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税收与国家：人类文明究竟为何而生？

作者John Lanchester，自1995年起就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杂志撰稿，同时也是文学领域著名期刊《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特约编辑。

本文2017年9月18日首发于当期《纽约客》印刷版。

正文部分

作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缩写）的一部分，我们倾向于将“科学”与“技术”两者视为如影随形的双胞胎。当我们谈论现代世界最闪亮的奇迹时——譬如既能装进口袋又可与卫星联络的超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确实是密不可分。但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阶段，技术与科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人类史上很多最为卓著的发明，就是纯粹的工具，背后没有什么科学方法。

轮子、水井、曲柄、石磨、齿轮、船桅、船舵、时钟还有轮替耕种法，所有这些都对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当中没有一样东西能跟我们今天认识中的科学搭上边。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物件，有些远在科学方法得到广泛接纳之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我爱我的笔记本电脑、iPhone、Echo（译者注：亚马逊出品的智能音响）和GPS导航仪，但我绝对无法放弃的一项技术，这件从用它的第一天开始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醒着的每时每刻都极度依赖的装置——我现在坐在这里打字也全靠它——却能追溯到十三世纪：就是我的眼镜。肥皂比盘尼西林挽救了更多生命。这是技术，不是科学。

在《反对谷物：最早国家的久远历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一书中，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探讨的一项技术，在人类史上的重要性可说是无出其右。这项技术是如此古老，甚至比智人 (Homo sapiens) 的出现还要早，应当将它的发明归功于我们的祖先直立人 (Homo erectus)。这项技术就是火。火对人类的用途有两种，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标志性意义。第一种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一种，是烹饪。正如Richard Wrangham《着火》(Catching Fire) 一书中所述，烹饪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从所吃的食物中摄取更多的能量，可供我们食用的食物门类也变得广泛了许多。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黑猩猩，结肠是我们的三倍大，因为它常吃的生食很难被消化。从煮熟食物中获得的额外热量，使人类能够发育大脑；大脑吸收的能量大约占我们消耗能量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哺乳动物大脑的耗能不到十分之一。正是这种差异令我们成为称霸地球的物种。

火在人类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另一个原因，从当代视角看就不那么明显了：我们利用火来改造地貌，使之可以为我们所用。采猎者 (hunter-gatherers) 每到一处便会放火焚林，清出的地块便可以用来种植快速生长、吸引猎物的新植被（译者注：即“刀耕火种”）。他们还会用火来驱赶动物。斯科特认为，这些采猎者对这项技术的使用是如此频繁，所谓的“人类世”——即人类称霸地球的地质年代，应当从我们的祖先掌握这项新工具的时候算起。

斯科特指出，我们之所以没有给予火这项技术足够多的认可，是因为我们没能正确认识到，在人类史上长达95%的时间里，我们人类大部分都过着采猎生活；而在这漫长时间里掌握火的使用，对我们祖先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斯科特在书中写道：“作为地貌改造工具的人工火，之所以未能在我们的历史记载中受到应得的认可，是因为它的影响纵贯数十万年，而首次完成这一壮举的‘史前文明’('precivilized') 人类，在我们看来只能算是‘野人’('savages')。”为了展示火究竟有多么重要，他以非洲南部某些洞穴出土的化石作为例子。洞穴中年代最早、最古老的地层中，包含了食肉动物的完整骨架和许多咀嚼过的猎物骨骼碎片，当然也包括人类。而到了人类掌握火的年代地层，洞穴的所有权发生了逆转：人类的骨架是完整的，而食肉动物却成了骨骼碎片。人类是吃午餐还是成为午餐，区别就在于火。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已经在世上存在了约20万年。我们在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采猎生活。然后在约12000年前，发生了被公认为人类走向行星制霸的分水岭事件：新石器革命 (Neolithic Revolution)。在这一时期人类采用了农业创新的“一揽子方案”（用斯科特的话说），特别是对牛和猪等动物的驯化，以及从狩猎采集向种植培育作物的过渡。这些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谷物——小麦、大麦、大米和玉米——至今仍然是人类常吃的主食。谷物带来了人口增长和城市的诞生，进而促成了国家的发展和复杂社会的兴起。

不过《反对谷物》中讲述的故事，与这个广为人知的版本大相径庭。斯科特的专长并非早期人类史。他的研究专注于以持怀疑态度的农民视角，审视国家的形成 (state formation)；他的研究轨迹从他所著的书名中可见一斑，从《农民的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到《不受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他最著名的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业已成为政治学家的必读书目，是对中央计划和“高度现代主义”，即“坐镇国家中心的官员比统治下的百姓更了解他们的利益需要”这种观点的辛辣批评。斯科特认为，国家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往往完全相反。斯大林的集体农场项目“成功地做到了让国家决定耕种方式、设置农民实际薪资、调配大部分粮食产量，并在政治上阉割农村”；同时，它还造成数百万农民丧生。

