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寨之圍城》:如果城寨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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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andy
鄭保瑞新作《九龍城寨之圍城》(下稱《九龍城寨》)有一句意蘊悠長的宣傳標語:「離不開,留不低」,點明離去與留下「之間」模糊、曖昧的狀態 / 地帶,不完全歸屬任何一方,以此形容昔日「三不管」的九龍城寨可謂再貼切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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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改編自余兒原著小說《九龍城寨》,講述偷渡來港的落難青年陳洛軍(林峯)身手了得,因不願加入黑社會與大老闆(洪金寶)結怨,誤闖九龍城寨,意外被城寨話事人龍捲風(古天樂)搭救,在此結識了信一(劉俊謙)、四仔(張文傑)、十二少(胡子彤)等一眾好友。大老闆及其爪牙王九(伍允龍)覬覦城寨已久,陳洛軍的身世之謎牽扯出父輩們的一段江湖恩怨。一心為妻女復仇的大地主狄秋(任賢齊)被有心人挑撥離間,城寨陷入危機,一場奪寨與守寨、「父債子還」的惡鬥正蓄勢待發。
如果說,香港的定位一向是作為大國角力、地緣政治的邊陲 / 邊界,多元文化的交匯之地(70 年代被港英政府列為難民收容港),長久以來缺乏堅實的主體性與意識,那麼,龍蛇混雜、犯罪溫床的九龍城寨更屬「邊緣之中的邊緣」,是現代城市一個不甚光彩的「污點」,除了安分守己的城寨居民以外,諸如無證難民、罪犯、道友、妓女這些被主流社會排拒的邊緣人也被允許進入城寨謀生和居住。
九龍城寨自有一套區別於香港法律的「規矩」,而相比起律法的明文規範及經由制度認證的管治合法性,城寨不成文的「規矩」更講人情義理、煙火氣,保留某些約定俗成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但是,城寨裡濃濃的人情味,對仁義、親情、友情的堅守,卻始終面對多股外部勢力(港英政府、地主、大老闆)的環伺與威脅,陷於一種「將破而未破」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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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部電影不可避免的籠罩在「城寨將被拆除」這一既定事實的陰影之下。如今業已消失的九龍城寨(其遺址後來改建成九龍城寨公園),對一些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來說,自然是不可磨滅的經歷和回憶,但對大部分的年輕觀眾而言,光是能在這座密集、狹窄、髒亂的建築群裡生存下去已難以想像,更遑論是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罪惡之城」(很大一部分是口耳相傳、經過誇張渲染的都市傳說)。正是這樣「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距離感,創作團隊運用光影魔力,在重現城寨風物的過程中,得以擁有極大的自由度,同樣在寫實主義的市井人情,與武俠漫畫風格的誇張打鬥之間,建立起彼此貫通、野蠻生長的流動「縫隙」——樓房之間的狹長過道;牆壁上的刀痕;或騰飛或下墜的垂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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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齒》裡人物受重力所困,如爬行動物般匍匐地面生存(翻找藏在垃圾堆裡的破案線索)不同,《九龍城寨》喚起的是一陣強風(飛翔的慾望),各路武林高手乘「風」而起,穿梭於樓宇之間的天台、走廊、夾縫,上躥下跳、飛簷走壁,及後又被更為強大的外力追截衝擊而急速墜落,與懸掛於半空的物件相撞,承受身體各部位的連番痛楚。武術指導谷垣健治在演員套招的基礎上,將香港高樓林立的垂直景觀亦納入動作設計當中,讓人物充分利用狹窄逼仄的環境特點,擸起手邊的「架生」(如棍棒、刀劍、槍械、繩索),與來犯的強敵展開搏鬥。
