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逼害臨近香港基督教教會？

本文編修自筆者二零一九年年中在Medium上發表的三篇短文，當時香港的反修例運動還未到大爆發的階段。雖然沒有全面的更新，但刪減部分時事的內容，想原汁原味就煩請到筆者的Medium（連結在文末）。

二零二零年武漢肺炎的爆發，表面上似乎將香港反修例運動止息了，但事實上香港的亂局每況愈下，政府在抗疫戰線上有系統地不作為，民怨沸騰，經濟前景暗淡。中國內地情況亦不見樂觀，在經濟下行的陰霾底下，政府高調地指示抗疫不能阻礙經濟發展，並且對港澳官員和機構進行升格，任命副國級「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接任港澳辦主任，由國家領導人指揮港澳事務。

這位夏寶龍既是習近平的親信，同時也因為他在浙江拆十字架手段的強硬，引來港人對中央改變對港政策、特別在政治及宗教上變得更強硬的猜測。當然這一切都言之尚早，但絕非無跡可尋。

逝去的美好時代

筆者在廿一世紀才開始信耶穌，換言之是香港回歸之後。整個歸信的過程，是宗教自由的結果：可以隨意找到聖經研讀、在大學可以選修宗教科目、信徒可以自由佈道、市民可以自由談論信仰，選擇信仰和敬拜的地點。當時代還未到二零零三年（就是非典型肺炎爆發的一年），普遍香港市民似乎對一國兩制，並且中國的前途都積極樂觀。

這種樂觀普遍漫延在香港教會，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宣教事工發展蓬勃，說到聖經中提及末世的宗教逼害，沒有想到有生之年（沒有誇張！）會發生在香港或鄰近地區（當然包括中國）。用一個不相稱、並且現在看起來很可笑的比喻：要教導信徒面對逼迫，只能說「白色殉道」（個人修道主義）而無從讓信徒想像「紅色殉道」（即初期教會時期，信耶穌極可能要賠上性命）。雖然有不少牧者都曾經歷偷渡和文化大革命，但即使過了八九六四，這些「大中華膠」（這裡並不帶貶義）仍然對中國現代化和進步積極樂觀。

這種樂觀並非沒有根據，雖然時有聽聞牧者進入內地（目的不是從事宗教活動）都會被相關人士全程跟蹤監視，進入內地的「探訪」事工隨時會有統戰部人員列陣「旁聽」，但當時果真「出事」的事件只是「寥寥可數」（當然這也是樂觀和片面的觀察）。過多數年，到了筆者讀神學的時候，中國事工開始探討轉型，因為國內的宗教狀況越來越開明，很多內地信徒能夠離國讀神學，多種神學專門的書籍大量在內地翻譯出版，開始呈現出一個願景：內地信徒終可以自給自足，香港這個「轉口港」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現在我們明白，這種願景從沒有真正實現。

宗教從來都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事實上，香港教會有不少信徒對內地宗教狀況的認識，還是停留在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他們對中國的進步達到近乎迷信的地步。然而無論是歷史的教訓，還是神學的向度，人類社會「無止境」地越來越理性、自由是一種迷思。即使馬克思也得承認宗教有其止痛的作用（鴉片），只要人民不是信仰政權或政治領袖，宗教實體在頗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群體，在群體利益上與政權相左的時候會成為反對派，而且比那些時常分裂或內訌的社運組織來得更為有力。

事實上由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開始，「堂會建制」對政治的冷漠惹來不少信徒的反感，雖不至於大型的離教運動發生，但仍有不少所謂「傘後」的教會組織或事工的出現，更普遍地出現「XX不代表我」、「我們是一群XX人」的聯署聲明作為對社會時事的回應，反映出信徒脫離地方堂會的框架去參與社會，這模式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更成為了潮流。從反面來說，政府要透過地方堂會去控制信徒（有時美其名是尋求共識和支持）只會越加困難。當然政府可以完全無視反對意見，但許多時「加辣」去管制異見更是尋常。在這種背景底下，宗教逼害會臨到香港教會嗎？

