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也无法与父母团聚的孩子，他们正在经历什么？

作者：杜爽

编辑：叶明欣、刘艺

阅读提示：

中秋节，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有一群孩子却无法与他们的父母相聚。9月的C讲坛，我们请到了歌路营的联合创始人杜爽，聊一聊她眼中的这些孩子——农村寄宿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从小被送进寄宿学校生活，鲜少获得家庭的温暖……农村寄宿留守儿童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穷困，更是在精神世界里惊人的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歌路营为孩子带去了“新1001夜”睡前故事，抚慰孩子的心灵。感谢志愿者@乍闲、@Sota、@Brook Jia、@青何的文字稿整理。

从0 到5700

有的朋友从这期C讲坛的宣传文案上注意到了一个数字：歌路营把故事带到了5500所农村寄宿学校。那是上周的数字，到昨天（9月14日），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700所——在一个星期内差不多增长了200所。这个增长速度的背后，是很多学校和孩子对我们歌路营项目的渴望。他们在那里等着我们。

负责推广和运营的同事告诉我说，下半年还有大概2000所学校在排队等着我们来装喇叭播故事。

从0到5700所，这条路上发生过什么？背后的农村寄宿儿童又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交流的。

歌路营的诞生

我叫杜爽，是歌路营的创办人之一，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叫陆晓娅。我在1997年加入了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叫青春热线。那应该是国内最早的一条青少年咨询热线。我做过8年的财经记者，还是中国最早的希望工程的捐助者之一。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省了一个月的早饭钱，向希望工程捐了20块钱。当时有给我一个小红本，记录我是多少号的捐助者。

最开始我是以一个捐助者的身份开始进入公益，后来成为一名志愿者，到了2008年，我终于把自己做成了一个专业的公益人。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和晓娅从四川灾区回来。因为我们俩既有媒体、志愿者服务背景，又有心理咨询背景，徐永光老师就说希望给我们一笔资金，让我俩做灾后新闻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创伤心理辅导。晓娅就说我们要不就联合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来专门做这些工作？我当时其实不太懂什么叫非营利组织，只是想那我们就做吧。

2008年到2012年间我们主要是做流动青少年的服务。当时晓娅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在打工子弟学校跟孩子互动的时候，问孩子们对北京的印象如何。很多人就说，北京人可多了，北京空气不好，结果有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说北京太小了。晓娅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听。我是做记者和心理咨询出身，对这个有天然的敏感，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说北京太小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到让你觉得心慌的地步。那一定是这个孩子虽然在北京呆了几年，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进入北京的，很可能就一直生活在北京边缘的一小片地方里。

我们当时也服务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个项目叫“打工子弟的城市学习探索”，我们希望促进打工子弟和当地社会的融合。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大概有13个打工子弟项目，有关于创造力的、职业生涯的、社会融合的，还有用艺术和音乐带孩子互动的项目。

但是我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不想接下这些项目。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不愿意去承担这些额外的课程。第二，我们培训的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很有热情，但是人员不稳定。所以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好的课程想影响到孩子们，但实际上不能做到规模化，只能做几所、十几所，最多几十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还在这边备课的时候，那边就传来校长的电话说，杜老师我们这正拆呢。北京一直处在一个强拆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常常让我们觉得很难，但同时也进一步思考这件事情怎么样才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农村寄宿学校里的哭声

