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当女人保卫色情乐窝……

Dorchen Leidholdt

我想谈的是这样一些当代女性运动思考和行动所依据的理论：这部分理论自我定位为“撑性的(pro-sex)”。我要谈的是所有那些把反色情女权运动视为是“反性的”的团体和个人。

反性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古早的反女的污蔑，是男人们为了惩罚那些不做他们想让她们做的事情的“叛逆”的女人而制造的。这个词是另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谤词的反语——“婊子”，这就是男人如何惩罚女人做他们强迫她们做的事情的。

但反性的讥嘲也是有部分真理的。如果你明白性是社会建构的，如果你看到男性至尊是社会建构的，如果“性”是男性用来建立他们对女性的统治的，那么是的，我们反性。我们认为这个“性”让女性备受压迫，“性”让女性始终身处奴役，而在这一社会中，色情恰恰是“性”的建构的中心。我想说的是，给我们贴上的反性的标签实际上应读作：“反对对女性的性压迫”。我还想说的是，相反：无论有所察觉还是明知故犯，“撑性”的人都在支持和维护着对女性的性压迫 [1] 。

[1] 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反对色情物的小群体，她们拒绝一切性的表现，认为它们都是对女性的压迫（见A Southern Women's Writing Collective, "Sex Resistance in Heterosexual Arrangements" p. 140）。然而，大多数反对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虽然男性至上主义把性行为变成了反对女性的武器，但性本身并不是男性至上主义的，是可以通过女性主义的意识和行动来改变的（见Wendy Stock, "Toward a Feminist Praxis of Sexuality," p. 148）。我自己认为，南方女性写作集体的论点-——性的定义就是色情作家们对性的定义——既是一种还原论，也是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最终是对否定女性性潜力和权力的文化的一种屈服。

撑性理论的核心是关于限制、压抑、危险和快感的思想。这些想法不新鲜，也很有人气。几个世纪以来，其拥趸包括性学家，特别是金赛研究所；休-海夫纳及那些社会不太接受的色情作家；左派和自由主义写手、律师和政治活动家；Havelock Ellis；以及萨德侯爵。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激进一部正是由反对这些思想及其带来的实践所引发的。

撑性者的想法的问题在于，ta们简直是在乞求我们提出那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怎么办、为什么以及是谁的利益。Ta们既没有把性作为一种政治系统来看待，也没有研究女性在这个系统中的地位。在抽象层面上，ta们的想法是有意义的，但如果用女性在社会中的实际状况来衡量，就会发现它们有严重的缺陷。Ta们不是“女性解放者”，而是“性解放者”我给“性解放者”打个引号，是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性解放，它从未包括不管是性还是其他方面的女性解放。

撑性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性偏好和性实践，而这些性偏好和性实践会深深地违反社会制限。这些受限的性活动——ta们同时认为受限的性活动广泛多样——包括“忘年性”（对儿童性虐待的委婉说法）、恋物癖、SM、以及制作和使用色情物。其理论认为，这种乖张（deviant，无贬义）的性行为，处于性特权等级制的最底层，顶层则是异性恋、婚姻和繁殖，而“寻常的”同性性行为则处于中间。“那些从事特权性行为的人，”Carol Vance在Pleasure and Danger的前言中写道，“享受美名和好运”。

这些说辞听起来都很有逻辑，也很有说服力，直到你走出对社会等级制的虔信，看看其实际地实践。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些被禁止或迫害的性活动非但没有被禁止或迫害，反而对男性而言是受提倡、鼓励和奖励的，而对女性而言，则是被强加和强迫的。此外，它们非但没有惊人的内部多元差异性，反而都有一个共同点：一种权力关系，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缩影。

例如，尽管有禁止儿童性虐待的法律，但“忘年性”却如此流行，以至于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儿童时期就受到过性虐待，这到底称得上多么“乖张”？当“普通男人”以“奶子男”或“屁眼男”自居，而最畅销的男性娱乐杂志却用整整光鲜亮丽一页的篇幅只介绍女人的生殖器，只介绍女性的乳房，这恋物癖又有多“乖张”？当Penthouse杂志通过展示亚洲女性像肉块一样被捆绑在树上被吊起来的照片来提高销量 [2] ，而时尚的运动服制造商则通过让受虐的模特穿Tom Clothing来成功地宣传其产品时，SM又有多禁忌？在反淫秽色情法的帮助下，色情业的收入比电影和唱片业的收入总和还要多，色情物又算得上怎样的禁忌呢？[3]

[2] 尤要见1984年12月号。

[3] 专家预计这一产业利润一年在100亿美元。见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至于性特权的等级制，起初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除非你研究一下女性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异性恋、繁殖和婚姻，对男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特权，但对已婚女性来说，却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她的“福报”是：三分之一的概率被虐待，七分之一的概率被自己的丈夫强奸，而其“福气”在统计学无法确定的概率上，意味着她会成为丈夫的家仆，她的身份会隶属于丈夫的身份。所谓的女同性恋者的福报，要么是被公众诋毁，要么就是隐姓埋名，往往失去工作和家庭。