怎樣才算是宗教逼害？

要說逼害，我們需要明白它本身是一個光譜，最極端的一面是暴力禁教或者滅教，光譜的其他方面就是以不同的手段、以不同程度去限制宗教自由。在「一國兩制」苟延殘喘的現在，筆者相信大型禁教或拆教會的情況暫時不會出現在香港，但這代表香港的基督教未有受到逼害或限制自由嗎？這視乎我們對我們自由的敵人有多了解了。

滲透教會

邢福增在〈地下黨基督徒〉一文就曾經指出「...... 在中共黨史上，卻存在著一群『黨員信教者』，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在宗教界從事地下工作。」此文提及、也是最為著名的地下黨員叫做李儲文（維基條目）。有部分教會人士認為，基督教信仰是必然抗拒強權和暴政的，恰恰這位在國外飽讀神學、在教會內外皆有好名聲的牧師，在文革逼害臨到的一刻表露出其真實身分完全是另一回事。筆者並不是鼓勵讀者們去「獵巫」，反之是想指出這些滲透教會的地下黨員，很可能已經是堂會內非教牧領袖，也有可能已經是「名牧」，單從外表或所謂背景是無法分辨得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沒有滲透這手段，也不要天真地以為長年浸淫在基督教神學思想（甚或擔當教導事工），人的生命和世界觀就會改變──不是不會轉變，但人心的詭詐也是聖經一早就強調的。

還有一點相關的，就是華人教會本身的神學傳統，是較容易提倡愛國情懷。筆者曾在一次由香港某著名神學人主講的政治講座之中，親身聽到有牧師回應「如今我才知道原來信耶穌是可以不愛國」，其言下之意，牧師本以為必須擁護祖國和順服當權者。再者，不少上代或上上代牧者自認為「大中華膠」（同上回，這裡是沒有貶義），對中國有深厚的激情，每每放大了內地某方面的進步和鼓勵愛國情操。愛國不是罪，但愛不能使我們無視許多宗教逼害的事實。到頭來滲透和提倡愛國是一個互為因果、循環的關係，倘若地方堂會繼續忽視基督教大傳統的神學反思和發展，堂會偏藍是合理預期，亦可解釋為何內地宗教政策要教會「三自」來擺脫西方思想和聯繫。

在法律上限制教會自由

內地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張力多年不散，近年因著天主教承認中國官方指定的主教，更使後者重歸地下，多年來的復興及與三自教會的復和，轉眼間化為烏有。或許在香港要推動「三自化」暫時言之尚早（但要來的話可以很快），但若言已有所部署並非甚麼不能想像的事。香港的信徒早就發現有些深藍的「龍頭教會」，多有深藍的官員、藝人參與聚會，屢屢為建制發聲。筆者並不是指那些堂會是被收編的，只是當有朝一日推動香港教會三自化，這些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當起樣版來。

借鑑三自教會的模式，當權者控制基督徒的主要方式就是指定官方認可的大堂會（相對家庭教會而言之大），藉她們發表貼近政府的官方立場，然後無視所有其他地方堂會的聲音、甚或打散且打壓他們，阻止他們團結起來。胡志偉牧師就曾經提出政府可能以消防條例去打擊中小型樓上教會。近年國內不少以暴力清拆教會的情況，有消息傳出是因為他們僭建及違返建築條例。當然有不少信徒否認這是事實，又或者相信是當權者的巧立名目，但據筆者的了解，的確因為過去宗教相對的自由，部分堂會建堂、擴堂過於張揚而被政府拿到口實。同樣地，香港不少樓上、工廈堂會或會有不完全符合法律相關條例的要求，倘若香港政府如反修例運動中「止暴制亂」所示是「有法必執」（相對從前較寬鬆的執法），再加上在相關法例上加以收緊，這些較小型、實力較弱的堂會定將輕易被取締，沒有「官方認可」的堂會難以在香港覓地生存。

有些抗爭者以妖魔化政權去動員別人參與，筆者看來並不必要，因為一來並不是所有人都看到政權的邪惡（有時需要相信她包裝得好），二來社會的動盪和政治環境是明明可知的，對於那些活在自己世界裝睡的人，怎樣叫也不會醒。倘若我們已經對逼害臨近產生危機感，構思對策是自然不過，特別是合乎基督教神學的回應。

