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索罗斯“开放社会”的初心：资本主义的威胁（1997）

译者按：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似乎每过八到十年就会掀起一波批判索罗斯的舆论思潮。尤其是在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后的这几年中，借着对这位“金融大鳄”的批判，抨击跨国资本运作所仰赖的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laissez-faire capitalism)，愈发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然而正如索罗斯本人今年7月13日在英国卫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所述，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他曾在1997年于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论文《资本主义的威胁》(The Capitalist Threat)，在对“开放社会”倡议的阐述中，指出任由资本决定社会发展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 (market fundamentalism)，已成为对维系开放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的威胁。

今日之世界，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分化加剧，西方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冷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危在旦夕，而秉持国家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模式的新兴经济体则异军突起，是时候重读索罗斯“开放社会”的初心了。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历史发展观——每个文明都有赋予其独特身份的核心原则，而正是这种原则的病态加剧，最终导致了文明的崩坏与衰落。虽然我在金融市场上赚了大钱，但我现在开始担心，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无限制加剧，以及市场价值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扩散，正在危及我们开放与民主的社会。我认为，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资本主义的威胁。

“开放社会”一词是由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在其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1932) 中创造的，并在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 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波普尔指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译者注：即国家社会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声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由于终极真理超出了人类可及的范围，这些意识形态不得不诉诸压迫，以便将自己的“视野”强加于社会。作为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照，波普尔罗列了另一种社会观，即没有人拥有对真理的垄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利益，需要有能够让他们和平共处的制度。这些制度保护公民的权利，确保选择自由和言论自由。波普尔将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为“开放社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它的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诠释了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代表并为之奋战的价值所在。这个哲学层面上的解释高度抽象，“开放社会”一词也从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如此，波普尔的分析是深刻的，在我亲身体验过纳粹和共产党在匈牙利的统治，并于20世纪40年代末作为一名学生接触到这本书时，它给了我振聋发聩的启示。

这驱使我沿着卡尔·波普尔的哲学理论深入下去，并发问：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获得终极真理？答案越辩越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仍试图去理解的宇宙当中，而我们的认知同时也在对我们所参与的事件造成影响。如果我们的思想属于一个宇宙，而他们所影响的主题存在属于另一个宇宙，那么真相也许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可以制定与事实相对应的立论，而事实将作为可靠的标准，反过来判断立论是否真实。（译者注：联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一个领域当中，具备追求真理的充分条件，那就是自然科学。但在人类不断奋进的其他领域，立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明确。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参与者的认知甚至会影响现实的形成。在这些情况下，事实并不一定构成判断理论真实性的可靠标准。在思想和事件之间存在双向关联——一种反馈机制，我称之为“反身性” (reflexivity)。以反身性为工具，我发展出了一整套历史理论。

无论这套理论是否有效，在金融市场上它确实令我大受裨益。当赚到的钱多于我个人所需的时候，我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我开始反思自己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经历了纳粹迫害和共产主义压迫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我将成立的基金会称为“开放社会基金” (译者注：当时称为Open Society Fund，发展为网络后称为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缩写OSF)，并将其目标定为促进封闭社会的开放，使开放社会更加可行，并推广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那时是1979年。

我开展的第一项重大工作选在了南非，但没有成功。种族隔离制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不论我如何尝试，都只会被同化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促进它的改变。然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中欧；在这里我的工作更加成功。最初，我对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 (Charter 77) 运动和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 (Solidarity) 提供了支持。随后我在我的祖国匈牙利 (1984年)、在中国 (1986年)、在苏联 (1987年)、在波兰 (1988年) 建立了多家独立的基金会。随着苏联体制的崩溃，我的工作也随之加速。到目前为止（译者注：本文作于1997年，今天的OSF分支已经涵盖37个国家），我已经建立起一张遍布超过二十五个国家的基金会网络（不包括中国，1989年我们关闭了设在那里的机构）。

在共产党政权下运作时，我从不需要向他人解释“开放社会”的意义；那些支持基金会目标的人们虽然不擅言辞，却比我更了解“开放社会”的真谛。例如，我在匈牙利开设的基金会目标是帮助开展另类活动 (alternative activity)。我很清楚当地普遍存在的共产主义教条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是教条而已，一旦暴露在其他选项之下，就再无法持续下去。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有效的。该基金会成为了匈牙利公民社会的主要支持来源，随着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

