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

一、桐木棺材

农村有句老话，“莫提七十三，莫讲八十四。” 意思是73岁和84岁是老人的两个坎儿。我无法体察日渐衰老的姥爷是否对死亡感到恐惧，但这种隐秘的情感变化确实有迹可循。过了七十大寿后，姥爷开始动手，给自己做了副棺材。

母亲告诉我，市面上能买到的棺材尺寸都比较小，姥爷生的高大，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是怕自己死后装不进那些个棺材里。姥爷什么都会做，小到桌椅，苍蝇拍，大到自行车，甚至盖个简易的房子。一副棺材对他来说不算困难，难得是用心，是细致。这项工作姥爷前前后后忙了两年，为此他在后院专门建了个工具房，房子背靠主院，四周的砖墙整整齐齐码到半人高，上面是遮阳遮雨的木头顶子，墙壁钉子上他的工具挂得整整齐齐：锯子、刨子、斧头、木锉、凿子、划线器……

后院的木材一天一天沉默地变化着，我却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走近它，也无法像以往姥爷干活时一样站在一旁端详着，给他打打下手。夏天，后院的菜长得繁茂，豆角、西红柿、辣椒、丝瓜……日头明晃晃的，光点从核桃树下筛落跳跃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生机，轻盈闪亮。我在藤下摘菜，从前院传来的亲人们的笑声和讲话声。顺着层层叠叠的叶子，我看到姥爷一个人在锯木头，木屑簌簌地落在他的黑色布鞋上，墙角的铁器泛着幽冷的光泽。重复单调的来回中，姥爷时不时拿起搭在脖子上的旧毛巾擦擦汗，他看起来那么专注，郑重，被照亮的灰尘因此显得肃穆，纷纷向他聚拢。姥爷身边，一副棺材已经有了雏形，正常尺寸大小，是给姥姥的。

我看了一会，想着或许等到下一个冷峭的冬天，等灰白的脏雪盖住后院儿，姥爷应该会像往年一样在地上挖个浅坑，把萝卜、白菜放进去。等我再来拿菜的时候，那两幅棺材应该已经做好了。它们会被漆上光亮的黑漆，在四野茫茫中等待着。想到这儿，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准备抬脚离开时，被豌豆藤下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剌到了腿，突然觉得好疼。

二、喜宴与大火

去年10月，我回到家乡参加表哥的婚礼。是晋南一个灰扑扑的小城市，秋天已经显露出萧瑟的端倪。办喜事的那几天天气并不好，云冷树冷，阴沉沉的。偶尔午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太阳破云而出变得猛烈，照在身上却还是很凉。我和哥哥姐姐们楼上楼下地跑：在小区的铁门上、窗户上都贴上火红的喜字，往柳树上挂上一串串红色灯笼，帮搭棚子的师傅们搭好铁架，铺上红地毯和红油布……满眼都是跳动的红色，这种喜悦很轻易地点燃了黯淡的天光。

是一场喜宴。手忙脚乱的狂喜中，我们谁都没有想起姥爷。

等喜事儿过后，我才回到姥爷家。院里的石榴树叶子开始枯萎，枝上挂着一两颗皱缩的果实。是姥姥留给我的，她知道我最爱吃石榴。打开后院的门，想要重新拉上时，我发现从前姥爷系在门上的橡胶皮绳不见了，只剩一个结焦黑地挂在铁门高处的栏杆上。再往里走，整个后院空空荡荡，菜园一片落败，光秃秃的灰黄色里有稀疏几点绿色。从前修的篱笆也不见了，院子被几根带刺的树枝潦草地围起来。向前院看去，是遍布整面墙的、更触目惊心的黑色。

那是大火留下的痕迹。火灾发生时我还在国外，家人们怕我担心便没有告诉我。那场大火在母亲的讲述中又熊熊燃烧了第二次：由于室外搭灶做饭的疏忽，火星跳到土灶周围的柴火上，又迅速引燃了堆积在后院为过冬准备的木材。菜园四周是开阔的荒地，风又急又猛，等留意到时，火已经再难扑灭了。

“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火，小姆，一根钉子都没剩下。” 母亲说这是关于大火，姥爷对她说的唯一一句话。那两副崭新的桐木棺材，与轰然倒塌的整个后院一起，变成了灰烬。

好像就在那刻，我突然理解了姥爷的颓然。那天见到他时，姥爷坐在客厅的角落，电视机声音震耳欲聋，他看起来那么疲惫，虚弱。傍晚的光线像将要熄灭的柴火灰一样，爬到他的膝盖上，手指上。姥爷的手夹着烟，垂在椅子扶手旁，手背的皮肤松松垮垮，皱纹上遍布黄褐色的斑点。他的呼吸声融化进静默里，没有形状，姥爷好像快要睡着了，烟灰缓慢又悄然地落在地上。

