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

“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卢梭

按：有次在微信朋友圈戏言卡西尔的《卢梭问题》是“史上最憋屈的一本书”。因我认为，卡西尔明明有惊人的创见，却没有明确说出来，让我这个读者从头等到尾，无比憋屈。这不意间让译者王春华兄“躺枪”。后来春华兄我那条朋友圈下留言帮助讲解此书要旨，一来二往，我觉得留言不足以说明这本书对我的冲击和启发，不如写一篇简短的“读后感”。

“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这句话自从被卢梭写进《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都被诸多反对者看做卢梭“蔑视思想与理性”的证据[1]。卢梭的形象，正如《卢梭问题》一书作者卡西尔所描述的，在不同人眼中是如此极端难以调和：

柏克将卢梭痛斥为理性时代的化身。德•迈斯特和博纳尔（Bonald）谴责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和倡导毁灭性混乱的哲学家。后来诸如亨利•梅因爵士之类的批评家抨击他立了一个“集体的暴君”，并在《社会契约论》中再次引荐了“身着新衣的老一套君权神授说”。

……

卢梭门徒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卢梭反对者之间的相互矛盾一样尖锐。雅各宾派以他的名义建立起恐怖统治；德国浪漫主义者把他作为解放者歌颂；席勒将他描绘为殉身于智慧的烈士……[2]

不过，在卡西尔看来，所有这些看似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卢梭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阐述这种一致性，当然要从看似矛盾之处入手，比如：“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首先，“矛盾”在哪里？

沉思，自古希腊以来，就承载了人们追求善的伦理功能。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指出，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同样，亚里士多德也在思辨中寻求善。只是，古希腊的善，不是基督教的至善，后者是绝对的，而古希腊的善，如同其多神教中的众神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因此，古希腊的沉思之中追求的善，也就是“爱智慧”所追求的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去求知，追求达到众神所知的境地，是相对的善，不是绝对的至善。在基督教教化下的西方世界，人们信仰唯一真神，追求绝对的至善，方式却不是思辨，而是依靠不假思索的虔诚信服。在数个世纪的神学政治冲突中，人们试图以理性取代信仰，正是在这个沉思取代盲目虔诚甚至迷信的过程中，卢梭发现了巨大的隐患。

卡西尔的卢梭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就是肯定了卢梭坚定不移的基督教信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在那个启蒙的世纪，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在为以理性取代信仰而拼搏，同样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仅凭这一点，就不难被看作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物，自绝于启蒙思想家们的圈子之外。卢梭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坚守住了孤独，在“绝对的至善”与“相对的善”之间，卢梭选择了“绝对的至善”：

证明上帝之正义，这正是人类的事业与最崇高的使命——但不是通过对幸福与不幸、善与恶作形而上学的沉思来证明，而是照着人类所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来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塑造秩序[3]。

旧制度依靠沉思的经院哲学，已经越来越不能被忍受。欧洲启蒙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们要求以自由而非奴役重新构建他们的生活。然而，自从人类第一次要依靠自由的行动，而非沉思来创造新秩序的时候，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此后，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几乎一切暴力与革命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打开那盒子的人，正是卢梭。第一个被卢梭击中的，是康德。卡西尔在《卢梭康德歌德》一书的开篇写道：

康德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他那间大有斯巴达之风的书房，简朴无华，只有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墙上的让•雅克•卢梭肖像。有关康德生平的最早描述还从其他方面提供了种种证据，说明康德对卢梭之其人其书是怎样的五体投地。最为人稔知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严守时刻表，并且关于按钟点支配自己日常工作的康德，只有一次打破了常规——当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后，由于康德醉心于研读这本使他手不忍释的书，竟然放弃了每天例行的散步[4]。

受卢梭启发，康德发展出他自己的道德哲学，从康德开始，人们不再在沉思中追求善，转而在实践中追求善。黑格尔把康德的理性实践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引入政治经济学，追问整个人类历史实践中的社会总体功利价值是如何实现的，是否具有道义基础。马克思在他的追问中断然否决了私有财产权，可是自从边际理论以来，经济学家依靠实证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保护私有财产权能大大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奥秘所在。但是这样一个“财产权路径”，始终缺乏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学。

从洛克到米塞斯、哈耶克，“财产权路径”一直缺乏相应的道义基础，在中国也一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问题。从卡西尔《卢梭问题》这本书中，我看到卢梭是第一个意识到洛克的财产权路径缺乏道义基础，第一个意识到道义基础不在设计者的沉思中，而在实践中，卢梭自此转向社会建构问题，他给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实践方案：《社会契约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成为第一个试图为社会交往行为寻找道义基础的思想家。其中巨大的启发意义，则是今天基于主观主义边际理论的经济学始终欠缺一个和主观主义相匹配的伦理学，也就欠缺了道义基础，始终只是经济学，无法取代政治经济学。

至此，我们看到，卢梭意识到，个体一旦进入社会，过去追求道德的沉思方式就完全失效了，任何人不可能代表别人去生活，继续在沉思中寻求善，无疑是企图替他人规划、指导与选择如何生活，只是奴役他人的企图。哲学家不应该越俎代庖，替所有人事先思考其偏好，那样的社会，只能不断堕落。

所以，卢梭不但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而且还是第一位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位试图在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地（volontairement）行动中，而非个别人的沉思中构造命运共同体的人。绝对至善的上帝的“旨意（volonté）”并不是通过任何人、智者或先知的沉思，而是通过上帝赋予所有人在社会中自愿地（volontairement）行动，把名词“旨意”（volonté）变成限定动词的副词“自愿地”（volontairement），将上帝的旨意渗入到每一个人每一时每一刻的行动中去，成就了公意，每个人都必然同意的公意：任何人反对“自愿地行动”，如果出于被强迫，必然无效，如果出于自愿，那么本身已经是在“自愿地行动”，因此，“自愿地行动”，自由地选择，是唯一可以达致“全体一致同意”的公意，是一切道义价值的真正合法性源泉。

人们对卢梭的误解，使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已经提出的实践转向方案——每个人不能被代表地“自愿地”行动——至今被严重忽视，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各种实践，但是它始终未被赋予从卢梭就加之于之上的伦理含意。举例说，在法国的一个法庭上，一位无合法身份外国性工作者需要举证，来说明她是自愿地还是被强迫地，以是否“自愿地行动”为标准来确定合法与否，来区分罪犯与受害者。这些“自愿地行动”的标准，每天都被争论，每天都在改变，无数社会中的主体就这样参与塑造着这个社会的制度。这个“标准”，或说社会的规范，文明的标准，自从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次提出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之一，且正在被法国的政治哲学家们引入其最新研究中。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曾经尝试对人类思想史进行分期，中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思想转向，被他称作“实践转向”或“语用学转向”。从卡西尔《卢梭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是这一转向确定无疑的开创者。卡西尔为了论证卢梭思想的一致性，无意中发掘出了卢梭在人类思想史中最大转向之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一重大意义。

[1] 卡西勒恩斯特, 卢梭问题, 王春华 译, 译林出版社, coll. «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 2009, p. 12.

[2] Ibid., p. 3.

[3] Ibid., p. 73.

[4] 卡西尔, 卢梭·康德·歌德, 刘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coll. « 新知文库 », 1992,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