共产主义崩溃后，基金会网络的使命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开放社会是一种比封闭社会更先进，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在封闭社会中，只有一种强加于全社会的发展蓝图，而在开放社会中，每个公民不仅被允许、更是被要求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基金会从原先的颠覆性任务，转向了建设性任务——当开放社会的信徒们已经习惯于从事颠覆活动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麾下的大多数基金会做得很好，但不幸的是，他们势单力薄。西方的开放社会，并没有在前苏联的废墟上推广开放社会的强烈愿望。恰恰相反，主流的观点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截然不同的反应。新马歇尔计划的想法甚至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1989年春天，当我在波茨坦（当时仍属于东德）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样的想法时，我甚至还被人嘲笑。

共产主义的崩溃为一个普世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但西方民主国家却未能担当大任。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的新政权，与开放社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西方联盟似乎失去了使命感，好像没有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定位。对波斯尼亚或其他任何地方捍卫着开放社会观念的人们，西方也没有显露出任何要伸出援手的意思。至于生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过去他们忍受压迫时，可能是渴望建立一个开放社会，但当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光是为了生存他们就要耗尽所有的精力。共产主义失败后，对普世概念产生了普遍的幻灭，而开放社会正是普世概念的一部分。

这些事态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五六年里，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对前共产主义世界的改造当中。直到最近，我才把注意力重又转向我们自己的社会。我创建的基金会网络始终在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然而，我觉得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当初促使我建立它们的概念框架。这样的重估使我得出结论，开放社会的概念并未失去其效用。恰恰相反，比起卡尔·波普尔著书立说的时代，在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提供政治行动的实用指南的意义上，开放社会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过——但它需要彻底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建构。如果开放社会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就不能再靠共产主义的威胁来定义自己。它必须被给予更积极的内容。

新的敌人 The New Enemy

波普尔指出，虽然一个构成极右翼而另一个构成极左翼，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拥有许多共同点，因为两者都依赖国家的力量来压制个人的自由。我想在他的论点上做出补充。我认为，开放社会也可能受到相反方向上的威胁——来自过度的个人主义 (excessive individualism)。太多的竞争和太少的合作，可能导致无法容忍的不公平和不稳定。

今天我们的社会被一种信仰所主导着，即对市场所拥有魔力的笃信。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学说认为，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才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然而。若不能通过承认某种公共利益要高于特定利益，来缓和这种过度的个人主义取向，我们现有的制度——无论多么不完美，但仍可视之为合格的开放社会——将很容易被打破。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纳入与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相同的范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蓄意破坏开放社会；自由放任政策可能会对它构成危险，但这是在无意中积聚起来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作为自由放任主义的使徒之一，也是开放社会的热情支持者。即便如此，由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我认为当下自由放任主义的威胁，比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更加可怕。我们正在享受真正的全球市场经济，商品、服务、资本甚至连人口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我们没能意识到维持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必要性。

世纪之交（译者注：指1890s-1910s）的社会状况，可以拿来与当下作比。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而其特征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现在也是如此。当时的社会在有些方面甚至更加稳定：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派遣炮舰到遥远的殖民地，作为当时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它不遗余力地维护该体系的正常运转；而今天的美国，并不想成为世界警察。当时还有金本位的存在；今天的主要货币像大陆板块漂移一样，在外汇市场上相互挤压。然而，一百年前盛行的自由市场体系，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毁于一旦；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伺机崛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近乎断绝。除非我们从惨痛教训中学到东西，否则现在的体系更有可能被打破！

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不像马列主义或纳粹种族纯净计划那样，与开放社会原则存在直接矛盾，但所有这些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他们都试图通过诉诸科学，来证明他们掌握终极真理的主张。就极权主义理论而言，这种主张很容易被证伪。波普尔的一项成就，就是指出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的理论，根本不能被算作是科学。而在讨论自由放任主义时，这种主张更加难以辩驳，因其基于经济理论，而经济学又是社会科学中最具声望的一门学科。人们不能简单地将市场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我认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一样，都是对所谓科学真理的歪曲。