我叫了声 “姥爷”。姥爷的听力已经受损，他没有转头看我。

三、漫长的冬天

设计、选料、打眼、开榫、净面打磨、刷漆……姥爷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给自己做那副棺材的呢。他会想自己有一天，躺进这种完全的漆黑沉进土里吗。我不知道，也不敢想。那场大火之后，母亲给姥爷塞了一万块钱，看他是否想重新选木料，再做一次。姥爷把钱还给了母亲。我们竭力避免某种凝重，却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安慰那种彻底的伤心，安慰无可挽回的失去。没有人再提起大火，死亡，或是棺材。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像刻意避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我们都知道，姥爷老了，他已经没有精力再重新做一副他想要的棺材。

十月过后，我回到热带，从国外一份值得艳羡、还算体面的工作中离职，告别我最喜欢的大海，告别阳光明媚，洁净多雨，好像永远不会有什么阴霾的国家。之后的几个月好像频频燃起的一场又一场大火，我被烧得体无完肤，开始体会一无所有，体会与不相识的舍友共睡一张床，体会饿肚子的滋味，体会寒冷，深入骨髓、刀切一般的冷。

我更频繁地想起姥爷。想起我们坐在院子门楼下，看傍晚的火烧云把天空染得五光十色，玫瑰色，浅紫色，胭脂色，霞光下是一小片绿色的麦地，我们养的狗奔跑在麦子里和麦浪一同起伏着。穿堂风轻轻柔柔，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一个有靠背的大凳子，一个小凳子，我和姥爷坐着，坐过我的童年，青年，坐过他的壮年，老年。我喜欢姥爷沉默的方式，他屏息，纯粹，置身其中，他教我投入，体会大自然里气象的喘息。我是个农村孩子，不知道如何表达，姥爷是个农村老头，他不知道还能更多地给予我些什么。门楼慷慨地摊开手掌，姥爷在风的平坦和雨水的丰盈里，交付给我他全部的柔情。

秋天过后，姥爷病了一场，住院，又出院。在北京，我租的地方热水器不稳定，有好几次，洗澡洗到一半时突然没有热水，我站在冰冷的水下着急忙慌地冲掉身上的泡沫，眼前迷迷蒙蒙泛起一阵泪水，觉得自己正赤裸着站在废墟中，生活已然山穷水尽。极端的无助迷茫会带来怯懦，我开始期待着能有个谁能拉我一把，像小时候迷失在苹果园，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时，在心里哭喊着希望姥爷能够出现。

四、苹果树与狼

姥爷话不多，算得上严苛，他很少流露出幽默或亲昵的那一面。牵手、撒娇、拥抱，这些从未发生在我们孙辈和姥爷之间。可姥爷总会出现。和家乡所有农民一样，姥爷照料着几亩地，种着一片苹果林。暑假的正午燥热难耐，姥爷赶着黄牛，我们几个孩子坐在牛车后面，土路翻起滚滚热尘，麦田和向日葵被烤得无精打采，只有终点的苹果林是唯一的乐土。林子前面姥爷盖了间水泥房，一张铺着席子的床，一个铁炉子，几个小木凳，这就是全部了。房子和苹果林中间是口浅浅的井，井绳垂落，吊着一篮苹果浸入水面。姥爷把井绳摇上来，再放下去铝桶，先吃个苹果，再喝碗井水，清脆爽口，冰凉沁脾，从头发丝一直舒服到脚趾头。

村子靠着汾河，有望不到边的林海，废弃的深井，狼出没的山崖，被挖沙船挖空的河滩。古老的传说和真实世界交织在一起：炕上熟睡的孩子被狼叼走，老人被野狗咬死，儿时的玩伴在河里游泳时掉进漩涡，他的棺材和他一样瘦小。村子最东头的院子里关着一个独眼女人，她整夜气若游丝的哭声让院里的野草在月光下疯长……

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与自然的裂痕，它有让人茫然的灵魂，有游移不定的光和暗影。它让人渴望，像狗一样快乐，又迷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死亡的鸿沟。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像苍黑的月般紧紧跟随，我想姥爷并不能体会。姥爷总爱说，“怕什么！” 被割伤了，“怕什么！”，拣点刺儿菜马蓝止血。被烫伤了，“怕什么”，姥爷立刻拉起我的腿放在冰凉的水管下冲凉。考不上实验班，“怕什么，再学就是了！” 

好像这世界上，没什么是姥爷怕的。在苹果林里，腐烂的酸味和风声都被放大。姥爷拿着剪刀，肩上扛个短梯，走进枝桠乱横的林子深处。我们在白天放肆玩耍，可青绿色的天空暗下来时，我们都怕了。芬芳甜蜜的果实像个诱饵，树下杂草和落叶里藏匿着虫子和游走的蛇。在落日余晖被林子的幽深彻底吞没前，姥爷总能找到我们。走出林子时，天已经安全黑下去了，悬在房梁的小灯泡发出昏黄湿软的光，姥爷的衬衣口袋里，是他摘给我们的野酸枣。

