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注19）

高华生于1954年，用那个时代的话讲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意思是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都有了新的开端----包括这个国家，也被称为新中国。旧社会有阶级之分：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现在，社会主义红旗下人人平等。

在现实中，高华和其他千百万人一样都是新的阶级----有政治问题而不可触碰的种姓。他父亲曾是共产党潜伏敌后的地下报务员（注20）。从政治上讲，高华应该和比他早出生一年的习近平一样----具有“红色血统”或者是“红二代”。实际上，共产党异常不信任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几乎都被指控和国民党合作----否则，用党一贯的阴谋论和怀疑论的思维定式，这些人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党最喜欢的是远离前线的干部，比如长期在延安工作的，在战争期间对毛泽东唯命是从的。高华的父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靶子。他被打成右派坐了几年牢。高华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要和母亲坐着长途汽车去监狱看父亲，本就艰难的日子因为大饥荒而更糟。

1963年高华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却因为共产党所说的“阶级背景”而被拒。即便他进入了普通的学校，父亲的境遇也反复让他陷入困境，老师有意把他和其他同学分开。三年后文革开始，高华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自己可能会被打死。父亲逃离南京投奔了北方几百公里外的山东亲戚。很快，高华就目睹父亲的通缉令贴在自家周围的墙上。

高华长大后，他开始把家庭的厄运和二十多年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延安整风运动。他曾经在毛泽东选集中读过一些相关内容。文革爆发后，他学校的干部和市政府的官员被打倒，他们在延安整风中自己承认的罪行被再次披露。十几岁的高华似懂非懂，但那听起来是一场严酷的事件。在他年轻的头脑里，这一时刻成为席卷他一生的暴力革命的关键。直觉告诉他，延安的暴力似乎是党的原罪，如果没有暴力和胁迫，那么这一切扭曲都不会发生。

他亲眼目睹的残忍让人变得麻木不仁。有一个案子他始终记得。他有两个同班同学是兄妹，和他们的父母住在小破房子里。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被禁止参加任何工作。母亲是普通的劳动阶级。家里很穷也一直被羞辱。有一天，母亲崩溃了撕掉了一张毛泽东画像，还诅咒他。她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学校里所有人，包括高华，她的两个孩子，她的丈夫都被要求站在路上，看着她被五花大绑送往刑场。“这被称为‘受教育’，”高华之后讥讽道。

家是他的避难所。高华不够格当红卫兵，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母亲因为害怕把家中的藏书全烧了，他抢救了几本珍贵的书籍，包括杨绛翻译的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高华如此回忆年轻时代，“这些书籍给我温暖，让我在一个黑暗漫长的隧道里找到光亮。”

他对中国命运的理解飞速增长多亏了一位老邻居的支持。在高华住所附近有一个仓库，锁着几千册没收的图书。善良的看守让高华和他另一个朋友借书回去阅读。他们小心的挑选几本书，藏在背包里带回家。下周再去继续借阅。高华读了几百上千的禁书，包括丁玲的小说，王实味的短文，这两人二十五年前都在延安被毛泽东清洗。

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高校重新开始招生，政审被废除。1978年，二十四岁的高华考入了一流高校南京大学。从那时起他认识到自己喜欢历史，也开始集中研究延安时期的历史。他开始收集回忆录，报纸，文件和各种档案。

他经常参加各种讲座，学习如何积累才能成为历史学家。他受到了启发----他自认为是“被鼓动”----当他听了一个讲座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中，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历史学家解释了自己完成著作的动机。不管自己是否被阉割，他都决心把这本神圣的著作写完。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本他从母亲的火堆中抢救的书----他想起了范文澜在书中的警示，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结果，他坐了两个十年的冷板凳。他用了二十年时间，在2000年发表了自己那本近九百页的经典大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1930-45》。红太阳就是毛泽东，高华用严谨的文风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通过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清洗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党在执政后运作的样板。

在书的后记中，高华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动机和研究方法。他无法获得官方文献资料，从一开始，他的研究课题就过于敏感，也不会准许他接触政府文件。他申请的研究基金多次被拒，评职称被推迟，去其他高校的机会也无法得到批准。所有资料和复印都靠自己普通讲师微薄的薪金。和海外的历史学家不同，他没有研究生帮他跑腿，除了课时费没有任何其他奖金，也没有世界级的学术研究图书馆，更没有同行评审的刊物帮他打磨思路。

他对外国学者很熟悉，也从多次去香港的学习中获益，在那里他可以使用大学服务中心（注21），这个传奇宝库有海量来自中国的图书和文件。他意识到海外的作者们，尤其是对毛泽东屈膝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才是这个党依赖暴力和压迫的源头和中心。很多人也没有追溯到真正的源头。有人认为是从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开始犯错误。没人敢承认延安时期就出了问题，要么是他们没发现，要么是他们不想表现得那么反共。

高华继续自我学习，建构起自己的报纸和回忆录的文库，有时很不完整或者各种歪曲。他没有落入任何传统轨道----既不用顺着中国被许可的政治化的历史图景，也不追随海外常规的研究方向----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得出原创性的推论，现在也被业界完全认可。

他在自己狭小的公寓厨房的桌子上写作，不停的抽烟喝茶，九十年代随着他研究作品逐步发表，他开始声名卓著。后来，人们带着朝圣的心态去南京拜访他，这位现代司马迁，为了书写这部颠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反传统著作，他接受了自己的贫困和边缘化。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称为中国在共产主义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作品，这绝非夸大其词。

十年后，高华死于肺癌，年仅五十八岁。他的早逝剥夺了他继续研究的机会，他的朋友们说，他本来正在研究延安之后，毛泽东完全取得掌控后的1949年的历史。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刺破了共产党的建国神话----党的源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兄弟同盟，他们为了拯救中国而奋斗牺牲。取而代之的，他展示了一群野心家们，他们争吵不休，最后被毛泽东欺凌和摆布。2000年，虽然在大陆被禁止，高华的著作仍然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成功发行，并持续再版了二十二次。它被翻译成英文并发布在互联网上。今天，任何共产党史的研究人员，无论中外，都必须读一读高华。

成书不易，是一项密集、漫长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高华假设读者们认识许多只出现在书中某个片段的人物；所以他没有给出太多背景知识，而是聚焦在毛泽东这个人物上。他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延安神话的改写，也对整个共产主义体系打上了问号。这是一个中国历史学者，并在大陆进行研究工作，在党最神圣的土地上挑战党。

正是这样一些著作推动着党和地下历史学家们当代的战役。习仲勋认为共产党的历史虽然满目疮痍，仍然应该如实陈述，他的儿子却不这么想。习近平从他的家族教训中体会到，他父亲是历史的受害者，他必须是历史的掌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