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也不能贪多：美国党派的初选实验路向何方

本文作者Jonathan Rauch，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ay La Raja，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教授。

文章首发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杂志2019年12月期。

正文部分

今夏收看第一轮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的美国人得以领略的奇景，在老一辈人眼中恐怕是一出荒诞剧。本就没有资格与可能被提名为全国候选人的心灵鸡汤大师（译者注：指Marianne Williamson，美国畅销书作家）和前科技公司主管（译者注：指杨安泽），竟然与州长、参议员和前副总统（译者注：指乔·拜登）同台竞技。而被排除在辩论之外的，有在共和党票仓州颇得民心的民主党州长（译者注：指Steve Bullock，蒙大拿州州长），和曾是一名战功彪炳的海军陆战队员的众议员（译者注：指Seth Moulton，麻省第6选区众议员，已退选）。

候选人的资质之所以看起来千奇百怪，是因为民主党决定把草根筹资金额和民意调查结果，作为谁有资格站上辩论舞台获得宝贵曝光机会的门槛。作为如此重要决定的依据，这些指标未免过于草率，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的种种教训。民主党人是想按2016年共和党初选的套路如法炮制吗？共和党当时的提名程序简直就是一场17个候选人的马戏表演，而在一位情绪不稳定的真人秀明星（译者注：指唐纳德·特朗普）——按任何有意义的标准都算不上共和党人——喧宾夺主之后，共和党团也只能无奈地袖手旁观。民主党人在2016年也曾面临来自内部的叛乱，而按任何有意义的标准，引领这场叛乱的候选人（译者注：指伯尼·桑德斯）也不是民主党人。然而，在2016年大选之后，民主党人非但没有对此做出反思，反而通过改变规则限制超级代表在初选中的作用，进一步削弱了党内建制派的权力；在此之前，超级代表本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自由选择候选人给予支持，而超级代表中并不乏民选官员和党派大佬。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的角逐拉开帷幕，民主党又退而以民众情绪的指标来决定参与辩论的资格，变相纵容渴望提高曝光度的局外人参选。

美国人民鲜少停下脚步，看看现在的总统提名程序已经变得多么离奇。没有其他哪个民主大国将初选作为推举政治候选人的常规手段，就连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从未打算在他们设计的共和国制度中给初选安排一席之地。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州出色地组织了一场拉票活动，才赢得了党内的提名；相反，共和党大佬们选他做候选人，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团结党内敌对派系、并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资质。今天的初选制度，相当于是对直接民主的一次激进实验，即使在美国自己的政治历史中，也没有任何先例。

初选在两大政党中的决定性地位，直到1970年代初才得到确立。在那之前，初选更像是政治选美大赛，党派大佬完全可以选择无视它的存在。但是，1968年大选中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在完全没有参加初选的情况下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之后，社会各界的愤懑不满迫使该党将提名权让渡给初选选民。很快共和党人也如法炮制。

新的制度——由各州初选 (primaries) 组成，加上少许党团会议 (caucuses)——似乎奏效了：获得提名的大多数候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政客，过往履历丰富，与党内关系密切。自1976年起，民主党候选人包括两位副总统，三位成功的州长和三位有声望的参议员（尽管其中一位在全国舞台上的经历较少）。共和党候选人包括一位副总统，三位成功的州长和两位有声望的参议员。对于他们所属党派的建制派和选民基础来说，这些候选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这批候选人之所以如此实力雄厚，是因为一条常被忽视的原因：对专业性的筛选门槛以非正式的方式幸存了下来，该平行审查程序被称为“隐形初选”(invisible primary)。即使是在1970年代规则改变之后，候选人仍然需要向所属党派的民选官员和内幕人士证明自己的资质，这意味着他们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吸引媒体的关注，受到多样选民的青睐，挑选顶尖的竞选团队，以及筹到资金。为了提高竞争力，他们必须拜会一群党派大佬、派系领袖和各路金主。甚至到2008年，还有四位学界顶尖的政治学家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党说了算”(The Party Decides)。