斯科特的新书将这些观点向更久远的过去延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声称，人类史并非一个线性进步的故事，时间线远比现有认知来得更为复杂，而标准版本中的因果顺序是错误的。他在书中的叙述着眼于美索不达米亚——大致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批‘原初’国家的心脏地带”，此处用“原初”("pristine") 一词，意味着这些国家与早期人类定居社区有着本质不同，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们是留下书面记录的第一批国家，并成为近东和埃及其他国家的样板，更令它们与后世历史息息相关。

近期考古学研究中挖掘出的大新闻，是关于“定着生活”("sedentism"，即定居社区的集体生活方式) 和采用农业之间存在的时滞。过往研究结论认为，是农业的发明令定着生活成为可能。而近期的证据表明，该结论是错误的：从“两项关键驯化”即驯化动物与谷物，到第一批农业经济体的形成，中间存在着一道长达4000年的巨大鸿沟。显然，在决定采用这种新生活方式之前，我们的祖先对农业的可能性做了认真且漫长的审视。他们之所以能够思索这么久，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生活非常富足。就像黄河流域的中国早期文明一样，美索不达米亚在当时还是一块湿地，正如其名称所述（意为“两河之间”）。在新石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是一块三角洲湿地，当时的海洋从今天的海岸线向内陆延伸长达数英里。

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片慷慨的地貌，养育了鱼类与捕食它们的其他动物，常年的洪涝留下了肥沃的土壤，河道沿途穿梭着迁徙的鸟群和猎物。第一批定居社区之所以选在这里建立，是因为这片土地提供了如此多样的食物来源。如果这一年一种食物来源枯竭了，总会有另一种可供取用。考古学研究由此指出，促成定居社区，也就是我们现代乡镇、城市与国家的雏形形成的，并非驯化与农业的“新石器一揽子方案”。在人类下定决心采用精耕细作之前，这些社区就已在湿地丰饶的条件下存在了数千年。依赖一种单一的、密集种植的谷类作物的风险要高得多，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人类花了上千年才做出这一转变。

那么我们的祖先又为什么要从这样一张食物供应的复杂网络，转向单一作物的集中生产呢？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斯科特猜测气候压力可能牵涉其中。不过有两件事非常明确。其一，在接下来的数千年中，这场农业革命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化石记录表明，与采猎者相比，农耕者的生活更加艰难。他们的骨骼显示出饮食压力的证据：农耕者更矮小，更多病，死亡率也更高。与家养动物生活得太近导致疾病跨越物种壁垒传播，在人口稠密的社区造成严重破坏。斯科特甚至不把这些社区称作城镇，而把它们叫做“新石器晚期的多物种安置营”。谁会愿意住在这样一个鬼地方？贾里德·戴蒙德（译者注：Jared Diamond，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家，著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等）将新石器革命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令人吃惊的是，在现代历史学家当中，这一说法鲜有争议。

从证据当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在谷类作物的培育与第一批国家的诞生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谷类作物并非当时人类的唯一主食；但它们是唯一会鼓励国家形成的主食。斯科特在书中写道：“历史记录中从未有过木薯国家，也没有西米、山药、芋头、车前草、面包果或红薯国家。”谷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曾经填写过1040报税表的任何人都再清楚不过：与其他作物不同，谷物易于征税。有些作物（马铃薯、红薯、木薯）掩埋在地下，因此可以藏匿在税官看不到的地方，即使被发现，这些块茎也必须一个一个费力地挖出来。其他作物（尤其是豆科植物）的成熟间隔不同，或者可以在整个生长季期间持续收获，而不是沿着从播种到成熟的固定轨迹——换句话说，税官不能一次到位地征收所有应缴税负。用斯科特的话说，只有谷物是“可见、可分割、可评估、可存储、可运输和‘可配给’的”。税务员可以来到田头做出评估，设定税率水平，然后待到收获时再回来确保应缴份额没有缺斤少两。

在斯科特书中，正是从农业产出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征税能力，促成了国家的诞生，并派生出等级制度的复杂社会，劳动分工，专职岗位（士兵、祭司、仆人、行政人员），以及主持这一切的精英阶层。因为新生国家需要大量体力劳动来灌溉谷类作物，他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强制劳动，包括奴役；而因为找到奴隶的最简单方式是抓他们回来，国家就有了发动战争的新癖好。在第一批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留下的人类史上最早的图像中，就有脖子上戴着枷锁被役使的奴隶。再加上早期定居社区的频繁瘟疫和普遍不佳的健康状况，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界的最新共识是，新石器革命对大多数当时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一场灾难。

