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cière的积极平等

对Rancière来说，消极平等（passive equality）背后的思想在于，它们将平等的主体放在了接受者（recipient）而非行动者（actor）的位置上。比如

1）Rawls

Rawls的无知之幕对应于Kant仅基于理性命令的纯粹理性存在（purely rational beings）。虽然平等考虑源自平等理性，但是是它所产生的原则成为了Rawls公正原则的核心。因此，积极平等仅局限于最初在无知之幕后对公正原则的选择，其后它即被“获得同等考虑”的消极平等所取代。

2）Nozick

对Nozick来说，Rawls的无知之幕使得被分配的物品不从属于任何人，也没有它的历史。因此，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分配的原则。与之相对，Nozick的原则对应于Kant的将人作为目的而非仅仅作为手段，因此他分配公正的原则是“自愿转移”（ voluntary transfer）。如果转移的历史是公正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如何就是无关的。这种平等依旧是消极平等——这是一种受保护的平等（equality of protection），一种每个人已经拥有的平等。我们对生活的选择建立在平等之上，但并非在表达或实现平等，却只是在表达或实现欲望。

3）Iris Marion Young

这种分配公正的原则着眼于社会的福利与负担如何被分配，使得

a）中心问题变成了谁拥有什么，而非人们如何参与到他们共同生活的创造中。

b）即使分配的原则扩展到非物质社会财产，这种分配的原则所代表的思想是，好像这种非物质社会财产是静止的，而非社会关系和程序作用的结果。

c）它忽视了压迫和支配（oppression and domination）的双重问题。

• 压迫存在于系统性的制度程序（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processes），来阻止一些人群在社会认可的环境中学习并使用令人满意的多样的技能，或存在于制度化的社会程序，来阻碍人们与他人交流、或表达他们对社会生活感受和视角的能力。如马主义意义上的剥削；边缘化特定个人或群体；“文化霸权”。
• 支配存在于制度环境，来阻碍或防止人们参与到决策他们的行动或决策他们行动的条件（determining their actions or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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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视角的共性在于由三个元素组成：分配者，消极的接受者，对于位于政治程序终点的平等的信奉。

a）虽然他们都推崇义务理论立场（deontological position），但却有对最终结果的信奉。

b）这些理论都着眼于分配者，于是也着重于权利。而当权利塑造了政治领域时，政治就变得消极。

对Rancière来说，这一套程序实现了集体的聚合与许可，权力的组织，社会角色和位置的分配，以及使这种分配合法化的系统。这一套程序叫做police。它的形式包括Archipolitics，Parapolitics，Metapolitics。它的作用在于，促进/致使/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来确保那部分不能参与到安排他们政治生活的决策中的人 (le part sans-part)依旧不能参与。

而与之相对的是”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ics）。它是积极平等，是平等的表达，是对当前社会秩序的异议行为（act of dissensus from a current social order）。它关注的不是平等的分配，而是平等的预设（ presupposition of equality）。

”异议不是利益的碰撞，而是感知者（the sensible）与它自身的距离的展现“。也就是说，在社会/感知者中存在特定的被认为不可被感知的（insensible）元素，来挑战既定的社会秩序。此时，民主政治就发生了。

行动不意味着政治的失败。行动是政治的本质，而非能/有资格得到什么。政治行动的目标因此是美学的——它要求对感觉感知的条件（conditions of sense perception）进行重构，统治的感知与意义之间的构置因此被这些元素破坏——它们不仅要求存在，还要求被察觉。

”对平等的验证（verification of equality）成为社会性的，由此使得平等拥有了真正的社会效应“【在行动的人们身上】，仅仅受惠于他们将自身认同为行动者，而非分配机制的客体/接受者。这种对平等的表达是主体化的过程。（如”政治不是因为黑人反对白人而发生的——政治使得黑人作为一个实体得以存在“）

”政治的本质是异议的展现，是两个世界的同一显现“。而政治活动的作用就在于将这种矛盾曝露：在名义上精英们是相信平等的，而这种行动传递的消息，不是如马哲所说人们被意识形态所蒙蔽，而是在他们的世界有一种矛盾/不一致需要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