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什么是好生活？

齐格蒙特·鲍曼  

彼得·哈夫纳/文

王立秋/译

译自Zygmunt Bauman, Peter Haffner, “Happiness and Morality The Good Life: What does it mean to take off shoes that are too tight?”, in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 trans. Daniel Steuer, Polity, 2020, pp. 122-131.

责任概念在你的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你谈到“为责任而担负的责任”。这么说你的意思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影响。我们不想思考这个。我所说的“为责任负责”就是在道德上承认这个被客观地赋予的责任。

意思是，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中，我们都要面对对错、善恶的选择？

甚至在我们知道善恶是什么之前，在我们遇见他人的那一刻，我们就面临这个选择了。我们不可逃避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负有对我们的人类同胞负责的责任。这个选择使我们陷入一种纠结(an ambivalent situation)。道德的生活是一种持续地不确定的生活。要道德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

现代性应对这个纠结的方式，与之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在前现代，这个重负大多是通过宗教来应对的。为已犯之罪(sin)寻求赦免的行动，反过来减轻了做出错误的决定带来的重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代根据唯理性的计划来改造世界的计划，许诺了一种免于罪的生活。世上不再有罪人，也不再有罪本身。罪的位置被罪感(guilt)取代了。主管这个的权威也（从宗教）变成了立法机构。

现代性的伦理和后现代性——或者就像你会说的那样，“流动的现代性”——的伦理又有什么不同？

在传统伦理学中，你必须遵守规则。相形之下，后现代的道德则要求每个人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变成了为自己定善恶的流氓。如果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深受消费主义塑造的话，那倒还好。

两位影响你的思考的伦理思想家，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努德·罗格斯特鲁普和法国-立陶宛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都论述过道德的行动。罗格斯特鲁普说，它预设“自发性”，没有预谋。而对列维纳斯来说，人为什么应该道德地行动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追问道德的必要性甚或只是道德的可取性是错误的吗？

那两位是这么说的。道德地行动，为他人提供帮助，永远不考虑目的。道德行动与希望获利或受到钦佩或公开的表扬无关。在涉及道德问题的时候，没有“必须”；道德行动预设个体自由做出的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它不是算计过的——只有在它是自发地、不假思索地做出，是人性的自然行动——的时候，才是道德的。人可以作对的决定也可以做错的决定这个知识，是道德生长的土壤。

所以道德不是出自某种义务感。它是内在的。

列维纳斯说像“为什么我应该道德地行动？”，“别人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而非其开端。罗格斯特鲁普说，即便某个规则因为某件事情好而叫你去做它，遵守那个规则也不构成道德的行为。道德的行动预设自由的决定。它关乎关爱、为他人提供帮助——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在成为奥胡斯大学的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教授之前，努德·罗格斯特鲁普是菲英岛一个小教区的司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在巴黎的索邦教书。这两个人从非常不同的起点出发，生活在离对方很远的地方，没读过对方的作品，却发展出相同的想法，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在物理学里，这样的事情是正常的。物理学家研究物质世界，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出这个发现的话，那么迟早，会有别人来做。

就算爱因斯坦没有提出相对论，也会有别人来提。在所谓的硬科学中就是这样的。

但在人文学科中，就不是这样了。每一个发现，真的是个体的成就。别人也可能碰巧有这个发现，但那不是不然的，不是规律造成的结果。但列维纳斯的罗格斯特鲁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维纳斯从责任的角度来表达，而罗格斯特鲁普则从“沉默的要求”来说。想法是一个——只是表达的角度不同。在你思考这点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罗格斯特鲁普说耶稣并没有发展出基督教的伦理学，因为基督教的伦理学生产的，将是受过教育的循规蹈矩者，而非道德的个体。道德与遵守某本规则书无关，与对某种未知的、沉默的要求做出反应有关。解读信息，是被召唤的那个人的责任。要求没有被说清楚，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回应它。而如果我们真做了什么，事后我们也绝对没法肯定，我们做了我们需要做的一切。我们甚至没法弄清楚我们做的是不是正确的事，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把那个任务完成好。道德属于不确定性的领域。这个立场和大多数道德哲学家的看法相反，后者认为道德是确定性的器官。列维纳斯和罗格斯特鲁普都不抱这样的希望，即，在道德问题上我们能够获得确定性。