恰巧在2012年，我收到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去甘肃的农村寄宿学校里做了一次调研。在学校里我调研的习惯通常是这样：早上如果六七点钟我能进学校，我就进学校，看孩子从起床开始，他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跟谁互动，然后你去看他的表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内心最想要的是什么，没有被满足的是什么。总之是比较深层次地去观察和感受他们24小时的生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生们的晚自习。我去他们的教室，发现不管是一二年级还是三四年级，其实作业并不多，但他们就要在那里熬着，哪怕不写作业，但就是不可以出教室门。灰暗的一盏灯光下，孩子趴在非常破的桌子上，百无聊赖地用屁股把椅子拧地吱吱响。老师会说，好的没有作业了，那把考卷给我抄五遍。老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发孩子的时间。有一次我看到一摞学生的作文本，我翻开那个作文，第一个孩子写了一篇作文叫做《游北京北海公园》，第二个孩子写《游北京北海公园》，第三个孩子写《游北京北海公园》，一摞全是《游北京北海公园》。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学生都抄了一篇作文。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抄一篇《游北京北海公园》？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北京北海公园，还不如写我家乡一棵树，我的一个生活片段。

但这就是农村寄宿学校的孩子的状况。农村寄宿学校跟城市不一样，城市学校的孩子简直每天忙得不得了，各种兴趣班来不及上。但是寄宿学校的孩子恰恰是闲得不得了。因为空闲时间多，没有办法安排，甚至会引发很多安全问题。因为孩子会无聊，无聊他们就会翻墙头。尤其到晚上，有些孩子翻墙出去上网，校长也非常紧张，需要出去找。现在农村的状况是，把村小拆掉以后，大量的孩子集中在寄宿学校，然后把门锁起来，一个星期生活学习都在这里。其实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的时候感觉更像是军队，而不像是一个儿童的乐园加学校。

除了这样的情况，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更加深受触动的状况。就是我听到孩子睡觉前在哭。校长告诉我是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妈妈爸爸在春节后刚刚去打工。我问校长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哭一哭就不哭了。这让我很震惊。我们是被动地让一个孩子眼泪哭干了，让他知道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答案，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绝望地哭，到最后反正哭也没有用，就不哭了。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特别地难过，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放不掉的，我做不到好像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就在想，怎么去解决这群孩子的问题？哪怕是能做一点点事情，比如睡前这15分钟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于是我们在2012年做了“新一千零一夜”项目，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寄宿留守儿童。

1001个故事

歌路营这将近十年的发展中，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阶段。一个阶段是我们跟打工子弟一起度过的将近四年的时光，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转向服务农村寄宿留守学生。

我们从2012年开始看到这个事情，2013年真正去做这件事情，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我们也服务到了750个县——中国有2862个县，我们差不多已经覆盖了四分之一多，基本上都在我国的西南西北部。覆盖的学校达到了5700所，学生165万。

目前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就是晚上的15分钟，把小喇叭装在宿舍里头，然后连上学校的公放和电脑。每天晚上熄灯铃一响之后，喇叭就会自动播放。我们有一千个故事。因为计算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从一年级住校，一个星期住四天到五天，差不多六年下来正好是一千个夜晚，我们希望他一千个夜晚每天都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精心地挑选故事的类型，花了前后将近三年半的时间，一直在找。到今年我们还在迭代，不断地去更新一些故事。

因为我是心理咨询专业背景出身，也观察到孩子们的一些心理状况，所以在这个项目一开始选择素材的时候，就把故事能不能对孩子产生心理影响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故事能不能跟阅读和写作产生关联。第三个指标，是可不可以促进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或者改善同学间关系。这三个指标设立后，我们在2013年开始在重庆的39所学校做试点。经过一年的试点和评估，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发现，就是睡前故事对学生的人际关系影响很大。

很多孩子往往是晚上听了故事，白天就会相互讨论，有的孩子甚至会讲给走读的同桌听，所以形成了孩子之间相互的交流。

根据调研，93%的孩子喜欢听我们的睡前故事，87%的孩子觉得听完睡前故事心情变好了。

这一点之外，我们也发现其实睡前故事对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毕竟它是孩子在比较放松状态下去听，并不是对写作和阅读能力的精确提升。

