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默里找回声音

在上次那篇《致Kathy》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系列文章，以“政治少数人群”这个概念为核心，回忆一下过去20年间，有哪些人在中国思考公民社会问题，或者说政府的统治问题，这些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中当然有很有名的，尽管大部分人实际上没能留下任何政治遗产；而没干过什么能让自己出名的事的大多数人，在意识到如果不隐藏政治观点就会惹上麻烦之后，也就默默地找到了一个柜子躲了进去，过起了政治深柜生活。

我作为后者中的一员，长期忙着听伏尔泰的话耕耘自己的花园。我习惯了自己和周围人的长时间沉默与间歇性哀嚎，目送着一个又一个还试图说点什么的人消失在简体中文舆论场，好像也接受了这种新的正常：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里的一切都会越变越糟。这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客观规律，所以不需要有什么情绪波动。

直到我看到像《不明白播客》第23期中Kathy这样的年轻人，才产生了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中提到的感受：年轻的时候只要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行了；现在成了中年人，就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

所以我要说话。我至今感激为年轻的我负过责的那些中年人——王小波本人，还有长平那一拨调查记者，许志永那一拨宪政学者，甚至包括幸存下来的刘瑜他们。我自己当然不可能做到他们做过的那些事，那就做我自己能做的。

我能做的就是像一个参加心理创伤互助会的人一样，走向摆成一圈的椅子，找一张坐下，开口说：“嗨，我是1c。我最初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少数派是在2006年，那时我并没觉得这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直到2008年，我才开始对周围所有人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只对同类暴露倾向。是的，这14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深柜里……”

我会这样说下去，提起一些名字，一些消失的当代史，一些很多人曾经咬着牙或流着泪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然而也永远无法提起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有我们的回忆录，只是各个方面大概都比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的回忆录逊色，因为一个很讽刺的原因：砸在我们身上的铁拳居然手下留情了。

北岛说80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这时期出生的我有幸在自己价值观定型的世纪之交那些年走进了另一条白色走廊：“六四”之后被压抑的文艺界在缓慢而坚定地复苏，与世界互联的网络社区刚刚生长起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助力公民社会的萌芽，一心发展经济、向世界开放的政府对普世价值还有些顾忌……那时候以为一切都才开始，谁知道已经是巅峰。

正因为我们的确拥有过，我才相信没有什么只在中国不可能有的东西，没有什么改变不了的五千年劣根性。那个人们敢于公开政治异见的简体中文世界是真的，它从铁拳的指缝中长出来只花了不到20年时间，从蓬勃生长到被摧残殆尽也只花了不到20年时间。20年时间对一个人来说很长，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瞬间。

所以，即使我完全确信将来我们会看到一片废墟，比文革更大的一片废墟，也同样确信废墟里也还是能生长出我当年见过的风景，比当年更大的一片风景。这同样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客观规律。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分享想说的。如果算上《致Kathy》，就是第二次了。我还在习惯从沉默里找回声音的热身，然而等待着我诉说的回忆好像在期待着新的生命，能够被言说的回忆才有的生命。

我会努力给回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