在這其中,存在著介乎於圍繞真實環境的自由搏擊,與攝影棚內吊威也打造高難度場面之間的特殊性,這也是港產動作片黃金時代的不朽魅力——孰真孰假並不重要,關鍵是如何打得漂亮,打得好看。鄭保瑞和他的創作團隊再次將之發揚光大,但又不僅限於此,因為對瑞導來說,拳頭、暴力與動作從來就是不苟言笑的人物被投入極端情境後,為了生存而激發出的獸性本能,或藉以表達情感、慾望和衝動的有效途徑。換言之,瑞導的暴力影像遠不止於娛樂觀眾的動作奇觀,更是人物走投無路下的求生之舉,輔之以生理和心理上的劇烈疼痛為主導的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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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保瑞過去著迷於人類的原始獸性、本能慾望,在他的作品裡往往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釋放邪惡、接近抽象和概念化的「原初世界」——如巨型垃圾場、人跡罕至的寺廟(《狗咬狗》)、寮屋廢墟(《怪物》)、地獄邊境(《智齒》);另一個是帶有特定地理坐標的真實空間(香港),即滋養罪惡的「派生環境」。人物深受「匱乏」困擾,為了永遠不可能被滿足或實現的內在慾望和衝動,只能夠在條件極度惡劣的情境裡,瘋狂掠奪生存所需的碎片與資源,一旦窮盡當前環境所有,便立刻轉移至下一個情境,並最終來到邪惡源頭、亦是匯聚所有慾望與衝動之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命案》之前的瑞導並不關心命運如何運作、人類對宿命論的信仰與質疑,命運/宿命只是充當人物不可逆轉的墮落過程中,一個持續衰退崩解的隱性時間符號,自我毀滅的死亡(衝動)或「以命換命」是唯一結果。而《命案》清晰體現了鄭保瑞的影像風格以至創作心態上的漸變:命運不再只是可有可無的衰退時間符號,而是把它當作電影的核心命題予以重視,並進一步想像社會底層的螻蟻不向命運折服、頑強生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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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保瑞在《九龍城寨》延續了《命案》懷疑宿命、對抗命運的主題探討。一方面是對「父債子還」宿命的質疑,陳洛軍沒有被上一代的恩怨所影響,「父親與我無關」的反骨之心貫穿始終;受到「殺父仇人」龍捲風的接濟,陳洛軍深深感激其恩情(沒血緣聯繫的大佬比生父更親),甚至甘願唯其馬首是瞻,絲毫沒有想過報仇一事。對比叔父輩的狄秋,困於傳統家庭價值的牢籠無法逃脫(「冤冤相報何時了」),尤其當後者上門尋仇時,陳洛軍是從強烈的求生本能出發,毫無顧忌的應戰,基於血緣、家庭關係的價值觀與罪惡感在此徹底失效。另一方面,下一代雖然無力阻止城寨將會消失的命運,但到最後仍然選擇在影片所指向的那個「當下」義無反顧地守護家園。這是他們在明知天意不可違(「整定㗎」)的情況下,勇敢做出忠於內心的積極選擇,並主動承受與之相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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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鄭保瑞在近期作品中表現出的「積極」、「樂觀」態度,也讓以往「兩個世界」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那麼涇渭分明,而是處於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關係,場景、人物、動作在抽象與現實之間流動。譬如《智齒》是把香港想像成臭氣熏天的垃圾堆填區 / 地獄邊境,這樣的構想便已兼容了原初 / 派生環境;現實、自然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在《命案》有著更為明顯的表現),人物無需後退到一個外在的、割裂的慾望 / 邪惡之地(如《狗咬狗》把最後的決戰安排在柬埔寨偏遠地區的無人寺廟)。在瑞導看來,香港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任何層面的寫實與幻想都可以在這片土地達至互融(又留有最低限度的空隙),和諧共存。
正如前文所述,《九龍城寨》在城寨居民的生活剪影,與天馬行空的武打纏鬥之間,成功開闢出兼收並蓄、不斷變化的流動空間——城寨四子對決王九的最終戰,刮起一陣偽裝成意外的龍捲風,不就是在夾縫之中才有的奇跡嗎?城寨就是香港,香港就是城寨,「它」可以是骯髒混亂、死亡如影隨形的罪惡之城,但在鋼筋水泥的重重環繞之下,卻時刻迸發出豐沛又堅韌的生命力,默默守護那些即將消失的東西與記憶。
廢墟之上盛開的花朵,夕陽下劃過城寨的飛機,相信是鄭保瑞最想送給香港人的禮物。
(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離不開,留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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