我们也会不断地从学生那里获得建议，去改进项目。比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学生们收听广播是喜欢听女声的多一点还是喜欢男声的多一点？在场观众有说女声有说男声，看法都不一样。我们实际发现孩子更喜欢听女声的多一点，可能更像妈妈温馨的一面。所以我们的故事里大概60%是女生播（我们故事基本上都请的是专业主持人在播音）。还有男生会给我们提建议说，老师我们想听历史故事多一点，尤其是高年级男生。这个诉求我们后来真的在故事的构成里实现了。所以项目里故事的构成其实还是非常温馨疗愈的，帮助他们的个人成长，帮助他们满足校园关系，帮助他们自己的内心获得一些力量。

100所农村寄宿学校的样子

那一两年中，我们还同时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我当时把几乎全国能看到的关于寄宿留守儿童的教育论文全部看了。第二，我们的团队利用一些机会在全国走访了将近一百所农村寄宿学校，去验证我观察到的事情到底是一个地区的偶发事件，还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我们走访以后，就看到了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你们猜在差不多有十平米的房间里能住多少孩子？18个，有的比这更多。我见过最夸张的是在一张一米宽的床上睡三个孩子，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还有那种特别脏特别乱的宿舍，让我触目惊心。因为我是城市长大的，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这是我们当前国家的教育状况吗？好像比印象中三四十年前也没有太大差别。

其实最让我们揪心的是小小寄宿生，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寄宿的一群孩子。让孩子从一年级就离开父母、离开家去住校，对孩子来说，会面临什么样艰苦的状况？而且对学校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孩子会生病，会尿床，会想妈妈，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宿舍在哭。我们看到很多宿舍都是混龄在住，堂姐带一个堂妹，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还要照顾妹妹。我们也看到，基本上农村寄宿学校没有生活老师，更别说有心理老师这样一个角色。谁来做生活老师呢，就是白天给他们上课的那些老师。所以白天上完课批改完作业，晚上再来当生活老师，老师的压力也特别大。

我曾经在一个宿舍的墙上看见“从今天起，xxx正式进入我公司，专门服务于xxx三人，不能听别人话，如有违背扣工资”，然后还有手印。

这是什么？是校园霸凌。他们都已经明显地贴在宿舍里，校长跟我进进出，却没有任何感觉。

校园霸凌在寄宿学校里尤其突出。中国社科院的李涛博士在他的论文里也提到，在广西临县寄宿学校里，这种黑帮社会的现象非常严峻。如果一个孩子，要在学校里、在同伴之间找一个依靠，往往会找谁？只有认一个老大。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五个县共137所学校，做了一个17000学生的大样本调查。我们发现霸凌事件的比率很高。表明自己每个月被欺负2-3次的孩子，占了31.7%。每周都在被欺负的数字也是不低的。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抑郁风险已经出现了（15分以上）的人数，占到了农村寄宿学生的65.7%，这个数字是城市的两倍。25分在我们的心理学意义上已经是需要干预的了，也占到了37%。这些数值出现以后让我非常吃惊，但想一想，也合乎情理。

因为留守孩子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很小的时候离开父母，亲子关系没有建立，内心没有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心理构成，长大以后，往往有两类表现：一类表现是封闭自己。就像我刚才说，从小哭，要表现我的需求，但实际上留守孩子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和回应，妈妈也没有回应，爸爸也没有回应。所以他往往内心里的声音是什么？我哭是没有用的，我是被抛弃的孩子，所以他就会走向抑郁和自闭。还有一类孩子，往往就会出现攻击，就是暴力。

昨天我们同事从贵州省的一个学校回来，他们在学校做了一些跟孩子的互动，其中有一个互动是讲一个绘本故事，《熊爸爸去工作了》，熊爸爸要离开家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六个月。结果有的孩子就留了一张纸条给我们。这张纸条上写，“我不恨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对我不辞而别”。他用了这样的词，“不辞而别”。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们只带走了我的弟弟”。

大家可以感同身受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突然消失掉了，甚至几年都不回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有你留下来了，你的弟弟或者妹妹都被爸爸妈妈随身带走了，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肯定是非常难过的，认为自己是被抛弃的，自己是不值得被父母爱的，从而自我的价值感会非常低。

