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猴而冠的知识分子 政治的幼稚病

拉克劳与其伴侣墨菲在本书中集中陈述了其基本政治观(道德哲学）也即在阿尔都赛多元决定论之后，应该重新发明第三代马传统的葛兰西的政治领导权因为领导权不应是列宁坚持的政治先锋队，而是应不断面对新兴政治主体的出现，直面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念兹在兹的偶然性（contingency)。和他们一样。拉克劳同样着眼于政治的开放性他者性异质性，将经济简化为某种实在的社会领域而放弃了经济领域，阶级作为不可化约的政治形态而（可以想象，若拉克劳还在世的话，一定会支持大数据算法资本主义的恩泽和在地的东方主义者如许煜论述冲郭如何如何增加宇宙论的开放吧！）

拉克劳在此书中平心而论是有不少亮点的，虚空能指，解放话语内部的二分维度和两个基本矩阵与构成性的断裂。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不就是德里达对基本身份稳定能指的怀疑与批判？基础主义立身的身份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二元关系（海德格尔的神人的幽灵）（女人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我们看见两者同样想到了以不连续的突然的方式（且必须将自己和福柯对人的中介和福山历史终结作为区分的发明）实现解放的地形学。

“解构主义试图解释哲学话语中被压抑的、隐藏的差异和异质性：低沉的、半窒息的、不统一和对立的低语。德里达将这种策略称为“差异”--差异用a拼写，以表明它不是绝对的、本质的差异。它是一种差异或差异的运动，它的身份作为差异总是不稳定的，从来没有绝对的“(“翻译|德里达的权威解构” 2017)。在第五章中，拉克劳以幽灵学（hauntology）概括德里达对马克思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的二元性。“经济主义与政治的优先地位之间，甚至理论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之间的二元性”（拉克劳2022），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说青年马克思与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之间的对立。作者之后进一步阐述，“那种完满是在场的，然而又是缺席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不充足的，这种关系使得某些特定的特殊内容溢出自身的特殊性”（拉克劳 2022），尽管作者并没有像巴迪欧一样向我们具体说明，将事件概念重新提升为和是相对的本体论范畴，但我们可以说拉克劳和德里达一样，在得出詹明信在其著作政治无意识中连篇累牍的对政治集团对乌托邦闭合的美好愿景的集体无意识同历史阶段的对抗成表里以及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历史化的日本文学作为政治失败的产物（并没有作者这种东西），二者都正对齐泽克口中的“内在越界”（immanent transgression），只否定内容，不否定框架。“作为激进地带的不可决定性与作为伦理地带的不可判定的模糊性...一旦被取代，解构就可以成为战略性思考最有力的工具”（拉克劳 2022）。

然而，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并没有将事件放于本体论的位置以及对马克思“只表达在场的革命语言...其中内容胜过措辞“的目的论线性史观误读之外，拉克劳很大的问题是·甚至没有向我们说明这种越界和断裂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萨特曾评论福柯：很让我奇怪，福柯以谱系学向我们考古了历史的断裂，却没有向我们说明这断裂是如何连接的）。拉克劳甚至没有像巴特勒一样希冀于”找出那些建构所打开的可能的颠覆性重复策略；通过参与那些建构身份的重复实践而肯定局部介入（local intervention）的可能性，并因此展现挑战这些实践的内在可能性“（巴特勒282）而这点也在第七章中对罗蒂的批评中体现出来。

“说服的过程经常被描述为一些有信念A的人被授子信念B，并且建议是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事情永远不会那样发生。相反，发生的是，新的元素进人画面而旧的规则无法再去领导权化它们，例如，好像我们的序列中引人一个明显混乱的数列，而挑战是要去找到一个连贯的规则，使其与这个新的情识相适应。这种新规则频繁地被接收，不是因为其自身很受欢迎，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规则，因为它在一个明显的混乱中引人一致的、可理解的原则。20 世纪20年代初，在意大利混乱的形势下，许多自由主义者接受fxs主义，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它，而是因为存在一个爆炸性的社会形势，这种社会形势在传统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既无法想象，也难以管理，而fxs主义似乎是出现的唯一可以处理新的混乱事件的连贯话语”(拉克劳2022)。

我们在这里不用过分纠缠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我们只需要注意一点，在论述完德里达语境的脆弱性，文字总是已被语音包裹之后，在放弃了经济学人框架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作者的范式转换论没有少半点机械将神（如果你足够聪明，你会将这种学术生产定位于人类学的微观及其批判）。结合作者前半文的论述，作者的普遍性毫不干预特殊性而这种存在论预设是多元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的引入将空洞能指的普遍性得以填充，新规则被频繁接受只是因为原先规则由于解释效力的不足（我们必须反问那这又是为什么？）必须将原先话语暴力悬置，我们可以发现拉克劳不仅复刻了基础主义的预设：普遍性混乱难以为继具体性乘虚而入的二元地形学，更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忽略了精神分析的反理性与忽略了大他者不存在的政治启发，而走向了和后福特主义并行不悖的表象文化批判。

让我们回到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转向的争论：

“我们不会因为人类的缺陷和性格而被束缚在话语的权力上，这是心理学的解读。我们被束缚在其中，是因为话语现实本身的缺陷，因为潜意识的裂隙就在那里，它“构建在”言说和话语之中，是我们现实的结构。可以说，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始终回应着话语结构的不可能裂隙。权力（作为社会结构）的问题是谁（或什么）、以何种方式掌握了话语中的“弱点”或漏洞（“缺陷”）的问题“（阿伦卡 2016）。