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科学基础，是市场供需关系会通过自由竞争达到均衡，从而确保最佳资源配置的理论。这被广泛接受为永恒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确实是。经济理论是一套公理系统：只要基本假设成立，结论就随之成立。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假设时，我们发现它们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正如其初始立论所述，完全竞争理论——即供需达到自然均衡——的前提假设，是完全信息（译者注：perfect knowledge，即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够了解到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一切信息），同质化且易于分割的产品，以及足够数量的市场参与者，还要保证没有任何单一参与者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完全信息的假设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被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供给和需求都被视作给定的独立条件。这已经不再是假设，而是作为方法论上的要求。有人认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供需关系，因此必须将两者都视为给定条件。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述的一样，将供给和需求视作独立给定的条件，至少在金融市场上就不符合现实——而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恰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上买卖双方所交易的未来，受到他们自身决定的影响。供给和需求曲线在这里不再遵循给定的形状，因为它们都包含对未来的期待，而未来的事件本身，又是被这些期待塑造出来的。市场参与者的思考，与他们所思考的情况之间存在双向反馈机制——即“反身性”。它解释了参与者对市场的不完全理解（认识到这一点是开放社会理念的基础）和他们所参与过程的不确定性。

如果供需曲线并非独立给定，那么市场价格该如何确定？如果我们观察金融市场的行为，就会发现价格并不会趋向均衡水平，而是相对于买家和卖家的预期持续波动。价格远离理论均衡水平的时间要长得多。当它最终呈现出回归的趋势时，均衡水平早已较之前发生了改变。即便如此，均衡的概念却依然经久不衰。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它，经济学根本无从解释价格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失去了均衡概念，自由市场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的论点就失去了论据。用于验证它的所谓科学理论，也将被证明是一个公理结构，其结论与假设循环自证，并不一定能到得到实证论据的支持。在这一点上，自由放任主义与号称科学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何其相似，令人毛骨悚然。

我并不是在暗示经济理论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扭曲现实。但是在试图模仿自然科学成就（并以此赢得声望）的过程中，经济理论尝试了不可能的禁忌。社会科学理论与他们讨论的主题存在之间，存在着反身性的关联；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自然科学理论所不具备的方式去影响现实事件。海森堡 (Heisenberg) 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意味着观察行为本身可能会干扰量子颗粒的状态；但正是观察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而不是测不准原理本身。在社会领域，理论有能力改变它们所涉及的主题存在。经济理论刻意将反身性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歪曲了自己的主题存在，使得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乘虚而入。

正是对完全信息的假设，令经济理论转变为对开放社会具有敌意的意识形态——最先是通过该假设的公开陈述，然后是以方法论组成要素的形式伪装起来。市场机制确实拥有有力的支撑论据，但这并非因为市场是完美的；正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为不完全理解所主导，而市场恰好能够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用于评估一个人的决策结果并纠正错误。

无论形式如何，完全信息的断论都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即承认我们对自身情况的理解本质上是不完美的）相矛盾。这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接下来我将从具体方式上阐释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是如何对开放社会构成威胁的。我将集中讨论三个问题：经济稳定，社会正义和国际关系。

经济稳定 Economic Stability

经济理论已经设法创造出了一个人造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参与者的偏好和参与者面临的机会是相互独立的，价格趋向均衡水平，使两种力量达到平衡。但在金融市场中，价格不仅仅是给定供需独立条件的被动反映；他们还在塑造这些偏好和机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种反身性互动使金融市场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否认这种不稳定性，反对旨在维护稳定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历史表明，金融市场确实会崩溃，导致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这些崩溃事件，促成了中央银行和其他形式监管的演变。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市场的崩溃是由有缺陷的监管引起的，而非来自市场的不稳定。他们的论点有一定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我们的理解本质上是不完美的，那么监管必定也存在缺陷。然而他们的论点是空洞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监管法规最初会被实施。它通过另一个论点来回避这个问题，这个论点是这样的：由于监管存在缺陷，不受监管的市场才是完美的。

这个论点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之上：如果解决方案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对立面就一定是正确的。然而，在缺乏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和监管法规都存在缺陷。只有在刻意付出努力的前提下，稳定性才能得到维持。即使这样，市场也仍然会发生崩溃，因为公共政策往往存在缺陷。如果缺陷足够严重，市场的崩溃可能会导致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译者注：可参见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魏玛共和国的破产和纳粹帝国的崛起）

不稳定性远远超出了金融市场：它还会影响指引人们行为的价值观。经济理论将价值视为给定的条件。在经济理论诞生的时候，在亚当·斯密 (Adam Smith)、大卫·里卡多 (David Ricardo) 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时代，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事实上人们确实已经建立了坚定的价值观。亚当·斯密本人将道德哲学与他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在市场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偏好之下，人们受到一系列道德原则的指引，而这些原则又在市场机制范围之外的行为中得到表达。这些原则虽然深深植根于传统、宗教和文化当中，但并不一定理性，面对其他替代选项时并非最具自主意识的一个。实际上，当面对替代选项时，这些原则很容易遭到遗弃。市场价值观就是贬损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替代选项。