还有一个是我大概上学期期末接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来自江西，是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儿写的。她说她从来没见过妈妈，一生下来她妈妈就跑了。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妈妈的样子，但是我听到一个故事前的晚安语——（注：我们有一个故事叫‘晚安宝贝’，请了社会很多人参与，每个人给孩子录三十分钟晚安语，就是‘晚安宝贝，明天太阳会出来，今天好好睡吧’，大概三十秒）——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叫我宝贝，听这个的时候我浑身打激灵。但是那天晚上，我依稀梦见妈妈的样子”。这是她写的。她现在是我的小笔友，她可能知道我在机构里有一定的职务，她就对我说：“老板姐姐，你可不可以多播几个故事，我一天一个有点不够。”

我跟孩子有很多这样的互动，所有这些不管是大数据也好、我讲的小小的故事也好，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学校都很常见。有天下午，一个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经常帮助我们和孩子往来信件的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说“我很难过”。我的同事就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她一个六年级的学生被确定为幻听和幻觉，她很难过，但在农村那样的成长环境下，这是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农村真实的情况。有能力的家庭将孩子送到县里或者镇上读书，留在村子里或者最底层读书的孩子，家庭有状况的可能性越高。

除了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学业会好吗？他们的阅读能力，整整比全球四十六个国家的平均水平落后一年。我们后来发现很多孩子甚至是没有能力把题目完整读下来的。拿一个城市四年级同等水平的语文给农村五年级的孩子去测，很多孩子的分还不如城市四年级的分高。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个地方看到全班的平均分为三十分。我们问校长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分数，你们猜校长怎么说，你们可能永远也猜不到。他说，“哦，我们这个分数在地区排名是挺靠前的了”。

我看见孩子答我们的题的时候答不下去，我就问TA说你给我念一下这个题吧。那个题可能就是简单如“我上学期有几次遇到不高兴的事”这样的表达。我请TA给我念全，TA念不下来。全班二三十个孩子，四五年级，连拼音都念不全，在很多地区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样子的教育水平，真的很让我心慌。

这些种种情况，如果我们今天放开了讲，可能真的会问题无穷，聊个三年五年聊不完。城市有城市孩子的问题，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是一片恐慌焦虑；农村有农村的问题，县城有县城的问题，村小有村小的问题，寄宿学校有寄宿学校的问题。有大的政策的问题，有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也有地区的问题，也有个体的情况。

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了表象，比如成绩不好、心理有问题，那我们还要继续分析原因。其实我从国家的方面去看，国家出了很多政策，但是我们的教育投在哪里？很多都投在了硬件。很多人跟我去农村学校很吃惊，再穷的地方，可能学校里有一个三万多块钱的电子白板放在那儿，虽然使用率并不高。

我也很反对现在有的媒体，可能是为了吸引公众，往往喜欢把农村拍的特别惨，没有窗户、没有玻璃、没有凳子。恨不得说，我们简直是穿越到一百年前的状况，然后大家就纷纷捐款。其实我觉得真实的状况是，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硬件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孩子内心的问题、软性内在的问题，包括孤独的问题、抑郁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不开心、对未来没有希望的问题，怎么被看到？怎么被有效的解决？这一直是我们匮乏的，这也恰恰是我们民间组织可以在大规模的政府投入之前做一点点创新、尝试的地方。把我们的经验贡献出来，联合社会更多资源一起努力。

政策上来讲，我还认为有个比较糟糕的地方是很多地区鼓励从幼儿园开始寄宿，这是我非常反对的。虽然我是服务寄宿学校的，但是我可不希望我的客户群体在增多。有的地区甚至规定说我们要建百分之八十的寄宿学校，有的初中甚至百分之百。我在云南看见这个情况，他们非常喜欢住校，哪怕你家离学校只有三百米，也是住校。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就问什么，然后校长说寄宿我们就可以晚上上自习、补课呀。所以他们是另有诉求的。