我并不是说“忘年性”、恋物癖、SM、贩卖或使用色情物从来没有受到过惩罚。有时是会，但这些惩罚从来都不足以抑制它们的流行。惩罚反而足够让它们看起来是被禁止的，以保持其刺激感。我也并不是说，没有真正违反社会规则的性选择。我想说的是，撑性者所捍卫和提倡的“乖张”的性行为 并不是真的被社会所禁止；相反，它们是社会的规定。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乖张与偏差。它们是好兵的那种遵从。

撑性理论的另一个相关想法是性压抑的概念。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限制是实在的禁止，而压抑则是内化的限制——阻止人们展出乃至是认知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欲的思想警察。它们从不怀疑社会对性表达表现出了无情的敌视，尤其是对以支配和服从为中心的性行为。“恐情色的”这一形容词，在撑性作品中一再出现。

我承认这个理论很有迷惑性。在抽象层次上，它听着不错。但它并不适用于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当我早上走在街道上，在上班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又一个报刊亭，那里的色情杂志的数量比非色情出版物多出十倍；我被提公文包的商人和戴硬帽的建筑工人盯着看；我拿起《每日新闻》等着1号列车，当我试图忽略掉Penthouse中戴安娜王妃一丝不挂的地铁广告，我看到《纽约邮报》上一则关于哈莱姆区一位六岁孩子的母亲被强奸杀害的头条新闻。我觉得时空是不是倒转了，撑性的人居然还活在1955年前后的清教美国！

性哪里是被压抑了，而是被人们表现又表现，表现又表现了。而且人们所宣扬和展出的，也不是亲密的、互惠的、平等的性，撑性的人正要挖苦说这些平等互惠的性是“普通的”。相反，是所谓的淫荡扭曲之属——即支配和服从。这类性行为有多普遍？1983年，John Briere和Neil Malamuth在研究中发现，在350名普通男学生的样本中，60%的人表示有可能对女性进行性胁迫（读作强奸），而Diana Russell在1978年发现，在930名女性的样本中，只有7.8%的人没有被性骚扰或性侵犯过。把这些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性支配和从属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经验。很显然，思想警察办事不力。

平心而论，并非所有撑性者都认为是男性的性行为受到压抑。有些人认为，性压抑是属于女性的特殊困境，并且确实是女性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其论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性压抑，我们必须毫无疑问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刺激我们的欲望——性扮演、色情物、鞭子和链条、卍字，想到什么就用什么。有人认为，女性的欲望和幻想越和性歧视主义的男人一样多，女性就会越解放。只要女人能揭开我们被压抑的性幻想，对其以自由支配，那么女性也会得到解放。

在1982年巴纳德会议上，Paul Webster举办了一个由“撑性的女权主义者”组织的关于性问题的研讨会，前文无疑是她所做的演练的理路。她要求与会的女性匿名写下她们最见不得人的性幻想，其中有些是这样写的：“我想买个系带的假阳具”；“我想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色情明星”；“我想强奸一个女人”；“我想睡个年轻女孩”；“我想被人操到脱力”。

在这一点上，我想打破一个真正的禁忌，提出一些撑性者一贯回避的问题。这些虐待癖和受虐癖的幻想究竟从何而来？用德-波伏娃的话说，这些幻想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制造出来的？它们真的是女性解放的原动力吗？被这些SM欲望唤起，是否自动地意味着它们对女性的赋权？

要着手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幻想本身出发，将目光投向培育这些幻想的文化。“撑性女权”模仿男性对女性和女孩的暴力，并不只是巧合。想一想下面的统计数字对我们的性行为的影响。女性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童年时受到过性虐待（Russell，1984）。对许多女性来说，第一次的性经历就是性侵犯。44%的女性将被强奸（Russell，1984年）。女性了解和体验身体和性行为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性自由的世界，而是性权力的世界。我们所情爱着的，往往是强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虐待癖和受虐癖的幻想可能是人类性行为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比产生这些幻想的厌女和性暴力的文化更代表女性的自由。

性压抑论和撑性者的不可避免的谬误在于，它们是在基本上是神话般的性规制的背景下看待性问题，而不是在真实的、持续的男性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环境之中。这样做，它们把外部压迫对妇女的性行为的所为，变成了我们在脑海中对自己的所为。它们认为，只要女性能够突破内心的“禁忌”，就能获得性自由，而且女性是能够被解放的。它们忽视了妇女性经验的真正政治教训：在我们捣毁我们身处其中的性压迫体系之前，女性不可能有性自由，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自由。

