最高军事将领频繁地秘密访问波兰，苏联政府向波兰政府施加的压力，甚至威胁，也越来越强烈、露骨。波兰社会广泛流传“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家”准备军事干预的谣言。当然，波兰政府内部的那些不愿失去权力、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十分恐惧的强硬派和技术官僚，也十分乐意这种谣言的传播。政府内部另外一些爱国的，有政治现实感的人，也确实忧虑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及其悲剧性的后果。

这样，1980年10月16日，在波共九届四中全会上，强硬派占了上风，通过了禁止罢工的决议，并打破政治传统，任命了军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党的第一书记。这位将军早在数月前，就已经担任了政府总理。他现在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而在团结工会一方，经济状况和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迟迟不能改善，政府及官僚系统的笨拙无理，使越来越多的工人不耐烦，越来越走向政治上的激进。这些激进的的工人最后抛弃了瓦文萨温和的主张，要和政府实行全面的对抗。12月12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向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进行公民投票。这无异是最后的摊牌。

1981年12月12日，波兰政府突然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并宣布了军事戒严。同时，戒严后的军事政府也逮捕了前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等前腐败、不得人心的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团结工会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之所以说是“半”地下状态，是因为，团结工会虽被宣布非法，其各级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被迫躲藏起来，但，它的组织结构几乎没有破坏，它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国际的支持更广泛、更坚决，它的各种出版物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你只要想看，几乎可以立即得到，并不冒什么风险。戒严似乎使波兰突然间一分为二：一边是它的政府，一边是它的人民。它们之间没有公开的对抗，但，彼此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的遥远。而且，戒严之后，波兰经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为什么当时要宣布戒严？主要是为了压制团结工会，还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军事干涉？镇压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波兰人对此似乎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和中国今天被捕的众多的劳工运动领袖的命运不同，当时被捕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没有受虐待，而且，他们被捕后不久，就被先后释放。现在在波兰，已近九十高龄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似乎认为，他当年宣布戒严，取缔团结工会，是为了避免苏联军事干预的不得已的作法。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待劳工和劳工的反抗，波兰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的不同！至少，人家知道，没有人民尊敬的权力，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东西！

1983年10月，波兰工人的象征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瓦文萨的妻子于12月9日去挪威领取了她丈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1985年，戈巴乔夫担任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他在国内提倡“新思维”，实行“公开化”政治改革，对外，作了不干涉“兄弟国家”事务的承诺。从这时起，苏联对波兰可能的政治变动的威胁不但解除了，而且成了这种变动的鼓舞力量。

终于，在1988年底，波兰政府宣布和团结工会举行波兰政治改革的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又一次合法了。而且，也是永远地合法了。

没有喜悦的胜利

1989年6月，波兰举行了真正的国会自由选举。6月4日是公布选举结果的日子，是决定波兰当代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组成的日子，是团结工会的数百万会员几十年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日子，是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因此，一大早，千百万波兰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视机和收音机。然而，他们首先看到和听到的，是播音员那沉重的面孔和声音：中国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的大学生和工人被射杀。然后才是团结工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的消息。

出动军队和坦克的镇压，波兰工人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波兰首都华沙的近十万名团结工会的成员，在走向庆祝胜利的会场的半路停了下来，一转身，聚集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这一天，在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门前都有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其中声势最浩大的，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在华沙的大使馆的门前。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愤怒的海洋。中国政府就这样剥夺了众多的波兰人、波兰团结工会会员一生中最深切的喜悦。他们最值得庆祝的一天和中国人最具悲剧性的一天完全重合，这使波兰团结工会成为世界上最关注、最支持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组织之一。波兰人民的心，竟是这样和中国紧紧地联在一起。

中国劳工通讯出版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