战争，奴役，精英统治——所有这些又通过另一种新控制技术，变得更加容易：书写。斯科特写道：“就算是在最早的国家中，没有一套系统性技术用于保管数字记录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所有与书写有关的美好事物——不论是在文化、娱乐、沟通还是构筑集体回忆上的用途——都还是遥远未来的幻影。在其发明后的五百年里，书写在美索不达米亚一直被专门用于簿计：“藉由一套符号系统，使社会、人力资源及其生产成果在统治者和神官面前更易辨认，并从中榨取谷物和劳动力的巨大工程。”早期泥板（译者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使用的楔形文字以泥板作为记录载体）基本上就是“清单、清单、还是清单”，而按照出现的频率，保管记录的主题依次是“大麦（作为配给和税款），战俘，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杰出的德国犹太裔文化评论家，在试图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时自杀，曾言“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他的意思是，只要凝视得足够久，人类创造的每一样复杂美好的事物背后，都拖着压迫历史留下的一道阴影。从平实的历史事实来看，这话说的没错。从书写的发明，到你读书会上对朱迪·皮考特（译者注：美国畅销书作家，著有《姐姐的守护者》《十九分钟》等）最新作品的讨论，中间经历的是一段非常漫长、充满创伤的旅程。

据此，我们得重新考虑在谈论上古“黑暗时代”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斯科特的提问鞭辟入里：“‘黑暗’是对谁而言？在什么方面‘黑暗’了？”历史机录表明，早期城市和国家非常容易猝然内爆。“在国家诞生前大约五千年的零散定着生活中（如果算上日本和乌克兰的农业前定着生活就是七千年），”他写道，“考古学家记录到数百处两度经历繁荣后又终归衰败的定居点。”这些事件往往被称呼为“崩溃”，但斯科特也请我们反思一下这个用词。当国家崩溃时，精妙的建筑停工衰败，精英阶层不再主持事务，书面记录疏于保管维护，大部分人口远走他乡。但就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真称得上是崩溃吗？按斯科特的估算，在大约公元1600年之前，人类大部分还生活在国家的影响力之外。在到达这一时刻——人类社会时钟的最后千分之二格——之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还从未见过国家的代表性标志：税官。”

这样一来，生活在国家的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类是什么样子，就成了对人类史总体评估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真的如托马斯·霍布斯（译者注：Thomas Hobbes，现代政治哲学之父，著有《利维坦》等) 所言，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生命是“讨厌、野蛮和短暂的”，那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人类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关键信息。取决于问题的答案，人类史将成为一份直截了当的进步故事：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直到我们发展出了文明，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而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过得并不痛苦，那么文明的到来就会是一件更加暧昧不清的事件。在账簿的一列中，是人类发展出的复杂的物质文化，使现代科学和医学的种种成就以及艺术积淀下来的各式奇观成为可能。在另一列中，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遇到的不那么美好的事物，例如瘟疫、战争、奴役、社会阶层固化，无情寻租的精英统治和西蒙·考威尔（译者注：Simon Cowell，美国偶像评委，以刻薄著称）。

要了解在大多数人类史上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必须找到仍然从事着传统采猎做法的地方。你将不得不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以确保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冰山一角，并且对生活体验的质感有真正的了解；并且，理想情况下，您需要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即那些与你观察的采猎者有相似之处，但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这样才算是有一个科学的“控制组”，从而排除当地发生的事件是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幸运的是，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花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探访、研究和生活在非洲西南部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 (Bushmen, 意为“丛林人”) 之中。这是他在新书《富裕而不丰饶：布须曼人的消失世界》(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 The Disappearing World of the Bushmen) 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布须曼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类学家和科学家的关注。大约十五万年前，即第一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出现的五万年后，一群现代智人来到非洲南部定居。布须曼人，或称科伊桑人 (Khoisan)，今天依然生活在那里：人类种群族谱上最古老的一个分支。（苏兹曼指出，“布须曼人”这种称呼曾一度具有贬损之意，但现在已为当地人和非政府组织接受与使用，“因为从中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浪漫主义刻板印象”，尽管有些科伊桑人更喜欢使用“萨恩人”这种称呼。）遗传证据表明，在这十五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人口最多的族群。

苏兹曼于1992年首次造访布须曼人，并于两年后来到他们的部落长期生活，作为他博士研究的一部分。在布须曼人中，他最了解的部族是朱洪西人 (Ju/'hoansi)，如今人口约为八千到一万人，定居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之间的边境地带。约占非洲南部布须曼人总人口10%的朱洪西人，可被划分为两大部族，北方部族仍实际控制着家乡土地，因此还有能力从事采猎做法，而南方部族则被剥夺了土地，经过“再安置”已经融入到了现代生活方式当中。