撑性者对快感和危险的思考，最明显地表现出ta们未能认识和正视这一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撑性者用“危险”一词来描述女性性经验中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危险的内涵是有害物的威胁。但它并不描绘女性每日都要遭遇的实际诋毁、剥削和暴力。危险是个不会现身的夜魔。它和持续不断的侮辱、谩骂和纠缠，身体的奴役状态，真正野蛮的被操、强奸和殴打都没有关系。

通过将对女性的性使用和性虐待描述成一种只不过有点可怕的游戏，撑性者就可以将女性的快感正正安置在其控制下。“快感和危险”的真正的含义是 “危险才有快感”；“夺权”意味着“在支配和压制女性的权力体系中获得高潮”。统治性的性制度系统的存在被无视了，毕竟其存在就是为了阻止女性行使真实权力、体验本真的快感。在这一制度系统内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选择、真实的原动力或确真的快感。

执行制度系统强加给我们的支配和服从的角色，并不等于去选择这些角色。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体验到兴奋和高潮，并不是在自我定义自己的性行态(sexuality)。我相信，把无论什么都情色化，人肯定干得出来——甚至包括用头撞砖墙。我认为，这几乎就是性对女人来说的意义——只是往往更像是被拉去撞墙。女性早已驯服地学会了在无视身体和违背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将这种虐待给情色化。今天我们的文化通过色情物提供给女性的性，既不新鲜，也不前卫，更非革命。这和男性至上主义一直以来强加给女性的性，没有什么差别：被用作他人的性原动力的工具——一个社会身份为男性者的工具。

虚假的选择、原动力和快感的假设，使撑性者陷入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双重思考，乃至完全对女性的状况保持冷漠。我举两个例子。Paula Webster在其发表于Heresies Sex Issue 1981年号上的，一篇名为“色情与快感”的文章中，对“女性反色情组织”（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提出了异议，因为该组织将幻灯片中的一张图片解释为强奸的记录。Webster写道：“我认为这一[定性]表明了对疼痛和快感以及偏好的体位的某种偏见。然而，最严重的误解在于，一个单纯的表象却被说成是现实”。此处涉及的是一张真实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还未到青春期的女孩正被一个成年男子肛交。

第二个例子是Kate Ellis在American Film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一句话。她说：“总有一些性行为是在家庭之外发生的，也有一些性行为是在家里发生的。好女人在家里，坏女人在别的地方。如果一个男人想做‘那种事’了，他自己会去找妓女。在线色情可以满足女人的想象力，让‘好女孩’也会壮起胆来做只有‘坏女孩’才能做的事，才会自由自在”。Ellis将性工作者的状况作为所有女性的性解放的典范，这是多么伟大的来自自由主义传统的操作啊。她也完全否定了性工作者的生活现实。1984年，在对旧金山街头站街女的一项研究中，（Mimi Silbert和Ayala Pines，1984年），在200名被调查的女孩和女人中，60%的女孩和女人报告说，她们在童年时受到过性虐待，73%的女孩和女性报告说，进入卖淫业后曾被强奸。这大约是Diana Russel对大部分非性工作女性的研究得出的强奸率的两倍。至于好的性，听听Nick Broomfield和Sandi Sissel拍的纪录片Connie in Chicken Ranch，描绘的内华达州合法妓院的生活。“那些都快不能动了的老头子才有好手段。我讨厌那些年轻的家伙……我告诉他们，‘请不要这样做！’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能行就可以随便乱操。我只能说，‘你弄疼我了！’”

在这两个例子中，撑性者把女性的现实境遇以及色情物的情况，都给翻了个底朝天。儿童性虐待成了孩子们追捧的快感。被买卖的女人反而是最自由的女人。

1982年巴纳德性问题会议的组织者宣称其目标是 “创造一个反对性危险同支持性快感一样有力的运动”。这个运动还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在男性至上主义之下，性的危险——女性被毁谤和虐待的现实——恰恰就是性快感。大力宣扬性快感，而轻率地无视了这种快感通常是通过使女性居于从属状态和被侵犯才能得以实现的事实，这就是等于是在大力宣扬一种压制所有女性的制度制度。

在Pleasure and Danger中，Carol Vance在其前言的结尾部分，重抹了性解放论的色彩：“女性主义必须坚持，女性都是性主体、性行动者、性能动者”。但是那些坚称在色情物中女性是能动主体的女性主义者所坚持的，不过是一个充满了欺骗性的谎言。在居主导地位的性制度系统中，色情物所描绘和再现的，是女性被定义为性对象，被当作性的客体来对待；女性的人性被否认，其身体被侵犯才能产生性快感；女性的身体被变着法子推销以盈利。我们不能脱离这一制度系统来思考问题：它既是实践，也是意识形态，既在外部，也在内部。我们能做的就是分析它、挑战它、对抗它，并最终改变它。在这场斗争中，真实的主体性、行动性、能动性是什么，是撑性论选项的自欺欺人：在我们的堕落和鸡汤谎言中接受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