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姓平衡論》

国父孙中山曾经说过，人类文明的必然历程，就是"神权-君权-民权"。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也提到过，"文明总是起源于神权，而终结于民主"。

王权膨胀，逆袭神权，是各国古代历史的普遍叙事。而王权膨胀，需要战争作为契机。本质上，爵位起源于世袭军衔。

玛雅文明到中期以后，也存在祭司集团与武士集团争权。

近代西藏和蒙古，僧官和俗官之间的矛盾，也成为政局变动的主轴。这有点类似于唐末牛李党争。

牛党代表关陇门阀军功集团子孙，是一帮世袭贵族。李党代表科举入仕的平民做题家。

近代西藏、蒙古的僧官，一帮考出"格西"宗教学位的。考格西也是，人称西藏的科举制。

只不过格西皆出家僧人，无妻无子。而藏蒙俗官，则要么是军功授爵的家族，要么是生出了大活佛的家族。

俗官的佛学理论，不如僧官的。所以话语权难免被僧官压肯定是制。

但僧官长期待在寺庙里，知识结构脱离现实人际社会。在治理工作上，却不得不依赖俗官。

由于俗官家族可以繁衍出当僧官的转世灵童。而僧官却无法繁衍出俗官。

二者之间的政教互动关系，似牛李党争，又不全一致。

所以说，神权，要有。但不可主动干政。只是在法统运转失灵，爆发政治危机的时候，神权这才来注入道统的力量，给政治纷争，来个超然其上的仲裁。如同现代民主宪政国家里，碰到解不开的政治疙瘩，由宪法裁判所来个一锤定音。但平时，宪法裁判所，要严守司法的消极性，不可积极主动干政。

我所谓"四姓平衡论"，就是 婆罗门（祭司）、刹帝利（王侯将相）、吠舍（工商资产阶级）、首陀罗（劳动人民），保持平衡。

比如法官和教授，就是婆罗门。无钱无枪，却是无冕之王。他们口中说出的话，可以四两拨千斤。哪怕九重金阙之上的帝王，都不得不畏惧三分。

政府要员，是刹帝利，尤其是军警宪特这种强力部门的。负责以武力保境安民。吃纳税人供养以为三餐。

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董明珠、刘强东……我，凡是投资牟利，以钱生钱的，皆吠舍。吠舍表面不劳动，却给劳动者发工资。靠掌握生产资料，剥削为生。

上班打卡领工资，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就是首陀罗。

早期红色模式之所以搞得民窮財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一代的红色领袖，认为吠舍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该存在。于是通过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建立了一个没有吠舍的社会。

可是，刹帝利（国家干部）和首陀罗（工农群众）接管了工厂、农田之后，他们的财商，远远不足以替代原来的资本家和地主。

所以那时候，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长期难以盈利，财富得不到增长。

后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把吠舍从西方和港台请回来，给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大陆注入资金和技术。这才有了后面几十年的繁荣。

表面上看，吠舍不劳动。但其实吠舍也劳动。首陀罗无非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吠舍是心力劳动，要承担投资打水漂的风险成本的！

吠舍虽然不下车间、不下农田，但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各项资源优化配对，并且还集中了社会力量，用于攻克科技难题，为人类生产力进一步向上点开科技树。

如果没有吠舍，让刹帝利自己去搞钱，最后只会是税没征到多少，而税负痛苦指数却很高。而税收学的核心，就是尽可能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教会是婆罗门的坛城

政府是刹帝利的坛城

企业是吠舍的坛城

工会是首陀罗的坛城

中国社会的千年弊病，就是刹帝利一姓独大。

在历史的起点，大婆罗门和大刹帝利，往往是同一个人。道统和法统，在那时，还没有分离。比如最初的时候，天子即圣人，圣人即天子。王是大巫，大巫为王。

在《圣经》里面，犹太先民希伯来人，最初也在“士师”的政教权柄之下。当时的“士师”既管祭祀，又管军事，还管民生庶务、听讼治民。

后来犹太人得到上帝的批准，拥立了世袭国王。从此，“君师合一”被打破，法统从道统中独立出来。

周文王，推演周易，开宗周“君师合一”之滥觞。拿荀况的话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然则，文王武王之后，天子未必尽大儒，反而需要大儒来辅佐。

所以，周天子，逐渐从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神光逐代递减，渐渐为一个世俗君主。只是仍然垄断祭天的权柄降格。

这就类似于穆斯林的历史上，哈里发最初是代表全体穆斯林，跟真主对话的。

但后世的哈里发，则逐渐降格为世俗帝王。哈里发不可能个个都精通《古兰经》，反而需要那些经学家们，来为他解经，辅佐他的统治。

西藏历史也一样。聂赤赞普开始，连续七名赞普，都是苯教修炼的大师。既是人王，也是法王！

在这“天赤七王”之后，后来的吐蕃赞普，虽则还尊奉苯教，却已经不是苯修炼的大师了。

教

于是，人王不再是法王。吐蕃的王权由此被苯教的教权压制住。

后来赤松德赞，不得不派大臣巴塞囊，去印度引入佛教，来跟苯教竞争，重振王威。

莲花生大士进藏，把赤松德赞也培养成了佛教法王。由此，吐蕃王权中兴。

但赤松德赞之后的吐蕃赞普，也不可能每一代都是佛教大师。于是，吐蕃王权，又被佛教的教权压住了。

最后才有了朗达玛灭佛，妄图挣脱佛教对政权的控制，结果却是加速了帝国覆灭。

由于人王，未必总是法王。天子，未必都是大儒。

于是古往今来，无数知识分子，总渴望当帝王师，把天子培养成大儒。

比如柏拉图就提出“哲人王”。他去叙拉古城，想把当地国王培养成“哲人王”，实现人王与法王的统一。结果他被那个国王当奴隶卖了。

国父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其实就是文王演周易的再现。

孙文，即文王。蒋中正，即武王。

蒋中正奉孙文思想，北伐中原。其实就是牧野之战，周武王奉文王木主（牌位），伐纣翦商的再现。

孙文是大婆罗门，要在中国建构宪法秩序。但却被北洋刹帝利集团的赳赳武夫们，屡屡违宪，以至于法统崩溃。所以孙文不得不让大刹帝利蒋中正，担任黄埔校长，厉兵秣马，北伐中原，救民于水火。

后来蒋经国顶着“王朝世袭”、“专制独裁”的骂名，把宝岛经济发展起来，最后功成身退，解除戒严，还政于民。就是周公辅成王，虽则一度“恐惧流言”，最后还政于成王的再现。

孙文以后，民国唯有大婆罗门戴季陶，能够注解孙文思想。

两蒋皆刹帝利，能得孙文思想之三昧，却自身理论水平有限，只是善于实操。

两蒋以后，民国道统与法统渐渐分离。

总统未必懂国父思想，但又不得不尊奉国父思想。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必然发展历程，就是从君师合一，走向政教分离。

就是逐渐形成婆罗门监督刹帝利、道统给法统加冕的格局。

如果强行维持人王即法王、天子必大儒，硬着头皮睁眼说瞎话，坚持最高领导有权宣布宇宙真理……那最后必然导致政权合法性脆弱。

比如说，克林顿，只是一个人王，却不是法王。克林顿跟莱温斯基闹出性丑闻，不会导致克林顿政府垮台。

可梵蒂冈教皇如果爆出同样的性丑闻，会导致什么呢？

人王可以犯的错，法王可犯不起！

所以，每一代人王，都像法王一样提出个什么主义、思想、理论，让全国官民学习，本质就是以刹帝利身，僭行婆罗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