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術為志業》對醫學的啟發—醫者讀馬克斯韋伯有感

文 | 吳懷珏（內科住院醫師）

這個月在病房，覺得自己的情緒處在低落與間歇性的微量慍怒中。負面的感受主要來自精神力不斷地被細瑣而且無關生命安危與病患預後的事切割耗損，前半個月在四個胸腔科護理站跑來跑去，平均每十至十五分鐘一通電話，常常還沒講完又有插撥，而且電話的內容又不時地夾雜其實完全可以避免的錯誤。公務機到下班的一小時之後還會響起（讓人開始對 Elgar ‘s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85 鈴聲茲生怨念）。下半月風濕免疫科的工作量較為合理，更有時間觀察並思索自己未來的行醫模式。

內科含次專的住院醫師訓練約五年至六年，主治醫師則是一輩子。有些主治醫師對臨床的熱忱、研究的投入感染了我，使我有動力對抗行醫時的挫折，也很慶幸為家人找了一位好醫生。

大概是自己看會診時遇到了很有啟發性的主治醫師，再加上平時與家人主治的互動很正面，在面對其他一些主治醫師時，落差感竟十分地明顯，而且明顯到讓人沮喪。知識與方向的匱乏讓我的思緒飄到了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講。

金錢的獲得和精神作為兩者逐漸互相轉換、彼此混淆，也就是精神工作變成了職業，例如藝術家、學者、醫生、法官、公務員、老師。[1]

雖然理性上，我可以理解在現代，「擔任醫師」可以作為一種布爾喬亞式的營生，我仍認為保有些許精神性（諸如好好地教學、與同事同為病人的利益而進行有效地溝通）是件重要的事。

如果沒有這麼做，那豈不就是最後之人（der letzte Mensch）[2]，發明了幸福，日復一日，他人生滅與我何干？

「如此憤怒地批判 Duck 不必。」一個虛構的朋友這樣說。

我必須要澄清，我不重要到可以忽略的憤怒低幅卻持續許久。這個情緒有助於時時刻刻地提醒自己，不要變成這樣的醫師，即使你再累，也不要變成這樣唏哩呼嚕過活的人。

從學生以來，對知識的貪欲（libido sciendi）並沒有長成對統治的貪欲（libido dominandi），而是在體認到世界無敵大、知識何其多之際，形成一種博學的無知（docte ignorance）。

醫學的訓練作為一種聲稱自己為科學的學術性暨實務性訓練，也可以從韋伯的演講中取徑：

所謂的學術在今天是以專業方式從事的「志業」，所運用的是獨立思考和對實際關聯性的認識，而不是預言家和先知有神恩和天啟所得到的稟賦，或是智者和哲學家思考有關世界意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在幫病人下診斷乃至治療時，更應該有實證佐證，如果是自己天人感應下的結果卻不能用這些證據來自我解釋，這種行醫方式可能會產生許多問題。舉個例，病人得初期霍奇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我們參照試驗結果可以先給 ABVD 或是 BV-AVD，因為研究告訴我們的是這樣做預後最好；相比之下，狼瘡復發的病人要不要加上 HCQ，兩個人有三個答案也沒關係，問題是也沒能引用研究佐證或是提供機轉上可能的假說解釋，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實在讓初心者如墜五里霧。

然而，身為下位者的我，很難跳出來指出思想上需要補強之處，這個月評核分數還沒打。

「年齡的表述與年齡的間距，都與社會及其各部份的組成、需求、潛力有關。在我們的舊社會中（特別是在戰前），所有的職位都被佔據了，除了按年資，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晉升，每個人都必須排隊，等待輪到他，年輕人與年長者之間隔著一個緊密、無法壓縮的群眾，其厚重程度讓他們知道，在加入年長者的行列之前，必須跨越各個階段。」[3]

這便是醫界的內在規律（lex insita）[4]，一個在通往成功醫者榮耀之路（cursus honorum）的必經歷程。

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醫界同時有閃閃發亮的人與其相對者存在，愛好知識的人感受得到另一位愛智者就在眼前，我們討論著知識的一般原則問題即其特例，即使對象反歸自身也不例外。

只要生命是以自身為根據且是從自身得到理解的話，就是諸神之間無休止的鬥爭 — — — 各種對生命最終可能立場之間的鬥爭的不調和，意即我們必要在這些立場之間作出決定。

維根斯坦所言：「我們必須克服的不是智識上的障礙，而是意願方面的。」我認為醫者的能力不會相差太多，而心性才是最大區別所在。

今天唯有在最小的群體裡，在人與人之間，以最輕微的聲響搏動著的某種東西，這東西相當於過去被看成是先知般的靈氣，曾以熊熊火焰燃遍各大群體並把大家凝聚起來。

追求知識作為一種永恆現在式（présent omnitemporel），這大概也是個應然與實然的理由了吧。

[1] Alexander Schwab
[2]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3] M. Halbwachs, Classes sociales et morphologie
[4] Gottfried W. Leibn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