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姓平衡論》

完顏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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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婆罗门的坛城,政府是刹帝利的坛城,企业是吠舍的坛城,工会是首陀罗的坛城。

国父孙中山曾经说过,人类文明的必然历程,就是"神权-君权-民权"。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也提到过,"文明总是起源于神权,而终结于民主"。


王权膨胀,逆袭神权,是各国古代历史的普遍叙事。而王权膨胀,需要战争作为契机。本质上,爵位起源于世袭军衔。


玛雅文明到中期以后,也存在祭司集团与武士集团争权。


近代西藏和蒙古,僧官和俗官之间的矛盾,也成为政局变动的主轴。这有点类似于唐末牛李党争。


牛党代表关陇门阀军功集团子孙,是一帮世袭贵族。李党代表科举入仕的平民做题家。


近代西藏、蒙古的僧官,一帮考出"格西"宗教学位的。考格西也是,人称西藏的科举制。


只不过格西皆出家僧人,无妻无子。而藏蒙俗官,则要么是军功授爵的家族,要么是生出了大活佛的家族。


俗官的佛学理论,不如僧官的。所以话语权难免被僧官压肯定是制。


但僧官长期待在寺庙里,知识结构脱离现实人际社会。在治理工作上,却不得不依赖俗官。


由于俗官家族可以繁衍出当僧官的转世灵童。而僧官却无法繁衍出俗官。


二者之间的政教互动关系,似牛李党争,又不全一致。


所以说,神权,要有。但不可主动干政。只是在法统运转失灵,爆发政治危机的时候,神权这才来注入道统的力量,给政治纷争,来个超然其上的仲裁。如同现代民主宪政国家里,碰到解不开的政治疙瘩,由宪法裁判所来个一锤定音。但平时,宪法裁判所,要严守司法的消极性,不可积极主动干政。


我所谓"四姓平衡论",就是 婆罗门(祭司)、刹帝利(王侯将相)、吠舍(工商资产阶级)、首陀罗(劳动人民),保持平衡。


比如法官和教授,就是婆罗门。无钱无枪,却是无冕之王。他们口中说出的话,可以四两拨千斤。哪怕九重金阙之上的帝王,都不得不畏惧三分。


政府要员,是刹帝利,尤其是军警宪特这种强力部门的。负责以武力保境安民。吃纳税人供养以为三餐。


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董明珠、刘强东……我,凡是投资牟利,以钱生钱的,皆吠舍。吠舍表面不劳动,却给劳动者发工资。靠掌握生产资料,剥削为生。


上班打卡领工资,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就是首陀罗。


早期红色模式之所以搞得民窮財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一代的红色领袖,认为吠舍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该存在。于是通过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建立了一个没有吠舍的社会。


可是,刹帝利(国家干部)和首陀罗(工农群众)接管了工厂、农田之后,他们的财商,远远不足以替代原来的资本家和地主。


所以那时候,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长期难以盈利,财富得不到增长。


后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把吠舍从西方和港台请回来,给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大陆注入资金和技术。这才有了后面几十年的繁荣。


表面上看,吠舍不劳动。但其实吠舍也劳动。首陀罗无非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吠舍是心力劳动,要承担投资打水漂的风险成本的!


吠舍虽然不下车间、不下农田,但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各项资源优化配对,并且还集中了社会力量,用于攻克科技难题,为人类生产力进一步向上点开科技树。


如果没有吠舍,让刹帝利自己去搞钱,最后只会是税没征到多少,而税负痛苦指数却很高。而税收学的核心,就是尽可能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教会是婆罗门的坛城

