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到台灣的文藝復興時代－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毋甘願的電影史

毋甘願的電影史，就像《海賊王》那空白的歷史一樣。

原來台灣電影史上，出現過台語片；原來台灣電影最輝煌的時代，是台語片撐起那片天；原來這段燦爛精彩的台語電影發展故事，都已經被我們遺忘。明明是1950到1970年代，爺爺奶奶生活時代裡轟轟烈烈發生的事情，我這個95後的年輕人，卻陌生的像是在讀上個朝代的歷史。

在現在的背景下真的無法想像，在1950至1960的台語片黃金年代，每個禮拜平均有三部台語片搶著上映，演員不只是母語是台語的台灣人，還有客家人、外省人、香港人以及日本人的身影。台灣那時候還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全球第三大劇情片生產國，僅次於日本和印度。

不知道是時代變化太快，還是我們的記憶太短暫。

說起台灣電影，認知裡第一個想起的總是楊德昌、侯孝賢這些台灣新電影的經典代表人物，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更是台灣人心目中歷久不衰的經典，讓台灣電影第一次站上國際影展，台灣文化也被世界看見。

但早在侯導《悲情城市》上映的二十五年前，1964年，早就有一部林福地導演拍攝的台語片《悲情城市》，說著當時還是敏感話題的二二八事件反思，當時上映叫好叫座，連續上映了27天。1964年版的主題曲〈悲情城市〉，由當紅歌星洪一峰所演唱，1989年版本的悲情城市主題曲，則是由洪一峰的兒子洪榮宏翻唱。

而這兩部同樣應該身為經典電影，今天的地位差異，一個在天上，而一個早已被遺忘。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是一本時代劇的神作，透過作者大量史料和精彩的故事，補足了我們錯過精采時代的空白記憶。故事發生的＂那個時代＂，現在看來熟悉又陌生，有在大稻埕靠辯士演繹的默劇片、滿街台語音樂的跳舞時代；有戲院擠滿人潮只為了可以用眼睛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真實的新聞電影時代；有二二八之後試圖找回台灣這片土地價值的有志青年時代；有充滿激情與熱烈的台灣文藝復興時代；也有豪情女間諜使用隱身槍和死光炮等科技武器時代。

這些時代是台語片的時代，透過台語片的傳播與興盛，轉化了現代、外來的陌生電影與思潮，為本地觀眾建構出在地的文化意象，創造在地認同。

台語片最風光的兩個時間點，1957年《徵信新聞》主辦「第一屆台語片影展」，以及1965年《台灣日報》主辦的「國產台語片展覽」，這兩個史上僅有的台語片影展，在當年受到注目的程度完全不亞於後來新聞局主辦的金馬影展。

但台語片的燦爛像煙火，華麗的綻放又突如其然的消失，為什麼台語片會突然迷失在這條文化傳承的軸線上？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策限制，是如何影響了台語片生產方式與產業結構？台語片的從業人員，又是如何在現有資源下，與政府斡旋，盡力延長台語電影的生命？

這是第一次，對於一本書有這麼多的疑問，也對於一個時代有這麼多的不可置信。這是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的故事嗎？

像煙火般綻放的台語電影起源

大家都知道底片貴，拍一呎就能抵好幾打麥仔酒，犯錯的演員下戲後，日子當然就不好過。在底片購買不易又所費不貲的情況下，拍片只能格外講究

1956年1月，由導演何基明、監製陳澄三製作的，第一部正宗台語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上映，這個時間點，台灣還在為228事件的餘波震盪著，日本時代與國民黨政府先後推行＂國語＂運動，壓抑了台語戲劇和電影的發展，再再都讓《薛平貴與王寶釧》的上映別具意義。

像是打開了潘多拉寶盒一樣，台灣人有了專屬台灣人的娛樂，上映第二天賣出比西洋片多40倍的票數，在台北四間戲院連續放映九天，就達到了7萬5千多的觀影人次。演員隨片登台滿滿爆滿，戲院都塞不進去。故事不只紅遍台灣，更外銷到了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這台語電影第一炮可說是打得完美。

在那個時代拍個電影很不簡單，就算有足夠的資金，也很容易受限於＂攝影器材＂的不足，彼時政府嚴格控制外匯，電影器材很難訂購，設備、器材和膠捲都很難取得。最早的台語電影拍攝用的是日本人戰後留下來的十六釐米攝影機（一次只能拍十幾秒）和上萬呎反轉片（感光度較低要到光源好的地方拍攝），克難的開始拍攝工作。