故事之外，需要为孩子做的事情还很多……

其实我们的项目很简单，就是每天播放早上十五分钟的音乐，晚上十五分钟的故事。这五年来我们确实积累了很多心得。

如果你想让一个服务真的产生效果，必须要把产品真正做好。比如对我们农村孩子来说，首先服务内容得受儿童欢迎、得有儿童的视角，还得受老师、校长欢迎。如果校长和老师觉得你的内容没有用，就不会给你播，实际效果就为零。

我们的内容受校长和老师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帮他们减轻了管理的压力。原来每天晚上孩子不睡觉，他们要一遍一遍喊赶紧睡，甚至有很多用语言暴力吼孩子。现在他们发现，每天晚上声音一响，孩子开始安安静静地听故事了。老师也在听故事。而且老师很快告诉我说，“孩子开始有一些新鲜词汇了”，“孩子的普通话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孩子开始朗读了”……

现在科技发达，农村也初步具备了一些科技条件，我们也尝试了实现农村教育的科技化、弯道超车。我们实际测试的方法是在一些学校里装了Pad教室，有的学校条件就放一个大电视。你们猜是Pad还是电视的收看率高？追踪了一年下来，Pad的播放完成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电视是70%。为什么呢？因为Pad教室要排课，孩子一星期的接触只有一次，而且设备维护难度大，要充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有的老师可能不会弄就干脆不弄了。而电视，孩子几乎一个星期可以接触三到四次，午休直接打开就可以，不仅老师会操作，学生有时自己也能开。保证孩子的接触率和使用率是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当故事每天都在播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显著；如果故事有时播、有时不播，效果一般；如果不播则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背面是孩子的情况更加恶化。

其实很多所谓的高科技并不是接地气的动作。我们从这么多年的经验中总结出来，我们要简单、接地气。在农村的情况跟我们的设想真的不一样。

有次在一个学校发现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这所学校播故事总是播几天、停两天，很有规律地在停。我问校长为什么，校长特别不好意思，说因为那两天是老教师在值班，不会开电脑、不知道按键在哪儿，所以就不播。大概在三年前，某地教育局找我们开会，请了四十多个校长。结束的时候，我说我们建个群吧，这样方便开展工作。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校长是没有微信的，那个地区从来没有建过校长群，那是他们第一次建了微信校长群。有很多校长，手机是上不了网的。所以我们农村地区的校长和老师是这样低现代化、低科技水平。所以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低科技大概更能帮到孩子。

我们这么多的学校要进行项目管理，需要开发一套信息化的管理工具。而很多学校还在用XP系统，甚至是XP系统的简装系统。所以我们做这套信息化的管理工具是很困难的，因为要向下兼容很多代。我们还曾经有一个志愿者打了八个小时电话辅导一个学校把一个小终端安上。做农村的很多教育工作是很多现实要考虑的。

终于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从零开始摸索，终于把信息系统建立起来。现在如果学校想申请我们的项目，无论是在我们的移动端还是在我们的PC端，都是开放申请。只要符合“农村寄宿学校、校长主动申请、承诺按时播放”这几个条件，我们基本都支持。从我们这里下载终端、开通、安装这个设备，全部都是在线完成的。还有播放数据，全部在线呈现。如果哪个学校没播好，我们都会随时看到，并且一定会有人跟进。

我们会选择当地的NGO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差不多有近百所NGO，每个NGO会负责一些学校。它们所有的业绩表现有一个KPI指标，每季度有一个排行。这样促进NGO加强工作的落实。我们下一步会实现大额度捐赠人的对接工作，如果你捐了一个学校，你是可以看到一个学校的播放信息的，这都在逐步完善中。