然后就到了2016年。不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伯尼·桑德斯，都不是靠着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制度的。相反，他们都看到并利用了隐形初选的脆弱性。选民们开始以怀疑或完全敌对的态度看待建制派的盖章认可，并将外来候选人缺乏来自党内人士的支持，视作是他们“货真价实为民做主”的标志。候选人已经学会了通过在线募集资金绕开传统金主，寻求财力雄厚的大亨慷慨解囊，或者干脆自掏腰包为竞选活动埋单。当下的媒体格局也为搅局的候选人们提供了天然的养料。

重返大佬吞云吐雾闭门密会的旧时代，既不可能也不妥当。初选确实为提名程序带来了重要的信息。他们测试了候选人有效激发选民积极性、组织成功竞选活动的能力；它们为初生牛犊和被忽视的选民群体提供了切入点；他们迫使候选人完善自己的政策讯息并考验他们的抗压能力。但正如2016年的经验明确反映的，提名制度若要正常运作，初选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是来自政治内幕人士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可以审查候选人的背景，引导他们参加与其资质相符的选举，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不为党内所接受或不适合执政的候选人拒之门外。

民主党的2020年选战尚有希望避免陷入一片混乱。让特朗普下台的强烈意愿，也许会鼓励初选选民团结在拥有传统履历和广泛吸引力的候选人周围。随着提名范围逐步收窄，民调领先的似乎也确实是此类候选人。然而在党派大佬们希望有一个理智结果的同时，提名过程并不能保证选出这样一位候选人。2016年，共和党大佬们以为，党内的大多数选民最终会拒绝特朗普，直到为时已晚。两党的总统提名竞赛已经到了无法保证能够选出有能力执政、或能代表该党多数选民的候选人的地步。

政治专业人士——例如县和州一级党主席之类的内幕人士，以及州长和州议长之类的民选官员——在评估竞争者是否具备执政所需的技能、人脉和责任感上有着独到的立场。只有他们才能从中调停搭建桥梁，形成多数意见与塑造政治联盟，并确保被提名者得到党内各个派系的广泛接受。只有他们可以减少困扰当今初选的纯粹随机性因素，在这种撞大运的情况下，只消一个州的失利就会葬送一位候选人的前途。选民需要他们的帮助。

这看似是鼓吹精英主义贬低民主主义，但是当前的制度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专业意见缺位的提名过程，很容易受到富豪、名人、媒体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操纵。当作一种消遣来看，美国目前的初选制度运作得非常好；但作为一种审查世界上最重要与最困难职位的候选人的方法，初选说好听点是不可靠——说难听点是极不稳定，甚至非常危险。

从最根本的层面——即票选数学和认知带宽的层面——上讲，初选作为一套用来登记选民偏好的机制，存在固有缺陷。选民的观点常常含糊不定且自相矛盾，他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面对几种选项时，个人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反映其实际偏好的选择。实际上，许多选民在总统初选中错误地支持了不反映他们观点的候选人。一项对2008年总统初选的重要研究发现，选民在选出观点与自己最相近的候选人上，与闭着眼睛抓阄没什么区别。政治学家Bruce Cain总结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公民身份的原罪是我们的认知易错性；换句话说，提名过程对选民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愚蠢——他们不懒也不蠢——而是因为他们是人。”

即使所有选民都有着宗师级别的认知能力，并且能够获知充分信息，将数百万种个人偏好提炼成一名候选人的选择，也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早在1780年代，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侯爵 (Nicolas de Condorcet) 就指出，在有多名候选人的提名范围中，张三和李四之间多数人可能更偏好张三，李四和王五之间又可能更偏好李四，但王五仍然可能击败张三。在195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肯尼斯·艾罗 (Kenneth Arrow) 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从数学上证明了，无论采用哪种投票制度、选民如何合理行事，选民都无法做出任何前后一致的多数选择，即便选项只有三名候选人。

也就是说，理论家早就明白，在汇总群体偏好上没有哪一种正确的方法，也不存在任何一种确定的代表多数。候选人完全可能由于随机事件或选举时机的阴差阳错而脱颖而出或遭到淘汰。更糟糕的是，还存在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相对多数的获胜者很可能为绝对多数的选民所不齿，就像2016年那样，当时特朗普以比其他候选人更高的得票获得共和党提名，但未获得党内超过50％的支持。当候选人人数达到两位数时，选举将陷入一场噩梦：在遵守投票程序的同时，并不能得出任何有代表性的提名结果。