道德是一个重负。

它不是幸福的法门。它是艰难生活的法门。道德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永无止境。道德的人的自然状态就是持续的不确定。

这种对伦理的理解不同于康德，康德的绝对命令为怎样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指南：“像这样行动：使你的意志的准则，在被当作普遍立法的一个原则的同时，也一直成立”。[1]那是相对简单的。它不会带来让你陷入绝望和“永远不够”的状态。那么列维纳斯和罗格斯特鲁普说的，算不算是无理的要求呢？

我不相信不确定性会对道德产生威胁。相反，只有在不确定性的沃土上，道德才能够生长。确切来说，正是这个不确定性的孤独，带来了道德共同体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自己想办法，都必须承担个体的责任。没有强制，情况不确定，才会有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决定。没有“决定一定正确”的保障，但有这样的希望。

关于为什么人会在道德情景中做出特定的决定，社会学能告诉我们什么？

在《当光穿透黑暗》中，波兰社会学家尼查马·泰克研究了在大屠杀的时候，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个体基督徒的动机。让她本人和所有专家感到吃惊的是，她找不到任何在数据上显著的，支持道德行动的因素。在帮忙、牺牲的意愿，和阶级归属、收入、教育、宗教或政治倾向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为什么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依然是一个谜。说到底，还是个性和责任。

在今天的“全球村”媒体世界中，我们见证了如此之多的可以避免的悲惨、饥荒、疾病和死亡以至于我们很难知道，（道德的行动）从哪里开始。

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写过怎样在全球的层面上做正确的事情。约纳斯说，如果一方面，我们有毁灭的先知，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相信我们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那个中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毁灭的先知。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和疏忽的后果，但我们要为它们负责。一个人在柏林做的事情，可能会对孟加拉的未来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对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也一样。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对我们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活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他们还没有出世，但通过用尽这颗星球的资源，我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生活了。我们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今天，前所未有地，我们的行动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在先前的时代，我们从民族学那里得知，地球的居民带来的变化是很小的，只会对他们的直接的当下和直接的未来产生影响。在大约十万年前，针被发明出来了。你知道多久之后才有人想到在针上钻一个洞，好把线穿进去吗？

不知道。

三万年！那是很长一段时间。旧石器时代的人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了未来。但那没法和我们今天的情况相提并论。

在你的书《生活的艺术》中，你谈到幸福，一个古代哲学家讨论的题目。在现代性中，幸福已经变成一个被人们追求的东西了。

那是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开始的。宣言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可让渡的、上帝赋予的人权。当然，人一直偏好幸福而非不幸。演化给了我们追求幸福的动力。否则，我们还会坐在洞穴里，而不是坐在这些舒适的椅子上。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想法是自现代性出现以来才有的。追求个体幸福的普遍人权之宣告标志着现代性的起点。

但在今天，要获得幸福看起来和在罗马时代，在塞涅卡的、卢克莱修的、马可·奥勒留的和爱比克泰德的生活哲学的时代一样困难。对你个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什么？

在歌德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他被问到他的一生是否幸福。他回应道，“是的，我一生过得非常幸福，但我想不到我有哪一周是完全幸福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回答。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在一首诗里，歌德也说过，没有什么比漫长的晴天更令人压抑的了。[2]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没有不时地超出我们的能力的挑战要应对，我们就会变得无聊。而无聊，是最普遍的人类苦难。幸福——在这里我同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说法——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时刻，一个瞬间。在我们打败对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幸福。我们脱掉紧到夹脚的鞋子，也会感到轻松和快乐。持续的幸福是可怕的，是一场噩梦。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他关于经济学的作品中使用了幸福研究的结果。在他的书《幸福》中，他展示了，收入的增加只能部分地帮助提高我们的幸福感。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增加我们的幸福呢?