我们做的第二个事情，是在这些农村寄宿学校里上课外课。小学四年级有一节语文课叫《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课标写的是“通过文字领略祖国山河壮丽”，其实这是很抽象的。图像学习法和文字学习法对小孩子来说是不同的，图像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脑神经的刺激。所以我们就把雅鲁藏布江是怎么被发现的等历史知识，单独做了一个小片子呈现给孩子，让孩子做互动和讨论，提升他们对学科，包括科学的兴趣。

我们还有一套心理课，比如农村孩子害羞不说话，我们就有一个绘本故事叫《害羞的小孩》。我们把故事心理疗法融入其中，带给孩子去讨论，让他们从故事里迁移到自己身上，比如我刚刚讲的《熊爸爸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们也尝试了把故事和阅读结合起来。但是阅读要开展好一定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好的书；第二个是书要开放给大家，孩子能摸得着；第三个是固定阅读时间，比如每天上午／下午的第一节课集体阅读二十分钟。这三点我们都能做到。

做不到的是第四点,需要有一个带领他们做阅读、深入讨论的老师。我们培训过很多老师，但老师不爱干，这个事儿太麻烦。往往培训一百个，最后能剩下三五个愿意去做。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从需求的角度讲，培训老师是真需求，但老师需要我们吗？我们对这个一直打问号。老师现在非常忙，忙扶贫，每个老师要承包三个扶贫户，有的时候课都不上要去扶贫。还忙着准备上级布置下来的各种的文字材料。中国的老师都差不多吧，但农村老师更甚一点。所以他们还有精力去做这些阅读课吗，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试图回答。

我们现在还尝试着做游戏课，把影响学生的时间从0.5 个小时做到1.5 个小时。我开始以为农村孩子玩乐高会有一点困难，实际上没什么困难。但是他们玩其他更需要逻辑思考的，确实出现了一点困难。

我们看到宿舍环境太差了，就做了环境美化，带动鼓励孩子们把宿舍变成家的氛围，允许他们带自己的玩偶和玩具。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是一块儿破抹布，也许对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把一个很差的学校变成一个很好的寄宿学校，我们做了很多案例研究。我们也随手拍了一些瞬间，我自己很喜欢这些照片，它让我们看到，其实农村学校办好了也有可爱的样子，也是我努力让其他学校变成这个样子的动力。

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小小结尾。

Q & A 问与答

Q1：我们都知道歌路营这个项目中有很多心理学的导向，旨在改善孩子们的心理状况和健康。我的问题是在设计睡前故事的时候，有哪些方法上的考量？比如说为什么会认为故事的形式对他们内心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A：其实关于故事对孩子的影响的书和论文非常多。对于孩子来说，其大脑的发育需要外界的很多刺激，帮助大脑中形成一些连接。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些刺激是非常少的，城市中产家庭中的孩子接受的刺激肯定不少，比如孩子今天去上了一节美术课，把太阳画成了绿色，你可以问他“为什么把太阳画成绿色呀？你是怎么考虑的？“。而在农村呢，孩子每天听的都是“吃了吗”，“别乱动”这种短句子、祈使句，每天接受的信息很有限。

美国曾经有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词汇相差三千万，以至于影响到他们之后的教育、就业等，所以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叫“三千万词汇计划”，就是一些社会工作者、婴幼儿的护理师进到产房去工作，从出生开始帮助贫困家庭中的妈妈意识到这个问题，促进她去多给孩子传递这些词汇信息。

Q2：如何去监测孩子在之后的成长中可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关于效果的监测歌路营有做什么工作吗？

A：连续追踪一万七千个样本五年，成本是非常高的，学生流失得也比较多难以追踪，目前还比较难实现，但我们也一直在策划这个可能性。我们有做短期的对照组实验来检测效果，就是一所学校收听睡前故事，一所不收听，两年以后来看，收听睡前故事的学生各方面会比不收听组更好一些，不收听组的一些情况可能就恶化得更快。当然，两年后我们还是会向不收听故事的学校，开始提供故事广播。

