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I会提高生育率

《原子化社會與UBI》中提到：

當人們都搬到大都市，儘管收入提高卻得花上更高的支出去維持生活，這對整體生育率打擊最大。

人口学家对生育率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在日常科普中并不显眼，所以人们对于什么会影响生育率多有误解，此即一例。我有幸在知乎读到数据帝 chenqin 的系列文章，才了解到关于人口学和生育率的知识，实在大开眼界。在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上， chenqin 引用相关论文得到的结论是：

在微观数据中，收入和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并不非常显著。[……]控制了避孕知识之后，收入和生育率就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这说明原本的一些研究中，生育率和收入的负相关性有可能是由于收入较高的人有更好的避孕知识所导致的。

从截面数据上（即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数据）看，生育率和收入的关系是很弱的，这种负相关性更多地存在于宏观的时序数据中。[……]随着资本积累、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提高，孩子的质量的重要性便超过数量，大家就开始收缩生育率，选择投资教育，[……]

如果有兴趣，可以移步他的知乎回答。他在知乎上的人口学科普答案每一篇都深入浅出，数据翔实，如果你喜欢思考人类活动和城市规划，一定不能错过。

2018年底，《柳叶刀》发表研究发现全世界有一半国家生育率跌破2.1，引发讨论。报告中列出全球生育率下降的三大原因是：

• 儿童死亡率降低意味着女性的生孩子数量自然减少
• 更容易获得避孕工具
• 更多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

这三大原因，每一个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成就。历史上的高生育率，是建立在女性和儿童的痛苦之上的。我们不可能为了提高生育率而去在这三大成就上走回头路。那么怎么办？

“控制了避孕知识之后，收入和生育率就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

只有提高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提高生育率。那么在提高家庭收入上，政府安全网是否正在侵蚀民间安全网？至少在美国，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Mike Konczal 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The Conservative Myth of a Social Safety Net Built on Charity》中写道：

在[大萧条之前的]社会保险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 Michael Katz 记录了美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由私人和公共机构共同组成的福利社会。

早期美国政府的福利制度继承自英国，由 Outdoor relief 和 Indoor relief 组成。Outdoor relief 由各社区的政府发放给本社区定居的贫困人群，而 Indoor relief 是各社区政府建立公立工厂，雇佣找不到工作的贫困人群。这一系统最早是由英国在1601年颁布的《The Poor Relief Act 1601》设立，被殖民者带到了美国。随着社会发展，政府福利也只是水涨船高，并没有干扰民间安全网的运作。

在 OECD Data 网站可以查询 OECD 国家在社会福利上面的花费情况。在 Highlighted Countries 中选择 Germany ，在 Time 下取消勾选 latest data available ，就可以观察到1980年到2017年德国在社会福利上支出占GDP比例的历史数据。

可以看到公共支出在1980年到现在，德国的公共社会支出从GDP的22%稍有上升到GDP的25%，私人社会支出从GDP的3.36%波动到GDP的3.45%，变化都不大，并且民间安全网并没有缩小的趋势。

个人观点，民间安全网既然是依靠自觉，应该会一直维持在3.4%左右。想要提高安全网的可靠性或规模，只能依靠立法建立国家安全网。国家安全网可以有各种形式，现金转移支付应当成为一切其他机制的基准对照，效率不如直接转移支付的就代表不值得继续投入。普遍性的转移支付，即UBI，就是消除贫困的底线。消除贫困，生育率就能真正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