努力工作。创作艺术品的画家、解难题的数学家、种花并看它盛放的园丁——这就是幸福。你要有所创造。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仑引入“劳作人”这个术语来解释扎实工作的欲望。把工作做好的自豪、完成任务、克服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幸福。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渴望。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工作中的快乐感，即把事情做好带来的快感。我们随之而失去的，是自信和享受幸福感的能力。研究表明，对我们的满足感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大约有一半是不可商业化的，因此也就是在商店中买不到的。只要我们还把幸福等同于购买许诺幸福的好商品，对幸福的追求就将是无止尽的。我们越是接近目标，它也就越是失去吸引我们、让我们幸福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必须持续地被取代。

如果你在追求这种幸福的话，那么，你首先关注和最关注的是你自己的安乐。但照顾他人的安乐也是可能的。

对，说到底那才是让我们幸福的东西。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他人的幸福并不互斥。自私和利他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只顾自己的自利，那么你就不需要关心他人的安乐了。但关爱他人也会让你感到自己变得更好了。前者是尼采的计划。他追求自私、自我实现和自我改进。列维纳斯则同样激进地转向他者——转向对他者的关爱，和为他者提供帮助带来的幸福。

你说，我们都是生活艺术的专家。什么是生活艺术？

尝试不可能。把自己理解为自己的行动和创造的产物。给自己设定难以完成的任务，像画家或雕塑家那样。追求在此刻超出自己的可能性的目标。根据高于自己当下的能力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这一点我再重复都不为过：不确定性是我们的自然栖息地——那怕化不确定为确定的希望是我们追求幸福背后的动力。

你不但提供了一个关于从“固态”现代性到“液态”现代性的转变的理论，还亲身体验了那个转变。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想要的是什么？

在年轻的时候，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受到了萨特的“谋划生活”观念的影响。为你的生活创造你自己的计划，然后朝那个理想努力，走最短的、最直接的路。决定你想成为哪种人，然后你就有变成那个人的公式可循了。对每一种生活来说，你都必须遵循一定数量的规则，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特征。在萨特看来，生活就是沿着一条在我们开始旅行之前就已经从头到尾决定好的路一步一步地向前。

那相当于是基督教的救赎之路的世俗版本了。

是的，和基督教的救赎之路一样，这里的假设是，事物的价值永远不变，现在有什么价值，未来也一直有什么价值。世界会一直稳定不变。关于你应该获得什么特征以及如何获得这些特征的建议在你八岁的时候有效，在你五十岁的时候也依然有效。你在十六或十八岁的时候从学徒开始，你知道，四十年后，你会从同一个公司带薪退休。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荒谬的。他们知道，一切工作都是暂时的，每个人都是被临时雇用的，你一生会换十五到二十次工作。

就像你提到的那样，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大变，当时的战后经济奇迹或者说黄金三十年——战后重建、社会和平和乐观主义的三十年——结束了。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就像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全球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展示的那样。

这在富裕的全球北方为信息超负荷、无节制地去管制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的勇敢新世界扫清了道路，也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绝望和排除。带着后见之明来看，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看作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到七十年代末，人们面对生活挑战的语境已经彻底变了。在其他时候成立的人情世故不再有效，而长期以来的生活策略也必须得到彻底的修正。

还有什么是稳定的吗？

今天，预期寿命不降反升的唯一一个实体是个体，而同时，政党、政治运动、制度、银行、工厂都经历了频繁的变化。它们的预期寿命在锐减。现在，我们倒稳定了，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在变化的环境里。在我看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对生活的截然不同的理解。

你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又经历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欧洲，现在又经历了英国多文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你看来，构成好社会的是什么？

我不再相信有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好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1]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

[2] ‘Alles in der Welt läßt sich ertragen, / Nur nicht eine Reihe von schönen Tagen.’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can be withstood / Except a string of days sublime and good’: Johann Wolfgang Goethe, Proverbs (Morrisville: Lulu Press, 2014), p. 21. （中译为：世上万物都可以忍受/除了一连串崇高和好的日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