通过增添随机性因素，美国初选系统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在2020年大选周期中，各州纷纷提前举行初选（译者注：初选拉票活动一般率先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打响，其他州随后陆续举行；由于这两个州的出口民调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到初选的后续走向，因而引起了选举公平性方面的质疑与不满，现在很多南方州会把初选日提前到三月初的“超级星期二”举行），使得候选人可以依靠分散在各个州的少数选民投票来确保自己的提名。此外，由于初选选票只记录每个选民的第一选择，因此它无法提供其他信息，反映选民对其他候选人的偏好强度。如果选民票数在奉行同一政治路线的几名竞争者之间被分票（例如，参选的有两三名实用主义者及一名极端主义者），即使极端主义者是多数派的最劣选择，他/她仍可能因此获胜。相比之下，在旧的党代会制下，如果较大的政治联盟无法接受相对多数的获胜者，党派领导人就会转而提名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第二选择候选人。党派领导人曾多次这样行事，其中最著名的是1860年选择提名林肯而不是在相对票数上领先的威廉·苏厄德 (William Seward)。

即使在接近最优的条件下，程序中的变数也为边缘候选人提供了危险的可乘之机。在一个对手众多的提名程序中，要能顶住前期的恶斗，就需要动员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派系，而不是试图搭建联盟。在这一阶段的目标不是赢得多数，而是生存下来，并希望运气能让自己与一群在另一条道路上相互竞争的候选人相抗衡。搅局者、极端分子和煽动家擅长拉拢派系，因为它们不受制于要求妥协与构筑联盟的执政现实。

人们或许会期望媒体来曝光此类候选人的缺陷和局限性。然而现实是，媒体反而成了部分深谙此道的边缘候选人的有力帮凶。极端主义，愤怒和冲突是记者的痛点。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开支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活动的一半多一点，但据数据跟踪公司mediaQuant，特朗普获得的报道覆盖率比（希拉里）克林顿高出50％——覆盖报道的总价值达56亿美元，远远超过特朗普竞选活动在付费媒体上投入的1.95亿美元。

当前的媒体格局，也对目前这种鱼龙混杂的初选提名程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线新闻渴望在黄金时段安排市政大会 (译者注：town hall meeting，政客围绕民众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交流的一种形式)，甚至让边缘候选人上台也在所不惜，而两党又乐见事半功倍的电视辩论，这就给了边缘候选人放手一搏的巨大激励。即使最终胜出的是别人，主动搅局也会给他们吸引大量社交媒体追随者，推动传记销售，增加电视曝光。讽刺的是，加入角逐的候选人越多，对其他参与者的激励就越大，因为人数越多就意味着胜出所需的票数越少。

综上所述，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不喜欢当前的提名制度——他们也确实不喜欢。在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年3月的一次民调中，只有35％的选民认为初选是选择最合格候选人的好方法。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除了川粉，其他所有候选人的支持者大多数都对初选持负面态度。研究还显示，很大比例的美国人赞成改革总统提名程序，尤其是在初选日较晚的州。无论大小州的选民，都认为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和影响力——这当然也是事实。

初选成为美国政治格局的常设项目，是在进步时代 (译者注：Progressive Era，指1890年到1920年间美国国内政治改革不断涌现、反托拉斯肃清腐败的时期)。改革者相信直接选举更加公平、诚实和民主。到1917年，除四个州外，其他所有州都在州一级公职提名中采用了初选制度。

对初选制度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后果，一位异见者曾提出警告。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名叫Henry Jones Ford的政治学教授在1909年出版的《北美评论》上写道：“赞扬面向大众的直接初选的想法，意在将权力奉还于民。”但他指出，现实与预想大相径庭。直接初选会将“一组政客的优势和机会，转而赋予另一组政客。”一小撮人，而非人民，会从中受益。Ford认为，党魁制度有其缺陷，但它甄选出的是有能力成功执政的候选人，而初选制度则偏爱那些在推销自我上如鱼得水的候选人。“当权力取决于为昂贵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的能力时，财阀政治便应运而生。”Ford的评价令人汗颜：直接初选将使政治变得“更加混乱，不负责任和代价高昂。”

