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原文标题：Why Face Masks Are Going Viral
链接：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coronavirus-mask/
作者：GIDEON LASCO / 7 FEB 2020
译者：王一凡
编辑兼校对：王菁

前言：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外科口罩——尽管口罩的有效性备受争议。人类学家Gideon Lasco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探讨这背后的原因。原文发表于2020年2月，是否戴口罩的争议在之后几个月内愈演愈烈，成为了疫情政治中的重要符号。科学界对口罩有效性的研究，也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取得了新的进展。理解当下的口罩政治时，我们不能忽视它深植于的地方历史和多元文化。

疫情爆发之初的口罩

菲律宾第一例新冠病例确诊的那天，马尼拉街头的景象诡异。一半的人都戴着口罩，从一次性外科口罩到硬核N95防毒面罩，应有尽有。几周前，人们为了应对塔阿尔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刚刚购置了一批口罩。

同一周，我还去了泰国，街头的景象大同小异。从马尼拉到曼谷的飞机上，所有的空乘人员以及半数乘客都戴着口罩。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2019-nCov—译者注：当时还未改名为COVID-19）爆发是一次全球健康危机。截止发稿日（2月7日），已有7834例确诊，170人死亡，近99%的病例发生在中国。中国在12月发现第一例病例，现在已经扩展到18个国家。

紧接着，口罩在全球范围内脱销，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俏的商品。在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上，地球也戴上了巨大的外科口罩。

科学研究的复杂结果

然而，对于口罩究竟如何保护公众，科学研究显示的结果却更加复杂。

外科口罩的作用是避免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飞沫传染，比如血液和唾液。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戴着口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口罩对防止患者通过咳嗽传播疾病是有效的。但外科口罩对病毒感染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也不能抵御空气污染，因为汽车尾气中的二氧化氮可以轻松穿过外科口罩，而口罩在不贴面或移动的情况下，也会使人吸入大颗粒物质。

N95一类的过滤型防毒面具对于防止人们吸入病毒、空气污染十分有效，但头戴面具会使呼吸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只有当正确佩戴时它们才能发挥功效。

健康机构一再强调，在大多数场合下无需佩戴口罩。但这一建议并没能让人们停下囤积口罩的脚步。

人们戴口罩的动机往往远超医学上的有效性论证。文化价值、掌控感、社会压力、公民责任感、家庭原因、自我表达、对公共机构的信心，甚至政治因素，所有这些都汇聚在口罩的“象征意义上的有效性”上。

历史与现实下交织的口罩文化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口罩第一次得到了广泛应用。在那场大流行病期间，全球据估计有五亿人感染，五千万人死亡。公众被建议戴上纱布口罩，在有些地方，口罩令得到强制执行。美国人民被指导要“遵纪守法，戴好纱布”。历史学家南希·托姆斯（Nancy Tomes）写道，在那时，口罩变成了“公众决心和纪律的象征”，提高了士气。但是，因为这些口罩大多是人们自己做的（甚至有的妇女用雪纺布做口罩），所以对口罩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1918大流行消退后，世界大多数地区口罩热也随之而去。然而在日本，口罩成为了卫生文化的一部分。在随后的一系列传染病和自然灾难中，口罩变得愈发普遍，包括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或“非典”）、2004年禽流感、2009年猪流感，以及2011年的福岛核泄漏。

学者们对口罩在日本的流行提出了多种解释。有人说戴口罩符合日本对干净、纯洁概念的理解。一项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对公共机构失去信任，这导致了人们转向自我保护。在另一项调查中，日本人说他们戴口罩的首要原因是自我保护，但同时这一举动也是表示对他人感受的考虑以及对礼节的尊重。对很多人来说，口罩就像是一种“安全毯”，戴上口罩这一小小的举动是一种“危机仪式”，提供慰藉、减轻焦虑。口罩文化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把口罩作为时尚的宣言，通过动漫形象或者军用迷彩图案来表达个人风格。（在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丛林大火激发了一些公司设计出能散发出桉树气味的呼吸面罩。）有些人甚至把口罩绑在头上，以防止他人的打扰，或是掩饰自己的情绪。