逼在眉睫

在反修例運動的眾多文宣之中，曾經有人製作了與基督教教會相關的內容，見下圖：

假若香港的「一國兩制」會因「送中條例」而被侵蝕，上圖許多叫香港人陌生的罪名就很有機會扣在基督徒身上。事實上香港教會的許多宣教工作，在內地都是違法（違反內地法律）的，故此往往都做得低調。正是因為「香港人」的特殊身分，才似乎沒有被當局捉拿問罪，出了事也至少可以求助於香港政府。反修例運動的各種濫捕，正好就是一個「中港融合」的經典例子：總有一條法例、一個名目可以用來控告你，這種「法治」也正是港人心裡最為恐懼的。

順帶一提，倘若管治者更加強硬，不單止不聽市民意見，更敵視任何反對聲音（先不將之提升到一些內地普遍的政治罪行），香港的基督教教會還可以在一些家庭或倫理議題上（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反抗政權的決定嗎？「社團條例」又會否有朝一日成為個別堂會的「死因」（「鼓吹」有違政府施政的意見和組織相關行動）？

真的有對策？

如果「一國兩制」再無法保障香港人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內地的相應政策定必進一步以任何方式實踐在香港。較可以預期的自然就是扶植親建制的三自教會，並以本色化為名斷絕境外的聯繫。

1. 三自化v.s.普世化
   如果收緊宗教自由包括樹立親建制的官方教會，在基督教信仰之內的抗拒力就是「我信聖而聖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本質上是普世性的，永遠不會存在孤立自存的「中國本色化基督教」。本色化在神學上著眼於「外來」的信仰落地生根、與本地文化的融匯，而不是斷絕信仰本來的根和其他地方的堂會。過往，國內不少異端出現的原因，都是因為神學資源缺乏加上與本土民間信仰過份的融合，這足夠引以為誡。
   前文亦有提及香港傳統華人教會有愛國的傾向，同時其神學源頭多為基要派，或多或少也有反（西方）神學的特色。因此最直接的行動就是重視和提倡神學教育和聖經研究，脫離基要、重新與基督教大傳統接軌。這既是抗拒逼害者異化教會的手段，本身亦是教會自身存在的模式和任務。
2. 便宜佈道v.s.城市宣教
   「便宜佈道」是指透過大型佈道會和堂會福音聚會去使朋友和鄰舍認識福音。筆者並不是反對這種佈道模式，它的優點在於「便宜」（低成本）且有效（佈道對象較易和長時間留在教會）；而相對「便宜」的就是無論人力或財力成本較高的宣教模式。
   宣教意味著價值觀的介入，宣教士必須走進異文化當中：羊走進狼群，了解未信者的生活型態和信仰意識。宣教也逼使佈道者離開安舒區（近文化的鄰舍和朋友、同學），如果要向基層佈道，就要離開中產的生活形態、以至行為談吐（例如太多中英夾雜、專業用語）。也只有這樣做，教會信仰才能明白社區、進入社區、融合並植根於社會（也就不再離地了）；信徒進入社會也是一個公民化的過程，提升他們對鄰舍生活的關注和信仰的實踐。
3. 堂會主導v.s.信徒主導
   堂會（建制）與信徒本來就不應是對立的，尤其是近年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運動或平信徒充權運動的發展，堂會應該是信徒主導的運動背後的差遣者、賦權者和支持者。平信徒也應該知道，他們也不應該完全脫離教會群體：他們是一份子，也向其他肢體負責。筆者想，這是身體政治的問題，並不是甚麼「互相干預」、「爭奪代表權」的問題（不要學左派式鬥爭思維），而是共生共存、唇亡齒寒的關係。

不要幻想，面對現實

天堂不在人間，也不在我們的心中，天堂已經不再（paradise lost）。在末世的盡頭等待著的是末日審判和新天新地，在那之前，聖經明明就預言逼害信徒的事必然發生，必然有好多在位掌權者企圖抗拒天堂活現在人間。逼害臨近，世界並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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