當《薛平貴與王寶釧》取得成功了之後，許多有志之士也躍躍欲試，８月上映的《范蠡與西施》更有了大規模場面，動員了500人臨演和300多匹馬，上映的時候也場場爆滿。同樣在1956年，最賣座的台語片是由導演邵羅輝、男主角田清、女主角小雪、以及陳澄三出資製作，號稱第一部＂正宗台與時裝片＂的《雨夜花》。

《雨夜花》會賣座是因為拍攝出的現代感更讓人有共鳴，也讓台灣人的電影夢更加真實。但可惜這片膠捲已經遺失，沒辦法再重現當年搭了布景在燒房子的大手筆安排，也沒辦法看見在白色恐怖下，電影竟然設定女主角賣菸，受流氓欺負無法聲張，又被誣陷販賣私菸坐牢的諷刺時代畫面。

台語片興起的文化風暴

台語電影的大眾影響力，更成為民選政治人物亟欲收編的對象：台語影壇的著名諧星天炮枝，就曾擔任台北市長高玉樹競選時期的司儀，他在1958年意外過世後的出殯現場，更是政商影劇界名人雲集。出席台語片影展和頒獎典禮，或開鏡剪綵、贊助投資，甚至在議會為台語片請命，可說是1950年代政治人物不可少的公關行程

在第一部台語片推出得不到兩年，1957年11月30日星期六的夜晚，台灣第一座＂金馬獎＂，民間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主辦的第一屆台語片影展閉幕典禮，在國際學舍體育館（大安公園原址）舉辦。

當年一共33部台語片參展，99位影星參與觀眾人氣票選。獎項由14位專家評審，以及超過十五萬觀眾票選出十大最受歡迎影星銀星獎。而觀眾心目中的第一名，小艷秋，更是紅到了海外，到香港拍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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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片興起是國民黨政府為了扶持香港影業的意外結果，冷戰時期的宣傳工作，也是影視事業主導權的爭奪戰，那時因為台灣進口底片的成本太高，稅金最高課徵50%，香港影業陳情說希望拍攝台灣電影來打開台灣，但稅金太高難以負擔。

在1956年，國民黨政府因此頒布了《底片抵押進口辦法》，海外各地的＂自由影業商＂來台拍片，劇本經過教育部審查核可，進口器材只需要先在海關付押金，等到影片拍攝完畢，押金就能全數退還。

台語片投資者們紛紛就與香港業者合作，一起申報劇本，讓底片與拍攝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台語片頓時成了有利可圖的生意，吸引越來越多人來投資。台語片的產量也從1956年不到十部，變成1957、1958年都有60餘部作品誕生。

這段時間最有代表性之一的作品，是獲得第一屆台語片影展最佳編劇獎，《青山碧血》，這部以霧社事件為背景的作品，在導演何基明還是中學一年級時，親眼看見賽德克族人被綁腳銬，一卡車一卡車載下山的場景時，就立志要拍這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我們雖然用盡苦心努力皇民化，日本仔也是瞧不起我們山地人，表面上對我們先覺者施些優遇，不過都是日本仔的一種懷柔政策而已

《青山碧血》盡力還原當時的歷史背景，劇中不少日本人殘忍施暴的畫面，就連原住民少女的婚姻也要聽從日本人的決定。為了還原霧社事件的起義，拍出真實的流彈爆破效果，還把鞭炮的火藥埋進了房子的小洞裡，點燃引信後，房子牆壁就真的像是被槍擊過後的樣子。

這部片耗費了巨資六十萬成本拍攝，在1957年7月上映，上映的地點不是台語片習慣排定的大觀和大光明戲院，而是＂甲級＂的台北和中央戲院，還加配了國語版配音，到了離霧社最近的埔里戲院，更是連續上映十天。《青山碧血》更是被評為當時這幾年來＂唯一能發揚民族精神的作品＂。

台語片為什麼從歷史上消失了?