在中国，人们戴口罩的动机也与文化息息相关。 社会学家彼得·巴尔（Peter Baehr）指出，2003年“非典”在香港爆发时，佩戴口罩是对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的表达，拒绝这样做的做法则将受到了公众的谴责。 他写道，戴上口罩，“人们向他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传达出了自己的责任”，“通过遮盖住个人的面目，集体身份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一些人戴口罩的决定中，同伴压力无疑发挥着作用。非典流行期间，两名研究人员在飞往曼谷途中观察到，旅行者在见到戴着口罩的人群后急忙赶去为自己购买口罩——尽管泰国并没有非典的病例报道，当地没有关于戴口罩的明确信息，并且口罩的防护作用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许多戴着口罩的人的卫生习惯并不好，他们摘了口罩咳嗽、打喷嚏、擦鼻子、手在公用的面包篮里挑拣。 （许多专家说洗手是抵御病毒性疾病最好的方法。）

然而，这些学者也指出，戴口罩“可以通过为公众赋能、加强个人控制的效能感来协助管理重大传染病事件。”

也许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时所采取的措施。 1月30日，总理李显龙同时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只有生病时才需要戴口罩”，二是新加坡所有137万户家庭将分别获得四个口罩。在宣布之日，新加坡仅确诊了13例病例。

也许对我访谈过的菲律宾人来说，对控制力的感受也塑造了他们作出戴口罩的决定的原因。“我不想传染给我的孩子，”奎松市（Quezon City）一家购物中心工人菲力（Fely为化名）告诉我。 “即使医生认为没有必要，我还是要戴着，因为我的家人正处于危险之中。”

马尼拉的一名大学生贾斯丁（Justine为化名）说：“当我看到别人戴着口罩时，如果我没有戴我就会感到全身不自在。”他补充说，戴上口罩“反正没有坏处”。

虽然可能没有坏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口罩始终是中性或是善意的。

随着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担忧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口罩在“他者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位菲律宾华裔同事最近对我说：“当[人们]看到我坐在餐厅里时，他们就会悄悄戴上口罩。他们认为所有华人都具有传染性。”

根据医学社会学家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的说法，疾病流行引发了一种“流行病的解释”，社会在此过程中寻找导致传染的原因。同时，流行病爆发加剧了人们先前已有社会性危险的恐惧，这种恐惧会进而激发种族、社会和经济偏见。随后的症状可能包括污名化、排斥以及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说的政治化的“推诿系统”。

1月下旬，有消息传出，一家菲律宾工厂向中国运送了300万个口罩，而当时菲律宾人正由于短缺和高价而难以买到口罩。公众对此反应显著不同，而且很能说明问题。

一些菲律宾人出离愤怒，无论是否相关，都把所受伤害怪罪到中国人身上。他们说，菲律宾自己的人民必须得到优先考虑。另一些人指出，中国以前曾向菲律宾提供过援助，因此回馈他们是正确的选择。其他人的注意力则纯粹集中在中国需要更多口罩这一事实上。

人类学家已经探索过这些不同的反应。在稀缺的时期，一些团体变得更加自私，其他人则坚持互惠作为一种强大而普遍的普世价值。许多社区都实行“基于需求的供给”（need-based transfer） ，恰恰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在困难时期，人们提供帮助，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也会为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随着菲律宾塔哈尔火山的爆发，口罩不仅成为贪婪的象征，而且也成为了善意的象征。这场危机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正是一张男子免费分发口罩、帮助保护人们避免吸入火山灰的照片。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带来越来越多的野火等自然灾害，还有城市的空气污染恶化，以及全球连通性加剧大流行传染病的风险，口罩可能会变得愈发普遍。随着口罩越来越融入日常生活，在它们遮掩住我们的面孔的同时，它们也将持续揭示人类文化的多面性。

参考资料

Abraham T. (2009). Risk and outbreak communication: lessons from alternative paradigm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7(8), 604–607. https://doi.org/10.2471/blt.08.058149

Burgess, A., & Horii, M. (2012). Risk, ritual and health responsibilisation: Japan’s ‘safety blanket’of surgical face mask‐wearing.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4(8), 1184-119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8). Show Me the Science – Why Wash Your Hands?

Douglas, M. (2013). Risk and blame. Routledge.

Shaffer, Leah (2019). Is a More Generous Society Possible? Sapiens.

Strong, P. (1990). Epidemic psychology: a mode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2(3), 249-259. doi: 10.1111/1467-9566.ep11347150.

Syed, Q., Sopwith, W., Regan, M., & Bellis, M. A. (2003). Behind the mask. Journey through an epidemic: some observations of contrasting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SAR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57(11), 855-856.

Tomes N. (2010). “Destroyer and teacher”: Managing the masses during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Public health reports (Washington, D.C. : 1974), 125 Suppl 3(Suppl 3), 48–62. https://doi.org/10.1177/00333549101250S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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