市场价值观与其他更传统的价值体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这激发了强烈的情绪和对抗。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根据一组特定的非市场价值观行事的表象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广告、营销甚至产品包装，都旨在重塑人们的偏好，而不是像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只对人们的偏好做出反应。不确定自身立场的人们，越来越依赖金钱作为价值观的准绳。更昂贵的东西被视作是更好的。艺术品的价值可以通过它的拍卖成交价来判断。人凭其财富就应得到尊重和钦佩。曾经仅是交换媒介的东西，已经篡夺了基本价值观的地位，扭转了经济理论预设的关系。曾经的职业素养已经让位于商业诉求。对成功的崇拜取代了对原则的信念。社会失去了它的锚。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通过将供需关系视作给定条件，并宣布政府干预是终极之恶，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取缔了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我赞成所有重新分配的尝试都会干扰市场效率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任何尝试。自由放任主义的论点，依赖与共产主义相同的对完美的偏执诉求；它声称，如果再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和经济扭曲，那么问题就应该通过消灭再分配来解决——这和共产党人声称竞争当中的重复产出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说辞异曲同工。但完美是无法实现的。财富确实积累在其所有者手中，但如果没有重新分配机制，不公平就会变得无法容忍。“金钱就像粪肥，只有散出去才是有用之物。”留下这句名言的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是一位见地深刻的经济学家。

反对收入再分配的自由放任主义论点，实质上是在鼓吹适者生存的学说。对这一学说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财富可以通过遗产传承；而继承财富的第二代，很少能像创造财富的第一代那般“最适”。

无论如何，将适者生存作为文明社会的指导原则都是有问题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基于已经过时的进化理论，正如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是从牛顿物理学中获得启示（译者注：牛顿物理学也被称为经典物理学，但在爱因斯坦之后的现代物理学早已超出了前者的范畴）。指引物种进化的原则是突变，而突变又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起作用。物种及其生存的环境之间是互动的，一个物种同样是其他物种所处环境的组成部分。这种反馈机制和历史的反身性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演进不是由突变驱动，而是由错误的观念。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今推动人类事务的错误观念之一。我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合作和竞争一样，同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而“适者生存”的口号则扭曲了这一事实。

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译者注：下文中的“国家”均为state，即主权国家，指垄断暴力合法使用权的单一政府组织下的强制性政治群体，区别于其他意义上的国家，如民族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另一门“伪”科学地缘政治的一些不足。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国家面前没有原则，只有利益，而这些利益是由地理位置和其他基本面要素所决定的。这种决定论的研究方法，植根于十九世纪过时的科学方法论，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虽然并不完全适用于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一个是它将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分析单位，就像经济学对待个人一样。在把国家剥离经济的同时，将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最高权威来源的做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点暂且按下不表，这个缺陷还有更紧迫更实际的一面：当一个国家瓦解时会发生什么？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者们对此措手不及，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地缘政治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不承认超出国家利益层面的公共利益。

随着共产主义的消亡，目前的状况，无论多么不完美，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全球开放的社会。它不受外界的威胁，也不受一些寻求称霸世界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威胁来自内部，来自寻求借助外部冲突建立内部支配地位的暴君。这也可能发生在拥有民主制度，但因过度追求自身主权利益而践踏公共利益的国家里。开放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可能是它自己。

冷战是一种极端稳定的安排。代表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组织理念的两个权力集团，试图争得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但他们必须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因为每一方都有能力在全面战争中毁灭对方（译者注：即通过核威慑促成平衡的战略理念“相互保证毁灭”）。这严格限制了双方冲突的烈度；而所有地区性冲突，又包含在这个大局之中。由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内部解体，这个极端稳定的世界秩序已宣告结束。没有新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无序的时期。

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我们应对这一挑战。它不承认世界秩序的必要性。它寄望于从各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当中，诞生出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在适者生存的原则引导下，各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愿为公共利益做出任何牺牲。

没有必要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最终崩溃做出任何可怕的预测，就能说明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开放社会的概念是不相容的。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自由世界未能伸出向当地社会伸出援手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盘踞在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制度是如此不公，以至于人们可能会倒向一位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用牺牲公民自由作为代价，向人们许诺国家复兴。