Ford在1909年无从知晓，在逾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直接初选会演变成怎样的混乱局面，但在对“民主化将摒除精英施加的不公平影响力”假设的挑战上，他一语成谶。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修改规则可能只是将影响力转移到了另一种精英手中——民主化的现实结果反而可能会造成代表性的下降。

2012年，政治科学家Dennis C. Spies和André Kaiser研究了1970年至1990年间西欧九个国家/地区的53个政党的数据。他们仔细审视了在提名程序中为不同群体——党内精英，政治活动家，以及普通选民——赋权的政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哪种方法能够选出最接近党内普通选民偏好的候选人。他们发现：“与对普通选民更加包容的政党相比，由党内精英决定候选人提名的政党反而表现出略高一筹的代表性。”其他研究表明，更加包容的方法往往会削弱对女性的代表性，并可能偏爱极端主义的候选人——而他们在大选中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

政治学家Byron Shafer和Regina Wagner的最新研究，则探讨了更加关注交易政治 (transactional politics) 的传统州一级党组织被“志愿者”模式所取代带来的影响。志愿服务听起来就像是三无产品；问题在于，并非每个人都能抽出时间精力来做志愿者。众所周知，初选的投票参与率非常低迷，而与大选投票者或广大民众相比，会在初选时出来投票的人往往党派倾向更加盲目、更加意识形态化、更容易走极端。他们往往也更富有、更年长、接受过更同质化的教育。

当党内人士评估候选人时，他们会考虑候选人是否能够吸引劳累过度的工人、焦躁的父母、苦苦挣扎的学生、政治化程度较低的温和派以及其他不会在初选日出来投票的人们——但政党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并顺利执政。正如Shafer和Wagner所观察到的那样，削弱政党专业人士的影响力，实质上是在以损害普通选民的利益为代价，放大意识形态煽动家的声音。政治理论家有时将初选选民与大选选民之间的这种差异，称为“无代表性参与”的问题。不论它叫做什么，这种差异都造成了不良后果：正如Henry Jones Ford所预言的那样，初选不过是将权力从一组精英（为党组织服务的内幕人士）转移给了另一组精英（各怀鬼胎的煽动家和利益集团）。

难怪这些新精英会青睐更加激进的民主化，并希望党内人士的影响力越小越好。相比之下，公众实际上并不反感内幕人士发挥的作用。在一项调查中，笔者之一（La Raja）要求受访选民在他们认为应当在初选提名发挥作用的四个不同群体中，分配理想的影响力份额。平均而言，“党派选民”被分配了42％的影响力份额，“独立选民”则分到了22％。不过，有19％的影响力分配给了“党内官员”，其余17％分配给了“无党派专家”。换句话说，受访者希望专业人士（党内官员和无党派专家）在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发挥逾三分之一的影响力。根据调查结果判断，某种形式的混合制度在美国人民看来其实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希望选民拥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决定权，政党和专业人士决定其余三分之一，这一比例在我们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

公众是对的。恢复政治专业人士的突出作用——被布鲁金斯学会的Elaine Kamarck称为政治形式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 ——将使初选制度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而不是削弱它。

两层筛选总比一层要好。票选和专业角度可以相互制约、共同改善。一方能为另一方提供可能被遗漏掉的关键信息。下面举几个例子：

专业审查 (professional vetting) 会将重点放在执政能力上。

现在的候选人需要把更多精力花在动员顽固的激进主义者和为记者提供新闻头条上，而他们在执政上的才能表现显得无关紧要。选民对总统的权力存在曲解，用政治学家Brendan Nyhan的总统“绿灯侠”理论来说，就是他们相信总统的绝对意志力可以克服一切治理上的障碍（译者注：“川皇”观念同理）。实际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影响力，主要来自人脉关系和政治人情的软实力。专业人士会判断候选人在这些关系上的强弱。此外，他们通过鼓励有志者与全国各地的党派领导人和民选官员会晤，迫使候选人培养人脉积累政治资本，来提高候选人在赢得大选后的执政能力。

