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理之中看見香港——訪譚劍談《姓司武的都得死》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王瀚樑

譚劍自中學起便創作科幻小說，曾在兩岸三地拿下不同獎項。不過他近年一改筆風，從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轉而創作寫實推理小說。去年他出版首部長篇推理小說《姓司武的都得死》，便在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中榮獲「小說獎」首獎，成為繼陳浩基之後，第二位憑推理小說獲此獎項的香港作家。推理小說一向以歐美、日本作品最為流行，為了讓讀者看到由「香港製造」的推理小說，譚劍在創作之外，他又蒐集香港的推理小說書目，為香港推理小說作整理研究。因為對他而言，推理小說並非只在於解謎與疑團，更是在虛構的謎團之中，蘊藏真實的本地特色，讓讀者看見那些在你我身邊發生的香港故事。

多面嘗試的創作心法

譚劍素以科幻小說作家見稱，自中五起便創作科幻小說。他笑稱，當年自己只是一個中學生，「沒有社會經驗，最喜歡就是幻想，便開始寫科幻。」從此創作科幻小說接近三十年，曾獲得倪匡科幻小說獎、全球華語最佳科幻/奇幻長篇獎等眾多獎項。但在科幻小說作品之外，他不斷嘗試創作不同類型的小說，例如純文學作品《黑夜旋律》、輕小說類型的《貓語人》系列。近年他則致力於創作推理小說。他形容，嘗試創作不同類型的小說，是對寫作能力的磨練，訓練自己掌握不同的寫作技巧與心法。「寫科幻小說能訓練我處理資料，將複雜的科技寫到一般人都能明白。寫輕小說能令我掌握節奏，純文學是要發掘人物的心理狀況，帶出故事深度。」他自言沉迷看推理小說已接近二十年，但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由讀者，轉變成推理小說作者。「寫推理小說非常難，推理小說不單有謎題和疑團，更要直接反映我們面對的社會問題，刻畫人物的犯罪心理。」

直到2019年，譚劍與陳浩基、文善、黑貓C、望日、冒業五位本地作家，合力創作《偵探冰室》系列，他才鼓起勇氣，寫自己的第一篇推理小說，亦即後來被改編成音樂劇的短篇作品〈重慶大廈的非洲雄獅〉。他用了四年時間，在《偵探冰室》中創作了四個短篇推理小說後，才感覺自己逐漸摸熟推理小說的寫作技巧，在去年終於出版首本長篇推理小說《姓司武的都得死》。他強調，創作推理小說之所以如此困難，因為推理小說並不只是一個解謎故事，「比解謎更重要的，是要為故事找一個主題，去探討這個主題，一層一層地讓讀者思考。找到這個主題是最困難的，就如我去教寫作班，我可以教同學寫作技巧，但沒法教同學如何找到故事的主題。」

推理空間—本土再造：《重慶大廈的非洲雄獅》——專訪譚劍、張飛帆

具香港傳統特色的家族壓迫

而譚劍在《姓司武的都得死》中講述的主題，是香港的「丁權制度」與當中的儒家文化、思想，「丁權制度」即是香港容許原居民的男性後人可在認可範圍內興建丁屋的政策。《姓司武的都得死》的故事，講述在大嶼山圍村之中，一個姓「司武」的大家族，發生了一起滅門謀殺案。在調查案件的過程中，逐漸揭露在傳統的大家族中，各種階層的壓迫、對女性的不公，以及人性的扭曲。譚劍說，他一直都很希望寫關於丁權的故事，但不知如何入手。直至在疫情期間，他看了很多韓國和日本的小說，包括村田沙耶香的《便利店人間》，與趙南柱所寫，被改編成電影的《82年生的金智英》等等，書中的主題同樣涉及傳統家庭、文化觀念對於女性的壓迫。「不論是在韓國、日本、台灣，都有這種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我想可能與儒家傳統有關。香港雖然相對開放很多，男女不公沒那麼明顯，卻存在一種丁權制度，當中的重男輕女，重視嫡系血緣，正是這種傳統的體現，令我想寫這個關於丁權的故事，講述制度背後的思想、文化。」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評審形容《姓司武的都得死》這本書，「透過香港特有的丁權制度，鋪陳強烈的地域氛圍，增添異質色彩」。並且書中在推理解謎的過程中，劃破現代社會光鮮亮麗的表相，「揭露潛藏底層的文化暗流」。譚劍指台灣不少讀者，都是透過小說才知道香港有這種丁權制度，覺得很匪夷所思，但同時亦會很容易代入書中處境，因為他們自身的家族環境、原生家庭的狀況，亦如書中描述的家族文化十分相近。「台灣人與家族的連結，往往比香港更多，因為台灣地方較大，會較常見一家幾代同住，磨擦自然更明顯。尤其是女性，有所謂『媳婦熬成婆』的說法，意思媳婦在家族中只屬於身份低下的人，在家族中只能忍氣吞聲，不能有所異議。直到年紀大了，成為家庭中的婆婆，才能掌握權力。可想而知她們感受到更大的壓迫，而這種觀念與書中家族裡的女性處境亦有所共通。」