政府是刹帝利的坛城

企业是吠舍的坛城

工会是首陀罗的坛城


中国社会的千年弊病,就是刹帝利一姓独大。


在历史的起点,大婆罗门和大刹帝利,往往是同一个人。道统和法统,在那时,还没有分离。比如最初的时候,天子即圣人,圣人即天子。王是大巫,大巫为王。


在《圣经》里面,犹太先民希伯来人,最初也在“士师”的政教权柄之下。当时的“士师”既管祭祀,又管军事,还管民生庶务、听讼治民。


后来犹太人得到上帝的批准,拥立了世袭国王。从此,“君师合一”被打破,法统从道统中独立出来。


周文王,推演周易,开宗周“君师合一”之滥觞。拿荀况的话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然则,文王武王之后,天子未必尽大儒,反而需要大儒来辅佐。


所以,周天子,逐渐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神光逐代递减,渐渐为一个世俗君主。只是仍然垄断祭天的权柄降格。


这就类似于穆斯林的历史上,哈里发最初是代表全体穆斯林,跟真主对话的。


但后世的哈里发,则逐渐降格为世俗帝王。哈里发不可能个个都精通《古兰经》,反而需要那些经学家们,来为他解经,辅佐他的统治。


西藏历史也一样。聂赤赞普开始,连续七名赞普,都是苯教修炼的大师。既是人王,也是法王!


在这“天赤七王”之后,后来的吐蕃赞普,虽则还尊奉苯教,却已经不是苯修炼的大师了。

于是,人王不再是法王。吐蕃的王权由此被苯教的教权压制住。


后来赤松德赞,不得不派大臣巴塞囊,去印度引入佛教,来跟苯教竞争,重振王威。


莲花生大士进藏,把赤松德赞也培养成了佛教法王。由此,吐蕃王权中兴。


但赤松德赞之后的吐蕃赞普,也不可能每一代都是佛教大师。于是,吐蕃王权,又被佛教的教权压住了。


最后才有了朗达玛灭佛,妄图挣脱佛教对政权的控制,结果却是加速了帝国覆灭。


由于人王,未必总是法王。天子,未必都是大儒。


于是古往今来,无数知识分子,总渴望当帝王师,把天子培养成大儒。


比如柏拉图就提出“哲人王”。他去叙拉古城,想把当地国王培养成“哲人王”,实现人王与法王的统一。结果他被那个国王当奴隶卖了。


国父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其实就是文王演周易的再现。


孙文,即文王。蒋中正,即武王。


蒋中正奉孙文思想,北伐中原。其实就是牧野之战,周武王奉文王木主(牌位),伐纣翦商的再现。


孙文是大婆罗门,要在中国建构宪法秩序。但却被北洋刹帝利集团的赳赳武夫们,屡屡违宪,以至于法统崩溃。所以孙文不得不让大刹帝利蒋中正,担任黄埔校长,厉兵秣马,北伐中原,救民于水火。


后来蒋经国顶着“王朝世袭”、“专制独裁”的骂名,把宝岛经济发展起来,最后功成身退,解除戒严,还政于民。就是周公辅成王,虽则一度“恐惧流言”,最后还政于成王的再现。


孙文以后,民国唯有大婆罗门戴季陶,能够注解孙文思想。


两蒋皆刹帝利,能得孙文思想之三昧,却自身理论水平有限,只是善于实操。


两蒋以后,民国道统与法统渐渐分离。


总统未必懂国父思想,但又不得不尊奉国父思想。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必然发展历程,就是从君师合一,走向政教分离。


就是逐渐形成婆罗门监督刹帝利、道统给法统加冕的格局。


如果强行维持人王即法王、天子必大儒,硬着头皮睁眼说瞎话,坚持最高领导有权宣布宇宙真理……那最后必然导致政权合法性脆弱。


比如说,克林顿,只是一个人王,却不是法王。克林顿跟莱温斯基闹出性丑闻,不会导致克林顿政府垮台。


可梵蒂冈教皇如果爆出同样的性丑闻,会导致什么呢?


人王可以犯的错,法王可犯不起!


所以,每一代人王,都像法王一样提出个什么主义、思想、理论,让全国官民学习,本质就是以刹帝利身,僭行婆罗门事。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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