如果要从中学到任何教训，那就是压迫政权的崩溃，不会自动导致开放社会的建立。开放社会不仅仅是取缔政府干预和压迫。它是一个复杂、成熟的框架，需要不懈的努力去实现它。由于它比它所取代的系统更加复杂，若要完成快速的过渡就需要来自外部的协助。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阻碍了俄罗斯成为开放社会的任何希望。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持有与上述不同的看法，他们就可以为全球开放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苏联解体之时，本有机会令联合国按其设计初衷发挥作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于1988年访问了联合国，并概述了他对两个超级大国合作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愿景。自那时之后，机会已经不再。联合国作为一个维和机构，已经彻底失去了信誉。当下波斯尼亚事态对联合国的影响，与1936年阿尔巴尼亚事件对国际联盟的影响无异（译者注：此处指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联合国的软弱无能）。

我们的全球开放社会，缺乏维护它所必需的制度和机制，却没有政治意愿去实现它们。我斥责时下流行的态度，即认为对自身利益的无阻碍追求会带来最终的国际平衡。我相信这种没来由的信心是错误的。我认为在配套制度来保护下，开放社会的概念可以提供更好的行动指南。事实上，认识到目前盛行的全球开放社会之下的暗流涌动，并不需要太多想象。

易错性的承诺 The Promise of Fallibility

赋予开放社会以积极的意义，比识别开放社会的敌人要更难一些。没有这种积极意义，开放社会必将惨遭敌人的屠戮。将社区团结在一起必须依靠公共利益，但开放社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普世的概念。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存在着一个全球社区；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公共利益，例如保护环境和阻止战争。但与特定的利益相比，这些公共利益相对较弱。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他们没有多少支持呼声。此外，作为一个普世概念的开放社会超越了所有界限。社会从共有的价值观中获得凝聚力，而这些价值观植根于文化、宗教、历史和传统。当社会不再有界限时，共有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相信只有一个可能的来源：开放社会的概念本身。

要发挥这一作用，需要重新定义开放社会的概念。我认为开放社会不是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的二元选项，而是占据这中间的地带，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将社会团结在一起。这个中间地带受到各方的威胁。在一个极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说将导致国家权力的暴走。在另一个极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会导致极大的不稳定和最终的崩溃。当然还有其他变种；新加坡的李光耀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亚洲模式”，它将市场经济与压迫国家结合起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对国家的控制与私人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人们可能会想到寡头资本主义或“黑帮国家”，这是对开放社会的新威胁。

我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可以不断改善的社会。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易错性 (fallibility)，这不仅延伸到我们的心理结构，也覆盖我们赖以生活的制度。通过反复试验的过程可以改善不完美的东西；开放社会不仅允许这一过程，而且实际上通过坚持言论自由和保护异议来鼓励这种做法。开放社会提供了进步的无限前景。在这方面，它与科学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科学拥有客观标准——即可以判断过程的事实。不幸的是，在人类事务中，事实并没有提供可靠的真理标准，但我们需要一些普遍认可的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可以在试错中提供判断依据。所有文化和宗教都提供这样的标准；开放的社会离不开他们。开放社会的创新是，大多数文化和宗教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绝对的，而一个包容许多文化和宗教的开放社会，必须将自己的共有价值观视为一个可供辩论和选择的议题。为了使辩论成为可能，必须至少就以下一点达成一致：开放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必须自由思考和行动，只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限制的地方也必须通过反复试验来确定。

《独立宣言》可以被视为开放社会原则的一个很好的近似，但我们不应该声称这些原则是不言而喻 (self-evident) 的，我们应该将其与我们的易错性一视同仁。承认我们对世界的不完全理解，是否有助于将开放社会建立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我相信它可以，尽管实现它存在巨大的困难。我们必须促进对我们自身易错性的认知，甚至为易错性赋予通常属于终极真理的信仰。但既然终极真理无法实现，我们怎能接受我们自身的易错性，作为终极真理呢？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但它可以得到解决。第一个命题，即我们的理解是不完美的，与第二个命题是一致的：首先必须接受第一个命题，作为我们的信条。正是因为我们的理解是不完美的，所以才恰恰有将其视为信条的必要。假若我们享受的是完全信息，又何须信仰呢？不过要接受上述推论，就需要对我们所理解的信仰及其角色做出深刻的改变。