尽管存在缺陷，但大佬吞云吐雾的闭门密会仍然可以很好地识别出能够统一党内派系、并在大选中发挥广泛吸引力的合格人士。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些小黑屋中脱颖而出的。

当然，党派大佬也不总是料事如神。沃伦·哈丁 (Warren Harding) 和理查德·尼克松最初都被认为前景大好，但结果证明他们是糟糕的选择。需要重申我们不是说哪一层筛选就绝对可靠；重点在于两层筛选都是必要的。

专业审查能够震慑搅局者。

专业筛选还可以帮助排除绝对危险的候选人。哈佛大学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在最近出版的《民主如何死去》(How Democracies Die) 一书中有力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民主制国家，党组织的最关键职能是充当阻挡煽动家和离经叛道者的守门人，这些人一旦独占权柄，就会像唐纳德·特朗普一样从内部破坏民主体制。

两党过去都曾封杀过反民主候选人。1924年，汽车制造行业的传奇人物亨利·福特曾考虑过竞选总统。他承诺带领国家摆脱腐败无效的政治泥潭，声称自己是“会做实事而且能迅速做成”的人选，全国选民为之一振。他还公开发表反犹和种族主义言论。在这两项上，他都称得上是特朗普的历史先例。不过，在福特时代参与初选的州代表人数太少，无法确保党内提名，而民共两党大佬都将福特视作危险人物。缺乏绕开持敌对态度的党内建制派的途径，福特只能选择退选，并宣布只要国家需要他，他随时乐意为国效劳。Levitsky和Ziblatt写道：“福特这席话的真实涵义，是只有阻碍他前进的守门人制度以某种方式被消除之后，他才会考虑参选。而现实告诉我们，他再也没有得到尝试的机会。”

当然还有更近的例子，Jon Ward在《卡米洛特的尽头》(Camelot's End) 一书中有所描述。1976年，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人迫切希望阻止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 (George Wallace) 赢得该州的总统初选。华莱士是一位靠煽动种族主义发家的民粹主义者，对南方州以外的该党选民是一剂毒药，且很可能为全国选民所不容。为了阻止他继续前进，党内人士施压其他民主党候选人退出该州初选，为选战中唯一的另一位南方候选人吉米·卡特让出空间。随着提名范围收窄，卡特在佛罗里达州击败了华莱士，终结了华莱士的参选资格（并在之后一路入主白宫，这是民主党人士所没有想到的）。再新一点的例子还有1996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Don Fowler将煽动阴谋论的Lyndon LaRouche从民主党提名程序中排除出去。LaRouche本就没有机会战胜在任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但取缔他的参选资格也是在向其他潜在的搅局者发出信号，表明该党有能力也确实会挡住他们的去路。

专业审查能够制约资助者和媒体的力量。

得益于SpeechNow.org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SpeechNow.org v. Federal Election Commssion) 之类的法院判决，独立团体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政治筹款和支出。以前不得不从许多机构资助者那里寻求融资的候选人，现在可以完全由自有打算的亿万富翁来埋单。在2012年的共和党提名周期中，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的竞选活动在初选选民和党内获得的支持都很弱，就是靠赌场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 (Sheldon Adelson) 豪掷数百万美元得以续命。亿万富翁还可以自己出钱参选，绕开对任何党派或选区负责的必要。

在奉行进步主义路线的候选人中，放弃从财力雄厚的个人和公司筹资，转而依靠草根支持者小额资助的做法，已变得流行起来。与许多其他观察者一样，我们重视小额资助者的参与热情，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学术研究表明，小额资助者对于广大选民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它们与大型资助者一样容易极端两极分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与美国的其他选民相比，他们在人口结构上也存在倾向性：小额资助者往往更富有、更年长、更多是白人。

极端主义候选人从小额资助者筹资的效果往往更好，因为他们通过宣扬大胆（甚至不切实际）的立场和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引起媒体的关注，其中许多言论违反了政治规范。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打破了筹资纪录，从小额资助者那里筹得的资金超过了巴拉克·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中的表现，累积的资金略多于（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的总和，这并非偶然。