近年來本省電影界拍製台語片頗見蓬勃，上映時間因地利人和關係獲大量觀眾，農村觀眾占大部分，但一般台語片，多以本省民間故事為題材，往往內容荒誕，多有破壞民間感情者，無論在宣傳上或教育上都是弊多利少，宜設法轉移片商攝製對象，使其在獲利之外，並負宣傳及教育意義。 －1957年國民黨省黨部的社調報告

台語片的崛起，確實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關切，但該如何回應卻出現內部意見不一致，新聞局電檢處和台灣省警務處經常就電影是否妨礙風化、影響社會觀感等意見，要求電影刪改；而掌管《底片抵押進口辦法》電影劇本輔導的教育部影輔會，則多以輔導的方式，盡量避免強硬的官僚式管理，認為台語片的興起是＂開出一朵燦爛的花朵＂。

台語片第一次的頹勢，就是掌管《底片抵押進口辦法》電影劇本輔導的教育部影輔會被裁撤，輔導電影單位的改由新聞局電檢處負責，加強了對台語片審核的難度與力道，讓台語片整體的生存環境惡化，少了免稅優惠後很難回本。當時兩大巨頭，玉峯影業和華興影業都相繼倒閉。

而後雖然在1962年，台語電影又回到每年上百部的產量，再創高峰。但1967年教育部文化局成立，接過了電影事業的輔導業務後，相較國語電影的不公平待遇政策，真正擊垮了台語片發展。那時候正是轉向彩色電影的年代，彩色底片相較黑白底片更貴，讓拍片成本翻了三倍以上，有沒有進口稅率的優惠，拍攝成本差異非常大。許多台語導演與影星只好無奈的轉向拍攝國語片。

再加上原本台語片出口的重地，菲律賓、星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在經歷本土文化復興運動，越來越減少進口台語片以及放映數量。政府也不再支持拓展台語片外銷出口，讓台語片的發展雪上加霜。最後在美國的柯達公司漲價黑白底片及許多黑白底片停止供應後，台語電影就這樣消失在台灣的文化洪流之中。

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

台語片、台灣電影、台灣電影研究就是要有這種（或許有點阿Q）的信心：不管環境如何，戮力而為，捨我其誰

台語片最讓人欽佩的地方，不只是能在有限的資源下，高效率的創作，也勇於挑戰不同風格，橫跨多種電影類型。中華的傳統故事、美國的諜報片、西方鬼怪片、日本的盲劍客和海女等等，都以帶有台灣味的創意呈現在大銀幕上。

當年曾主宰台語電影在全台院線片排片的製片人戴傳李在看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後說：「我覺得《悲情城市》應該由我來拍才對，因為基隆中學事件中的鍾校長是我的親姊夫，那故事我最清楚。如果提早十年環境容許，我一定拍《悲情城市》，哪會輪到他們拍！而且我想成績決不會輸於他們，也許更好也說不定，至少也差不多。」

台語電影人的遺憾，是還有太多故事來不及說，這些看重藝術，希望以＂大眾化電影＂提升台灣戲劇的藝術價值，傳承本土文化與精神的台語電影人，是被時代遺忘的孤兒，當時的報紙，相較當時的影響力，也很少有他們的消息。

在1960年代，北投號稱台語製片界的好萊塢，有將近五分之三的台語片都在北投錄製，這裡有便宜的旅社、車站月台、大屯山、淡水河、忠義行天宮等適合拍外景的地方。全盛時期每天都有十幾檔戲在北投開拍，每個演員可能一天都要趕場，跑三、四部戲。

只是，這些記憶都消失了，甚至連形體都不在。

上千部台語片多已經沒有拷貝而失傳，除了前面提到的，還有玉峯影業拍攝的《嘆烟花》、號稱最年輕的天才編導《雌雞隨鳳飛》等等經典作品，留下來的只剩下兩百多部。

但看完這本書我想說，台灣是片有頑強生命力的土壤，台灣人或許在許多外人眼中又傻又笨，但因為有這股＂蠻勁＂，也因為台灣人可親可愛的群族特色，相信人情味背後的善良中會有所回報，才可以堅持自己所愛這麼久。

就算許多故事已經被遺忘，曾經全身投入的愛不會被磨滅，這些愛交織成文化每一分進步、探索的動力，已經內化成我們血液與基因。這些故事也不會被時代遺忘，只是還未曾想起。等到追求現代化、西方化的人們停下腳步，思考自己擁有了什麼時，就會發現，我們曾經擁有的這些寶藏是多麼耀眼。

就像讀完這本書的我，此刻的心情。

致台灣曾經有個好萊塢，讓我們有過一段如夢似幻的文藝復興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