并不同于德勒兹与福柯预先划分了政治的概念，拉克劳甚至没有走到无意识如何被“在社会存在的多个实例和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裂隙，它以某种方式构建了这种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以某种方式分配（distribute）它“（阿伦卡2016），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拉克劳政治上极端的幼稚病（甚至不同于柄谷行人对于奈格里的批评而言地缘政治，拉克劳的体系中无意识的缺乏中使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分裂就可机械将神般通过对普遍性的抽离和再填充而，也难怪其没有走到罗兰巴特言说神话修辞术应如何被左派挪用，不知其精神分析从师于谁）：康德式的无设定的单个个体可以回避特殊中介直接进入普遍性（齐泽克对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中已经详细阐述，在此不赘言），并且拉克老重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当时左派将精神视为具体的现实的基础完全忽略了社会经济根基。在现实斗争层面，Jo Freeman早已在对无政府女权主义的批判中指出，

“「无架构」成为了遮掩权力的面具，而在女性运动中，通常是最有权力的人（无论她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最为大力提倡「无架构」。只要团体的架构是非正式的，决策如何制订的规则就只有少数人，而只有知道这些规则的人查觉得到权力的运作。那些不知道规则、没被选来加入最内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于感受到她们不明了的一些事正在发生，而产生偏执的误解“（Freeman1970）。

褶子解放并没有为偶然开放的政治链接去除大写的统一的历史主体，我们应该更勇敢地说其反而成为学术精英更隐晦的欺瞒。回到哲学的贫困中，“对现代世界的浪漫主义批判是缺乏原则高度的批判，这种缺乏原则高度首先表现为开历史的倒车；其次表现在这种批判没有致力于真正的社会改造，而只是诉诸于人类的良知、良心或者精神“（马克思 1995，23），拉克劳是否表现出了这种缺乏原则的，精英主义的幼稚病呢？”社会行动者身份中有一个空隙，那么对该空袭的填补必然产生填补内容和填充内容的裂缝，并且由于后者...不同内容之间将存在竞争“(拉克劳 2022，138)。作者一开始立题甚至都不是大他者不存在而言说领导权，而是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存在的缝隙，仿佛市民社会的小市民就可以每日北方凝视般，在权力真空和罗伯斯庇儿们的拥趸下的共和主义LCL之海莉修养心性了！

最后，尽管齐泽克早在敏感的主体里批判过拉克劳是重复康德二分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游戏，但是笔者还是想吐槽其特殊性和普遍性。众所周知的是，在齐对黑格尔解释里抽象的普遍性在个体化的否定性的运动中辩证成为了自为而具体的普遍性（在individual remainder除不尽的余数中详见齐对于谢林的批评），作者很好的批评了列维纳斯等人的绝对差异带来的种族隔离以及像在洼地一样被当局和大院左人的中特主义，且预言了积极介入和今日的自由派对于邻人的恐惧和斥某些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中东父权国家视为对美国的反击（将自身设定为特殊性，文化多元的一环）那么哈贝马斯主义者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哈贝马斯的理路中，对信念跳跃的假定，不能设想成一种建筑进语言功能的规范或所有言说者为之奋斗的理念。相反，这决非一个理念，如果知识即进步的话，它将不得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所以，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预设的“好似”是深刻地反标准的，一个哈贝马斯主义者当然会依赖这个理念，这个铭刻进语言的标准，仍是这虚构不再成为虚构的领域，而是主体达成和谐共识的顺畅交流过程，但这样的辩护错失了一点，这样的状态不但不能达到（也是不受欢迎的）；而且“信念的跳跃”既无规定的内容，也会阻碍进一步的苦心经营——为什么要为我们据说已有的东西奋斗呢？换句话说，将这个“好似”读成一个不能把握的标准，只要是一个反事实的虚构，这个“信念的跳跃”是必须的和能产的（促进交流）。它的“真实效果”，它在促成交往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恰恰是由它跳到虚构之前，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而定。因为它通过提出我们应该为业已实现之物奋斗，切断了语言的衰微和僵化，语言的缺乏保证，所以它的状态不是规范性的。这个寅吃卯粮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斯大林主义。标准的翻版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的快速工业化，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个体系却耗尽了潜能。然而，这个论断没有考虑到，从1917年开始的（或更准确地是从1924年斯大林宣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开始）整个苏联社会主义时代是建立在借来的时间上的，是“负债于未来”的，因此最终的失败反过来褫夺了他们的早期时代”(Zizek 2006,31)。

在此，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并复读黑格尔主义了，信念越界当我们意识到政治化带来的语言保证与基础设配套是业已发生的（already there）而我们只能回溯性(retrospectively)发掘。笔者还在想，尽管拉克劳在本书中没有提及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盛行或者是post 911events, 他会如何界定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他应该会承认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普遍主义，因为它和世界主义都基于相同的文化规范概念，就像费希特创办德国大学国民教育和黑格尔用纸质书写只为登堂入室如国家哲学王宝座，另一方面他一定会将颠覆与偶然性置于其论证首位，反驳法农的文化本质主义(或者就像哈拉维反驳凯瑟琳麦金农的本质化女性)扬言其内在个体不可避免的溢出（什么样的溢出呢？坚称本文化其实和西方文明一样？不应该是如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者一样盛赞其特殊性神圣性 佛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再次回到了“个体性进入空虚能指填补普遍性”的存在论预设，但是若是如柄谷（笔者记不清太清了）说的在一大段时间日本并不是当今的父权制而是女性有经济权，其近代的超克又如何划清自身的特殊性呢？唯一的做法是剔除此段材料，（此存在论预设 “理想类型”本身就是想要摆脱日常经验，但最后又回去把自己的每种理想类型进行了二分，把一些不符合逻辑演绎的经验情况补充进来，和赵鼎新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中分类三种合法性三种理性做的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简直要合唱霍耐特的主体间性的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