第二，我倒是很愿意做一个项目，就是去回访那些听过故事长大的孩子。我倒是没有期待故事让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期待他们告诉我说，其实那段小学的时间，曾经有那么几个故事在某一些时间有帮到过他，让他有一点对世界、对他人的不同看法，我觉得这就够了。就像今天我之前讲的那个江西的女孩儿，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叫她一声“宝贝，晚安”，有人愿意说讲个故事给她听，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已经很美好的地方。

Q3：这个睡前故事听起来还是替代性的，就是替代父母的作用，替代原本可以由父母或者老师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是，这些故事对这些父母有没有影响？

A：当然爸爸妈妈在身边是最好的，但大量的孩子的父母是不在身边的。父母在身边的情况也不一定会好很多，因为在农村，可能他们父母本身就是留守二代，他们父母的父母在八、九十年代就出去打工。这些父母的养育方式合理吗？跟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正确养育也存在着很大的鸿沟，这本身就是贫困问题中最本质的一些问题。

但是，任何一个产品、一个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边界。曾经有很多人都跟我们说，你应该联系到他的父母，去影响他的父母，甚至让孩子的父母给他讲故事。这个想法很美好。但是我们有50%的孩子是留守，他们的父母散落在全国各地，我找到他们的成本有多高，他们的老师在几年之内都甚至没办法和一些孩子的父母通一个电话。想象很美好，而有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所以我们在做的更多是影响老师。现在老师们已经不用训斥、叫喊的方式去让孩子睡觉，老师在减轻管理负担的同时也会发生理念上的变化。

Q4：歌路营也做了很多的线下课程，包括科学课、宿舍美化的板块，其实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做这一部分的拓展的时候，跟故事项目在线上的规模化模式是否会展示出不一样的挑战？

A：心理课、学科补充课程，我们已经小规模推广到了近百所。而类似宿舍美化等项目，我们还在试点和找方法阶段。今年4月份我们在四川开了大会，有一百多位校长来参加。我们做了一个调研，问各位校长需要什么。现在很多校长不再说我们没宿舍，没食堂，没厕所，没操场，而是问我们的课后安全怎么搞？课后活动怎么搞？孩子心理出了问题怎么办？阅读谁来带？校园文化怎么设计？这些软性的需求，在满足了硬性需求之后就会出现。所以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工作的方向，如何让故事不只是比较单一的内容，而是呈现更综合的内容；如何去打包进学校。这还是我们在研究的一个事情。

Q5：歌路营现在的瓶颈，比如在线下课程上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是整个农村教育，包括城市教育的瓶颈。再往下走的话，是不是可以倡导一下对政策的引导和影响？

A：其实我们有在做，我们和北大中国教育财政所一起做的评估报告很早就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包括我本人也去过国务院，给部委作报告。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是在社会一个非常细的分支上。我们很难理解，一个政策的改变，需要牵动整个体系，涉及的群体非常大。

第二点，其实我觉得任何政策的改变不是在今天，我们做的所有教育的结果一定是发生在20年后。比如“免费午餐”，大家可能都觉得是邓飞倡议一下就实现了，但其实这之前是有研究机构多年的跟进和倡导，中央政府也讨论过的。只是邓飞的倡议通过媒体完成了最后一步。一个制度、教育理念的改变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成果，但是没有看到成果你做不做？我觉得要做。也许我只是垫脚石中的一块，但是因为我的存在让垫脚的那一块高一点点，我觉得就很好。

还有别人比我更有视野、更有资源、有更大的胸怀，可以倡导更多的人来做。如果有其他仅仅会来做寄宿学校，我愿意分享我们的经验。

今天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好，朝着我们希望影响的方向不断努力。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杜爽，歌路营联合创始人，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委员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美国咨询师认证管理委员会全球职业规划师(GCDF)认证培训师。

C讲坛是由C计划和三一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讲座活动，每月一期，邀请活跃在公共领域的青年领袖为你分享他们的观察和实践，倡导多元价值，理性思考。