我想姥爷并不能体会。可姥爷就是这样，他让人感到安全。母亲读初中时，天不亮就要从家出发，走几里地去乡里唯一的中学上学。两个村子的连接处是一条长长宅宅的土桥，沟壑下是坟地和稀落松弛的玉米地。母亲说，凌晨5点钟，手电筒光弱得只能照清脚下的路，她在过桥时低头着快步走，风声呜咽，决绝地撞向耳朵，她听到土狼的嚎叫。

母亲把这事儿告诉姥爷，姥爷的回答是：“怕什么！狼来了给它一条腿就是了！” 当然，母亲没有真正与狼交锋，也没有失去一条腿。这个答案冷酷，古怪，几乎不夹杂一丝温情，母亲又好气又好笑，但她确实不再害怕了。

有一次，我和哥哥姐姐们去偷别人家的枣，没想到枣园里有狗看守着，狗声招来了人，我们撒腿就跑。哥哥们即使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都不忘用麻袋把枣扛回来。我们害怕姥爷，在姥爷面前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犯错。可我们又那么确定，在外头犯错了，姥爷总会抗下一切。几个孩子灰头土脸地沾着一身草跑回来，姥爷看着一麻袋的枣，笑得好大声，“偷人家这么多！不过怕什么，赶紧跑就对了。” 青枣又大又甜，姥爷留下了这一大袋子果实。事后，他拿着钱去给人家道歉了。

五、老去的执事，和他的春天

姥爷能干，勤劳，一生都没有停止劳作。除了干农活，姥爷还是村里的 “执事” 。他身形阔挺，穿衣不刻意考究，衬衣、马甲、大衣、帽子、手表，一个不差。在农村的宴席上，姥爷穿着黑色大衣，儒雅又威严，在屋里院外进进出出，张罗着仪式举行，指挥着桌椅摆放。在村里，只有受人崇敬的老人才能被信任做 “执事” 这个工作。和姥爷一起活跃在村子大小红白事的还有发小的爷爷。他们一个严正，做事利索不拖泥带水，一个温和，细致体贴讲话幽默。在宴席开始前，他们会找到我和发小，匆匆给我们安排一个座位后，便又去忙了。

近些年，城镇化发展很快，古老的传统逐渐消失，和村子一起老去，死去。婚丧嫁娶很少在农村自家院里办，人们更愿意让镇上或者县城的饭店承包宴席，客来客往，省事方便。传统喜丧事不再繁复琐碎，似乎也因此失去了一些郑重感。生命的降临和死亡，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和离散，姥爷会有更多的理解吗？前年，那位和姥爷搭档的爷爷去世了。姥爷自己也早就退出那些 “荣光” 时刻，连骑车子去别人家打牌这种社交都很少了。

最近一次看望姥爷，是在五月初。姥爷正在菜园里施肥。春天洗涤了大火过后的灰烬，这一小片土地完全变了样，在温暖的风中再次复苏。重新种上的葱和辣椒长得很高，还有一小块是姥姥种的花，芍药开得张扬又精致，蓝紫色的鸢尾在风中颤动。姥爷从河滩里拉来了一些长方体石条，插在地上，做成了新的篱笆。后院里姥爷又重新搭了个小屋子，堆着一些杂物。墙壁上依然挂着姥爷的工具，不过只有孤零零的两把剪刀。

哥哥提着粪桶帮姥爷干活，姥爷坐在核桃树下休息。上午10点，天还没热起来，太阳把我们的脖子和脊背照得暖暖的，风很舒服，像是抚摸。粪肥的臭味在风中飘着，姥爷指挥着喊，“倒到黄瓜苗边就行了。”哥哥呆住了，问姥爷，“姥爷，哪儿块是黄瓜苗啊。” 我笑疯了，顺着哥哥的背影看过去，我看到靠着前院的那面墙：姥爷把它重新刷成了白色，更高的地方他可能够不到，上面还是黑黢黢一片，惨烈地提醒着曾经发生在这儿的那场火灾。

姥爷的耳背比上次见他时更严重，加上我声音低沉，我说的话他几乎都听不清。有时候我说一连串几句话等他回应，他只是看着我笑，带着点歉意似的指指自己的耳朵。我几乎要哭出来。姥爷给我递了个凳子，我坐在他身边。他的背影用几近凝固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切：年龄和苦难，牢固和侵蚀，宽阔与光明。以往的时光重回，是个不必交谈的时刻，我们究竟能抵御永恒的失去和匮乏吗？好像突然间，我不再执着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春天还是来了，在光影斑驳的沉默里，春粗糙又包容地，摇晃在我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