在《姓司武的都得死》之中，在兇案逐層揭露的過程中，發現小說不同角色都面對著各種源自於家族的、性別、階級的壓迫。譚劍記得台灣推理小說作家李柏青在讀完《姓司武的都得死》後，「他說在小說當中，感受到有很多掣肘、很多壓迫，他感覺到我有些東西我想寫，但沒辦法寫出來。只用這種形式去寫。不能直接寫的東西，我要用曲筆去表達我的想法，但亦很荒謬地，因為我不直接寫，反而可能更有藝術成分，有一種距離的美學。」

除了外在的掣肘，壓迫，亦是譚劍創作這本小說時的心理狀態。這本小說創作於疫情期間，譚劍本身患有免疫系統長期疾病，在疫情時面對嚴重的疫病風險，完全無法出門。他只能困在家中，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無法探望親人。譚劍形容，在這段時間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 寫作是他唯一的舒壓方法。於是他用了半年時間，在家專心一致地完成了這本小說。但即使疫情減退，社會「復常」，這種被困與無力的感覺，仍然縈繞在香港社會之中。這種壓迫的狀態，亦被他寫在小說之中，成為小說中的一種「香港特色」。

讓世界看見的香港故事

譚劍近年除了自己創作推理小說，更開始整理香港推理書目，蒐集自21世紀後的香港推理小說，整理出香港推理小說的「系譜」。過往推理小說在香港並不如日本、歐美般盛行，即使隨著日本推理小說作家東野圭吾、宮部美幸等作品被影視化，日本推理小說在華文界引起熱潮，推理小說在香港仍不太受重視，被認為只是一種消閒讀物。譚劍指過往香港學校亦不會鼓勵學生閱讀推理小說，「他們會覺得看流行小說，對同學的文字、寫作沒有幫助。」他記得曾經入學校講述科幻小說，有外籍學生向他表示，過往在美國讀小學時，學校會向他們鼓勵閱讀科幻、推理小說。「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和歐美的教育的分別。我們經常問，為甚麼學生不喜歡看書，不喜歡看文字。原因很可能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讓學生覺得只有深奧、晦澀的文學作品才值得閱讀。」

直到陳浩基在2014年出版《13．67》，在不重視推理小說的香港有如平地一聲雷般出現，小說在港台兩地反應熱烈，被電影公司購下版權，更成功打入國際市場，創下華語書籍史上最快售出外文版權的紀錄。他在2017年出版的《網內人》，亦被改編成韓劇，令近年推理小說在香港開始受到注視。陳浩基與譚劍都有份參與的《偵探冰室》系列，更是打正旗號，創作以香港為背景的推理小說。譚劍指，所謂香港的推理小說，是要捉緊香港獨一無二的元素，讓世界的讀者能從小說中看見「香港」。「作品愈本土，反而愈能面向國際。」在《姓司武的都得死》中，譚劍所講述的主題，正是圍繞香港獨有，因殖民地歷史而出現的丁權制度，而這亦成功吸引到台灣讀者的目光。「例如我在《姓司武的都得死》中對儒家思想的探討，是歐美作家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他們沒有這種文化。要寫香港的推理小說，便要想有甚麼是香港獨有的，那就是香港推理小說的特色。」

除了在小說中寫出香港獨有的歷史和文化，寫出香港制度與壓迫，譚劍堅持要寫在小說之中的，還有香港的語言。《姓司武的都得死》雖然大部分文字都是以書面語寫成，但部分角色對白譚劍刻意以廣東話寫出，有時更會夾雜英語，因為這正是香港人特有的說話方式。「廣東話是一種可以用文字寫出來的語言。既然如此，我為何不在小說中，去保留我自己的語言呢？正如莫言、賈平凹這些大陸作家，同樣會將方言放進小說之中。」以廣東話寫作，他當然亦會擔心台灣或者其他華文讀者看不明白，因此書中的廣東話對白亦會配以註釋，解釋句子意思。「我希望這件事不是只有我去做。如果香港作家都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有意地加進廣東話，台灣讀者也會逐漸習慣，知道是甚麼意思，從而將我們的文化，傳揚到更遠的地方。」

尤記得去年七月升中派位放榜時，一位獲派傳統名校的小六學生被傳媒訪問，被問及將來志願，她的答案並非醫生、律師或者高官，而是作家。這個答案卻換來網民各種冷嘲熱諷，甚至說香港沒有作家能寫字維生，做作家只能淪為文妓。但就在他們忙於嘲諷一個小學生理想時，香港的推理小說已衝出香港，陳浩基、譚劍的小說先後在台灣獲獎，真正是「以作品說話」。「我希望香港的推理小說，能夠像香港電影一樣，能讓世界的讀者看見我們眼中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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