说这些不是为了给小额资助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只是与一场大乱斗相比，在提供专业审查的制度中，小额资助会更具建设性。还有就是媒体，在评估候选人时他们的动机与政治专业人士完全不同。媒体更喜欢新颖、戏多、好斗、叙事能够引人入胜的候选人品质，而不是很在乎那些与有效治理相关的品质。在提名过程中恢复内幕人士的影响力，不会也不应该削弱媒体在报道竞选活动中的作用。而这么做，将有助于确保候选人的能力得到审查。

当今的大多数政治改革家，都把精力集中在修改投票协议（分级选择投票制，比例投票制，复数选区制）或增加投票参与（通过邮件投票，周末投票，自动注册）或提高公平性（重新划定委员会选区，小额资助者匹配，资助者透明度）的提案上。但是，不论它们有何优缺点，所有这些程序性改革都在修补错误的筛选机制。他们忽略了更为紧迫与根本的问题。

票选制度的任何机械性变化都不能替代专业判断。由于候选人太多，战略不确定性很大，信息真假难辨，初选选民即使有心尝试，也无力靠自己评估和整理提名程序的全景。混合制度则能确保民主价值观的所有维度都得到关注。

如果两党决定给予专业人士更大的话语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超级代表在民主党提名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Elaine Kamarck提出的另一条路线是，党派领导人在初选举行前先进行一轮信任投票。国会议员、州长和党内官员可以在第一轮党团会议或初选大会之前与候选人会晤，并对每个候选人做出信任（或不信任）投票，或者可以根据政治经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道德水平等衡量指标对候选人进行评分。内幕人士的判断虽然不具有决定性，却会鼓励新闻媒体和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对治理至关重要的品质上。

更正式的早期审查，可能要求候选人从州和县一级党主席和民选官员那里获得请愿签名——这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因为候选人本就需要从选民那里获得请愿签名。政党可以而且应该在分配辩论席位时，考虑候选人的往绩和党龄。今年民主党决定辩论参与的门槛标准，是依据吸引小额资助者和获得更高民调支持的能力。令人震惊的是，候选人的公职经历或党派领导人的支持都被排除在外，完全没有被反映到筛选程序中。为什么不考虑任职时间长短，所担任公职的数量和地位，获得的重要支持以及代表党内其他政客做出的努力呢？

这些想法仅仅是范例。政党专业人士可以收紧缰绳的方式很多。当隐形初选以最佳状态运作时，的确会通过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发挥影响。

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史上，除了过去的十年，专业审查其实一直是美国政治的常态，所以没有人可以说这是一种激进、陌生或未经考验的计划。因此，挑战不在于改变选举程序；难就难在改变政治生态。由于同行评议失去了公众支持乃至合法性，两党都越来越不愿意采用这种筛选方式。他们担心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会对超级代表们大放厥词。他们担心因不受欢迎和不成功的选择而受到指责。将责任推卸给选民要容易得多。

因此，最重要的改革是概念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需要改变的，是反身性地将普票选举视为选择候选人的唯一合法途径的这种思维方式。讽刺的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democratic fundamentalism) ——坚持认为对民主制度任何弊端的的补救措施必须始终是更多的民主——恰恰是危险的反民主主义。同理，政治消费主义 (political consumerism) ——政治选项总是多多益善的想法——是造成迷惑和混乱的温床。

更健康的做法应当珍视体制参与者。他们不会将党派理解为实现候选人个人野心的工具，而是将党派理解为有着连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国性政治协会。对他们的赋权并不能封印民粹主义——那可真是天方夜谭——而是通过恢复麦迪逊式的多元主义支柱、权力制约和审议体制，来平衡民粹主义的影响力。

2015年12月，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当时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衔候选人杰布·布什 (Jeb Bush，后落败于特朗普) 曾对特朗普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名混乱的候选人，而他若当选也将成为一位混乱的总统。”如果没有专业意见，美国的提名制度将是一道混乱的程序，在未来不断孕育出混乱的候选人和混乱的总统。

来源：Rauch, J., La Raja, R., Too Much Democracy is Bad for Democracy, The Atlantic, Dec.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