苏兹曼对布须曼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反对谷物》中的观点。与现代社会的接触对布须曼人来说是灾难性的：苏兹曼对在暗无天日的安置营地中失去土地、远离族人，遭罪受苦的朱洪西人描述得非常清楚。两本书甚至印证了彼此对书写这一险恶新技术的阐述。苏兹曼的布须曼人导师说，“每当一名族人开始在哪家新农场工作时，他的名字都会被录入一本就业账簿，这些文件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生活在农场上的朱诺西人施加了巨大的神秘力量。帐簿中蕴藏的秘密决定了他能否拿到工钱，以及他在这家农场上的去留。”

事实证明，采猎生活反倒更加美好。196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朱洪西人平均每周只需花费17个小时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另外还有19个小时花在了家庭活动和杂务上。采猎者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为每天2.33万卡，接近现代人的建议摄入量。而在提出这些健康建议的美国，同样的一周中则需要工作40个小时，以及36个小时的家务劳动。朱洪西人不会积累盈余；他们需要多少食物就采猎多少，适可而止。在苏兹曼看来，朱洪西人对大自然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展现出“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心”。

正如斯科特描述中的新石器人类一样，过着采猎生活的朱洪西人的食物来源网非常复杂，涵盖多种动物蛋白，包括豪猪、 旋角羚、牛羚和大象，以及一百二十五种食用植物，具有不同的季节周期、生态位和对天气波动的反应。采猎者需要口头代代传承下来的饮食知识年鉴，在斯科特看来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的“年鉴书库”。从采猎生活向驯化农业的降智幅度，与从驯化农业向流水线装配工作的降智幅度一样大。

从这当中获得的新知是，大多数人类祖先的生活都比我们想象中更美好；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一定非常严峻，而相比之下拥有文明的现代人又是多么伟大。不过木已成舟，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不禁让人怀疑采猎者祖先留下的这些启发性知识，对我们还能有什么用处。

苏兹曼也在思考同样的命题。在书中他谈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193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凯恩斯推测，如果世界继续变得更加富裕，我们自然而然会享受到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同时工作负担也会少得多。他认为确保基本生存的“经济问题”将得到解决，“谋生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subsistence") 将正式告终：

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就会迎来剧变。我们将得以摆脱困扰我们两百年之久的诸多伪道德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我们将某些最令人反感的人类特质抬举为最高尚的美德。我们将有能力按照其真实价值评价所谓的金钱动机 (money-motive)。出于占有欲对金钱的热爱——区别于作为享受生活、应付现实的手段对金钱的热爱——将被正确地认识为一种令人作呕的病态心理，是一种应当被人们颤抖着交给精神疾病专家的半犯罪、半病态的倾向之一。

世界确实是变得更加富裕了，但要说道德和价值观是否出现了任何上述变化，答案恐怕是没有的。金钱以及拜金主义的价值体系仍旧完整无缺。贪婪仍然被视作是一种美德。

对采猎者的研究表明，人类完全可以过上凯恩斯所说的那种生活；是现代人自己选择放弃了那样的生活。苏兹曼认为，寻回这种已经丧失或主动放弃的能力的关键，在于采猎者奉行的粗暴平等主义。例如，猎人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带肉回来。但与采集到的植物食材“无需遵守任何严格的分享规范”不同，捕到的肉类必须按照一套仪式事无巨细地进行分配，而分到肉的族人还得花大气力做出对猎人非常粗鲁的样子。这种仪式被称为“对肉的侮辱”，旨在确保猎人不会得意忘形，飘飘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布须曼人对人类学家理查德·李 (Richard B. Lee) 是这样解释该仪式的：“当一个年轻人捕杀了很多猎物时，他就会以为自己是部族里的酋长或大人物，而把我们其他人视为仆人或下等人......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侮辱的目的是“冷却他的内心，使他变得温柔。”苏兹曼写道，对于这些采猎者来说，“个人私利的总和以及支配它的嫉妒，不能为粗暴平等主义社会所容；在这样的社会里，逐利交易、等级制度和严重的物质不平等都是无法容忍的陋习。”

苏兹曼认为，这样的平等冲动，对采猎者富裕而不丰饶、没有物质过剩也没有逐利竞争的生活至关重要。而这背后的秘密配方，似乎是对人性中嫉妒冲动的积极控制。正如他书中所说：“如果实现这种平等主义是我们迈入后劳动世界 (post-labor world) 的先决条件，那它将会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我们可以从人类种群现存的最古老分支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把知识付诸实践。让人的嫉妒冲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若真能实现的话，那将是一项几乎可以与火相媲美的技术。

译者：张一苇

来源：Lanchester, John, How Civilization Started, The New Yorker, Sep. 18th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