从历史上看，信仰有助于具体行为准则的正当化。易错性应当在我们当中培养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信仰应该有助于塑造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我们遵守一套既定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信仰是对自我选择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对终极真理的表达，我们更有可能容忍其他信仰，并根据生活的经验修订自己的信仰。但这并不是大多数人对待他们信仰的方式。他们倾向于用终极真理来识别他们的信仰。实际上，这种识别通常还被用来定义他们自己的身份。若是他们在开放社会中生活的经历，迫使他们放弃对终极真理的主张，他们就会感到失落。

我们在以某种形式体现终极真理的想法，在人类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我们可能被赋予了批判能力，但我们与自身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真理和道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代表自身的利益和“自我”的存在。因此，如果存在真理和正义之类的东西——我们逐渐相信他们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想拥有它们。过去我们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真理，近来我们又诉诸于科学。必须承认，相比之下对我们自身易错性的信仰将是一个糟糕的替代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与“我的国家”（或者我的公司、我的家人）这样原始的动机来源相比更难以接受，无论他们是对还是错。

既然我们难以理解与接受自己的易错性，那么它的吸引力是什么呢？应当推崇易错性的最有力论据，得从它产生的结果中找到。开放社会往往比封闭社会更繁荣，更具创造力，更能刺激人类的发展。但以成功的结果作为持有信仰的唯一基础，当然存在风险，因为如果我的反身性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成功”与“正确”是不一样的概念。在自然科学中，立论必须是正确的（它们产生的预测，乃至诠释与事实相对应的意义）才能起作用（也就是产生有用的预测和诠释）。但是在社会领域，由于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反身性关联，有效的东西并不一定与正确的东西相同。正如我先前所提示的那样，对“成功”的崇拜可能成为开放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为它可以破坏我们的是非观念。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对成功的关注——以金钱衡量——令我们的是非观念受到威胁：只要能逃脱惩罚，怎样赚钱容易怎么来。

如果将成功视为唯一的标准，开放社会最终将败给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有很多实例可以佐证。为自身的利益辩护，要比从易错性推导到开放社会概念的整个抽象逻辑过程要容易得多。

开放社会的概念需要更加牢固。必须下定决心建设开放社会，因为它才是社会组织的正确形式。这样的决心今天已经难能可贵。

我相信开放的社会，因为比起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社会系统，它能够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潜力。接受真理无法获得的本质，比拒绝它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由和繁荣的前景。但我在这里认识到一个问题：我充分致力于追求真理，为开放社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我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会赞同我的观点。鉴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反身性联系，追求真理对获得成功来说并非所不可或缺。通过扭曲或否认真理可能达到特定的目的，而人们可能对实现他们的具体目标更感兴趣，而不是追求真理。只有到达最高层次的抽象，也就是当我们考虑生命的意义时，真理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到了这个地步，欺骗可能仍比事实更容易接受，因为生命必然走向死亡，而死亡明显难以接受。事实上人们可以争辩说，开放社会是充分发挥生命价值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而封闭社会则是最适合用来接受死亡的形式。在终极分析中，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其实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不是逻辑必然性问题。

这不是全部。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得到普遍接受，这也不足以确保自由和繁荣占上风。开放社会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调和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不同观点；它没有为全社会目标提供一个坚定的立场。若是给出了这样一个立场，那它就不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意味着除了对开放社会的信仰之外，人们还必须拥有其他信仰。只有在封闭社会中，开放社会的概念本身才能为政治活动提供充分的基础；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仅成为一位民主人士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或其他类型的民主主义者。对开放社会的共同信仰，是自由和繁荣乃至开放社会应该带来的所有美好事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可以看出，开放社会的概念似乎是一种无穷无尽的麻烦来源。这倒是在预料之中；毕竟，开放社会的基础就是承认我们的易错性。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开放社会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掌握开放社会的蓝图”的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努力。在科学中，终极真理就是无法实现的；再来看看我们在追求它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而开放社会或多或少可以为人类带来同样的福祉。

从哲学性、知识论的论证中检讨出政治和社会议程，似乎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但它可以做到，且有历史先例。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就是一场对理性力量的礼赞，为《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提供了灵感。在法国大革命中，对理性的信仰矫枉过正，带来了令人不快的副作用；然而，这正是现代性的开端。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年理性时代 (the Age of Reason) 的经验，而作为理性的人，我们正应该认识到理性有其局限性。根据我们的易错性制定概念框架的时机已经成熟。理性失败之处，易错性尚可成功。(索罗斯名句，"Where reason has failed, fallibility may yet succeed.")

来源：Soros, George, The Capitalist Threat, The Atlantic Monthly - February 1997; Volume 279, No. 2, pages 4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